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纪实系列·两个故宫的离合：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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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理顺中国清末的文物流出经过，揭示中国收藏品热的背景，厘清溥仪、那志良等与文物共命运的人的背后故事。
　　2. 挖掘故宫文物两次艰难而辉煌的海外展出经历（1935,1961）。跟踪文物抗日战争期间的迁徙路线，亲赴山洞、窑洞查看当时的保存环境。
　　3.亲赴现场，倾听当事人说话。采访了4位台北故宫院长、1位北京故宫院长、1位南京博物院院长、1位沈阳故宫研究员，多位赴台老故宫职员和商业界人士。亲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抄写蒋介石日记。
　　4. 多次走访拍卖会现场，亲历21世纪以后中国热钱冲击文物收藏界，大量文物回流国内的盛况。
　　5.台北故宫的雏形、建造和建成后的命运大起大落。书中部分被采访者对象名单：
　　
　　林曼丽（2006-2008年 台北故宫院长）
　　龙应台（台北文化局局长）
　　杜正胜（2000年-2004年台北故宫院长）
　　郑欣淼（2002年起担任北京故宫院长）
　　周功鑫（2008年台北故宫院长）
　　陈明文（台湾嘉义县县长）
　　李理（沈阳故宫研究员）
　　梁白泉（南京博物院前院长）
　　高仁俊（随迁老故宫职员中少数在世者之一）
　　庄灵（摄影师，老故宫职员庄尚严之子、随迁家属）
　　寺院值班老伯（贵阳郊外的安顺洞窟遗址、儿时曾在安顺洞窟目睹文物箱的保存状态）
　　蒋伯欣（台湾艺术大学 助教授）
　　徐明松（台湾铭传大学建筑史系 学者）
　　王定乾（台湾寒舍艺术空间 负责人）
　　王雁南（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总裁）
　　王维明（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 负责人）
　　陈文平（上海大学海外文物研究中心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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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有伦敦大英博物馆，美国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法国有巴黎卢浮宫，日本有东京国立博物馆，但在这个世界上，却有两个故宫博物院。
　　“两个故宫”是东亚近代史的产物。故宫的魅力根源，来自于数次奇迹似的历史转折。两岸故宫不只是珍奇、瑰丽的宝库，更呈现出政治权力与文化深层结构的样貌。“两个故宫”的存在，串联了什么历史情结？潜藏了多少政治人物的历史思维？
　　《朝日新闻》资深记者、“中华圈的专家”野岛刚，历时五年，奔波全球亲身采访，从政治、外交的独特角度梳理了两个故宫的世纪纠缠。

野岛刚，1968年生，上智大学新闻系毕业，曾作为朝日新闻外派记者长期滞留过新加坡、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其后担任东京总社政治部记者，2007年至2010年担任驻台北特派员。采访报导华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议题，目前担任朝日新闻国际编辑部副部长。长年采访和撰写有关中华文化圈的政治、外交、文化方面资讯。出版过《伊拉克战争从军记》（2003），近期作品有《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银轮巨人捷安特》。

序章 什么是故宫？什么是文物？　
二十年前对于台北故宫的不协调印象
蒋介石决定把文物运到台湾　
与中国近代史息息相关的故宫命运
故宫与其他世界性博物馆的不同之处
变革季节的到来
故宫日本展的启动　
故宫大厅被大陆游客淹没

第一章 民进党未完成的美梦——故宫改革
民进希望改变故宫定位
表现改革精神的电影
陈水扁起用的院长
在“华夷思想”影响下的孤岛
被钉在南部的“改革”之钥——“故宫南院”
第三位院长是女性
围绕文化行政的主导权拉开女人的战争
被国民党阻止的行动
陈水扁的密访
“被中华中心主义的铜墙铁壁阻挡”

第二章 文物流失——是丧失？还是获得？
中国朝代的盛衰与文物
文物流失的主角——“末代皇帝”
香港展出的溥仪的首饰　
文物流出将中华文化传播至世界　
在日本关西开花结果的中国艺术沙龙

第三章漂泊的文物　
九一八事变改变了文物命运
首次故宫海外展览大获成功　
大陆向西再向西
南京和北京迄今仍“互不相让”

