我们的中国（精装全四册）

      中国是一个怎样的中国？  

      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历经多年遍访中国上古以来重要的城址、战场、祭祀遗迹等，在旅行日记和考察记的基础上，写作《我们的中国》。书中从禹贡九州，讲到周秦的两次大一统；从寻访孔子和秦始皇、汉武帝的足迹，到中国的山水形胜、岳镇海渎；还论述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地理问题。

        经由此书，中国自上古以来的人文和精神世界，有了一个大地上的维度。《我们的中国》是李零在《我们的经典》之后，又一部研究中国的巨制。

 

      著名学者李零历经十余年，在中国各地一边考察一边读书，探究古代历史，思考当下问题，推出专题论著集《我们的中国》。

　　全书分四编

*编“茫茫禹迹”，讲述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禹迹”是古人对中国的起初表达，本书通过禹贡九州总论中国地理的全      貌。

第二编“周行天下”，跟随古代“三大旅行家”的足迹寻访古今变迁。*一位旅行家是孔子，第二是秦始皇，第三是汉武帝；孔子是宦游的代表，秦皇、汉武是巡狩的代表。

第三编“大地文章”，既是山川考察记，也是家乡考古学。中国人极重视“老家”，寻根问祖也要有从纸上到地上的功夫。

第四编“思想地图”，特别提到思想的重要性，“大一统”是古代的世界概念，中国叫“天下”。中国是一个文明漩涡，既有辐辏，也有辐射，雪球越滚越大，形成了“大一统”。

近年来李零所做的学术工作，集中于研究中国各地的地上遗迹、地下文物，新的问题来自*的考古发现或是对传世文献的全新解读，在一系列具体研究的背后，是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他将多年来的论著、学术随笔、考察笔记结集成书，就是《我们的中国》。

　　从《我们的经典》到《我们的中国》

　　在写作《我们的中国》之前，李零用了近八年的时间，撰写了另一部大书《我们的经典》。他站在出土文献研究的前沿，为普通读者重新讲解《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和《周易》这四部名著。他说，这是现代人眼中“*能代表中国古代智慧的书”，也“比其他古书更能代表中国文化，更容易融入世界文化”。他写这套书，意在整理、普及优秀的传统典籍，反对泥古、崇古，他的译注和解读显得独树一帜，没有浓重的学究气，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鲜明个性。《我们的经典》套装和单行本迄今销售超过了5万部，仍不断加印，尤其以讲解《周易》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影响*。

　　《我们的经典》和《我们的中国》，有内在的关联。前者通过四部书，解说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后者则是从书斋走向了名山大川，面对一个更广阔、更现实的大地上的中国。

　　《我们的中国》分为四册，各有独立的书名。*册“茫茫禹迹”，讲述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禹迹”是古人对中国的*初表达，这一册总论中国地理的全貌。第二册“周行天下”，跟随古代“三大旅行家”的足迹寻访古今变迁。这三大旅行家是李零所封，指孔子、秦始皇和汉武帝，孔子周游列国是“宦游”的代表，秦始皇、汉武帝劳民伤财的出行是“巡狩”的代表。第三册“大地文章”，既有山川考察记，也有“家乡考古学”。中国人*重视“老家”，书中以晋东南为例做寻根问祖的研究，可以看出从纸上到地上的考察功夫。第四册“思想地图”侧重于思想史。“大一统”是古代的世界概念，中国叫“天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文明漩涡，雪球越滚越大，形成了“大一统”。认识中国、理解中国，从宏观方面着眼，就要思考“大一统”的问题。

　　“两次大一统”塑造了中国

　　李零说道，中国作为文明漩涡，既有“中”对周边的吸引，也有周边对“中”的征服，随着周边不断地加入，与“中”融为一体——“中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考古学家们对早期中国的形成已有许多争鸣，不同的学者依据各自的研究和发现，有二里岗“中国”、二里头“中国”、龙山“中国”、庙底沟“中国”之说，问题越追越远，背景的背后还有背景，似乎难有定论。李零认为，“中国”概念的形成，关键是“两次大一统”，*次是西周封建，终结了三代，夏商周三分归一统；第二次是春秋战国纷争之后的秦汉大一统。

　　中国太大，内外矛盾丛生，自古已然。如何认识中国，对西方人、东方人都是一个难题。西周封建，文武之治，寄托了儒家的理想政治，基础是宗法制。李零说，从西周盛世转为东周衰世，关键在于血缘关系罩不住地缘关系，地缘关系大发展，家和国已经分离，必须有另外一套管法。秦取代周，秦始皇要树立三个方面的大一统：制度大一统、学术大一统、宗教大一统。制度大一统，秦朝很见成效，两千年来有目共睹；而学术和宗教方面的大一统要等到汉武帝时才得以完成，汉武帝是接着秦始皇的事业来做。到王莽时，汉武帝确定的祭祀制度又被废除，官方宗教和百姓信仰完全分开，所以从东汉以来，中国的局面一直是：有国家的大一统，但没有宗教的大一统。这与西方正好相反。

