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6389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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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名著，思想家书系，一版再版，多国畅销；
★世界公认现代日本学的鼻祖，被誉为现代“日本学开山之作”；
★近现代非常畅销的文化研究专著，了解日本文化的经典著作；
★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书，社会科学研究直接运用于政治实际操作的例证；
★看日本在百年之中的崛起。
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鲁思·本尼狄克特的成名作。
打开人类精神宝库，引领大众思想轨迹。
了解日本不得不读的经典著作。
作家出版社重点出版，精心编校，值得信赖。
封面典雅，装帧精美，双封面精装，可读宜藏。
用纸考究，用墨环保，字号够大，印刷清晰，享受阅读不伤眼。
《菊与刀》原来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出于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之目的所做的军方调查报告。但本书自1946年正式出版后，在美国、日本等国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现代“日本学开山之作”。64年间，已经被翻译为30种语言，创下了天文数字般的3000万册销量。更值得称道的是，本书作者对日本人性格和文化的定义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性的解读范本，问世64年间，想模仿和超越这本作品的不计其数，但没有一本能做到。
第一章 课题：日本／1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17
第三章 各就其位／36
第四章 明治维新／65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84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98
第七章 报答最难承受／114
第八章 让名声清白／124
第九章 人情圈／153
第十章 德行的窘境／168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199
第十二章 儿童的获知／221
第十三章 投降日以来的日本人／260
总 序
张 炯
只有人类才有思想。人类作为能动的主体，它的意识就不仅仅是存在的反映，还能够超越存在，改造存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正因为人的思想具有能动性。人的能动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的能动性，然后才作用于人改变世界的实践。人的思想能够从实践提升理论，从现象透视本质，从已知透视未知，从历史透视未来。构成人类思想的感性和理性，逻辑推理力以及想象力和幻想力，使人类的思想成为认识现实、改造现实的强大精神力量。思想家正是以自己的杰出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成为有益人类历史进步的卓越人物。
前些年，欧洲曾把孔子和马克思推崇为人类历史千年以来的两大思想家，当然都基于认识到他们的思想对人类的历史进步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不仅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的精神支柱，对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家也产生过仍然有益的借鉴。直到今天，孔子思想中的积极部分，仍然滋养着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他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剖析，对全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已无人能够否认！
思想是无国界的。可以说，人类自脱离动物界成为高等动物以来，就不断在借鉴和分享彼此的思想。有益的思想也只有获得更多人群的享有，才能通过人们的广泛实践，产生改造世界的伟大作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越能获得更多促使人类进步的思想资源，就越有利于使自己强大，使自己走向历史前进的潮头！
我想，这就是作家出版社与北京高高国际文化传媒在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前提下合力打造的这套大型“思想家”书系的初衷。这套书系计划精选、汇集自古以来人类精神思想文化长河中最为璀璨耀眼的传世名著，以及当代探寻社会发展的深刻的人文思考，争取覆盖历史、文化、哲学、政治、社会科学、文学理论等多个重要领域。出版方致力于译文流畅、精准和学术严谨、可靠；并参考已有译本，力求文字浅显、通俗，版式和纸张达到鲜亮、悦目，易于贴近普通读者，宜于读者捧读、收藏。
我国正在为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我相信，这套书系的出版和发行，必将有益于我国思想文化资源的广泛积累，也必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并有益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是为序。
二〇一六年五月五日于北京
译者序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在欧洲战场，德国败局已定，美国开始制定对德的战后政策。而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还在疯狂地运转。面对这个与自己有着巨大差异的东方民族，美国最高决策层认为有两大棘手问题亟待解决，一是日本最终会不会投降；二是如果日本投降，是否需要保留其天皇体制。美国政府将这两大问题交给了杰出的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