第四章 文物到台湾
遍寻不着蒋介石对故宫的想法
因国共内战急转直下的文物命运
与文物一起渡海的人　
第二批文物也包括世界最大规模的丛书《四库全书》
是“造反者”？还是英雄？

第五章 迈入“两个故宫的时代”　
台北故宫为何称为“中山博物院”？　
台北故宫建筑与当时的国际情势
现在已经荒废的北沟仓库遗址
探究设计者的心路历程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浪潮
日本人寄赠的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故宫”的进展

第六章 中华复兴的浪潮——国宝回流
香港出现圆明园的掠夺品
参与回流的特殊人士　
一扫圆明园遗恨的人
受到全世界瞩目的巴黎鼠像拍卖会
要求返还文物的中国国内动向
归还运动的结果

第七章 故宫会达成统一吗？　
记者会上两位故宫院长的反应　
两岸关系改善后台北故宫的“反向操作”　
“南院”的命运如风中之烛　
另怀心思地展开交流
下一个目标——“日本展”
唤动李登辉的司马辽太郎　
平山郁夫有志未竟成　
民主党政权的混乱引发再度触礁
秘藏在文物里的价值观
　
台湾版后记
附录1 本书主要人物
附录2 故宫以及中国大陆、台湾、日本之主要大事　268
附录3 参考图书、新闻报导一览表

 

