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古建筑地图(上)

★实地考察、精心拍摄的文物照片，近距离触碰古建筑，尽享山西南部特色鲜明、深远悠久的文化历史风貌！★古建筑分布地图 详尽细致的建筑解读，将山西南部名胜一网打尽，饱览无余。★文化游、深度游之选！旅行爱好者、古建文物发烧友的上佳指南。 

“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文物看南部。”本书对山西省南部长治、晋城、临汾和运城四座城市的文物建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汇总和梳理，介绍了各文物建筑的形制特征、历史沿革及保存现状，其中对古建筑的斗栱和梁架结构做出了尤为专业和精彩的解析，堪称本书特色。本书既是可作为研究参考的古建筑宝典，也是真实有趣的探访纪行。行文中有作者的犀利点评与真情流露，可见古建筑研究保护者心情之恳切。

姜铮山东济南人，现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在读博士生，2016 年至2017 年赴日本东京大学联合培养，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技术。在学期间曾多次参与重要早期木构建筑的测绘修缮、勘察研究以及报告书写作，发表论文十余篇。自2010 年开始对山西各地特别是晋东南地区进行系统的建筑考察，对山西宋金元时期的建筑发展状况有较深入理解。 徐扬古建筑爱好者，前建筑师，2012 年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后从事建筑设计。在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2017 年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获得工学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及文物保护技术。现于美国温特特尔博物馆与特拉华大学学习艺术品保护。
刘畅1968 年出生，1987 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后在故宫博物院服务六年。2002 年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并自此留校任教至今。发表《慎修思永》《北京紫禁城》《乾隆遗珍》《山西平遥镇国寺万佛殿天王殿精细测绘报告》《雕虫故事》等著作多部，学术论文八十篇。

凡例

山西省分片索引

1.长治市

2.晋城市

3.临汾市

4.运城市

参考文献

图片来源

结语

 