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曾就读于美国瓦萨尔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她的老师是被称为“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的博亚斯。本尼迪克特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此前已在原始宗教、人种学和民族人格理论方面有过丰硕成果，并在1934年写出代表作《文化模式》。“受命”于美国政府之后，她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科学方法，写出一份关于日本的长篇研究报告，报告里预测了日本会投降，并指出要保留日本原有的统治体制。战后，美国制定的对日本的治理政策以及日本的社会发展状况与这份报告的意见惊人的一致。1946年，作者将报告加以整理，并加上了研究方法和日本投降后情况的概述（即本书第一章和第十三章），以《菊与刀》为名正式出版。由于作者对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的多方面的了解和深刻见地，此书一出版立即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连日本学者也认为此书是了解日本文化的最好读本，甚至认为通过这本书日本人才能真正了解自己。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部著作仍然被世界各国研究日本民族的学者广为论及，奉为圭臬。
但是，由于战争的原因，本尼迪克特在写这部书时没有机会到日本进行实地考察，而且此前她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这也是为什么仍有些人对这部著作有看法的原因。那么，本尼迪克特本人又是以什么独特方法来解决这一看起来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之大忌的矛盾的呢？其实在她的文化模式理论中，本尼迪克特就提出了各种文化具有各自特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特定的文化支配特定的行动和思维方式，而人类文化学则应侧重研究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文化结构对民族人格的整塑和影响上。在本书的第一章，作者也清楚地讲到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并不惜笔墨描绘了日本民族的矛盾和双重的人格。她以“菊”与“刀”来概括日本人的文化特征和性格的二元性，因为在日本，“菊”是皇室的家徽，而“刀”又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显然这样一种具象概括是颇有深意的。由此矛盾入手，作者分析了日本文化的秩序观或等级观，从政治法度到社会风俗，从价值体系到生活小节，从道德伦理到人格修养，从上层统治到日常经验，无不贯穿了细致入微的文化模式和人格理论层面的民族文化特征分析。在这一过程中，作者综合运用了比较研究方法，将日本文化与西方的欧美“罪感文化”及东方的中国儒家“仁道”文化相对比，把日本文化总结为一种独特的“耻感文化”。这一成果对于日本社会文化研究来说无疑是个巨大贡献。“罪”是要靠内心来主动反省的，而“耻”则是因外力而被动感受的，前者隶属于个人，而后者依附于群体。和“罪”相联系的是“赎罪”，是良心的自责和忏悔；和“耻”相联系的是“雪耻”，是人前的报复和炫耀，二者有着天壤之别。然而对于日本人来说，“耻感”却是高于一切的，它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判断、行为选择和义务认同。由此，日本民族在一定时期内的人类秩序观念、天皇和神道观念、战争观念乃至武士道精神，均可一一迎刃而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著者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但她却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包括去战俘营中了解被俘的日本士兵）搜集了众多详尽的材料，正是依据这些生动而有说服力的材料，作者令人信服地刻画了日本民族的社会文化特征。所以，应该说本尼迪克特在写作此书时确实是做到了扬长避短，在不利条件下做到了当时美国政府所允诺的“利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所有方法”来进行她的研究，从而使《菊与刀》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应用的一个成功范例。
中国和日本隔海而邻，在文化渊源上也有着亲密的关系，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无疑，两国在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但中国真的了解它身边的这位邻居吗？我在此书的翻译过程中，比以前更深切地体会到了中日两个民族在文化和心理上的巨大差异。一方面，日本的神道教让它自足、尊大、偏执和佞狂；另一方面日本又是个岛国，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中华文化的边缘，这又构成了日本文化人格中的那种敏感、脆弱、悲苦和孤绝的色彩。这两方面使日本这个民族显得极其特别。但不管怎样，当今世界的一体化已是大势所趋，任何文化中心主义都已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因此，互相了解对于中日这两个都有着民族优越感习惯的民族就变得尤为重要。
本书据美国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公司版本译出，部分涉及日本历史文化的内容参考了长谷川松治的日译本（社会思想社1972年版）。全书由甄远宁、小森校订，时值酷暑，在此向他们致以深谢。译文力求忠实于原文，但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错误疏漏之处还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晏 榕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象征。20世纪50年代，美国用这本书改造日本，80年代，世界用它分析日本，21世纪，中国用它认识与重新发现日本。本书旨在剖析日本独特民族性格，探寻日本文化传承。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不是通常的学者著书。这本书的基础是一位人类学家为战争期间的美国政府提供对日决策参考而做的研究报告。它的一切论述都服从于一个目的，即揭示一个未知民族的灵魂深处的世界。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晓峰
第一章 课题：日本