　　《两个故宫的离合》简体中文版序

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是一个从很多角度讲非常特殊的存在。特别在文化方面，历史上日本从中国学的东西多不胜数。绘画、书法、陶瓷等等所谓的日本传统文化，基本上都是以中国为蓝本，再根据日本人自己的偏好发展而来的。
对于这样的中国，能让现代日本人最感亲切的地方会是哪里呢？不言而喻，正是故宫博物院。
日本人第一次到北京旅游，非去不可的景点就是紫禁城。不但建筑物本身是世界遗产，而且还是有着180万件收藏品的巨型博物馆。
紫禁城过去是明清皇宫，英语的Old Palace，翻译过来正是“故宫”。但每次拜访总是忘情于紫禁城雄伟的建筑，而难以气定神闲地在文物上面多花时间端详揣摩。
2012年1月至2月，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了北京故宫展，过去在日本也曾有过北京故宫的展览，但是这次的“北京故宫200精品”和之前的展览有些不同，这次的展出品的档次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以中国首屈一指的古代绘画《清明上河图》为代表，书画、陶瓷、青铜、漆器、珐琅器、染织品等200件展品中，有一半是中国“国家一级文物”。
我格外要提及的一点是，中国书画的黄金时期——宋元的展出书画有41件，根据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导览说明，中国历来严格限制对于这两个时代的书画到海外的展出，所以一个展览会最多能借出有数的几件，可见此次展览的殊荣。而这次北京故宫的“大手笔”的原因是什么呢？
北京故宫在最近几年，和世界各国的主要美术馆积极缔结友好合作协议，其中可以隐约看见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强“故宫”这一品牌的建设，给中国文化的传播开辟疆土的意愿。中国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在2008年缔结了友好合作协定，这次展出也是以这一协定为基础而得以实现的。　
另外，2011年末来日本访问的北京故宫副院长陈丽华女士在记者会上，也表达了对日交流的积极意愿。这次展览能够得以实现，也幸亏她的支持。
她在记者会上表示“本次的展览将会是空前的规模，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也将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举动。”“宋元文化对日本有很大的影响，通过这次展览会，可以进一步宣传中国文化，增进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但愿对大地震后的日本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同时，台北故宫也好像不要输给北京故宫似的，将于2014年6月来日本举办展览，其实日本方面曾经有过让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一起到日本办展的想法，拟称为“两岸共展”。2009年，日本画家平山郁夫主动担纲，热情地向东京国立博物馆、朝日新闻社、NHK电视台等机构发出邀请，希望共同举办这次重大展览。然而非常不幸，在这期间平山先生因病逝世，台湾和中国大陆两方面又都对共同办展表现消极，共同展遂变成了两岸故宫的各自展出。
不过不论如何，故宫对于文化和外交，都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本书《两个故宫的离合》，采访加上执笔，大概花了5年的时间。这期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里面，郑欣淼先生不得不提。我和郑先生见面时值2010年严冬，中国官员在接待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为了避免有什么后续的不良影响，一般来说，对各种提问都是采取极其慎重的、几乎没有什么趣味性可言的回答方式。然而，郑先生的态度却非常坦然，对于北京故宫的现状和两岸故宫的将来，侃侃而谈。
尤其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他主张应该设立一个“故宫学”的专门学科。他说，故宫不但是收藏品丰富，而且故宫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大课题，它涵盖了历史、紫禁城壮丽的建筑、文物背后的跌宕故事，还有民族精神。所以，极有必要创立“故宫学”。
他强调说：“把故宫囿于美术领域，是非常可惜的。”这一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作为一名记者，并非专家，却胆敢执笔写下故宫题材的书籍，理由正如郑先生所说的，我被故宫的多元——文化、艺术、政治、历史、民族精神——所震慑并吸引，产生了要把这个完整的多面的故宫向读者传达的强烈意愿。
郑欣淼先生从推动两岸故宫的交流之时开始，就陆续推出一些著述，2008年出版了比较两个故宫收藏品的《天府永藏》，在后来的一二年内又出版了《紫禁内外》、《故宫与故宫学》等著作。他本人也多次来到台湾访问。有一次我到台北圆山大饭店采访他的时候，他见到我，非常高兴地说：“在北京也是你来采访我，到了台北还是你来采访我，而你又是个日本记者，这件事好像也蛮巧啊。”郑先生的笑容也是我故宫记忆中的一环。
在重走战争期间故宫文物迁徙之路的采访过程中，我听到了很多让我难忘的趣闻逸事。不过被我厘清的一件事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所谓“故宫”，不但是指北京和台北。沈阳也有沈阳故宫，那里至今保管着众多的清廷宝物，在本书的正文中也将会提到，一次在香港的拍卖会上出现的翡翠头饰，居然在沈阳故宫找到了和它配对的另外一只。而这两只头饰，据说是在末代皇帝溥仪于共产党监视之下，自己用手提包从故宫偷运出来的。真是令人咂舌的戏剧化“身世”。　
另外，位于南京的南京博物院，也可以说是又一个“故宫”，因为南京博物院，曾经是北京的文物“南迁”后位于南京的保管所；为躲避日本侵华战争而一度在蒙尘于四川等地的文物在1945年“光复”后，回来的依然是南京博物院。蒋介石这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未来把文物运回北京的打算。然而如果国共战争的时间拉长，就这样直接在南京成立一个故宫也未可知。
