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大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0011816
编辑推荐
著名史学家汪荣祖教授的成名之作。
作者在深入研读陈氏的诗词、文扎的基础上，全景式呈现了陈氏一生的学术历程与思想。对陈氏的史学成就与地位有持平之论，对陈氏寄托感情的《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等力作亦有中肯的评析。
助读者读懂一代史学宗师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灵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作者在深入研读陈氏的诗词、文扎的基础上，全景式呈现了陈氏一生的学术历程与思想。对陈氏的史学成就与地位有持平之论，对陈氏寄托感情的《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等力作亦有中肯的评析。
助读者读懂一代史学宗师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灵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内容简介
本书以春秋笔法对近代闻名遐尔的大史学家陈寅恪的家世、生平、人品风骨、为学风范和学术成就，以及陈寅恪与胡适等学者名流的交往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和入情入理的评介。“治学为人”与“精诚为国”两条基线贯穿全书，读来使人感奋不已。
目 录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陈寅恪评传》前言
新写本前言
第1章 旧时王谢家
第2章 思想在同光之间
第3章 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
第4章 清华学苑多英杰
第5章 转徙西南天地间
第6章 为不古不今之学——佛教史考证
第7章 为不古不今之学——唐史研究
第8章 为不古不今之学——诗史互证
第9章 为不古不今之学——六朝史论
第10章 去国欲枯双目泪
第11章 流寓岭南
第12章 论韩愈
第13章 异代春闺梦里词
第14章 然脂瞑写费搜寻
第15章 废残难豹隐
第16章 与天壤而同久
附录一 参考书目
附录二 陈寅恪与乾嘉考据学
附录三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讲话
附录四 胡适与陈寅恪
前 言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及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及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
媒体评论
《国学大师丛书》表现了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了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规模宏大，意义深远。——张岱年
在线试读
寅恪在欧美留学多年，未曾猎取任何学位，完完全全为读书而读书。萧公权说：
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史学名家陈寅恪先生是其中特出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他们选择学校、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务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了几年，回国后自称曾经某大学授予某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他事业中混迹。①
此种巧取与混迹的留学生颇多，更不幸的是，他们回国之后，贩卖一知半解的西洋知识，且以打倒固有文化而自高，而一些未出国门的学者，历经国家挫败之余，惑于西方物质文明魅力，亦随声唱和，造成反传统全盘西化思潮。尤其是五四之后，激烈之风弥漫一世：“非全盘西化即保守，非革命即反动。”梅光迪曾指出，提倡全盘西化的新文化论者是“功名之士”，而非真正的“学问家”②。可谓一针见血。但“功名之士”当道，梅光迪等人的言论遂难有矫枉之效。
寅恪回国以后，专心学问，从未参预政治；对社会文化问题，也很少发表意见。然他并非象牙塔里学者，他有自己的原则与立场，而且并不隐藏其原则与立场，更不因势利而改变原则与立场。李璜与寅恪有过接触，特能道出此点：
我近年历阅学术界之纪念陈氏者，大抵集中于其用力学问之勤、学识之富、著作之精，而甚少提及其对国家民族爱护之深与其本于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恶之切，酒酣耳热，顿露激昂。我亲见之，不似象牙塔中人，此其所以后来写出吊王观堂（国维）先生之挽词而能哀感如此动人也。③
寅恪吊王国维的挽词不仅是哀感动人，实亦表露寅恪自身的思想趋向。④
他对王氏的同情是深切的，他觉得军阀混战的民国还不如晚清的政局—“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人才亦不如晚清—“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华冠盖萃英贤”；变法维新虽好，但清廷坐失时机，以致倾覆—“君宪徒闻俟九年，庙谟已是争孤注”。清廷的倾覆只是王氏自杀的远因，不只是对朝廷效忠问题，而是有形的社会制度既变，无形的思想便无所依托，而王氏亦因而不得不死。
