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

人不同于禽兽，毋庸置疑；人是一种大型哺乳类动物，亦毋庸置疑。
　　根据现代遗传学研究，我们与另外两种黑猩猩的基因组，有98%是相同的。若有从外太空来的动物学家，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人归类成“第三种黑猩猩”。我们对人类并不陌生，但是，人类是怎样演化成今天的模样的？人之所以为人，又是哪些关键因素的杰作？
　　对于人类的兴亡史，我会分成五个部分讨论。*部涵盖几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史，直到一万年前农业兴起前夕打住。第二部则讨论人类生命循环中的变化，那些变化与骨架的变化一样，对语言和艺术的发展，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在聚焦于我们文化表现的生物基础之后，第三部接着讨论那些我们认为使“人异乎禽兽”的文化特征。我们*先想到的，往往是语言、艺术、农业这些引以为豪的文明标识。不过，使“人异乎禽兽”的文化特征，也包括我总结为人类自然史记录上的污点，例如吸毒。
　　除了吸毒，我们的阴暗特征中，还有两个可能引领我们走上毁灭的道路。第四部讨论其中的一个：我们仇杀外族的潜能。另一个人类的阴暗特征是：对环境日渐加速地破坏。这个行为其实也有不折不扣的动物原型，不幸的是，许多人仍然怀抱卢梭式的幻想，以为我们破坏环境的行为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新鲜事。在第五部，我会细说人类经营环境失当的历史，以戳穿那个幻象。
　　人类从动物界兴起，同时，我们自毁的能力也加速成长。我们面临的问题，的确发轫于动物根源。那些问题跟随着我们，与逐渐增长的力量和人口一起成长，现在更是以惊人的速度膨胀得厉害。
　　要不是我感到迫切的危机，是不会写这本书的；如果我相信我们毁灭的命运已经注定，也不会写这本书。其实，我们缺的就是必要的政治意志。我在本书追溯人类的物种史，就是为了协助凝聚那个意志。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以生物学开始其科学生涯，进而研究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员。曾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员基金及全国地理学会伯尔奖。在《发现》、《博物学》、《自然》和《地理》杂志上发表论文200多篇。

译者序  究天人之际
绪论
部  不过是另一种大型哺乳类罢了
  章  三种黑猩猩
  第二章  大跃进
第二部  奇异的生命循环
  第三章  人类性行为的演化
  第四章  婚外情的逻辑
  第五章  择偶的逻辑
  第六章  性的选择与人类起源
  第七章  死亡与老化的奥秘
第三部  人为万物之灵
  第八章  语言的演化
  第九章  艺术的自然史
  第十章  农业：福兮祸之倚
  第十一章  为什么麻醉自己——烟、酒与毒品
  第十二章  深邃的寂寞
第四部  世界征服者
  第十三章  人类史的新面貌：世界村
  第十四章  问苍茫大地，谁主浮沉
  第十五章  印欧语系扩张的故事
  第十六章  “原住民”问题：族群冲突
第五部  日中则仄
  第十七章  天人合一的迷思与理念
  第十八章  哺乳类大灭绝：新世界的故事
  第十九章  更大的危机：生态
跋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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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雷德·戴蒙德：从一名野鸟观察者成长为一位出色的生物地理学家

