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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大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8180412
“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朱自清
² 精选50部核心、精粹的传世典籍² 39位知名学者,打造权威的经典阅读指南² 经、史、子、集,知经典之来处,也明其分类之“归所”
经典是传统文化的瑰宝,是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来处”。阅读经典,可以进一步确认和巩固一直以来受到的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及影响。然而随着城市生活节奏加快,越来越多的人苦于有读经典之心、无读经典之力,甚或有读经典之力,却寻不到亲近它的路径。因此,邀请专业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向读者总结、介绍正确的、通俗的经典阅读方法,传授他们阅读经典的经验和思考,有着十足的必要。本书挑选中华传统经典如《楚辞》《尚书》《左传》《史记》等等一般读者足可想到的文学或历史经典共50部,应是代表传世典籍中*核心、*精粹的部分,邀请学界权威的教授或学者分篇撰写成文,既有阅读方法,又夹背景介绍,教授读者科学的、正确的阅读经典的方法。
编者说明——中华读书报
经·胸涵浩然
卦书?不,是哲学
怎样读《周易》——姜广辉/文
不论难不难懂,它真的是“天书”
怎样读《尚书》——姜广辉/文
是“诗”,更是“经”
怎样读《诗经》——刘毓庆/文
理想国的经世法
怎样读《周礼》——彭 林/文
礼仪之邦的“礼”之所来
怎样读《仪礼》——彭 林/文
才不止冠婚丧祭,是古代文化百科
怎样读《礼记》——彭 林/文
不是兵书,却记载了492次战争
怎样读《左传》——郭 丹/文
它艰涩难读,却地位独尊
怎样读《公羊传》——曾 亦/文
特别的经典,特异的阅读方法
怎样读《论语》——孙钦善/文
独立人格塑造指南
怎样读《孟子》——梁 涛/文
是辞典,也是博物手册
怎样读《尔雅》——秦淑华 杜清雨/文
592年间,士子的必读书
怎样读《大学》——王国轩/文
儒家的理论渊薮
怎样读《中庸》——王国轩/文
一部被误解的著作
怎样读《春秋繁露》——曾 亦/文
解释经典而成了经典
怎样读《说文解字》——王 宁/文
新儒学“最高之结晶品”
怎样读《四书章句集注》——朱杰人/文
史·高处眼亮
重在记言的国别体史书
怎样读《国语》——何 晋/文
贤相的传记
怎样读《晏子春秋》——董文武/文
纵横策士的风采史
怎样读《战国策》——郭 丹/文
是正史,是文学,更是问学门径
怎样读《史记》——韩兆琦/文
“大汉当可独立一史”
怎样读《汉书》——汪桂海/文
写皇后录列女,一本东汉的精彩总结
怎样读《后汉书》——汪桂海/文
平视笔走六十卷,写尽三国风云
怎样读《三国志》——沈伯俊/文
宇宙奇书水道记,可不只是地理学
怎样读《水经注》——李晓杰/文
超过1400年的叙事,你要如何读它?
怎样读《资治通鉴》——姜 鹏/文
子·心游意骋
传说这是全人类阅读最多的书之一
怎样读《老子》——章启群/文
超过2500年时空的兵法哲学
怎样读《孙子兵法》——黄朴民/文
被“冷落”的百科全书
怎样读《墨子》——常 森/文
是法治,不是流氓政治
怎样读《商君书》——宋洪兵/文
是文学经典,也是哲学经典
怎样读《庄子》——章启群/文
重礼又论道,但也是法家
怎样读《管子》——白 奚/文
先秦儒学的总结篇
怎样读《荀子》——东方朔/文
兼儒墨,合名法,靠的就是一个“杂”
怎样读《吕氏春秋》——汪高鑫/文
两千年君主专制之奠基
怎样读《韩非子》——邵永海/文
神秘的文本需要朴实的研究
怎样读《山海经》——沈海波/文
除了天道和人性,它还讲神话
怎样读《淮南子》——马庆洲/文
这是历史上一场大型的辩论会
怎样读《盐铁论》——杨 勇/文
怎样抵御虚假和荒诞?