刚到南京，我就听到了一些真真假假的关于南京和北京故宫的口水战故事。围绕着这些故宫文物，有一个未解的谜。北京方面对于被搬到南京的文物有一个严密的记录，南京方面也有一个被运到台湾的文物数量记录，后来从南京运回北京的数量也有记录。这样一来，运到台湾的和运回北京的，加起来就应该等于之前“南迁”的文物数量。可是，这中间却有几百箱的差异。
关于下落不明的这几百箱文物，传言认为，目前依旧被保管在南京博物院。
为了确认，我找到了南京博物院的前任院长梁元先生当面询问此事，他说，南京博物院确实留有旧故宫的文物。关于这批文物的处理，北京故宫方面多次要求返还，但南京博物院方面找了很多理由拒绝，最后甚至闹到中央领导那里。
中国的所谓“故宫”，有旧时宫殿的意思，也就是指的清朝的宫殿，中华民国政府推翻了清朝，开始了中国的现代化，清朝的宫殿对于新政权来说，象征着旧时代，所以为了和旧时代诀别，新政府设立了故宫博物院，以收藏清朝的文物。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当时的中华民国，以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故宫都是意义重大的政治资产。象征着中国夺回了失去的那一段时光，正是由于这样的重要性，所以才会有为了躲避日军向西迁徙，蒋介石战败后又往台湾搬迁、南京和北京的文物争执不下的现象吧。
此外，关于故宫和文物的问题，对我而言非常有启发的是，最近几年的“文物回流”事件。2013年6月我从东京来到上海，目的是参观上海的“海外回流美术品拍卖会”。在中国大陆的拍卖会每年有春秋两次，正好和季节的节拍相合。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大城市有数十、数百的大小拍卖会频繁展开。
在中国的土地和股票都告别飞涨的时代，中国的美术品市场还在持续着它的泡沫，一路增长，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投资领域之一了。
我花了2天时间，一直在上海的五六个拍卖会所间往返，不管哪个会所都是人满为患，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中国拍卖品热的未艾方兴。在会场里面，年轻女性的翩翩身影尤其引人注目。另外穿着保罗衫、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的男性也到处都是。还有不停刷新报价，一边举牌，一边不停用手机和外部通话的人。
这种拍卖会上人气沸腾的，是从日本回收的中国美术品。因为是“日本货”，所以大受欢迎。
中国的拍卖会也反映了中国人性急的特点，中标的决定时间非常之短。
“八千、八千、有没有接手？”
“一万、一万、有没有？”
“最后一次机会！”
这样说了一次之后，拍卖人就敲锤：“是你的，几号？”
然后就立即转入下一个拍卖品上。
成交之多让人惊讶。我所知道的苏富比和佳士得等公司，他们半天的交易量一般是100-200件左右。而中国的拍卖会场，单是看看那个分发的厚厚的商品名录，就知道不止1000件。这1000件就将在这一天的早上10点到下午6点之间被卖掉。大部分拍卖品都会在1分钟之内成交，流标（交易不成功）的大概在三分之一左右。中国的市场规模确实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
　 我还去参加了开设于上海郊外、大众拍卖公司主办的“海外回流品拍卖会”，外国人虽然可以自由参加。但是领取投标需要的中标者序号，必须要提供银联卡。没有银联卡，所以我只好放弃投标。在我仔细查看目录之后，我吃惊地发现，笼统地说是“海外回流”，其实里面数百种都是“日本回流”。虽然上面也写了具体出手的日本人姓名，但是否真的是这个人出手的很让人怀疑。而且也没有其他材料以资佐证。我询问了该公司的负责人，他表示，有专门收集日本回流品的中间商在协助交易，所以对于出手人的相关背景，拍卖公司并不能真正把握。但是“回流品买到就是赚到”总是没错的，所以专门拍卖“回流品”的拍卖会才会不断有举办，中标率也非常高。
当然，这种拍卖会里面既有淘来的珍品，也会出现假货。但不管怎么说，日本存在着大量沉睡着的中国美术品的事实没有错。这对我来说，是一件让人感慨良多的事情。本书中也写道，辛亥革命前后的混乱期，中国文物向欧美和日本大量流出，这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完全够格被故宫收藏的宝物。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国、日本、英法等国家丰富的中国美术品收藏，宛然组成了另外一个流动的“故宫”。
从前通过民间的买卖以及通过外交途径的盗窃、掠夺行为而被带出去的宝贝的回流，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十年来变得异常显著。我在本书中也专门辟了一章，来详述这个问题。
从这个现象也可以推论出的是，故宫问题不但是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的问题。在中国国内，还和沈阳、南京挂钩，在国外，还和欧美日相关。我展示给读者的，正是这个多棱镜一样的复杂故宫。
拙著的日文版于2011年6月由新潮社出版，现在两年多行将过去，我又为本书的中文版写序。其实当初日文版付梓之时，我就在内心偷偷希冀它有一天能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因为这毕竟是写发生在中华世界中的事。另外，这本书又是关于北京和台北两所故宫的，所以在两岸我都希望有出版的机会。
2012年7月繁体字版由联经出版社出版，现在简体字版版终于也可以和读者见面，我内心非常欣喜。繁体字版刊行的时候最意外的是台湾民众对拙著的反响甚巨，在短短的时间内重印数次，媒体的采访超过十家。之前出版方曾经担心外国人写这种书会不会遭冷遇，而结果恰恰相反。
出于我个人的分析，拙著在台湾引起巨大反响的理由，大概是因为我本身是日本人的缘故。通常而言，有关故宫的著述都是以台北故宫为中心，可称得上一种“台湾式的故宫理论”，而大陆方面，应该也有一套“大陆式的故宫理论”，这两套理论在1945年之前大概相去不远，但是1945年之后则各说各的、莫衷一是。
　 而由我来陈述这个故事，则仿佛出于“第三只眼”，关于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哪一个是“真正的故宫”，哪一个收藏最佳，我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只是由于两岸的大型博物馆都用同一个名字，让我感到不可思议，靠着不带政治色彩的新闻记者的好奇心不断收集资料和人们的观点，并集结成书而已。台湾的读者也许对拙著的视角感到新鲜，所以我也寄望中国大陆的读者能够随手翻翻，看看我这个外国人写的“故宫论”，我将感到不胜荣幸。