一、“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文物看南部”山西是古代历史文化极为灿烂的地区，也是今天中国举足轻重的文物大省，俗语用“地上文物看山西”来形容山西地面文物——特别是早期建筑的丰富与精彩。可以毫无夸大地说，山西已然成为今天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的最为重要的一块根据地。据相关统计，留存于山西地区的文物建筑总数量为全国范围内文物建筑总数量的75% 以上，其中又有相当的比例系历史价值特别突出的早期重点文物建筑。可以说，不论是就数量而言还是就质量而言，山西地区的古建筑资源均在全国范围内占据统治性的主体地位。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北方建筑历史发展状况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以对山西地方建筑的了解为基础的。而在整个山西范围内，山西南部地区则又是“核心中的核心”。“山西南部”的地理概念在早期历史当中并不十分明确，由于太岳山的阻隔，人们通常更倾向于将“晋南”与“晋东南”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区域。直至元代整个山西地区方才有晋宁路（大致相当于当今行政区划下晋城、长治、临汾、运城四市所辖之范围）与冀宁路（太原及以北区域）的划分，可以视为“山西南部”地理概念建立的开端。在这一地理范围之内，文物建筑分布高度集中，传统的土壤又极其深厚，二者连理共生、浑然一体，成为今天中国版图上一幅高度完整的历史文化景观，因此也成了古代建筑考察、游览难得的理想目的地。二、文化地理视野下的山西南部任何建筑形式的产生，从根本上讲都是对其所处自然与历史环境的反馈。因此在对建筑本体的关注和了解之外，对于一方水土的深入了解，很大程度上也就成为打开建筑历史之门的另一种正确方式。山西特殊的地理环境在历史上曾对其社会发展变迁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些影响的汇集，最终形成了文化与地理之间方方面面的有机关联，这种集合关系也即所谓“晋系风土”之概念，而建筑活动自然也包含在其中。虽然在这样一本游记式的小书当中我们无法将对每一座古老建筑的理解都上升到如此高度，但文化地理的角度去审视、理解早期建筑，却着实是我们想要明确传达给读者的一条线索。在此宏观背景之下，晋南与晋东南实可作为山西大文化圈当中的两条极具特色的支脉。对于山西南部地区文化地理特色的理解，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略作概括：“山河表里”山西省境内高山耸立、大河奔流，黄河在左、太行在右，太岳山南北绵延横亘其间，中国古人将这种极具气魄的地貌称为“襟山带河”“山河表里”。如此自然环境虽然不像平原地区那样拥有更加广袤的可耕种土地，但却也集齐了足以创造一个伟大文明的全部客观条件。山西自古被称为“三晋大地”，这一称谓的由来主要是对“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这一有代表性的历史片段的概括。但对于本区域内的地理环境而言，这一称谓同样可以看作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描述：山河的间隔，使山西境内的广大土地被划分为若干相对独立的盆地，盆地与盆地、盆地与外界之间的关系既相对封闭，同时又保持着有限的通路。在此客观的环境条件之下，整个山西又进一步形成了以若干城市为核心向外辐射的次级文化圈，并且在各个相对集中的地理范围之内，包容了极为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屏东控西，地属中州”山西南部地区自古以来被划归于广义上的中原地区，特定的地理位置使其必然成为“关中”与“山东诸国”两方文化的辐射交汇之处。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历史上曾数次出现东西分裂对峙之局面，而每当这种情形出现则山西必成为东西两个世界的分水岭。不论是强秦与六国、北周与北齐抑或是大唐王朝的中央与藩镇，两方向势力的拉锯与进退，使山西不断沦为刀兵之地，同时也使山西极易成为各方文化交融的前沿，对于华夏文明大一统的进程而言，山西这个内陆省份显然承担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值得说明的是，自秦王朝统一中国以来，山西几乎从未具有过超出本地区范围以外的经济文化影响力，但又始终以一种独特的姿态与华夏文明中心地保持紧密联系。正如汉唐时期的汾阴、蒲、绛（今运城）之于长安，北朝时期的上党（今长治）之于邺城，宋金时期的泽州（今晋城）之于洛阳、汴京，都是这种关联的体现。总而言之，这种关联使山西南部地区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保持北方较发达地区的地位，从未被古代中国几个超级都会的光辉完全淹没。山西南部地区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均体现出接收官方文化影响的一面，但同时又相对清晰地保持了自身特色的传承。在此基调之下的建筑文化同样无时无刻不体现出本土传统与外来影响的拮抗与交融。同样也是这种进退的关联与向背的关系，使晋南与晋东南成了庙堂之外的后花园。长安失意之后的关中士人总将河东作为心心向往之区，或许只有故乡的土地才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安稳的退居之地；而自魏晋竹林七贤以来，南太行的山水亦成为士大夫阶层归隐临泉、笑傲栖居的热门目的地。三、历史上的山西南部与山川风物相对应者无疑是山西厚重的历史。山西南部地区的古代历史可谓灿然，不论是政权交替、兵戈交锋，抑或是歌舞升平、人文发展，乃至于天灾乍起、盛衰无常，这一切都给该地区的历史文化以极其深厚的积累。也只有这样的文化土壤方能孕育出文物大千之英华。相较于人类历史文化的无限丰富，建筑也只是满树繁花当中的一朵。古代建筑作为历史的载体，反映的是古代人现实生活与风俗信仰的一个侧面。只有通过历史的视角去欣赏建筑，方能从更高的角度去理解建筑。历史的沧桑、东方建筑体系特有的形式美感，以及历史建筑背后深刻多元的文化内涵，拼合成为山西地区早期建筑欣赏价值的完整拼图。对于晋南与晋东南的历史，以下也不过是最简单的概括：圣王故里史载尧帝都于平阳、舜帝都于蒲坂，晋南是上古先王的主要活动区域，因而毫无疑问山西是华夏文明真正意义上的发祥地之一。西周代成王封其弟叔虞于陶唐之地，始有历代晋侯之传承。