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中国的近代性（）

1.中国近代立宪史扛鼎之作，中纪委2014年度推荐图书/凤凰网2014年度十大好书《法的中国性》的姊妹篇。
　　2.1840—1919的政法变革是一个不可替代而又极富历史和实践意义的理论标本，为什么“富强焦灼感”替代“立宪主义”的本体论价值成为中国近代立宪的规定性情绪？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此间面相复杂、歧义丛生的政制思想谱系?于今日而言, 其能够开放出来的实践意义又有哪些?

 

      1840—1919的政法变革是一个不可替代而又极富历史和实践意义的理论标本，本书以其为对象，着重考察了鸦片战争、戊戌变法、清廷预备立宪、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事件，阐述了近代中国对西方由守旧到开放、由局部到整体，以及由模仿到吸收的“近代性”过程，主要回答了为什么“富强焦灼感”替代“立宪主义”的本体论价值成为中国近代立宪的规定性情绪，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此间面相复杂、歧义丛生的政制思想谱系，以及于今日而言, 其能够开放出来的实践意义又有哪些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认为，中国人在此过程中并非完全被动响应，而是有着主动、积极的自我选择。
毫无疑问，近代性是西方扩张的一个结果。西方大踏步地前进，中国则节节败退。中国正是在这“前进—后退”的二元结构里，展开了自己的立宪史及近代性——不断革命成了我们的近代性自身。
      日本的近代性更多表现的是“顺从”，而中国因为落后显现的则是“抵抗”。日本的近代性带有二重性：无论是“脱亚入欧”还是“兴亚抗欧”，中国这个因素一直是绕不过去的。要“入欧”首先是要“脱亚”， “脱亚”之“亚”的真实意思是中国，“脱亚”首先得“脱华”，不脱去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就不可能“入欧”。
      而中国的“抵抗”则主要表现为在西方面前的*落后性。这种落后性可以用反动势力的强大进行解释，也可以用中国国家自身的性质来说明。这倒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中国的所有西方意义上的进步之路全都被堵死了。当上层官僚的异议都成为禁忌，中国革命只能越来越向下层民众推移，“下层革命”就成了中国抵抗的方式。而抵抗，则凸显了中国近代性的特质。无论我们有多少不情愿、不甘心，也无论我们对历史做过多少次假设，我们无法、也无能接纳西方的“进步”则成了一种严酷的事实。而不断革命成了我们的近代性自身。

王人博，著名法学家，代表性著作有：《法治论》《权利论》《法的中国性》《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等，另著有随笔集《桃李江湖》《孤独的敏感者》。其中，1989年与程燎原合作《法治论》，是90年代国内外极具影响的学术著作，国内系统研究法治理论的开山之作，被评为“1978-2014影响中国十大法治图书”；《法的中国性》荣获中纪委2014年度推荐图书、凤凰网2014年度十大好书、法制日报2014年度十大法治图书等。

代序  中国的近代性

受损的传统世界
一  一个因应变故的新方略
二  西学对中学的冲击
三  “君民共主”思想的确立
四  遗产与资源

西方的诱惑
一  制度的重要性
二  传统与西化
三  在中西之间
四  以自由为体

求生之道
一  预备立宪
二  宪法性文件
三  宪制的“预备”