2013年6月25日
野岛刚
写于东京自宅

　　老故宫头号专家、与文物生死与共的人——那志良的人生起点
　　首先我们绕不过那志良这号人物。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在北京诞生，之后文物移送台湾，一直到台湾故宫的诞生，他经历了与文物共生死的所有过程，可称得上是故宫的活字典。曾经写下《故宫四十年》、《我与故宫五十年》、《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等不少著作。此外，日本历史作家儿岛襄的大作《日中战争》中，也描述了那志良登场的日中战争。这些著作的线索，就是那志良目击的流转经历。
　　1925年刚从高中毕业的十七岁少年那志良，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是清朝最后的皇帝溥仪退位后，在紫禁城所设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是北京政府为了清点及运用清朝皇室留在紫禁城的物品所设的组织，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
　　即将从高中毕业的那志良，在1925年的元旦去拜访高中时校长的家。正好清室善后委员会希望校长推荐人才来整理清朝文物。校长说：“你的个性认真，这不正是个很适合你的工作吗？”那志良也没多想，第三天就开始到故宫上班。
　　那志良是满族人，满族在清朝是统治阶层，但那家并非出身于富裕之家，这个工作职缺只是个普通的办公人员。
　　当时清室善后委员会集合了许多当时赫赫有名的人士，如汪兆铭、蔡元培、罗振玉等。因为《绍英日记》而出名的清朝官员绍英等人也名列在册。但是他从不出席会议，从他抵制设立故宫博物院的讨论行为，可以猜想在故宫筹备过程，他应该没发挥太大的影响力。
　　担任整理文物工作的那志良，当时只是个普通的高中生，对于文物不关心，也一无所知。上班第一天，同事问他：“对古董感兴趣吗？”他回答：“看不出来和我家的茶碗有什么不同，不是都很像吗？”同事们听了笑他：“你家的茶碗一只三毛，这里的茶碗一只可是数千万元。”
　　北京隆冬，天气十分严寒，因为怕发生火灾，所以文物的仓库都没有暖气，在里头工作相当辛苦，手脚耳朵都可能冻伤。
　　那志良等工作人员整理清点告一段落以后，故宫博物院在1925年10月10日“双十节”正式开放。由于选在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开幕，所以第一天就有两万人以上造访。清室善后委员会在9月29日才决议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赶在十天后开馆，相当匆忙。
　　那志良说：“想进去展览室的进不去，想出来的出不来”，当天场面极为混乱。那志良被分配在紫禁城的“养生殿”房间，混乱中喊着：“前面的人往前进，后面还有很多人排队。”一整天下来，嗓子都喊哑了。
　　紫禁城如其字面的含义就是一个“禁城”，自古是皇帝办公和生活的地方，一般人不能进去的。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对外公开，就是故宫博物院开放的那一天。
　　这正是“革命的果实”，民众除了关心文物，应该是对于可以解禁进到皇帝的住所更感兴趣吧！
　　故宫虽然成立，但是革命后的中国呈现军阀群雄割据的状态，北京政府的行政能力有限。政府的预算一直下不来，那志良的薪资每月只有十五元，虽说本来还能维持生活，但是迟发薪水是家常便饭。那志良刚开始负责图书，后来负责古物。只有周一休假，周二到周六整理文物，周日对外开放时，就负责展馆的整理。
　　
　　
　　故宫文物第一次搬迁——在民众一片反对声中偷偷离开北京