自此，位于黄河与汾河之间晋地则作为一个确切的地理概念开始出现在中国历史之中。需要说明的是，叔虞当年就封于陶唐故地，实际当以平阳（今临汾地区）为核心，该地区在其后近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是山西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而对于上古先王的崇仰之情，也成为晋南与晋东南地方信仰当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刀兵旧地古代山西作为中国北方政治、军事势力交锋的前沿，也是中国历史上战争最为集中的发生地之一：六国曾合纵以抗强秦，以赵、魏、韩自北往南形成了对关中秦国势力的屏障，今天的晋东南高平地区，即震烁历史的秦赵长平之战的发生地；北朝之分裂，以黄河为界划分东西，山河之间成为斛律光、宇文泰等历史人物风云际会的舞台；唐代安史之乱后，河东地区再次成为王室抗拒山东诸侯的堡垒，郭子仪、李抱珍等人成为李唐王朝最后的支柱；有趣的是，河东山川地势的走向似乎决定了该地区可以帮山东诸国屏蔽了秦人的强弓硬弩，可以帮助李唐王朝阻挡东方军事集团的压力，却唯独不能抵挡北方铁骑的突入，辽、金、蒙古人的马队一旦踏进雁门关，便可沿大河河谷南下，一路如风卷残云般直入平原去了。战争给河东历史留下的不仅仅是创伤，同时也有重建、复兴的机会，更激发了一种全民性的对于战争英雄人物的崇拜，山西各地均存在为数较多的以著名武将为祭祀对象的庙宇，如汉之李陵、关羽，西魏之斛律光，唐之郭子仪，宋之杨继业、狄青，等等，亦是当地文化的一大特色。“河东望族”以蒲州、绛州为核心的河中地区（今运城），历史上曾经与关中地区同为中国北方豪强望族的聚集地，也是北方地区重要的人才渊薮。历史上河东衣冠人物不绝如缕，从政治明星到人文领袖，从庙堂之上的宰相到地方的军政要员，这些世家子弟不但在关中政权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同时也是地方社会发展的支柱力量。唐代河东望族中最为著名者当属裴氏（裴秀、裴松之、裴行俭等）、薛氏（薛绍、薛仁贵等）、柳氏（柳元景、柳世隆、柳宗元等）家族，此三家与关中的韦、杜、杨姓家族在当时并称六大姓。据毛汉光先生统计，北朝时期，薛氏五品以上人数达47 人，而此时的河东闻喜裴氏为46 人，河东解县柳氏20 人，足可见其政治势力与历史地位。宋代，河东地区继续为汴京输送着政治人才，而其一时之人望则要首归于涑水司马家（夏县司马光家族）。北宋的沦陷与金人的南下，曾一时间造成北方地区的混乱，而正在此时相对安稳的泽潞地区却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会，一向不温不火的晋东南地区在金代一跃成为人文社会发展的繁荣地区，曾出现所谓“陵川七状元”这样的盛事。而高平李氏家族中更出现了以李晏（金代翰林学士、礼部尚书）为首的头面人物。河东士人的身世沉浮，不但与中国历代的政治舞台密切联系，同时也与故乡的山川风物息息相关，成为山西南部地区早期建设活动的重要历史背景的一部分。佛风与道法从东汉时起，像教流布于东土，山西亦从不同方向开始接受佛法的润泽。北朝以来，关中、邺城和五台山成为对山西南部地区影响最为深远的三个佛教中心，宗教力量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在受到佛教文化熏陶的同时，晋南与晋东南境域之内的道路也逐渐发展成为信众往来朝圣的重要通道，特别是宋代的晋东南地区，因为连接汴京与太原，并能一路向北通抵五台，故而行旅往来更为密集，官道上的驿站与行脚递铺大多成为后来集镇发展的原点。佛教信仰为山西南部地区的庙宇建设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庙宇的香火传承亦成为文物建筑保留至今的根本物质保证。就此而言，今日山西的文物建筑资源能够冠绝海内，与佛教的深入人心显然密不可分。相较于佛教的平稳传播，道教在山西的发展则多少带有一些偶然因素，但在当时却同样带动了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山西南部地区最为集中的道教建筑，其一是在临汾市浮山县境内、以老子信仰为依托的宫观遗存；其二则是以元代官式建筑与壁画艺术闻名海内的永乐宫建筑群。此外，明代以后因皇家推崇而得以繁盛的东岳大帝信仰与玄帝—真武信仰，亦可算是道教流布的一分子。敬信鬼神相比于佛教与道教这样的国家性信仰，晋南与晋东南的地方信仰同样是异常繁盛，并展现出极为绚烂的地方文化特色。其中最有代表性者如晋东南地区的二仙信仰、三嵕信仰、崔府君信仰以及晋南地区的水神、龙王信仰等。对地方神的信仰，往往来自民众对于基本物质条件的诉求，地方神的神通也大凡是助雨抗旱、保境安民、消灾祛病等，因此在民间往往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此外，金元以来，杂剧的发展以及与赛社、祭祀活动相应的演剧活动的兴盛，成为晋南与晋东南地方文化中的又一朵奇花。元代平阳地区成为北方戏曲创作的中心，一大批散曲、杂剧作家的涌现，成为当地社会富庶、文化繁荣的一个注脚。而与演剧相关的建筑形式（从晋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晋东南地区的大量戏台建筑），以及相关艺术创作的出现（如以寺庙当中以戏曲为题材的壁画、墓葬当中以戏曲为题材的雕饰等）则是这一盛景在建筑上的反映。四、当代社会环境下的文物建筑奔走山西看建筑，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议题：毋庸置疑，山西作为中国文物建筑保存最为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是文物保护工作最具争议的地区，有关文物建筑修缮、保管、利用等方面皆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门可罗雀者、大门紧闭者、自生自灭者、屡遭偷盗者，文物的现状，从一定程度上也是当今乡村社会现状的一种写照。诸多问题一方面来自于地方文物部门所见到的利益与所背负的压力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另一方面则是这个时代群体性迷茫的体现。行走在乡村之间，每当见到那些残破的环境、衰落的集镇、无法恢复的传统生活方式以及迫切渴望走出去的年轻人，你便再无法去讨论文物的尊严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很难有答案，但或许看到问题正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