革命
一  论战
二  革命中的隐患
三  用心很苦的“临时约法”
四  探求新方案

“五四”思想
一  告别传统
二  惟民主义
三  自由主义

结语  历史的意义
一  文化的实用主义
二  中国目标
三  政治的激进主义

近代性这个概念具有暧昧性。它自身无法回答“谁的近代性”以及“如何近代性”。毫无疑问，近代性是西方扩张的一个结果。这样说，并不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否定西方，而是描述一个事实；“扩张”在这里是个中性词。也就是说，西方从自己的过去，那个离自己很近的“中世纪”走出来，通过与自己的过去对峙的方式认识自己。与过去相比，现在的自己无疑是个“新我”，而如何确证这个新我的主体身份，光有“中世纪”这一面镜子是不够的。历史反射出来的只是一个镜像，它还需要一面实体性的镜子。
这便是“东方”。作为东方中国的近代性，便是西方入侵/扩张的一个结果。西方大踏步地前进，中国则节节败退。在这凯歌高奏的前进队伍里，既有到处寻找买主的资本意志，也有探险家冒险的激情，还有为了建立普遍神圣王国的传教士的宗教献身，当然也有手握兵刃的军事征服。正是在这进与退的关系中，西方在东方以及中国的身上验证了自己的理性、科学、解放、实证主义的威力，并进一步确认了自己的近代性。相反，在败北的中国这里，自己因为失败与被征服而无法确认自己。与前进的西方相比，败北的中国则是非理性、愚昧、奴役、空虚、颓废的代词，而这个代词的发明也是西方的。就是说，理性是西方的，非理性也是西方的。中国在这滴着血的近代性中丢掉的不仅是自己的领土和主权，而且还丧失了命名自己的权利。欧洲是欧洲的，亚洲也是欧洲的。我的意思是说，这里的“亚洲”，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学概念，它或多或少也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的色彩。人类居住地是西方根据自己的理性、科学丈量和测算而划分命名的。亚洲既在欧洲之东，也在欧洲之后。

作为东方国家，中国和日本正是在这“前进—后退”的二元结构里，展开了自己的近代性。日本的近代性更多表现的是“顺从”，而中国因为落后显现的则是“抵抗”。日本的近代性带有二重性：无论是“脱亚入欧”还是“兴亚抗欧”，中国这个因素一直是绕不过去的。要“入欧”首先是要“脱亚”，为什么不说“脱日入欧”呢？因为日本要“脱日”那就不是日本了，而成了虚无；“脱亚”之“亚”的真实意思是中国，“脱亚”首先得“脱华”，不脱去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就不可能“入欧”。“脱华”就须地强调中日之间的差异性，“脱华”即是去华，“支那学”便提供了“去除”意义的“学术”基础。进步主义在日本始终是一种悖论式存在：它既能解释欧洲“入侵”日本的根据，“超克论”就是为了反抗这个根据；但又须依赖它来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正当性。所谓“兴亚抗欧”也是以中日差异化为前提的，因为正是这种差异才可以解释日本为什么会是“兴亚抗欧”的主角。竹内好把日本的这种近代性称作“优等生文化”。“优等生文化”便是“兴亚抗欧”的根据。
中国的“抵抗”则主要表现为在西方面前的落后性。这种落后性可以用反动势力的强大进行解释，也可以用中国国家自身的性质来说明。这倒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中国的所有西方意义上的进步之路全都被堵死了。当上层官僚的异议都成为禁忌，中国革命只能越来越向下层民众推移，“下层革命”就成了中国抵抗的方式。而抵抗，则凸显了中国近代性的特质。无论我们有多少不情愿、不甘心，也无论我们对历史做过多少次假设，我们无法、也无能接纳西方的“进步”则成了一种严酷的事实。而不断革命成了我们的近代性自身。
这种因落后而产生的抵抗也沉积了中国的民族性格，而这种性格在我们个体身上渗出来的便是鲁迅。

竹内好说，“当所有通向进步的道路都被封闭了，所有新的希望都被粉碎了的时候，才能积淀起鲁迅那样的人格吧。不是旧的东西变成新的，而是旧的东西就以它旧的面貌而承担新的使命——只有在这样一种极限条件下才能产生这样的人格”。
鲁迅自己也说过，“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还说，“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
鲁迅的本质是绝望的，是因为绝望而生发出了希望，希望始终存在于绝望中。也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无路可走所以必须前行。“前行”就存在于绝望与希望的拉扯中，无路上的行者便是鲁迅的身影。在鲁迅的人格中，始终存在一种“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绝望感，而他偏偏要做一个“无路上行走”的行者。
为什么明明知道前方是“坟”还要苦苦前赶？他对此的解释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因绝望而反抗绝望，又因绝望而为希望悄然留下了一道细细的缝隙，“因为无望所以抱着希望”（本雅明）。实有存在于虚无之中，虚无也成就了反抗绝望的力量。这便是鲁迅那种“向死而存”“向死而行”的悖论式存在。
这是否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近代性存在方式呢？

这是以前的一本小册子。“以前”的意思是说，如果现在来写或许会有些不同，当然，也只是“或许”。这小个册子在历史学家的眼里可能一文不值，而在思想家眼中肯定又“不够思想”，它自身可能就是一种无用的存在。无用之用便是有用——出版家之所以要重新再版，原因大致在此。
印度学者査特吉说过，（对印度来讲）落后就是进步的障碍，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自身。
这或许也是中国近代性的宿命?!

王人博
2015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