　　1931年1月，故宫理事陈垣把那志良找去，并将疏散文物的准备工作交给他。当时那志良的职位是一等办事员。陈垣对他说：“国家灭亡可以再起，文物一旦失去了就永远回不来。”
　　最优先要办理的事项就是将文物装箱。因为文物从来没有离开过紫禁城，故宫里也没有装箱的专家。那志良这些毫无经验的故宫职员一筹莫展，于是决定请教当时在北京“琉璃厂”这一带的古董商经营的店家，他们借助了这些人的帮助。不过后来故宫的职员个个都成为专家，无人能出其右。因为往后的日子，文物在中国各地移动，那志良等人得不断地重复捆扎装箱。
　　装箱的文物达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七箱。里面不仅有故宫的东西，一起搬走的，还有放在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文物。颐和园原本就是清朝皇帝的离宫，而国子监则是自元朝以来的图书馆。其中一万三千四百九十一箱是故宫的文物，其余六千零六十六箱则是来自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东西。
　　然而文物决定南运之后，引发了群众的反对运动。“有文物才是北京，文物没了，北京就失去了存在意义。”有人这么认为。那志良等职员也接到言论偏激的威胁电话：“小心没命了，老子在运送文物的火车上安了炸弹。”当时民众认为将故宫文物运出北京的时间必定是日军进攻北京之日，因此故宫外围无论昼夜都有民众集结包围。
　　第一批运送队的出发是在1933年1月31日决定的。当天虽然成功地把文物从故宫送到北京车站，但是车站的搬运工因为害怕被群众袭击而没出现，不得已半夜临时决定停止搬运。又过了几天，2月6日，第一批文物再次从北京出发。那志良即将远赴南方，临行前他的婶婶抓了一抔庭院的泥土给他说：“带上故乡的泥土，别把家人忘了。”
　　搬运文物刻意选用日本制造的特别列车，优先于其他列车的发车时刻，在冬天的中国大陆从北京，南下郑州、徐州，来到南京郊外靠近长江河岸的浦口，这一趟花了一天半的时间。然而搬运的同时，中国的情势面临重大的转折。2月，日本拒绝国际联盟做出的满洲问题决议。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关东军司令部对热河发动攻击，热河后来也被划入满洲，成为它的一部分。
　　第一批文物和运送队伍就意外地被留在浦口。情势紧迫，指挥系统混乱，当局一直没选定文物的保管场所。那志良等故宫职员和文物不得已，就在火车上长期待命。那志良等职员互相开玩笑说：“就像扛着棺材来了，却不知道要埋在哪里！”
　　后来当局决定古物和图书送到上海，文献放在南京保管。上海把当时在法租界的旧医院大楼挪作保管场地，该大楼是七层建筑，全部提供给故宫文物使用，文物依照种类寄存于不同的病房。
　　第二批文物在3月14日从北京出发，接着3月28日第三批，4月19日第四批，5月15日第五批陆续运出。象征中华民族生命的文物南运计划悄悄完成，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
　　
　　
　　抗日战争期间文物的大逃亡：广袤大陆，向西再向西
　　当这些离开北京、辗转一千七百公里、历经三年流浪期的文物，正准备好要搬进去南京分院时，1937年7月7日发生了震惊全中国的卢沟桥事变。8月时发生淞沪会战，江南一带情势极度紧迫，日军攻击首都南京的危险日增，文物必须再度搬迁。这个阶段称为“西迁”，主要分为三条路线。
　　曾运到英国展出的故宫精华文物八十箱，八月时首先被送达位于长沙的湖南大学图书馆。那志良等人搭船从长江逆流而上到湖北省汉口，再走陆路进入长沙。从南京一起运到长沙的还包括政府重要文件，因此一度有流言传出，认为国民政府可能打算把首都从南京移到长沙。
