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大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64309
1、本书是《华盛顿邮报》年度*非虚构作品，《纽约时报》《经济学人》《赫芬顿邮报》等多家媒体联合推荐。首开先河地对从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这段期间内，西方尤其是美国收藏家们是如何从中国发掘大批珍贵文物，并运送出国的行为，做了系统梳理。完整呈现了中国国宝外流的全过程。
2、本书由中国文物局博物馆司司长张建新倾力翻译。他长期从事中外文物、博物馆交流工作；曾就职于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并作为美国梅隆基金会研究员，赴美考察过美国博物馆管理运营。他的专业背景为本书的翻译质量提供了保证。
3、中国文物流失百年纪实。本书不仅揭示了龙门石窟、敦煌壁画、圆明园珍宝、昭陵骏马等国宝的流失路线和去向，更对操纵收购国宝的“幕后黑手”如卢芹斋、兰登·华尔纳等人的行为做了详细考证。让读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
4、本书为中国读者特别制作了北美博物馆收藏中国国宝地图。博物馆在国宝收购的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收藏家的帮助下，博物馆成为了永久的受益者。
5、外流的国宝要如何回归？我们能怎样追索？这是中国读者非常关心的话题。书中两位作者分析、反思了国际与中国拍卖市场的资本运作，探讨文物回归之法。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西方来到中国，从洞窟、宫殿和画商的密室里搜刮艺术珍品，盗走了雕塑、家具、瓷器、书画等大量国宝。
敦煌壁画、龙门石窟、昭陵六骏……这些稀世珍宝现存何处？
在盗宝者中，除了臭名昭著的斯坦因、华尔纳、卢芹斋，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幕后黑手”？
两位作者通过查阅私人文件、历史档案，以及主要人物的回忆录，详细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这段时期，以美国人为首的西方收藏家是如何想方设法获得中国艺术品的一段历史，这些文物终催生了中国古董市场在欧美的蓬勃发展，也激发了中国人依靠艺术市场促使国宝回归的努力。
序言：通往中国之路蜿蜒盘旋
1 游戏规则
2 太平洋序曲
3 血色蹊径
4 胶水桶
5 龙门石窟之殇
6 宾州大学套住唐皇骏马
7 为明朝痴迷
8 铁轨上的艺术
9 瓷器泡沫
10 洛克菲勒家族的浪漫
11 满清官员
12 加拿大与中国的幽会
13 绘画的力量
14 天国衣裳
15 鉴赏家
16 美国中西部眼中的山水
17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马拉松
18 敌国财产
19 角逐金牌
20 大收藏家
后记：长城上的希望之门
译者序
有关本书翻译，有必要在此做几点说明，谈些翻译过程中的感想。
首先是书名翻译。网上已对本书有过不少介绍，将其译成《中国收藏者——美国人对亚洲艺术的世纪寻宝》（China Collectors: America’s Century-Long Hunt
for Asian Art Treasures）。应该说，那个书名译得准确，既简要概括了本书核心内容，又突出了引人眼球的“寻宝”，有助于激发人们的阅读兴趣。
照搬已流传开来的书名有许多好处，且不劳而获。然而，译者通常希望有自己的译法，只要它忠实原文，不走偏跑题。因此，经与中信出版社商量，终决定将书名定为《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此举似乎有些膜拜标题党，故弄玄虚。但纵观全书各章节，都向读者讲述了谁、如何猎获（掠夺、征购、征集、收藏、出售）亚洲和中国艺术的历史事件和故事，突出了“记人、记事、记物”。以“记”作为本书中文书名，也与原著以史料为基础的严肃内容协调一致，相得益彰。