　　“大一统”是个几千年的大发明，也是几千年搬不动的大石头，体系严密，有利也有弊，中国人该如何面对？与大一统相对应，中国的民众自古就*有反抗精神，敢于挑战各种天经地义，皇帝、鬼神、礼法等等，*终全都沦为失败者。没有殷周、秦汉之际的变革，现在的中国就不会是这个面貌。

　　读书行路，思考当下

　　《我们的中国》书中宏观的思考，基于大量具体的研究。占全书篇幅*的，是李零去各地考察的笔记，或结合笔记所写的文章，像汾阴后土祠、雍州、滹沱河、中国的山川祭祀等。他曾应山东电视台之邀，重走孔子走过的地方，行程6000公里，寻访了24个县市，回来后写成6万余字的《大地上的〈论语〉》。他还曾多次深入考察晋东南的上党地区，特别在老家武乡县一带，察看当地的文物、碑刻、古建，写了《上党，我的天堂》《上党从来天下脊》等六篇文章。他抓紧开会和外出的机会，有目的地看了许多的地方，像太行八陉(太行山的八个咽喉要道)、齐鲁的八主祠、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等等。他走了很多路，回来就写成笔记和文章，还要读更多的书。一边读书、一边走路，《我们的中国》大致是这样写成的。

　　不久前，李零先生在北大做了一场有关中国艺术中“瑞兽”形象的讲座，在交流阶段，一位资深的媒体人谈道，“以前读李先生的书，《花间一壶酒》《鸟儿歌唱》等，印象极深，觉得痛快淋漓。今天*次见到他，听他讲这么专深、精细的学术问题，我很难将这位学者李零与那个写杂文嬉笑怒骂的李零联系起来”。确实，李零在专门研究和杂文随笔上都有一些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书，一个人能兼擅这两方面，很不简单；但如果了解一点他这两方面的写作情况，大概不会有上面的疑惑，在他的杂文中，其实能看到学者的严谨和深厚的积累，而在他的学术写作中，也往往可见活泼灵动的文风，以及犀利警策的论断。《我们的中国》这套书篇幅较大，写作时间长，因此写作的形式更为自由，学术与非学术的界限不是那么清楚，他的写作是为问题服务的。读者从书中还可以看出，作者是个善于走路的学者，去过很多地方。学者边走路边读书，思考当下的问题，研究才有生气，才能让自己的专业所长有切实的用武之地。这也是阅读《我们的中国》带来的又一个启示。

                                                                                         摘自山西新闻出版网

        人不可能涉于同一条河流，这是老生常谈。每当我们一步步走进历史，我们也就在一步步退出历史。现在，年纪越大，这种感觉越强烈。

《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我们学得越多，才越需要提炼。有人以为，基础学科就是谁离开我都不行，我离开谁都行，一切都靠积沙成塔，一切都靠归纳法。这是光讲前四个字。

历史拼图，仰赖考古，没错，但你真的以为，历史可以全部挖出来吗？我们的知识永远漏洞百出，已知总是比不了未知。古文字，对象更具体，道理一样。

人老了，精力不济了，单枪匹马，以全求大，那是自不量力。你就是课题费一大把，指挥千军万马，照样没用。以小搏大，只能靠为道日损，学得越多越要损。

        我的最后一个集子偏重地理思想，我叫“思想地图”。地图是让人用眼睛看的，一山一水、一城一邑，很具体，这样的东西也有思想吗？思想也可以用地图来表现吗？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小时候，玩具蛊惑好奇心，让我忍不住把它拆开来，一探究竟。然而拆开的零件散落一地，却怎么也装不回去。Puzzle是一种智力游戏。地理学家怎么把自古及今无数人在大地行走的知识拼成一幅完整的地图，这可不是容易事。

地理也有思想史。

        历史总是被不断简化。好的可能说得更好，坏的可能说得更坏。有美化，也有丑化，让有科学训练的历史学家很不满意。历史学家说，这类历史叙事是一种人为建构，要解构，要重构，细节复原，宁繁勿简。

        前些年，我介绍过一场“学术科索沃”的讨论。贝格利教授的“解构永恒中国”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今年是马年，有两个故事跟马有关，立意正好相反。

        一个故事是九方皋相马，不辨牝牡骊黄。故事说的是，秦穆公有个相马专家叫伯乐。伯乐老了，穆公问他，你能不能找个中意的孩子来接班。他说，我的孩子都不成器，我只能告他们一般的好马长什么样，却没法告他们“天下之马”长什么样。我有个朋友叫九方皋，他的本事比我大。穆公把九方皋请来，他也太不像话，居然连牝牡骊黄都分不清，穆公当然不悦。伯乐解释说，这正是他比我高明的地方。“若皋之所见，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他的道理是，千里马就是千里马，关键是跑得快，这跟牝牡骊黄没关系。他只关心马之良驽，而不是性别与毛色。您还别说，九方皋发现的沙丘之马，牵来一看，果然是千里马。