这是寅恪对王氏之死的分析。这分析亦显示二氏的不尽相同，王氏觉痛苦之深，不能自拔，然不知所以痛苦；而寅恪深知王氏之苦，更知其所以苦—“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竟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同尽？”①寅恪知王氏精神痛苦之深切，于此可见。
但寅恪较为“客观”而“自觉”，故不必与旧文化共尽，犹能“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②；但在新旧中西交杂之世，他对旧文化的卫护态度始终未变。在王国维挽词中，他盛赞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北伐之后，他仍说：“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③
五四以后之人，若看到寅恪赞誉体用之说，且自比思想在曾国藩和张之洞之间，必定大为惊异。以彼之见，前清维新健将如康有为、严复等都是顽固人物，何况更为“稳健”之曾国藩和张之洞？而寅恪就认为稳健才是至要的政治和文化态度。不稳健，政治必不稳定，文化必遭摧残。当年宝箴与三立父子虽都赞同变法，但并不赞成康梁的“激进”态度。就此点而论，陈氏父子原与曾国藩和张之洞为一派，而不与康梁同流。宝箴三立父子在戊戌变法时力主之洞赴京主持维新，岂是偶然之举？寅恪在思想上显然承继家风，然不必自囿于咸、同和曾、张；其生也晚，知识和眼界都非前人可比。所以，寅恪所承继者乃一稳健而开明的“基调”—非守旧落后，乃是折衷调和。此一“基调”与五四以后之学风正属异趣。寅恪评论当时的科学与玄学论辩有云：“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评中西文化论战曰：“语无伦次中文西文”①。很多人以此为戏言，但未尝没有严肃一面，未尝没有讽谏的意思。
寅恪欣赏张之洞体用说，亦有其故。张氏的中体西用说常成嘲笑对象，论者以为牛体不能作为马用②。其实中体西用说，明季西洋巧技入华已开始萌芽。光绪初年持此说者已不少；甲午以后，更加风行，无非表现本土学者对外来新文化挑战的反应，从分辨中西文化，反省中国文化，到适当处置西方文化③。就此而言，中体西用即为处置之法，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体是“道”，是“本”，是“主”，是“内”；而用是“器”，是“末”，是“辅”，是“外”。可见体用之说不仅不排外，而且明言接纳外来文化之道；所谓接纳外来文化，并非抛弃本土文化，亦非喧宾夺主。可见中体西用乃“坚持传统文化”和“全盘西化”以外之第三途径，寅恪显然是赞成此一途径者。
严复讥讽体用说犹如马体牛用，因其仅就体用作狭义的字面解释。严氏亦反对全盘西化，并不欲西方文化“喧宾夺主”，亦不欲见顽固派的把持。然则，就“基调”而言，严复也可说是中体西用论者④。
辜鸿铭在张之洞幕府甚久，深通西学，且于中学亦能识其大体，他的主张亦与之洞大致相同。是以张之洞实集前人之说，而于《劝学篇》中阐发之：
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①
张氏欲接受西学而不放弃根本之主张甚为明显。当然，之洞所谓“根本”，过于强调纲常名教，但此有时代因素。他认为纲常名教乃纲纪之所系（辜鸿铭亦亟言纲纪之重要）。同时，之洞在世之日已洞悉有“西学”而无“中体”为本之害，且见洋人亦无不重其体，如“每日必诵耶稣经，示宗教也；小学堂先习拉丁文，示存古也。耶教拉丁即为彼邦之本，中国岂可无本？无本则如无辔之骑，无舵之舟。”所以在发展“西学”之前，必先有“中学”的根底。这正是张氏在谈中学之余，又谈“循序”的道理：
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如养生者，先有谷气而后可饫庶羞，疗病者先审脏腑而后可施药石。西学必先由中学，亦犹是矣。华文不深者不能译西书。②
之洞当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如纲常名教其实是朝廷的根本，而未必是国家文化之根本。若将根本视作中国文化特性，则无可非议。寅恪谓南皮太保（张之洞）“中西体用资循诱”③，当然不是赞扬张氏的维护纲常名教，而是赞扬他能维护中国文化的特性。
五四以后，主张维护中国文化特性的人，虽然势寡人少，但颇多学兼中西之士，寅恪也是其中之一。他们虽沿袭中体西用说之主张，即不放弃固有文化，但更强调综合与创造，如梅光迪曾说：
改造固有文化，与吸收他人文化，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续，合千百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蔚为风气，则四五十年成效必有可睹也。
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史学名家陈寅恪先生是其中特出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他们选择学校、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务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了几年，回国后自称曾经某大学授予某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他事业中混迹。①
此种巧取与混迹的留学生颇多，更不幸的是，他们回国之后，贩卖一知半解的西洋知识，且以打倒固有文化而自高，而一些未出国门的学者，历经国家挫败之余，惑于西方物质文明魅力，亦随声唱和，造成反传统全盘西化思潮。尤其是五四之后，激烈之风弥漫一世：“非全盘西化即保守，非革命即反动。”梅光迪曾指出，提倡全盘西化的新文化论者是“功名之士”，而非真正的“学问家”②。可谓一针见血。但“功名之士”当道，梅光迪等人的言论遂难有矫枉之效。
寅恪回国以后，专心学问，从未参预政治；对社会文化问题，也很少发表意见。然他并非象牙塔里学者，他有自己的原则与立场，而且并不隐藏其原则与立场，更不因势利而改变原则与立场。李璜与寅恪有过接触，特能道出此点：
