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001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019

第三章　各得其所 039

第四章　明治维新 065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债者 083

第六章　报恩之万一 099

第七章　最难承受的情理 117

第八章　洗刷污名 129

第九章　人的感官世界 157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173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201

第十二章　儿童学习 223

第十三章　投降以来的日本人 261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美国人类学家，是20世纪初为数不多的女性学者之一，受到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的影响，同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最早提出文化形貌论（Cultural Configuration），认为文化如同个人，具有不同的类型与特征。

1887年6月6日，鲁思·本尼迪克特出生于纽约市，本名鲁思·富尔顿。父亲佛雷迪·富尔顿是名外科医生，母亲碧翠丝·夏塔克则受过高等教育。鲁思一岁时，父亲染上怪病，全家被迫迁往雪南哥山谷的农庄与祖父母居住。第二年，妹妹玛洁莉·富尔顿诞生，几星期后父亲病逝，全家顿时陷入贫困之中。

母亲为了养家，在鲁思五岁时便到附近的诺维镇上做了一名教师，并兼任图书馆员的工作。1894年，为了配合工作需要，母亲带着她和妹妹迁居到蒙大拿州、明尼苏达州和水牛城等地，暑假时又回到娘家与一位寡居的阿姨同住。高中时，鲁思开始从事写作。由于患有轻微的重听，小时候的鲁思反应有些迟钝，常被亲戚和其他人误认为有些痴呆，因而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但也养成了她文静甚至孤僻的个性。

1905年，鲁思与妹妹一同就读于瓦萨学院，主修英国文学。1909年自学院毕业后，鲁思同母亲居住在水牛城，并在慈善组织会社工作一年，然后又前往洛杉矶的西湖女子学校任教一年，隔年又前往加州的帕萨迪纳教书。1913年，鲁思与康奈尔威尔医学院的生物化学家史坦利·本尼迪克特坠入情网，两人于1914年结婚。

1919年，在前往社会研究新学院旁听了人类学家艾尔丝·帕森思和亚历山大·戈登怀瑟的课程之后，鲁思·本尼迪克特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因此1921年鲁思·本尼迪克特决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在法兰兹·鲍亚士指导下学习三个学期。由于当时已年满35岁，依校方规定无法领取奖学金，因此必须兼任编辑和教师职务才能维持生活，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大学附近租了一栋小房子住。1922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她接任法兰兹·鲍亚士的助教，同时继续旁听鲍亚士的课程。 

1923年，鲁思·本尼迪克特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讲师，并讲授了几门美术课程。1924年夏天，她首次到祖尼人部落进行田野调查，1925年夏天她到柯契地族和皮马族进行调查，1931年又带领学生到麦斯卡罗族进行研究。在这些短期田野调查之中，鲁思一方面纪录整理了大量即将消失的传说和仪式，另一方面又逐渐构思出文化形貌论（Cultural Configuration）的想法。

1931年，鲁思·本尼迪克特正式与丈夫史坦利·本尼迪克特分居，同年接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的职位。

1932年，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出版。在著作中，鲁思描述了三个种族（普布罗族、多布族和夸奇乌托族国）不同的文化，并引用尼采的论述，以日神型、酒神型与夸大妄想型这三种人格特质分析三个民族的性格，并认为文化本身其实如同个人，可以分成许多不同的人格类型，每种类型使文化产生不同的差异，也塑造出民族集体的性格。由此引申，她暗示出了强烈的文化相对论观点：每种文化各有自身的特性，因此不存在谁好谁坏，谁优谁劣的绝对判别。另外，鲁思引用了大量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的术语与观点描述文化，并首先把个人的文化适应与成长置入研究文化的项目之中。这在当时的人类学界引起相当大的讨论，也对鲁思·本尼迪克特之后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

1939年暑假，鲁思·本尼迪克特带领学生到黑足族进行田野调查后，回到加州的姨妈家休假一年，同时专心撰写《种族：科学与政治》，希望透过该书表达反对纳粹种族中心论的立场。隔年秋天，她受布林茅尔学院邀请发表了以“和谐”（Synergy）为题的演讲，借此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谐为促进人类进步之社会，与此相反者则为恶，应为人们所唾弃。

1941年，随着战事日渐升温，鲁思·本尼迪克特被邀请担任国家研究会饮食习惯委员会委员，开始研究文化与饮食之间的关系。在这段时间内，她逐渐展开对国民性格的研究，并提出一些报告与摘要。1943年，鲁思开始接触各参战国的文化资料，并出版了一系列介绍罗马尼亚、泰国等国的著作，以及名为《人类的种族》的小册子。

由于遭到排挤，鲁思放弃欧洲文化的研究，转而投入研究日本文化的团队，由于她巧妙回避掉当时研究者对心理学研究方式的论战，使其成果远远比他人丰硕。1945年，她请假回到加州专心写作《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并于隔年完书付梓。

《菊与刀》是鲁思·本尼迪克特以文化遥距研究法做出来的成果：她从当时日本发布的宣传电影、集中营中的日裔美国人和战俘的访谈记录以及日本人的文学作品中收集资料，重新建构出日本文化以及对日本战后重建的期许。书中，她不但以文化形貌论谈论了日本文化的特质，还从孩子教养的角度剖析日本人的生命史，其细腻的描述摆脱了学术上的论战，开启了西方对日本文化的研究热潮，使得战前对日本一无所知的情形彻底扭转过来。《菊与刀》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接管政策，其中如保留日本天皇等建议都为当局所接受。

1946年6月，鲁思·本尼迪克特荣获美国大学妇女联会颁发的杰出女性奖，同年秋天回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并被选为美国人类学学会主席，同时申请到“哥伦比亚大学当代文化研究”的研究计划。1947年7月1日，鲁思·本尼迪克特正式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教授。

