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丛书：梁启超评传

　　本书以梁启超一生中的学术活动为中心线索，比较全面地揭示了他的学术发展道路，以及家学渊源、师友关系、学术研究方法、主要成果、巨大贡献与局限等，充分肯定了他作为近代学术的创始人与奠基者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他在近代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众多领域中的成就。

总序张岱年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钱宏（执笔）
序戴逸
英文提要
第1章饱学少年
1.1动荡中的摇篮
1.2家学与师承
第2章光辉的起点
2.1时代骄子
2.2转型与抉择
2.3初试锋芒
2.4源头活水
第3章艰难的里程
3.1宪政哀歌
3.2理财昙花梦
3.3归去来兮
第4章一代宗师
4.1国粹巨子
4.2近代学术的开路先锋
第5章千秋功过谁予评说
5.1盖棺尚未论定
5.2真实的梁启超
附录一梁启超活动大事年表
附录二梁启超主要论著分类编目
附录三梁启超的笔名和署名
后记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及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

　　《国学大师丛书》表现了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了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规模宏大，意义深远。——张岱年

　　从1895年起，梁启超涉足国事，到1917年结束从政生涯，其间风云变幻，酸甜苦辣真是难以言尽。他曾为舆论骄子，辉煌不可一世，在1898年，1901年至1903年和1908年至1911年，三次达到其时人共仰的鼎盛期。1898年，1901年至1903年的业绩自不必说。1908年至1911年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期间，他的威望也可谓如日中天。梁所指导的《国民公报》“为立宪运动之大本营”，“各省优秀人士，群课与先生订交论政，信仰倍增于平昔……庚戌辛亥年余之间，系先生与国内人士通函论政多之时，亦即先生于戊戌变法后，为欣慰之时”，不仅立宪派人士趋之若鹜，清政府的显赫大臣们也无不争相交往，求他代写报告、奏札、文章。辛亥革命时梁回国后，受到的盛大欢迎更非小可，三天一会，五天一筵，到处发表演说，学界、报界、政界洗耳恭听。梁启超深以此自负，有时狂妄起来，也会不知其所以。在段祺瑞政府争论是否对德宣战，黎元洪以舆论不利为由表示反对时，他竟声色俱厉：“舆论？什么舆论！我就是舆论界之一人，但我就是坚决主张宣战的。”①

　　另一方面，梁启超也尝够了大起大落之苦头。戊戌政变后，被清政府以国事犯通缉，海外流亡13年之久。政闻社成立时，被革命派学生挥拳相向，只得仓皇之中落荒而逃。苦心相劝清政府自行改革，期期艾艾写了一封《上摄政王书》，清政府不理不睬大加冷落不说，还变本加厉对立宪派大肆迫害，真是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足，寒透了梁启超的心。民国以后，由于梁启超卷入政争太多，前后变化又太大，也颇招不少非议。他的一位党徒刘伟，就批评他“内以争权为骨子……爱公者谓为学理所误，誉公者谓为鼠辈利用，此皆不足深论。明公果有救亡之志，必须洗心涤虑，除权利思想，以诚信昭国人……国事巅险，人心疑虑，众怨既归，想先生亦百难辞”①。他的一位同门刘复礼，也“深为足下痛之”，告诫他国事败坏，“信乎大厦将倾，非人力之所能及也”，切不可“如醉如痴，如昏如迷”②。更可悲的是，五四运动时，学生们因薄其为人，竟不接受他的捐款，这真是一记沉重的当头棒喝！

　　梁启超不时处于政治与学术的矛盾中。早在20世纪初，他就有入山之志，专心致力于学术，以兴学救国，与政治无涉。在给其师的信中，他曾多次致意于此。辛亥之后，他的改革方案均成画饼，隐退之志自然时有萌动。1914年冬，他给周印昆一信，自诉其不得摆脱之苦。“弟则如古诗所云：‘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力求解脱，至今未得，而环顾世变，至使人无复乐生之思，何可言耶？”“抑神志之萧索，致可哀也”③。1915年，他著《吾今后以报国者》，发表了一个脱离政治的宣言书。“吾之所主张，在今日万难贯彻”，过去曾“颇尝有所规画，思效铅刀之一割，然大半与现在之情实相阂”，有鉴于此，“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乃至生平敬仰之师长，亲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相切劘，学艺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与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④。1916年、1919年，他又曾两次发表过类似宣言。过去，人们多指责这是他谋求仕途进取的“障眼法”，这个结论未免过于武断和简单。在社会角色的选择上，梁启超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他的内心痛苦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