　　不过当时大部分的文物还放在南京的仓库，随着战况愈来愈吃紧，高层下达了文物全部疏散的命令。人在长沙的那志良接到要他赶回南京的急电。第一批送到长沙的八十箱文物也要继续往西送，并被分为两个部分。
　　第二批文物在1937年12月上旬走水路从南京被运到汉口，运抵汉口的文物有九千三百三十一箱。第三批七千二百八十八箱则是走陆路，到西安西边的陕西省宝鸡。南京是在12月13日被攻陷，所以可谓是千钧一发。事实上运到汉口或宝鸡都不是事先安排的，而是搭乘的火车或船舶正好行经这些地方而已。情况危急，几乎没有什么准备的时间，在战乱时要疏散大量文物的困难可想而知。
　　七千二百八十八箱走陆路到宝鸡的文物，被安置在城隍庙和关帝庙两处。这两座庙都是地方的宗教设施，在地方小镇上，佛教道教的建筑是当地最豪华和最坚固的，这在中国并不稀奇。
　　从宝鸡往东走就是大城市西安，而且不知道何时会变成日军的攻击目标。那志良负责护送陆路的文物，由于担心文物的安全，他将文物运到离西安更远的陕西省汉中郊外的宗营镇。
　　虽然是战时，但那志良还是设法让地方政府调来二十台搬运用的卡车，将文物从宝鸡往宗营镇接连不断地运送。但是正逢冬季天候不佳，输送队伍常因大雪而无法动弹。由于走的是山间小路，人烟稀少，缺乏粮食，护送的人都已做好在半途殉职的准备。运送过程本身的艰辛也就罢了，身后还有一路向西的日军追兵，文物也就被逼着一路往西再往西。
　　长沙的八十箱文物被运到贵阳，再被送到离贵阳约一百公里远的安顺洞窟。走水路到汉口的九千三百三十一箱被运往四川重庆，走陆路到宝鸡的七千二百八十八箱则经过汉中郊外再被送到四川成都。汉口被日军攻击，重庆也危在旦夕，重庆的文物只得再往西迁到乐山，成都的文物则再往西迁到峨眉，每条路线都是马不停蹄。紧急的避难行动和日中战争展开的节奏完全一致。
　　重庆的文物从长江逆流而上来到长江支流的岷江，再运至乐山，而成都的文物都走陆路。那志良在成都每天奔忙于指挥运送、分配卡车及捆装文物。
　　当时所有的文物都处于“千钧一发”的险境，那志良回想道：“最后一卡车从成都出发不久，日军的战斗机就到了成都上空，炸毁机场。天气晴朗，日本空袭机组飞得很高。”
　　从成都到峨眉直线距离超过一百五十公里，但是道路崎岖险峻，载着文件的卡车也曾经半路跌落到小河里，幸好文件都没有被损坏。那志良说：这是一条最艰辛的道路，而且还要烦恼没东西吃。
　　运送到峨眉的工作告一段落，那志良就被派去负责重庆到乐山的运送。护送队伍人手严重不足，本来随文物疏散的故宫专门人员就只有十多人，其中熟稔文物种类及捆装技术的更少。那志良等职员可说是过着不眠不休的日子。
　　那志良诉说搬迁文物的辛苦之中，最苦的是“调度粮食特别困难”。在四川省想找米饭，就只有夹杂着砂和稻壳的灰色东西。买馒头也只有黑的，“实在很难下咽”。
　　在文物疏散的最后阶段，还有更加危险的事情正等着那志良他们。走水路的九千三百三十一箱文物运抵乐山郊外的安古乡，但因为河面很窄，必须从岸边逆流拉纤引小木船向上。一次那志良等搭乘的小船遇到急流，与船相连的绳索断裂，船被卷入急流之中，所幸船没有翻覆搁浅上，人命和文物都没有损失。
　　为了保护文物，卡车都行驶得很慢，因此一百公里的路程有时要走上半天或整整一天，道路塌陷、轮胎脱落也是常有的事。即使走水路，分散于各小船的文物也经常遇到危险。不过虽然如此，这些文物在运送途中几乎没有遇到破损或遗失。
　　从北京出发，历遍超乎常人能够忍受的困难，坚持护送文物的那志良等故宫职员，在这个过程秉持着一个信仰就是——“文物有灵”。到现在故宫仍传承着这句话，不难想象，故宫职员在守护国宝度过每个危机的一瞬间，脑海里会自然涌出这句话。
　　文物疏散工程结束后，那志良在峨眉的保管场与文物共同生活了七年。日军的攻击始终未到达峨眉或乐山，那志良等人得以暂且过着安宁的日子。1945年日本投降，1947年文物全数回到南京的故宫博物院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