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大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72496
◎“伦敦雾”如何起源、演变和终结？它有如何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艺术创作。
◎展示英国人通过怎样的措施成功解决“伦敦雾”问题。《清洁空气法》又是如何被提出、通过并实施的。
◎作者细细检索摘取到了狄更斯等文学大师、莫奈等绘画大师和霍布斯鲍姆等史学大师对伦敦雾的描绘与评价，精彩纷呈。
◎50多幅插图生动展示艺术家们如何用油画、漫画、摄影和电影等形式反映和讨论伦敦雾对人们生活的改变。
◎如何与雾霾“相处”？已成为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几十年前的伦敦，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经验。
英国伦敦，素有“雾都”之称。典型的“伦敦雾”出现于19世纪早期的工业时代，是首例全球“闻名”的空气污染案例，直到20世纪60年代清洁空气法案通过才得以终结。科顿在书中描述了伦敦雾的“美丽”和危险，以及其对文化和人们认知的持久影响。伦敦雾改变了城市生活，模糊了道德和社会边界。而它也成了艺术家的“礼物”，出现在狄更斯、亨利·詹姆斯等作家的著作中，以及莫奈和惠斯勒等画家的画作中。作者结合历史与文学的敏感性，呈现了伦敦雾的起源、演变与终结，向读者细致而生动地展示了这一工业时代的奇特城市景象，特别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如何与雾霾“相处”的有趣参照。
章
伦敦雾的起源
第二章
狄更斯式的阴郁
第三章
雾之王
第四章
危险中的女人
第五章
异域视角
第六章
伦敦启示录
第七章
活死人之地
第八章
奄奄一息
结
论 后的雾
致
谢
注
释
索
引
译后记
章
伦敦雾的起源
一
伦敦常常被笼罩于或浓或淡的雾中（mist and murk）。真正的伦敦雾（London fog），那种厚重、发黄、包裹一切的雾，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正值工业革命早期，这座首都城市在快速扩张，家用煤火使用量成倍增加，工厂烟囱和车间机器向大气排放了有毒气体，煤火与烟尘混合，构成了浓烟（smoke）。这种情况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了：可怕的天气在冬季屡屡造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忧虑，让人们开始紧张于犯罪和失序，更激发了作家们的灵感——将其视为一种若隐若现的、活生生的邪恶的存在。次世界大战前，伦敦雾就开始进入一个很长的衰退期。立法委员们意识到了它对健康的危害，也开始考虑去治理，因此它爆发的频率和浓度都有所减弱。1962年，伦敦雾被彻底终结，终结于几年前国会颁布的《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1956）。
在世界大多数地方，雾（fog）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在适当的气候条件下，带有微小水滴的空气的聚集。英国首都几个世纪以来的情况也确实如此。伦敦从未有过特别干净的空气。被低矮的群山夹道护送的整个泰晤士河流域，总是浸润在潮气和水雾中。在中世纪和都铎（Tudor）王朝期间，城市发展迟缓，人们日益对空气污染怨声载道。这些污染一方面来自木柴燃烧，特别是用于提取石灰，另一方面来自从纽卡斯尔（Newcastle）船运至伦敦的海煤（sea coal），它被广泛用于家庭生活和工商业。“海煤”初是关于某一种煤的术语，它是从海底开裂的地缝中被冲刷到海岸上的煤矿石，所以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在海岸进行采集。但是渐渐地，它变成了泛指一切从沿海地区被运到伦敦的煤。彼得·布林布尔科姆2指出，早在1228年，伦敦就有一条“海煤巷”（Sacoles Lane）。他写道：“这表明伦敦的煤进口确实可以追溯到一个非常久远的开端。”在有关煤的抱怨中，我敢说伊丽莎白女王是有名的一位：“她对海煤的气味和烟尘恼火万分。”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终于，在她的继任者詹姆斯一世（James I）统治期间，人们试图立法去对抗烟尘空气。1623年，上议院（House of Lords）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伦敦的酿酒厂使用海煤；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纸空文，任何改变都没有发生。