究天人之际
　　早在1863年，比较解剖学家赫胥黎（1825—1895）就发表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指出猿类的解剖构造，与人类比较相似，与猴类的差异较大。现代遗传研究，也发现人类与非洲大猿（大猩猩、黑猩猩与波诺波猿）非常类似。尤其是两种黑猩猩（过去波诺波猿叫做“倭黑猩猩”）基因组与人类的差异不过1.6％。因此，人类便是“第三种黑猩猩”。三种黑猩猩的遗传差异那么小，表示各自独立后的演化史非常“浅薄”，据估计，大约在700万年前，人类才分化出来，走上独立演化的道路。
　　但是，人类演化史的大关大节，只有“化石证据”能够透露。
　　根据19世纪前半叶得到的一个“定律”，与现生物种有关的化石种——也就是现生物种的祖先——通常在现生物种出没的地区出现，达尔文推测非洲可能是人类进化的摇篮。果不其然，这个预言被证实了，考古人类化石在南非与东非纷纷出土，令人眼花缭乱。现在学者反而“抱怨”：上课讲义与教科书得经常更新才成。
　　人类的演化史，分好几个特色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猿类是在中新世（2400万年前到500万年前）演化出来的。大约到了中新世晚期开始的时候（约1000万年前），猿类已经是灵长类中十分兴旺的一个家族，种类繁盛，分布广泛，欧亚非各地都有它们的踪迹。可是好景不长，自800万年前起，猿类大量灭绝，留下的化石也极为稀少。现代猿类像是个破败家族的孑遗子孙。人类祖先就是在这个猿类衰亡史的背景中出现的——人类似乎是猿类演化的新出路。目前我们对于早的人类祖先，所知有限，一方面由于化石稀少，另一方面由于人和猿的相似程度太高了，即使发现了“早的”人类祖先化石，学者也不见得能分辨出来。
　　我们知道得清楚的早期人类祖先，是著名的阿法南猿“露西”，大约生活在350万年前的东非。他们的脑容量与黑猩猩差不多，体型比黑猩猩稍小，能够直立行动，但是手脚的解剖构造，仍呈现树栖的特色。南猿这群“人科”动物，展现了旺盛的模化活力。他们在东非与南非，演化出许多种类。300万年前到100万年前之间，非洲至少有两种以上的“人”同时生存，包括“南猿属”与“人属”，他们的栖境可能有重叠之处。现在我们是地球上惟一的“人”，在一起生活。现生大猿的栖境，彼此隔绝，从来没有做邻居的经验。
　　人类为何能从猿类中脱颖而出？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即使人类已经独立演化了几百万年，从“露西”身上我们也很难侦查到什么“人性”；没有证据显示他们会制作工具，从他们的两性解剖学判断，他们的社会组织不会与大猿相差太多。所以有学者提议：他们只不过是“直立猿”，因为他们与大猿显著的不同，就是直立行动的姿态与生活栖境。在学术史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觉悟”，因为直到20世纪之初，对人类演化有兴趣的学者仍以为，人类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文弱物种，凭着优越的大脑，斗智而不斗力，才能成为万物之灵。
　　因此他们期盼的人类祖先化石，是一种脑子大得异常的动物。难怪所有今天有名的人类祖先类型，当初多数学者都认为他们充其量只是人类系谱上的“非主流”，只因为南猿的脑量与大猿差不多（400CC），而北京人（一种直立人）的脑量，平均1043CC左右（现代人平均1500CC）。
　　其实直立猿（人类祖先）所以能够“走出去”，脱离传统的大猿栖境，别开生面，另创新局，全仗直立的姿态。今日世界上只有4种大猿，非洲3种，亚洲1种（红毛猩猩），全都生活在热带森林中。红毛猩猩几乎可以终日待在树上而不下地。大猩猩因为体重的缘故，无法在树上活动，仍然居住在丛林中。中新世晚期以来，地球温度长期趋冷，热带雨林面积缩减，猿类的生活空间缩小了。学者推测这是猿类失落的主因。
　　更重要的是，直立姿态几乎全面地牵扯了猿类身体的基本结构，骨盘、脊椎不用说了，连胎儿的发育模式都受影响。因为直立的姿态使得女性的骨盆腔缩小，所以胎儿也许不足月就必须提前出世；提前出世的胎儿，由于不再受子宫环境的束缚，也许反而能“自在”地发育。人类大脑发育的特色，就是出生后还能继续以同样的速率增长，而猿类出生时大脑几乎已经发育完成。换言之，人猿脑量的差异，不过是发育历程的差异决定的。
　　因此我们虽然不清楚当初人类祖先“出走”的肇因，直立的“结果”却是深远的，例如人类自豪的大脑，就是直立姿态的“副产品”。但是，人类演化史上，大脑、文化业绩与物种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什么“逻辑”可言。首先，大脑的确有逐渐增大的事实，但是却没有在文化史上激起相应的发展。例如旧石器时代“早期”分前后两期，分别持续了100万年。前期从250万年前开始，石器制作的技术、形制一直没有变化。直到150万年前，新的石器类型才出现，即“手斧”，于是“旧石器时代早期”进入了后期。可是这150万年间，人类体质却经历了好几个“物种”层次的演化（南猿——巧手人——直立人）。也就是说，新的体质类型出现的时候，并非总是伴随着新的文化类型。似乎文化发展总是慢半拍，落后于体质类型的演化。