我近年历阅学术界之纪念陈氏者，大抵集中于其用力学问之勤、学识之富、著作之精，而甚少提及其对国家民族爱护之深与其本于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恶之切，酒酣耳热，顿露激昂。我亲见之，不似象牙塔中人，此其所以后来写出吊王观堂（国维）先生之挽词而能哀感如此动人也。③
寅恪吊王国维的挽词不仅是哀感动人，实亦表露寅恪自身的思想趋向。④
他对王氏的同情是深切的，他觉得军阀混战的民国还不如晚清的政局—“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人才亦不如晚清—“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华冠盖萃英贤”；变法维新虽好，但清廷坐失时机，以致倾覆—“君宪徒闻俟九年，庙谟已是争孤注”。清廷的倾覆只是王氏自杀的远因，不只是对朝廷效忠问题，而是有形的社会制度既变，无形的思想便无所依托，而王氏亦因而不得不死。
这是寅恪对王氏之死的分析。这分析亦显示二氏的不尽相同，王氏觉痛苦之深，不能自拔，然不知所以痛苦；而寅恪深知王氏之苦，更知其所以苦—“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竟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同尽？”①寅恪知王氏精神痛苦之深切，于此可见。
但寅恪较为“客观”而“自觉”，故不必与旧文化共尽，犹能“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②；但在新旧中西交杂之世，他对旧文化的卫护态度始终未变。在王国维挽词中，他盛赞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北伐之后，他仍说：“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③
五四以后之人，若看到寅恪赞誉体用之说，且自比思想在曾国藩和张之洞之间，必定大为惊异。以彼之见，前清维新健将如康有为、严复等都是顽固人物，何况更为“稳健”之曾国藩和张之洞？而寅恪就认为稳健才是至要的政治和文化态度。不稳健，政治必不稳定，文化必遭摧残。当年宝箴与三立父子虽都赞同变法，但并不赞成康梁的“激进”态度。就此点而论，陈氏父子原与曾国藩和张之洞为一派，而不与康梁同流。宝箴三立父子在戊戌变法时力主之洞赴京主持维新，岂是偶然之举？寅恪在思想上显然承继家风，然不必自囿于咸、同和曾、张；其生也晚，知识和眼界都非前人可比。所以，寅恪所承继者乃一稳健而开明的“基调”—非守旧落后，乃是折衷调和。此一“基调”与五四以后之学风正属异趣。寅恪评论当时的科学与玄学论辩有云：“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评中西文化论战曰：“语无伦次中文西文”①。很多人以此为戏言，但未尝没有严肃一面，未尝没有讽谏的意思。
寅恪欣赏张之洞体用说，亦有其故。张氏的中体西用说常成嘲笑对象，论者以为牛体不能作为马用②。其实中体西用说，明季西洋巧技入华已开始萌芽。光绪初年持此说者已不少；甲午以后，更加风行，无非表现本土学者对外来新文化挑战的反应，从分辨中西文化，反省中国文化，到适当处置西方文化③。就此而言，中体西用即为处置之法，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体是“道”，是“本”，是“主”，是“内”；而用是“器”，是“末”，是“辅”，是“外”。可见体用之说不仅不排外，而且明言接纳外来文化之道；所谓接纳外来文化，并非抛弃本土文化，亦非喧宾夺主。可见中体西用乃“坚持传统文化”和“全盘西化”以外之第三途径，寅恪显然是赞成此一途径者。
严复讥讽体用说犹如马体牛用，因其仅就体用作狭义的字面解释。严氏亦反对全盘西化，并不欲西方文化“喧宾夺主”，亦不欲见顽固派的把持。然则，就“基调”而言，严复也可说是中体西用论者④。
辜鸿铭在张之洞幕府甚久，深通西学，且于中学亦能识其大体，他的主张亦与之洞大致相同。是以张之洞实集前人之说，而于《劝学篇》中阐发之：
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①
张氏欲接受西学而不放弃根本之主张甚为明显。当然，之洞所谓“根本”，过于强调纲常名教，但此有时代因素。他认为纲常名教乃纲纪之所系（辜鸿铭亦亟言纲纪之重要）。同时，之洞在世之日已洞悉有“西学”而无“中体”为本之害，且见洋人亦无不重其体，如“每日必诵耶稣经，示宗教也；小学堂先习拉丁文，示存古也。耶教拉丁即为彼邦之本，中国岂可无本？无本则如无辔之骑，无舵之舟。”所以在发展“西学”之前，必先有“中学”的根底。这正是张氏在谈中学之余，又谈“循序”的道理：
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如养生者，先有谷气而后可饫庶羞，疗病者先审脏腑而后可施药石。西学必先由中学，亦犹是矣。华文不深者不能译西书。②
之洞当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如纲常名教其实是朝廷的根本，而未必是国家文化之根本。若将根本视作中国文化特性，则无可非议。寅恪谓南皮太保（张之洞）“中西体用资循诱”③，当然不是赞扬张氏的维护纲常名教，而是赞扬他能维护中国文化的特性。
五四以后，主张维护中国文化特性的人，虽然势寡人少，但颇多学兼中西之士，寅恪也是其中之一。他们虽沿袭中体西用说之主张，即不放弃固有文化，但更强调综合与创造，如梅光迪曾说：
改造固有文化，与吸收他人文化，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续，合千百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蔚为风气，则四五十年成效必有可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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