其次，有关本书内容的翻译。原著所附“索引”对中文读者用处不大，因此予以舍弃。除此之外，原著其他所有内容原封不动。起初，曾考虑对“资料来源”部分逐字逐句翻译；考虑到保留资料来源原文，更易于读者、专业研究人员查阅注解出处，遂采取了在各章节中以黑体显示注解句子，不再从头至尾翻译“资料来源”原文的做法。
第三，对本书内容的总体看法。为撰写本书，原著作者查阅了大量中文读者不曾、未能接触过的相关史料。那些保留在西方国家博物馆、大学、档案馆等机构的历史资料，对中文读者更多了解圆明园、昭陵、龙门石窟等“国宝”文物流失的历史过程极为重要。对研究者而言，将那些史料与国内留存的相关资料进行比较研究，也是一件很吸引人、很有现实意义的工作。
本书涉及的人和事（过去的和正在发生的），应比本书表述的更错综复杂，只算是中国文物流失历史过程中的点滴案例。原著作者在试图通过列举不同史料显示客观公正的同时，对相关事件和人物表达了自己研究得出的观点和认识。
同时，或许因所收集资料限制，原著作者对当代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出境文物展览管理、流失文物返还等相关文化政策，仍有一些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误解；对中国新疆文物展览赴美展览出现问题的分析推测，甚至属于某种（西方对中国惯有的）过度联想。对此，相信中文读者会有自己的客观判断和主见。
第四，翻译本书的感想。目前，有关盗墓、收藏的书籍很有市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阅读文化现象。与其相比，虽然本书穿插情节引人入胜的故事，但它不是小说，属于更倚重史料的“历史传记”著作。原著作者有感而发研究撰写本书时，有其针对性很强的现实目的：即在穿越时空讲述中国文物流失历史遭遇的同时，对当代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等领域发生的热点事件评头论足，通过提出中国如何应对历史上被掠夺文物等问题，研究探讨中国文化政策、乃至整个国家未来发展的走向。
之前，译者曾翻译出版过《商人与收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创建记》和《让木乃伊跳舞——大都会博物馆变革记》；其中涉及了一些与本书内容交集的人和事，对本书翻译大有裨益。翻译那两本书时，译者始终抱着一种事不关己看热闹、享受咬文嚼字的愉悦心态。译至有趣之处，自娱自乐，感叹美国人能如此创建、变革运营博物馆，赞叹在美国国家发展过程中，博物馆竟发挥着如此重要的社会作用。
本书翻译，却自始至终让人倍感郁闷压抑，难以轻松乐呵。其中原因，并非理清书中人和事不易，或字斟句酌、找准弦外之音让人纠结。心情沉重的原因之一，是译者对书中涉及的一些人或事有所了解，在不同博物馆接触过那些中国流失文物；在翻译本书过程中，对那些文物的流失经历有了更多了解和认识，增添了历史厚重感。因此，直至撰写这篇序言，译者也未产生翻译工作已“大功告成”的喜悦，对书中描述的一些场景仍有切肤之痛。
翻译期间，也出现过短暂的令人感动时刻。“文革”时，洛阳市党委书记命令洛阳农机学院师生昼夜保护龙门石窟，避免其旧伤再添新伤痕。那一段文字，让译者激动不已。当然，无论有人舍生忘死拯救美人，还是挽救当初被认为属于“封资修”的文物；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壮举，总会让人感动，产生无限敬意。
如今，那些早年流失的中国文物，在西方相关博物馆成为各国观众的所爱，尽管很少人知道它们颠簸流离的悲惨经历。在圆明园、龙门石窟、昭陵、敦煌……那些文物被掠夺留下的痕迹仍清晰可见。本书提出的文物返还问题，有助于中文读者从法律、道德和历史视角，对掠夺者和自身进行更深入思考、反思。
本书体现了中国遭受“三座大山”压迫的百年屈辱史。今天，同胞们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走出国门，放眼世界，许多人与本书涉及的流失中国文物有约、或偶遇。对待流失中国文物，目前有两种颇为流行的观点：一种是义愤填膺，随时强烈要求西方归还所掠夺的中国文物，认为回来就好，哪怕是巨资回购；另一种观点认为，流失文物在西方受到了良好保护，对弘扬中华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继续留在国外挺好。后一种观点，或许夹杂了某些情绪，对中国文物至今仍在非法流失的现状不满，恨铁不成钢。