怎样读《论衡》——董文武/文
统合儒道以抵玄虚
怎样读《抱朴子》——卢国龙/文
风流是它,清朗也是它
怎样读《世说新语》——龚 斌/文
“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
怎样读《六祖坛经》——杨曾文/文
有宋一代重文抑武,却编成最好的兵书
怎样读《武经七书》——黄朴民/文
四书六经的阶梯
怎样读《近思录》——朱杰人/文
阳明心学,“致良知”的终极境界
怎样读《传习录》——董 平/文
乱世待善治:明亡的政治反思
怎样读《明夷待访录》——段志强/文
集·绣口造梦
不止山川与香草,它是情怀之归处
怎样读《楚辞》——方 铭/文
平淡中,有奇绝
怎样读《古诗十九首》——刘毓庆/文
有体系的中国文论
怎样读《文心雕龙》——詹福瑞/文
非有长歌,何以寄情
怎样读《诗品》——曹 旭/文
它和它的主编者都是传奇
怎样读《文选》——傅 刚/文
卦书?不,是哲学
怎样读《周易》
姜广辉/文
《周易》作者及其书特点
《周易》在先秦称《易》或《周易》,至汉代则有《易经》之称。司马迁、班固等人构拟了一个《周易》演生史,即认为“伏羲画八卦”,“周文王重卦”并“作上、下篇”卦爻辞,孔子作“十翼”等。但经历代学者考证研究,这些说法并无确证。我们的看法是,《周易》卦爻辞及“十翼”各篇应是历史上许多佚名的智者所作。即使没有伏羲、文王、孔子这些大圣人的参与,也并不影响其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元典的地位。
今天所说的《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易经》是指卦名、卦画和卦爻辞部分。《易传》又称“十翼”,是解释《易经》的传注。
对于《周易》的“易”字,汉儒郑玄概括说:“‘易’一名而含三义:
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易简”是《周易》的首要而根本的特点。它由—和–两个基本卦画构成,—或–构成一爻,六爻成一卦,由此排列组合成互不相同的六十四卦,而成为一个严整的系统。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系统论的思想方法。
“易简”的方法运用于哲学本体论的探究,使得《周易》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从方法上说,这是一个“由繁归简”的过程,使人们由关注事物的各种变化转到探究世界的起源问题,而要从《周易》找到资源,得到解释。《周易》中的两个最基本的符号和概念被解释为阴、阳二气,而阴、阳二气则根源于“道”或“太极”。儒家关于哲学本体论的资源是极其贫乏的,《周易》是六经中可以称为“哲学”的典籍。
《周易》是“占筮之书”,还是“说理之书”?
《周易》究竟是占筮之书,还是说理之书,这是诠释《周易》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周易》曾经被用于占筮、算命,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呢?用《周易》算命,从逻辑上说,应该有一系列潜在的理论预设,首先是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其关于“命”(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的命运)的信息存在于宇宙之间,并且同时预设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已经包含了宇宙间的各种信息。当你通过神秘的占筮方法向鬼神贞问的时候,鬼神一定知道并在揲蓍过程中暗地起作用,让你得到某一卦,使你可以通过解读该卦的卦爻辞来了解具体的命运信息,并做出“趋吉避凶”的决策。假如你是诉讼的当事人,要通过《易经》预测胜算如何,《易经》的确有关于诉讼的内容,如讼卦。但讼卦只是六十四卦之一,而你实际所得到的卦未必就是讼卦,甚至与诉讼没有一点关系,这就要凭筮人解卦了。东汉时王充《论衡》卷二十四《卜筮篇》就曾谈到筮人胡扯乱说的情况:“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实诚者寡。论者或谓蓍龟可以参事,不可纯用。夫钻龟揲蓍,兆数辄见,见无常占,占者生意:
吉兆而占谓之凶,凶数而占谓之吉。”这个批评可以供今人参酌。
实际上,易学自先秦时起,就有两种传统,一是“筮占之‘易’”的传统,一是“不占之‘易’”的传统。“筮占之‘易’”为方术之易。“不占之‘易’”又称“演德”之“易”,或义理之“易”。《论语》记载孔子曾说:“不占而已矣。”长沙马王堆帛书本《周易·要》有这样的内容:
子贡问孔子:“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回答:“我观其德义耳。”“史巫之筮,乡(向)之而未也。”孔子研习《易》理,走的是“演德”的路线。荀子讲“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篇》),这种“不占”的易学是儒家之“易”的正轨。自魏晋时期王弼《周易注》之后,义理派易学成了《易经》诠释的主流,至北宋程颐的《伊川易传》而达于顶峰。但南宋朱熹著《周易本义》,复又强调《易经》是“卜筮之书”,因而在此后的易学界形成了两大派:
一派是以程颐为代表的义理派,认为《易经》是“说理之书”;一派是以朱熹为代表的象数派,认为《易经》是“占筮之书”。到了清代,李光地著《周易折中》,试图将这两种尖锐对立的看法加以调和折中。但直到今天,易学界仍然存在这两种尖锐对立的看法。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谁都很难说服对方。
我们认为,《易经》是一部人人可学的“说理之书”,如果把它当作一部算卦之书,就把一部体现中华文化智慧的伟大经典糟蹋了。我们讲它是“说理之书”,不是仅仅提出一种空洞的说法,而是要讲出一个《易经》卦爻辞具体说理内容的事实,把其中蕴含的生活智慧和政治智慧展现出来,来彰显它的意义。
易学的分派与易学的精华
对于《周易》发展史的总结,以《四库全书总目》最为简明。此书将历史上的周易学分为“两派六宗”,即象数派下的象占宗、祥宗、造化宗,以及义理派下的老庄宗、儒理宗和史事宗。然而四库馆臣对这“两派六宗”皆不满意,认为只有《周易·大象传》体现了《周易》的根本精神,其言曰:“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其余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我们所熟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出自《周易·大象传》。其他卦也有类似这种“君子以”的一句话,如《屯》卦大象传:“云雷屯,君子以经纶。”《蒙》卦大象传:“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等等。在我们看来,这实际是“境遇”与“境界”的关系问题。每一卦象象征一种境遇,在各种不同的境遇下,人应该具备什么德行,追求什么境界?所谓“境遇”,包含生存的环境和发展的机遇。人生无不在境遇中,境遇各种各样,有顺境,也有逆境。对待各种境遇,应该有怎样的境界?其实“境界”并不是某种玄虚的精神,而是处理不同境遇问题所表现的最佳的人生态度。
美国著名伦理学家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说:“哪里有了境遇所提出的问题,哪里就有真正的伦理学。”(《境遇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关于“境遇”与“境界”问题,在中国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自觉的认识,《尚书·召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所”是处所、处境,其义谓:
作为君王应该在各种处所、处境下表现出“敬德”。这就是“境遇”与“境界”的问题。后来孟子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讲的也是“境遇”与“境界”的关系。总之,“境遇”与“境界”问题是人们所直接面对的重要的人生问题,它要人们从具体境遇出发,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因素,导出事物的正当性的原则。
关于《周易》的解读方法
《易经》虽然简古,但对于六十四卦的解读,还是有许多规则和规律可循。《易经》有一个特点,它用六爻的理论结构模拟和效仿自然、社会万事万物之理。按笔者的理解,它相当于给你设计了一个个“理论模型”,比如说,“讼”卦是关于诉讼问题的理论模型,有很多关于诉讼的基本原理在里面;“师”卦是关于用兵问题的理论模型,有很多关于用兵打仗的原理在里面。如此等等,每一卦都可以说是某一方面问题的理论模型。而在一卦之中,六爻又各有其表示的规则。在社会上,人有阶层、身份的不同;事物发展,也有阶段性的规律。怎么才能体现社会各个阶层、身份的不同?怎么才能够体现事物发展阶段性的规律?这就要靠六爻来表现。就一般而论,初爻表示社会的底层,位置最高的是五爻,通常代表君主,“九五之尊”一词就是从《易经》中来的。而从事物发展的阶段性来说,初爻一定是事物发展的开始,顺着二爻、三爻、四爻、五爻、上爻的顺序来表示事物由发生、发展,到鼎盛,到最后走向反面。《易经》作者早就注意到了事物发展“物极必反”的规律,因而在爻位设计上,五爻是最高点,是鼎盛之时,过此以往,开始走向反面。很多卦都反映这个规律,而它体现了事物发展本身的规律。当然,关于《周易》的理论模型,还有其他许多解释的规则,比如“爻位”说、“得中”说、“正应”说等等。总之,解卦首先要根据卦名来判断此卦的具体情境与条件,综合运用各种解卦的方法。