抱怨仍在继续。1676年，科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骑着马游历到这座城市附近的时候，估测伦敦的烟尘有半英里高，20英里长；而在更早之前，1652年，荷兰人洛德韦克·惠更斯（Lodewijk Huygens）从相似的观测点[可能是汉普特斯西斯公园（Hampstead Heath）或者高门山（Highgate Hill）]瞭望这座首都，发现中世纪的圣保罗大教堂“烟雾深锁”，已经无法看清。人们本能地意识到，这种天气会危害城市居民的健康。分析过1676年伦敦死亡数字的学者约翰·格朗特（John Graunt）认为“伦敦的烟尘会引起窒息，非常危险”；而撰写过《健康之道》（The Way to Health）——这本书让本杰明·富兰克林转变为素食者——的商人托马斯·特赖恩（Thomas Tryon）在1700年写道：“伦敦不健康的空气催生了这种恶臭的、肮脏的、硫黄味的烟尘，简直是人类的杀手。”
然而，在17世纪及其后很长时间里，对伦敦烟尘天气有名的控诉要数一位日记体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1620—1706）。1661年，他发表了《驱逐烟气，或伦敦弥漫的烟气的不便》（Fumifugium; or, The Inconvenience of the Aer and Smoake of London
Dissipated）。而早在10年前，也就是1651年，伊夫林就抱怨：“伦敦深陷于海煤的‘云’中，有如尘世间的地狱，处于雾天的火山口里——这致命的浓烟。”到了1661年，他更是高声谴责“满是恶臭黑暗的烟尘和硫黄的聚集体”裹住了这“荣耀而古老的城市”。科学家凯内尔姆·迪格比（Kenelm Digby，1603—1665）用原子理论分析空气污染，认为煤烟的原子十分“尖利”。伊夫林也参考了这种理论：“这种含硫有毒气体的富有进犯性的尖刻灵魂，使她[指伦敦]的所有荣光变得黯淡。灯火披上了一层漆黑的外壳或皮毛，车水马龙因此阻滞，碗碟、金器和家具失去了光彩，钢铁和坚硬的石头也被蚀刻斑斑。国家在这种环境中暴露一年，比在清洁空气里几百年还要糟糕。”
伊夫林提出过一些减轻烟尘危害的建议，譬如将作为污染源头的工业项目迁出伦敦，在伦敦周围种上芬芳的植物和树篱，这样一来它们的清香就可以飘进市区，驱走邪气。根据伊夫林自己的日记，他曾向国王查理二世（King Charles II）进谏：“国王高兴地觉得应该下一道特别命令让我出版这些文字，他的确非常欣赏我的提议。”不久，他又在日记中提到了彼得·鲍尔爵士（Sir Peter Ball）关于烟尘污染的提案，但没有对此谈论太多。尽管有一些像伊夫林这样的人在关注污染问题，但实际上，没人真正准备好采取行动。
伊夫林并不认为伦敦本身的地理环境那么不可救药。他说伦敦“建立在一片甜美宜人的‘卓越之地’上”。他辩解说：“南部的水系和低地产生的气体（fumes），总是一出来就被太阳吸引，驱散，升腾了。”伊夫林认为这些气体都是不健康的，声称它们会“引发痨病、结核，让肺部不适——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在大量烟尘中总得屏住呼吸，还因为它本身的毒性，因为所有地下矿物燃料都会散发出含砷的剧毒的气体”。他大力控诉：“伦敦居民呼吸的都是浓厚不洁的雾气（mist），混合着黑乎乎的污浊的蒸汽（vapour）。”伊夫林坚定不移地认为烟尘问题的根源在工业上。他写道，这些令人讨厌的烟“可不是从家庭厨房里排放出来的；厨房的火是微弱的，而且并非时时燃烧，它生成的烟也很容易飘走，驱散于高空，这种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坏的是石灰窑，它“产生的乌黑浓重的雾污染了空气”。
1772年，《驱逐烟气，或伦敦弥漫的烟气的不便》再版，编辑老塞缪尔·佩吉（Samuel Pegge the elder，1704—1796）要借此来警示他自己所在的时代环境恶化到何种程度。他发现，新增的“玻璃厂、铸造厂、制糖厂也加入了污染的黑名单”，还指出一些特殊的污染源，诸如“伦敦桥和约克大厦上的水泵所需的火力马达”。他继续阐述，伊夫林那种把所有烟尘污染源迁出城市的设想是不可能的，但他仍希望法律可以约束大多数污染源，将诸如酿酒厂、玻璃厂、制糖厂隔离在城镇之外。他进一步建议，这些厂房应该与城镇保持一定距离。没有人采纳佩吉的建议。但他所感知到的城市大气状况的恶化，却得到了很多在18世纪造访伦敦的异国旅人的共鸣。1748年，瑞典旅行家佩尔·卡尔姆（Pehr Kalm，1716—1779）从圣保罗大教堂上观测到“浓重的煤烟从四面八方盖住了城市，把眼前的景观分割成一块一块”。18在18世纪60年代，法国旅行家和书信体作家皮埃尔–让·格罗斯里（Pierre-Jean Grosley，1718—1785）写道：“烟尘聚成的云朵像帐幔一样笼罩着伦敦，这些烟混合着持续不散的雾气，覆盖了伦敦，把这座城市整个包裹起来。”旅居伦敦的一年让他确信情况还在越变越糟：“烟尘一天天地侵蚀着大地：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伦敦市民终有一天将彻底告别阳光。”不过，格罗斯里也抒发了他对英国式散步文化——即使在雾天——的仰慕，这多多少少缓和了他对伦敦空气的尖锐批评。特别是在4月26日圣詹姆斯公园（St. James’s Park），四步之外已不辨牛马，但公园还是聚满了散步的人，格罗斯里承认“在这一整天里，他们对我来说着实是一种有趣的、令人欣赏的对象”。可见，他似乎是个英国式勇气的法国崇拜者。