显然，人们对文物返还问题争论不休的原因很多，其中关键，是难以定性当时文物离开原属国的方式，既它们属于非法掠夺、流失？还是正常交易、合法离境？有的不言而喻，更多的是由于历史等多方面原因模糊不清；各国会继续为自身利益各抒己见，很难达成共识。
不久前，法国因馆藏中国文物被盗事件，无限期关闭了枫丹白露王宫的中国馆，是否再对公众开放不得而知。那种状况发人深思。多年以来，法国人曾以那里收藏中国圆明园被掠夺文物为荣；现在，那种荣耀感正在消退，法国公众也开始反思侵略掠夺他国文物的历史。对前往法国的中国游客来说，在那里看到流失中国文物，心里一定是五味杂陈，过去的伤心事，肯定会影响出国旅游的兴致和对法国的好感。当然，类似情况还会在西方其他有关国家出现。
此时出版此类译作，对中文读者可谓恰逢其时。相信中文读者通过阅读本书，会更多了解、思考中国流失文物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公众对此问题的认知和态度，对推动开展相关工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我请女儿合译了本书。我一直相信散养，从不唠叨要求她好好学习。此次合作，让我对她的中英文水平刮目相看。后生可畏，一代更比一代强。有些事情，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女儿的成长，代表了一代新人的进步成熟，让父辈人对中国的未来，有了更多信心和期望。
在此衷心感谢原著作者，感谢他们在一个可能属于费力不讨好的领域刻苦钻研，为读者奉献了一本如此有意思、有意义的专著；感谢中信出版社的李楠女士，她的积极支持，保证了本书中文版的顺利出版。
后，虽然译者在翻译时尽心尽力，因能力等所限，译文肯定存在不准确、错误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张建新
2016年5月底于北京
《谁在收藏中国》属于必不可缺的信息宝库，汇集了北美对中国艺术、建筑和考古持续不断的痴迷。无论何人，只要对美国和加拿大猎获、展示中国艺术遗产的历史饶有兴趣，此书为之物。
——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维克多•迈尔。
此书令人入迷。卡尔•梅耶和谢林•布莱尔•布里萨克，展现了20世纪北京文物市场古董商背后的不平凡故事，堪称一部文字优美的地下埋藏宝库。
——《丝绸之路》作者弗朗西斯•伍德。
《谁在收藏中国》是一段探险之旅，每一页都令人激动，充满惊奇。卡尔•梅耶和谢林•布莱尔•布里萨克两人，从美国渴求亚洲文物的历史记事中，发掘出了充满政治、文化和探险的故事。不仅是故事，也是一部有关列强的史诗剧，充满了神魂颠倒和满心狐疑。
龙门石窟之殇
想象你是一位1923年前往中国探险的旅行家。离开北京时，你带上地图、挂包、水壶、锡罐、照相机、闪光灯和护照。有人警告你说，省界地区有土匪。过了一会儿，又建议你佩带一把猎枪或自动左轮手枪。后，你乘坐平汉铁路（北京—汉口）的火车前往河南省洛阳市。在那里，假设你手持北京外交机构高官的一封介绍信，提前做好准备去司令部拜见陆军元帅吴佩孚。那里是一处距火车站6.4公里的巨大公园。吴佩孚绰号“玉帅”，是中国西部地区令人闻风丧胆的军阀。据说他是拥兵10万的司令官，还拥有世界上的钻石。
当被引见“玉帅”时，你会禁不住为见到乔治•华盛顿的肖像吃惊不已。它就镶嵌在元帅司令部墙上的地图之间。你没有料到的是，“玉帅”身材矮小，动作敏捷。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掌握的英语非常流利。你接受了他的仁慈邀请，与他共进晚餐，期待品尝闻名遐迩的洛阳“燕菜”。
洛阳“水席”宴分成几个小桌，每桌6人。餐厅的外面有军乐团演奏进行曲。晚宴头道菜有8个冷盘，随后是16道热菜。每道菜都由不同尺寸的蓝碗盛装，使用不同的汤汁烹制。当然，主菜“燕菜”是模仿燕窝味道的萝卜丝。至此，宴会接近尾声。“玉帅”起身，晚宴落幕。