        另一个故事是公孙龙与孔穿的辩论。公孙龙以“白马非马论”著称，他说“白马为非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今合以为物非也”，其言甚辩，于理则非。他的逻辑是，马是共名，包括各种颜色的马，但白马不等于黄马、黑马，更不等于马。这就像你到马圈挑白马，如果马圈里只有黑马，没有白马，当然也就没有你要挑的所谓马。总之，天下只有白马、黄马、黑马，没有抽象的马。公孙龙是赵国人。当年，他跟孔子的后代孔穿在赵平原君家辩论。孔穿说，“素闻先生高谊，愿为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马为非马耳，请去此术，则穿请为弟子”。公孙龙说，这我就没法办了。我之所以出名，全靠此术，你说你愿拜我为师，却要我先放弃此术，这岂不是说，你要先来教我，然后再当我的学生，世上有这个道理吗。孔穿无言以对。

        九方皋为了追求他心中的“天下之马”，宁肯忽略马的毛色。公孙龙为了解构抽象意义上的马，却把马的毛色看得无比重要。

        汉学家，也许应该说某些汉学家吧，因为笼统的汉学家，据说并不存在，他们对中国的理解真有意思。

        夏根本没有，只是中国人喜欢讲的故事。

        商周是瑞士奶酪，一小片，本来就不大，还满是窟窿。

        中国人是什么？

        定义：只有说Chinese的人才是Chinese。而Chinese language只等于汉语，只有汉族才说汉语。

        推论：不说汉语的地区不属于中国。

        举例：三星堆人会说安阳话吗？肯定不会说。所以三星堆不属于商。同样道理，中国不包括四大边疆。

        结论：中国人说的中国都是虚构，国家主义的虚构，今后只有朝代史，没有中国史。所谓中国史，其实是个混沌。

        《庄子·应帝王》讲过一个故事，跟解构有关：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倏、忽者，瞬息万变也。混沌者，一成不变也。倏、忽南来北往，经常在混沌的地盘上碰面，受到混沌的热情款待。混沌是个大肉球，没鼻子没眼睛，没耳朵没嘴巴，让倏、忽好生着急。他们的回报，无异好心的谋杀。

        大必专制，小必民主，这是古典偏见，也是现实偏见。

        古人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如此，世界如此。西洋史，分，希腊是典型；合，罗马是典型。

        古典时代，地中海沿岸有上千个城邦，到处都是这种由渔村放大的小国。柏拉图说，这些城邦好像水塘边围一圈蛤蟆（《菲多篇》），很形象。但蛤蟆再多，长得全不一样，也得有个共名吧？这个共名叫希腊。

        罗马帝国，块头很大，跟秦汉相似。他们也修长城。欧洲也有过大地域国家。

        中世纪，罗马帝国解体，好像五胡十六国，书不同文，车不同轨，一直到现在都合不起来。他们自豪的自治传统，其实是以这种分裂局面为背景。中世纪，欧洲四分五裂，只能靠基督教统一欧洲。这种精神大一统难道就不专制吗？

        近代欧洲殖民世界，他们碰到的全是历史悠久的大国。小国治大国，怎么治，全靠横切竖割，分而治之。中东北非，很多国家的边界都跟刀切的一样。

        民主解构专制，这是现实版。

        他们说，所有大帝国都应解体，所有落后国家的民族主义诉求，都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哪怕左翼思想家都绕不出这个圈子。

        过去，英国人的漫画很形象，中国是块大蛋糕，所有列强围坐一圈，手拿刀叉，正把它切开来吃。他们说，所有大帝国都必须解体。解到什么份上才合适？谁也不知道。从理论上讲，只有分到一国一族、一语一教才合适。

        两次大战，冷战和后冷战，世界被反复解构，反复重构，没完没了。

        解构不仅是理论问题。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如此，现在也如此。王明珂说，“中国民族”与“中国少数民族”是什么，学者有两种解释模式——“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羌在汉藏之间》前言）。他更倾向后者。因为近代建构，所以才要解构。

        其实，中国的任何民族，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其内部都是千差万别，历史上都是千变万化，认同与识别，不仅现在复杂，从来都复杂。

        中国这么大，这么复杂，当然值得做深入细致的研究。但是，“解构永恒中国”并不能取消历史的中国和中国的历史，这就像白马黑马，你分得再细，它也还是马。

        传统中国真的就是从周代城邦到编户齐民，从民主走向专制吗？

        现代中国真的就是抛弃历史，完全按现代民族国家的身段量体裁衣重新订制吗？

        予虽鲁钝，不敢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