介绍几种有代表性的《周易》读本
1. 魏王弼《周易注》。《周易》义理派名著首推王弼的《周易注》。汉魏以后,学者骛于象数之学,牵强附会,违背《周易》原意。王弼尽扫象数,畅以义理,使天下耳目为之一新。唐初,孔颖达领衔撰五经义疏,于汉魏诸家《周易》之注,独取王弼之注,为之作疏,此即《五经正义》中的《周易正义》。
2. 北宋程颐《伊川易传》。程颐所著《周易程氏传》(即《伊川易传》)是以理学思想解经的第一部成功之作。此书在后世享有盛名,被列为官学科举考试的规定内容。清代顾炎武以为,宋明易学以程颐《伊川易传》为第一。
3. 南宋杨万里《诚斋易传》。此书属于易学史“两派六宗”中的“史事宗”。其特点是以历史人物故事解《周易》卦爻辞,段段节节用古事引证。杨万里本为著名诗人,文章清奇,论说巧妙,因而人们多爱阅读其书。
以上属义理派易学著作。
4.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自孔颖达取王弼《周易注》而作《周易正义》,成为唐代官方学术之后,象数易学由此式微。亦因此,汉以来的象数之书随之被弃,后渐散佚。李鼎祚作《周易集解》,辑录汉唐以来四十余家说《易》之书,特别重视辑录象数易学之书,由此汉唐象数之学的一些重要资料,赖此书得以保存和流传。
5. 清惠栋《易汉学》。惠栋根据唐李鼎祚《周易集解》,采集汉儒解易资料,钩稽考证,加以分析论说,使学者得见孟喜、虞翻、京房、郑玄、荀爽之易学面貌,知汉儒易学之门径,其书名《易汉学》,由此而有清代汉学、宋学之分派。其治学之法影响一代之学人,为学林所推重。
以上属象数派易学著作。
今日坊间有关《周易》的书籍甚多,其中有很多是算卦、算命一类的江湖术士之书,误人子弟,读者慎之。现代学者一些关于《周易》研究著作,有的受疑古非经思潮影响,轻易推翻传统经学,重作新解,往往得不偿失。还有一些学者用西方哲学思想来解释《周易》,方枘圆凿,似是而非。现代学者中能从传统经学立场研究《周易》的,有金景芳、吕绍刚合著的《周易全解》,黄寿祺、张善文合著的《周易译注》,姜广辉的《易经讲演录》,等等,读者可参看。
(本文作者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聘教授)
不论难不难懂,它真的是“天书”
怎样读《尚书》
姜广辉/文
《尚书》为中国古代“五经”之一,十分难懂,汉代郑玄将它比喻为“天书”:“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
流传至今的《尚书》共有五十八篇,其中三十三篇是由汉代伏生所传《尚书》二十九篇文献拆分而成,是《尚书》真本。它分为三大部分:
虞夏书四篇,商书五篇,周书二十篇。虞夏书记载了上古时期尧、舜、禹的事迹。他们是中国古代的传说人物。虽然是传说,但却有上古社会的史影在。商周书是反映商周两代历史的档案文献。
另有二十五篇,经明代梅,清代阎若璩、惠栋等人考证,是东晋人所献的伪作。我们在这里不予讨论。
本文主要介绍汉代伏生所传《尚书》真本的思想内容,重点介绍其崇“敬畏”、重“修德”的思想。
《尚书》中的“天”“帝”“天命”“天威”等观念
中西方文化虽然不同,但有许多可以相类比的方面。例如,西方有至上神“上帝”的观念,今天西方人经常会说“my God!”“上帝与我同在”之类的话。中国也有类似的天和上帝(天、帝一体)的观念,今天中国人也常会说“我的天!”“人在做,天在看”之类的话。中国人这种观念来源甚古,而最早的记载便见于《尚书》之中。
从上古以来,中国人就有这样的观念,认为天帝高高在上,时刻注视民间,能赏善而罚恶,尤其重视统治者的行为,《尚书》中的《皋陶谟》篇就曾陈述尧舜时代的“天命有德”“天讨有罪”的观念。《汤誓》篇记载了商汤伐桀,认为这是替天伐罪:
桀之多罪,天命我诛殛之。周朝人同样相信“天命”,周公强调要继承先王明德,以保天命之永久,《君奭》篇载周公告召公之语说:“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其意: 天命不易测知,天难倚信,周人无德也会坠失天命。)总之,《尚书》中所记之圣王贤臣言论,大多以敬畏“天命”相训导。