由于计划庞大复杂，任职的系所又不支持，鲁思被迫整天忙于公务。1948年5月，在出席完联合国文教组织在捷克波德布拉迪举行的研讨会的第二天便罹患冠状血栓症。五天之后病逝于医院，享年61岁。1995年10月20日，美国邮政服务公司为了纪念她的贡献，发行了一套印有她头像图案的邮票。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在美国人眼里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过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为古怪的。在其他任何战争中，美国都没有必要去考虑其主要对手的一些截然不同的行为和思维习惯。如同1905年那场与俄国人之间的战争，我们同样与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体系但是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国家战斗。很显然，日本人并不具备西方国家所公认的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我们必须认识到太平洋战争不仅是一系列海岛登陆战，不仅是一场艰难的后勤服务战，为了对付日本，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行为行事方式。

困难超乎想象。自从日本放弃闭关锁国，开放门户七十五年来，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但是”之类的词语被用于描述日本人，这是对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有过的。一位严谨的评论家论及日本人之外的其他族裔，他不会说他们空前的礼貌，又加上一句：“但是他们蛮横、骄傲自大。”当他说到他们在行为上无比刻板时，他不会补充：“但是他们很容易接受激烈的革新。”当他认为他们温驯时，他不会过多解释他们并不容易接受上级的控制。他不会既说他们高贵宽厚，又声明他们粗鲁、睚眦必报；也不会既说他们勇敢异常，又细述他们的怯懦、不坚定；也不会既说他们不介意别人的意见、自行其是，又说他们极具是非心；也不会既说他们的军队中有着机器人般铁的纪律，又描述军队中的士兵是如何不服从管教；也不会既说他们热心于西方学识，又强调他们的极端保守。他不会既写一本书讲述该民族是如何爱美，如何给予演员、艺术家以及培育菊花的艺术以崇高评价，又写一本书来说明这个民族是如何醉心于刀剑文化和武士的至高荣誉。

然而所有这些矛盾都千真万确，而且是有关日本论著的基础，菊与刀都是这幅图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既好斗又非常温和；尚武又非常爱美；粗暴又非常有礼貌；刻板又非常懂得变通；温顺又非常叛逆；高贵又非常粗俗；勇敢又非常怯懦；保守又热心于新鲜事物。他们非常在意别人对他们行为的看法，而当别人对他们的过失一无所知时，他们心里会充满了罪恶感。他们的士兵受到了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

既然美国意识到了解日本人的重要性，那么上述尖锐的矛盾及其他许多令人头疼的问题都不能置之不理。严重的事态接踵而至，日本人将采取什么行动，我们不进攻日本，日本有无可能投降，我们应该轰炸皇宫吗？我们该如何处置日本战犯，在我们的宣传资料中，我们该如何劝说日本军队、日本国民以挽救美国人的性命，又该如何教化那些一意顽抗到底的日本人，当和平到来之时，日本还需要永远的军事管制来维持秩序吗？我们的军队有必要为了打击那些隐匿在日本深山老林中的疯狂抵抗分子而备战吗？世界和平降临之前，有必要效仿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在日本也掀起一场大革命吗？由谁来领导呢？彻底消灭日本也是选择之一吗？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判断肯定是众说纷纭的。

1944年6月，我被委任做日本研究，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所有技术去解读日本人的真实面目。初夏，我国对日本的大规模进攻刚刚拉开序幕，美国人大多认为对日战争将持续三年或者十年，甚至更长。日本方面则认为这场战争将持续一百年，在他们看来，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本土甚远，故而美国只能取得局部胜利。他们的官方公报从未承认海军的失败，日本民众仍然认为他们是胜利者。

然而，进入6月以后，战局开始转变。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最高司令部两年半来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已无必要，对德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在太平洋战场，我们的军队在塞班岛登陆，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宣告了日本的彻底失败。从那时起，我们的士兵便日益与日军短兵相接。通过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的战役，我们清楚认识到了与我们对抗的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敌人。

因此1944年6月，弄清楚关于我们的敌人——日本的一系列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疑问无论是军事上的，还是外交上的，也无论那是出自最高决策的要求，还是出自在日本前线散布宣传册的需要，都必须提出真知灼见。在这样一场对日本的全力以赴的战争中，我们要了解的不仅是东京当权者在军事上的意图和目标，不仅是日本的悠久历史，也不仅是军事、经济上的数据统计，我们必须清楚日本政府从他们的人民那里指望什么。我们必须努力理解日本人思想和情感上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还必须了解这些行为和观念背后的约束力。我们必须把我们作为美国人的前提放到一边，避免轻易得出结论，认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会怎样做，日本人又会怎样做。

我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美国、日本在交战中，虽说战时把一切问题归咎于敌对国非常容易，但要想知道敌人自己心目中对人生的看法就难得多了。然而这件事还是必须得做。问题是日本人是如何行动的，而不是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上会怎么做。我必须设法用日本人战争中的行为，作为了解他们的“正值”即有用的资料来加以利用，而不是作为不利条件看待。我必须观察他们引导战争的方式，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与和平中一样，日本人战时的行为也自有其日本特色。他们对待战争表现了哪些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特征？他们的领导人鞭策战争精神、消除国民惶惑，以及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他们自以为可资利用的力量是什么？我必须认真研究战争中的细节，来观察日本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暴露自己。

我们两国交战这个事实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极大的弊端。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文化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考查。我不能去日本，住在当地观察日常生活的各种习气，用自己的双眼观察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我也无法看到他们在做出一个决定时的复杂心态，无法看到他们的孩子是如何成长的。另一个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关于日本乡村的学术研究专著——《须惠村》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1944年我们面对的关于日本的许多问题在该书写作中都没有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