　　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关系，由于考古资料丰富，更凸显了这个现象。尼安德特人化石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1859年）之前就已经发现了，他与现代人的关系一直是古人类学争论不休的焦点。典型的尼安德特人，生活于12万年前到3万年前的欧洲与西亚。他们比现代人身材稍矮，体格粗壮魁梧，脑容量已达到现代人的标准，但是头和大脑形态与现代人稍有不同。尼安德特人的前额低矮，脑颅的前后轴线较长。比较起来，现代人天庭饱满，额叶比较发达，颅顶较高，前后轴线较短。从神经心理学的证据来看，额叶涉及高等心智功能，是认知系统中组织、综合、判断的中枢。看起来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应有神经心理学的差异。（这不只是作者强调的：尼安德特人也许没有现代人的说话能力。）但是十几万年前，现代人的祖先刚在非洲出现时，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新奇的文化创作，即使有也是零星地在中东地中海海岸地区，现代人祖先与尼安德特人曾经生活在同一地区，共享同样的文化。直到4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灭绝的前夕，现代人似乎才发展出新奇的文化类型（旧石器晚期文化）。也许，因为现代人发展出了新奇的文化，所以有能力驱使尼安德特人走上灭绝之路。
　　这个事实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体质演化似乎与文化创作没有关系？作者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因为作者不是“正统的”人类学家。在精神意趣上，作者可说是“今之古人”，以传统“自然史”发展之路透显人性的根源——这才是本书的特色。20世纪初学院派人类学正式在学术社群中生根，可是传统的“人类自然史”（“人类学”的本义）架构却解组了：生物的归生物，文化的归文化，好端端一个人类学搞出了“两个文化”，不仅不通音讯，甚至分庭抗礼、对立攻击。
　　事实上，我们人类的确是自然孕育的“怪胎”，我们从自然来，可是又与其他动物有别。人类自然史一定是一门“究天人之际”的学问，必须解答“人性”起源的问题。在人类500万年以上的演化史上，我们认得出的“人性”近几万年才出现，而我们现在对“人性”的理想与期望，是这1万年才发展出来的。因此，不仅深入人类的生物学背景，是理解与凸显“人性”特征的重要钥匙，人性“发展”的秘密也不可轻易放过。否则，有的社群几千年前就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有的社群到了19世纪仍处在石器时代，如何解释？本书对于当前的重大议题，如两性关系、族群关系、生态问题，都有重要的睿见，关键在此。人类的“性行为”决定了社会组织的方式。人类是惟一遍布全球的物种，一方面获得了充分的“人性”实验空间，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导致“族群问题”。人类近1万年的历史，以族群扩张与冲突为基调，可是充满血泪的历史剧，进一步分析后，反映的竟然只是“生物地理”的宿命。族群扩张其实还有更深刻的面相，塑造了人文世界的荣耀与隐忧：发展普遍人伦理想以及恣意剥削自然。
　　总之，作者的关怀与结论固然动人有力，他讨论问题的路数（自然史），更值得欣赏。作者的多重身份，更令人玩味。戴蒙德受过生理学博士的训练，专业领域为肠道的吸收机制，在大学医学院教授生理学，并以生理学研究的成绩，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可是他也是一位田野生物学家，精心研究了新几内亚以及热带太平洋各岛屿的鸟类生态与演化。他的丰富调查经验，又让他涉足环保事务。
　　戴蒙德呈现在本书的观点与希望中，新几内亚都扮演了关键角色。这是他本为知识大众写的书，1992年出版了本书中的重要论点，又在1997年出版的两本书中做了更完整的铺陈《枪炮、病菌与钢铁》、《性趣何来》。

“妙趣横生，风格生动，我们不由得开始思考人类的演化和身世之谜：我们从哪里来？又将走向何处？
                                     《纽约时报书评》

“《第三种黑猩猩》这本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爱德华·威尔逊（美国国家科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