西周时期开启了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正统文化,其政治的法理根据便是“天”,而“天”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可爱的,不如说是威严的,于是而有“天威”的观念。在记载周公对召公谈话的《君奭》篇中,周公就四次用了“天威”一词。对“天威”的敬畏,反映了当时周族贵族的一种文化心理。我们以前认为,周族贵族强调“天威”,是为了吓唬殷商遗民和王朝小民的,其实周贵族本身也是相信“天威”的。对这种相信“天威”的文化心理,我们不能简单以一种“迷信”来看待。应该说,周人对待自然和人事,对于当前和未来怀有一种“敬畏”的心理。这一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下面我们来着重讨论古人这种崇重“敬畏”的人生态度。
《尚书》崇重“敬畏”的人生态度
世界上如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其各自的神话内容、宗教教义、宗教仪式等虽然很不同,但却有一种共同的精神,那就是“敬畏”。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思想的儒学没有类似佛教、道教、基督教那种宗教组织,看上去很不像宗教,但却保有类似宗教的那种“敬畏”的人生态度。那么,儒学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笔者以为,《尚书》一书或许能给我们提供答案。
《尚书》中有关“敬”的论述,大体可以分为“修己之敬”“事天之敬”“临民之敬”“治事之敬”四个方面,兹分别论之:
(一) 修己之敬。《召诰》篇说:“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意思是: 王者当以“敬”作所,即在任何处所皆不可不敬德。)《无逸》篇说:“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意思说: 小人心怨你、口骂你,应该更加敬修其德,而不应责备于人。)
(二) 事天之敬。《立政》篇说:“以敬事上帝。”对于上天要保持一种敬畏的态度。
(三) 临民之敬。中国古来就有一种“天民一理”的思想。天心见于民心,民心即是天心。君主既要“敬天”,也要敬民。《康诰》载成王告卫侯康叔之语说:“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意思说: 天威虽可畏,常辅至诚之人。观民情向背大可见天之辅与不辅。)
(四) 治事之敬。古人言“敬事”,犹今人言“敬业”。要对所从事的职业持慎重、认真的态度,不能出现差错。尤其是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更不能疏忽。《尚书》开篇《尧典》即记载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意思说: 尧乃命羲和之官,使之敬顺昊天之日月星辰,制定历法,考究农时,敬授于人。)《洪范》记载周武王灭商后访殷商旧臣箕子,箕子授洪范九畴,其第二项便是“敬用五事”。所谓“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这是讲“敬事”之人在言论行为上所应有的恭谨态度。
讲“敬畏”就要讲“不敢”,“不敢”是一种戒律,有许多事情不应做,不能做,对于这些“不应做”“不能做”的事情,便用“不敢”二字来表达其“敬畏”之心。
(一) 不敢违抗“天帝”命令。这种情况多指王者而言。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统治集团表达其意志的一种巧妙方式,而王者(或准王者)正是通过类似的方式,借“天威”来增加自己的权威。如《汤誓》载商汤之语说:“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意思说: 我实畏惧上帝,不敢不往正夏桀之罪。)但另一方面,作为“王者”也不能为所欲为,他也要受着“天”的约束。
(二) 不敢背弃先王事业。《周书》中所言之“先王”,通常是指文王和武王,当然这主要是对周族子孙而言的。《大诰》载成王之语说:“予不敢不极卒宁王图事。”这样一种“不敢”,对后世统治阶层而言,便意味要恪守祖训,遵循先王所制定的大政方针来治理国家,防止自乱纪纲法度,以避免新兴政权脱离正常运行的轨道。
(三) 不敢侮鳏寡。所谓“鳏寡”,概指孤独穷苦之民,犹如我们今天所说的“弱势群体”。王者应心存仁爱之心,对孤独穷苦之民加以体恤,使他们不至流离失所。王者有此仁心,自然会获得国人欢心,而得人心所以得天下。因此《尚书》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个道理,如《康诰》载成王告卫侯康叔说:“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意思说: 能明其德以化民,谨其罚以防民,不敢侮慢鳏寡无告之民。)