德意志的科学家乔治·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在18世纪70年代来到伦敦，雾天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了，他发现自己“借着烛火写作（那可是在上午十点半）”。普鲁士牧师卡尔·菲利普·莫里茨（Karl Philipp Moritz）在1782年写道：“街道上的所有东西看上去都是暗暗的，近乎黑色。”作曲家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首次开始他踌躇满志的英格兰音乐之旅时，就住在普尔特尼街（Great Pulteney Street）。1791年11月5日，他写道：“雾是如此浓重，似乎可以被涂抹在面包上。为了写作，我不得不点起蜡烛，尽管这只是上午11点。”20在59岁的海顿看来，一次严重风湿病的侵袭也要归罪于雾——他愤愤地把这次生病说成是“英国式的”。
几年后的1809年，瑞典历史学家、后来的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校长埃里克·古斯塔夫·耶耶尔（Eric Gustaf Geijer，1783—1847）也来到英格兰，担任斯德哥尔摩某富商之子的家庭教师。他抱怨：“伦敦的毒气，是上帝要灭绝这一世界之都的先兆……无边无际的人群在煤烟的微暝中缓缓涌动，任何人都会在其中越陷越深。”他说伦敦的天空是“煤烟做成的”——“伦敦就是个烟熏火燎的洞穴。”23次年，法国人路易·西蒙德（Louis Simond，1767—1831）抱怨道：“很难找到一种概念界定伦敦的冬天，煤烟形成的空气在几英里之外都能感受得到。”24西蒙德在1810—1811年游历英国，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就移民成为美国人。
如何把伦敦的空气从这种令人绝望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呢？佩吉在重编伊夫林著作时提供了这样的建议：将海煤进一步炭化可以减少浓烟；以及“把烟囱建得更高，这样就能把烟排放到一般建筑物之上，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使其飘散到更远的地方，不让烟尘落在房屋上”。25在19世纪早期，威廉·弗伦德（William Frend，1757—1841）在他名目冗长的小册子——《当烟尘和有毒气体分分钟在侵袭，难道就没可能彻底挽救伦敦的空气？》（Is it Impossible to Free the Atmosphere of London in a Very
Considerable Degree, from the Smoke and Deleterious Vapours with Which It Is
Hourly Impregnated? 1819）——中同样支持加高烟囱的办法，然而也没有产生实际作用。与此同时，伊夫林在19世纪早期依然持续发挥着影响，1822年在《科学文学艺术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Science, Literature, and the Arts）上出现的一篇文章就是受了伊夫林著作的影响。这篇文章再次强调了伊夫林的在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设立特别委员会的建议，这个委员会旨在“调研有多大可行性为蒸汽机使用者们建立一项制度，以缓解对公共环境和公众健康的危害”。文章对比了“160年前伦敦的面积还不到现在的1/6时引发的民怨和今时今日烟尘引发的民怨”，文章还建议调查“在过去和现在，这种污染之恶到底有多少可能被减轻，甚至消除”。作者质疑了国会处理问题的效率，因为“只要国会一休会，排烟者们又会故态复萌，我们就又跌回乌烟瘴气中；河边那些听话的烟囱似乎一度忘记了它们的工作，此时也又变回了它们习惯的身份，一根根黑漆漆的烟柱子”。作者悲观地总结道，伦敦的烟“总是令人沮丧，如今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实际上，正如作者已经提到的，1819年以来，特别委员会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除了稍稍强化了一些有关公共危害的法律：“原告需对妨害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以获得救济，而非让被告首先避免从事加害行为。
本书对令人不可接受的伦敦浓雾——从狄更斯到现代——的分析是精彩和明晰的。行文优美，其历史洞见和文学眼光是有趣而又天才的。
——安德鲁·莱西特（Andrew
Lycett）
一本值得赞赏和享受的书，研究详实而规范，引人入胜。写法清晰而平易近人，非常生动。
——杰里·怀特（Jerry
White），伦敦大学教授
伦敦*为重要、*有标志性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浓雾。伦敦雾对于1950年代之前伦敦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犯罪、浪漫、商业和健康——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本书是目前为止对这一现象描述得*为详实和精彩的一本。
——安东尼·沃尔（Anthony
Wohl），瓦萨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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