日本人是美国曾与之全力作战的最难捉摸的敌人。在其他任何与强敌的战争中，我们都没有必要考虑如此迥然不同的行动和思想的习惯。正如在我们之前的沙俄于1905年所遇到的情况一样，我们与之作战的是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但是有着充分的武装和训练的民族。西方国家所认同的有关人类本性实际的战争惯例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存在的。这使得太平洋上的战争不仅仅是一系列的岛屿海滩登陆战，也不只是无法逾越的后勤供应问题，首要问题成了了解敌人的本性。为了对付他们，我们必须要了解他们的行为。
困难是巨大的，自日本紧闭的大门被打开后的75年来，日本人总是被极为怪异的一串“但是，又……”这样的措词来描述，这在对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描述上都从未有过。一位严肃的观察家在论及日本以外的民族时，说他们彬彬有礼，就不大会再加一句“但是又傲慢无礼、专横自大”；当他说到某民族的举止行为无比强硬，也不会加上“但又容易适应激烈的变革”；当他说到某民族性格顺从时，也不会去解释说他们不易服从来自上级的控制；当说他们忠心耿耿而宽宏大度时，他就不会再去宣称“但是又背信弃义、心怀叵测”；当说他们勇敢成性，就不会细说他们的怯懦；当说到他们行动完全不顾他人评判，就不会接着讲他们有着一颗真正震撼性的良心；当描述他们的军队有着机器人般的纪律时，他不会接着描绘这支军队的士兵怎么样不服管教，甚至以下犯上；当他描述一个民族热衷于西方文化，就不会再去强调他们强烈的保守主义；当他写一本书描述一个民族普遍崇尚美，从而给予演员和艺术家们以极高荣誉，并在菊花栽培方面煞费心力时，通常该书就不会再由作者做出补充，去讲该民族如何致力于刀剑崇拜和崇尚武士的最高荣誉。
然而，所有这些矛盾却成了有关日本书籍的经纬。它们是真实的，刀剑和菊花两者都成了这幅图画中的一部分。在极大程度上，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崇美，既蛮横又有礼，既刻板又善变，既温驯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心耿耿又容易背叛，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易于接受新的方式。他们极为关心别人对他们行为的看法，但当他人对其过错一无所知时，他们又会为负疚感所困囿。他们的士兵极为守纪，却不屈强力。
在了解日本对美国来说已变得如此重要之际，这些矛盾以及许多其他同样纷乱的矛盾就不能被不加理睬。危机在我们面前接连出现，日本人将会干什么？有没有不入侵它而使其投降的可能？我们该不该轰炸皇宫？我们对日本战俘能有什么期望？在对日本军队和日本本土的宣传中我们该说些什么才能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削弱日本战斗至最后一人的决心？在最了解日本的人们之间也存在严重的分歧。当和平来临，日本这个民族需要持久的军管法来维持其秩序吗？我们的军队必须准备同日本的山脉要塞中那些走投无路而又死命坚守之徒进行战斗吗？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后，日本也必须发动一场革命才能迎来世界和平吗？谁将领导这场革命？或者把日本人的灭绝作为另一选择？这使我们的判断产生了极大分歧。
1944年6月，我受命研究日本。我被允许使用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用到的一切技术来讲清楚日本是怎样一个民族。那年初夏期间正是我们对日本的大反攻刚刚显示真实威力的时候。美国的人们仍在讲着对日战争还将持续三年，或者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在日本，人们则议论战争会持续一百年。他们说，美国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他们的本岛还有几千公里。他们的官方报纸几乎不承认海军的失败，而日本的人民也仍把自己看作是胜利者。
然而，在6月形势开始改变了。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最高司令部两年半以来对欧洲战事的优先考虑已无必要，对德战争的结束已近在眼前。在太平洋上，我军已在塞班岛登陆，这是预示日本最终失败的一个大行动。从那以后，我们的士兵便常常与日军短兵相接。从新几内亚的瓜达尔卡纳尔、缅甸的阿图、塔拉瓦和比亚克的战斗中，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与之竞争的是一个强悍可怕的敌人。
因此在1944年6月，对我们的敌人——日本的大量问题做出解答就成为重要的事。无论问题是军事的还是外交的，也不管它出自最高政策还是事关散落于日本后方的传单，每种见解都很重要。在这场日本发动的全面战争中，我们必须了解的不仅仅是东京当权者的目的和动机，不仅仅是日本的悠久历史，也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的统计数据，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政府能从人民那儿得到什么样的依靠。我们必须试着了解日本人思想和情感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的形成模式。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行动和看法后面的支持情况。我们必须把我们作为美国据以行动的前提暂时搁置一旁，尽量不草率地得出简单结论，认为在给出的特定条件下我们会怎么做，他们也会怎么做。
我的课题颇有难度。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在战争期间谴责对手是容易的，但要试图搞明白你的敌人如何用自己的眼睛看待人生就难得多了，而这件事又必须得完成。问题是日本人会怎样行动，而不是假设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时我们如何行动。我必须把战争中日本人的作为加以利用，而不是把它们看成包袱。我必须观察他们操纵战争的方法，而且暂时把它作为一个文化问题而非军事问题来看待。同和平时期一样，日本人在战争期间也是按他们的品性行事的。从他们处理战争的方式中可以得到他们生活和思维方式的什么样的特殊征兆呢？他们领导人的鞭策战争精神，打消迷惑、战场用兵的方法……所有这些显示了他们自认为可资利用的力量是什么？我必须循迹于战争的种种细节，来搞明白日本人是如何一步步暴露自己的。
但是，我们两国正在交战的事实不可避免地成为严重的不利条件。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我无法去日本，生活在他们家里观察他们日常生活的负担与压力，并亲眼看明白哪些是至关重要的，而哪些又是无关紧要的。我无法观察他们在复杂事务中如何做出决定。我无法看到他们的孩子被怎样抚养成人。约翰·艾姆伯瑞的《须惠村》是一个人类学家对一个日本村庄进行实地研究的唯一著作，很有价值，但我们在1944年所面临的关于日本的大量问题在写那部著作时尚未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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