(四) 不敢自求安逸,不敢沉湎于酒色。人之失德多因“诱惑”而起,而“诱惑”总与逸乐有关。如耽于安逸,沉湎酒色,乐于游遨田猎等。若帝王染此恶习,多有身败名裂、亡国亡家之痛。所以《尚书·酒诰》说:“成王畏相……不敢自暇自逸……罔敢湎于酒。”(其意说: 成王敬畏辅相之人……不敢少自宽暇,少有安逸……不敢沉湎于酒。)
《尚书》重视“修德”的思想
“德”在《尚书》中是一个十分重要而突出的概念,“德”与“力”是相对的,“德”指道德,“力”指实力。殷商后期,周邦逐渐强大起来,《左传·襄公三十年》载北宫文子之语说:“《周书》数文王之德曰:
‘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这是说,当时周邦既有道德,又有实力。但就《尚书》而言,它主要强调的是“修德”。“德”与“刑”(或“罚”)也是相对的。在二者之间,《尚书》重“德”胜过于重“刑”(或“罚”),如《吕刑》说:“有德惟刑。”(意思是: 必使有德之人为明刑之官。)又如《康诰》说:“明德慎罚。”(意思是: 明其德以化民,谨其罚以防民。)由此,我们可以将《尚书》的政治理念称为“德治”主义,它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政治教科书。
《尚书》为什么会倡导“德治”呢?这可能与上古社会统治阶级的政治经验有关,即凡一国的统治者,有德,则为国人所爱戴,从而国运长久;无德,则为国人所厌弃,从而国祚不永。这几乎是一个没有例外的历史规律。而王权既然被说成是“天”或“上帝”所命,那么,在逻辑上,“天”或“上帝”就一定眷顾有德之人,而厌弃无德之人。所以《召诰》篇反复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意思是: 若不敬其德,就会提前陨坠天之所命。)而周族后世子孙要想延续周朝政权,也只有自身“修德”一条路,即如《召诰》所说:“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意思是: 惟王敏于敬修其德,惟德是用,方可以祈求天之永命。)
早期儒家的最高的“德治”理想是尧舜时期,尧的伟大在于能以平等共生的理念处理氏族、部落、邦国之间的关系,它的最高表现就是“协和万邦”。《尚书》首篇《尧典》说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儒家关于这一历史传说的记述,反映了中国原始共产制时代的史影。原始共产制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而先秦诸子百家所直接面对的已不再是“以德兼人”的时代,而是“以力兼人”的时代,正如韩非所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慧,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由此而有政治思想上的“德、力之争”。任德不任力,是原始儒家处理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准则。但单纯注重道德,忽视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导致奉行儒学的诸侯国先后灭亡。而法家任力不任德,也导致烜赫一时的秦王朝迅速灭亡。
《尚书》“德治”主张深刻影响于后世。汉代儒家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主张德、力并重。既要重视道德,也要重视国家的实力。如王充总结说:
治国之道,一曰养德,二曰养力,要“文武张设,德力具足”,“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备,慕德者不战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却”。(《论衡》卷十《非韩篇》)历史上儒家和法家任德与任力之争提供给我们这样一条历史启示: 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应继承和弘扬“协和万邦”的优良传统,在国际关系上树立道德大国的形象,同时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捍卫国家的主权,也要注意发展自己相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本文作者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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