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0011045
作者用力尤深,几乎搜集和遍阅了一切有关贺麟的资料,对贺麟在解放后学术思想的各个方面作出系统而深入的评介。力求让读者了解一位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崇高而朴实的贺麟。
《贺麟评传》追踪考察了贺麟一生的学术生涯和心路历程,对其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着力进行深发掘和准确评析,旨在如实展现其纵横现代中国六十余年的重大学术建树,并揭示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意蕴。立论新颖,持论公允,材料丰富,理明辞达,为近年来贺麟研究的鲜有佳著。
总 序 张岱年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钱宏(执笔)
序 肖 前
英文提要
引 言
第1章 寻根溯源:东西方正宗文化哺育的学子
1.1 得天独厚:从小深受儒学熏陶
1.2 游学欧美:觅取西方哲学的大经大法
1.3 厚积薄发:书斋里的精神世界
第2章 高明识度:寻求文化融合的努力
2.1 “全观”西方:无体即无用 无用即无体
2.2 貌似神异:全盘西化与真正“化西”
2.3 归本建新: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2.4 开出“新外王”:“思想道德的现代化”
第3章 直捣黄龙:西方正宗哲学的绍述融会
3.1 借石攻玉:翻译价值在于华化西学
3.2 曲径通幽:通向黑格尔的两条路线
3.3 苦心孤诣:深入黑格尔哲学的堂奥
第4章 独树一帜:初露端倪的新心学
4.1 纵横捭阖:思潮背景与思想渊源
4.2 廓开风气:处处有我的哲学特质
4.3 博大精深:谨严融贯的思想系统
第5章 众流归海:以真理所在实事求是为归
5.1 步履维艰:思想的改变与坚执
5.2 殊途同归:从哲学史途径追求真理
5.3 古今并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嬗变
结 语
附录 贺麟学术行年简表
后 记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及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
《国学大师丛书》表现了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了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规模宏大,意义深远。――张岱年
贺麟,经常将私人藏书借给他,其中就有焦理堂的《雕菰楼文集》。在梁师的亲自指导下,贺麟写出了国学研究方面的处女作《戴东原研究指南》和《博大精深的焦理堂》,前文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贺麟时年21岁,后文在《清华周刊》上发表。
贺麟在清华读书时,正值梁漱溟应邀来清华短期讲学。贺麟抓住这一良机,拜访梁几次。梁漱溟与梁启超传授知识的方式不同,不是开出长长的书单,让学生们去阅读,而是只推崇王阳明。他认为:“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与王心斋的书可读,别的都不可读。”从时间上看,二梁对贺麟的教育是十分短暂的。然而,如果一个学生能以一种近于崇拜的心理去接受他所敬仰的师长的教育,那么这种教育所产生的效果会是神奇而久远的。几十年后贺麟所创立的“新心学”,显然与二梁的指点不无关系,可以说,是二梁这两位国学大师把贺麟引进了国学研究的大门。
在清华的校园里,对贺麟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有吴宓先生。1924年,任《学衡》杂志主编的吴宓,到清华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吴宓是当时著名的翻译家,在翻译介绍西方古典文学上颇有造诣。他在清华首次开出翻译课,讲授翻译原理与技巧,并辅导翻译练习。贺麟与张荫麟、陈铨是选修此课最认真的学生,人称“吴宓门下三杰”。三位朋友常去吴宓家拜访求学,切磋学问,彼此成了好朋友。在吴宓的指点下,贺麟译了一些英文诗和散文,并对照原文阅读严复的译作。受吴宓的影响,贺麟不仅对翻译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且在翻译问题的研究上产生了自己的见解。1925年,贺麟在《东方杂志》发表了“论严复的翻译”一文,这是自严复去世以后,第一次系统研究严复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的论文。该文从选择翻译对象、翻译标准和译作的文体三个方面,评价了严复的贡献及其可借鉴之处。是吴宓并通过严复,对贺麟的终生事业起了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这绝非夸张。从贺麟后来开拓的学术事业之路,就能证实这一点。不仅如此,在翻译的风格上,贺麟也深受严复的影响。严复习惯在译著前作长序,通过长序来介绍作者的生平、思想,并表达译者的学术思想和政治倾向。这一手法影响了贺麟。他在以后的许多译著前也冠以长长的译者“序”,对深奥或晦涩的原著作通俗的简要介绍,同时也借以表述自己在翻译或研究中的看法或体会,帮助读者正确理解译作。
在清华,还有一事值得一提,那就是贺麟对宗教的研究。1925年,基督教大同盟在北平举行会议。对于此举,赞成与反对者皆有之。贺麟关注这一动向,并代表《清华周刊》发表了《论研究宗教是反对外来宗教传播的正当方法》一文,表明他对外来宗教所持有的理性的同情态度。他认为:“反对外来宗教传播最公平、最公正、最有效的根本方法厥为研究基督教。”他强调:“对于外国的学说、主义、宗教,亦须用科学眼光重新估定价值,精研而慎择之”,“重新估定耶教在中国的价值。”十多年后,贺麟在《思想与时代》上发表《基督教与政治》一文,仍是依据上文的基本观点进行的研究与论述。贺麟对宗教的关注,亦是受吴宓的影响。吴宓在清华任教授时,不仅开翻译课程,还开外国文学课程,这就不能不涉及西方宗教。在宗教上,吴宓特别强调宗教与艺术的相通性。他认为,宗教和艺术两者皆能使人离痛苦而得安乐,超出世俗与物质的束缚,进入理想境界。在宗教与艺术关系上,吴宓认为,宗教精神为目的,艺术修养为方法,宗教树立全真至爱,智仁勇兼备,而艺术藉幻以显真,由美以生善。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从贺麟后来的文章《儒学思想新开展》中,言及儒家思想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方向开展,可以看出吴宓的宗教论对贺麟的影响。文中所谓“宗教则为道德之注以热情,鼓以勇气者”,“从艺术的陶养中去求具体美化的道德”,“由道德进而为宗教,由宗教以充实道德”等等,①都是对吴宓思想的发挥。
1926年夏,贺麟结束了清华的校园生活。从学习成绩上看,他并不是最优秀的,但他却获得了两样十分重要而珍贵的东西―良师的指点和益友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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