你用各种各样的礼物酬谢“玉帅”。此时，你希望与他搞好关系，使你后面的旅途一帆风顺。第二天早上6点，你携带更多安全穿越铁路沿线动乱地区所需的文件，给地方官员的介绍信，以及吴元帅提供的一位骑兵护卫，离开了有古城墙环绕的洛阳。那座古代都城有过昔日辉煌的历史；如今，它已是日渐衰落。你坐上一辆人力车，朝着偏离你目的地南边20多公里的龙门石窟进发。那里曾是佛教朝圣人群的终目的地，是传奇的丝绸之路的末端。你乘坐木筏渡过伊水河，那里有一匹马在恭候。你骑上马，来到一个守护龙门石窟的小村子。
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471年至499年）将其都城从山西大同迁至洛阳。之后，洛阳成为佛教僧侣的目的地。他们沿佛教起源地印度北部与中国之间的商路游弋，那些贸易之路被统称为“丝绸之路”。龙门石窟有2 345个洞窟，它们在黑灰色石灰岩山崖上开凿而成，供佛教僧侣隐居之用。龙门石窟曾经拥有10万尊雕像，将近2 500座石碑。此时，龙门石窟的保护性柱廊、外厅已消失殆尽。龙门石窟是中国三大石窟寺之一，作为宗教朝拜地，那里已废弃很久。尽管如此，中国人仍然了解、崇敬龙门石窟，尤其是那里的书法碑刻。
日本学者冈仓天心是访问龙门石窟的首位外国探险家。后来，他当上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的主任。1893年，冈仓天心无意中发现了龙门石窟遗址。他拍摄了一些照片。返回日本后，他用宾阳中洞石窟的幻灯片举办了讲座。之后是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他于1907年来到龙门石窟，在那里停留了12天，对石窟进行测量、拓片和拍照。1910年，查尔斯•朗•弗利尔参观了龙门石窟，他是美国亚洲艺术鉴赏家，也是以他自己姓名冠名博物馆的主要捐助人。弗利尔在龙门石窟驻扎了几日，委托摄影师裕泰拍摄玻璃底片照片（现存于弗利尔档案馆）。弗利尔评论说，龙门石窟的艺术，似乎优于他之前看过的任何东西。
在浏览龙门石窟照片时，兰登•华尔纳被文昭皇后和孝文皇帝（宾阳洞雕塑的供养人）两幅礼佛浮雕所吸引。他把照片送给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你可以看到古代中国雕塑在全盛时期的样子。请留意那些礼佛人物——它们的构图与罗马万神庙的装饰雕刻一样好，至于那些浮雕的线条，我认为它们也毫不逊色……先生（冈仓天心）认为它们非常重要。西方应该能够接触到那座中国雕塑宝库，那是一座尚未开放的万神殿，堪称整座雅典卫城，等待着人们去学习研究。”
1909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在其里程碑著作《华北考古图谱》一书中发表的照片，刺激了1911年至1949年对龙门石窟的大规模掠夺。如斯坦利•亚伯公爵写道，法国人的学术著作“无意中提供了带照片的目录，外国买家可借此在公开市场追求，或有时候‘特别预订’所挑选作品，即告诉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他们对获得龙门石窟哪些东西感兴趣”。
兰登•华尔纳也证实了这一点。1913年，他去欧洲旅行，顺便访问了巴黎的赛努奇博物馆。亨利•赛努奇是一位意大利银行家，这些著名的亚洲艺术收藏虽然在赛努奇家中陈列，但已经被遗赠给了巴黎市政府。华尔纳向自己当时的导师和雇主查尔斯•朗•弗利尔报告，提到了赛努奇博物馆近取自中国石窟的十几尊雕塑。华尔纳指出，欧洲的古董商们已向他们在中国的代理标注了龙门石窟的照片。代理们正根据订货，委托当地的石匠偷盗雕像。他担心自己有关中国附印照片的出版物也会带来同样结果。“那种事情，将会极度伤害我的良心。”
此时，卢芹斋粉墨登场。他是经营龙门石窟雕像的重要的古董商，与美国博物馆研究员和亚洲艺术收藏家保持着长期互利关系。王伊悠曾撰写过有关卢芹斋的论文，在接受《金融时代》报采访时，她说，卢芹斋经营模式的基础，“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逻辑，即将中国的古代文物供给有钱有势的现代美国人消费”。从那方面讲，卢芹斋扮演的角色，是为其欧美客户服务的“外来中国仆人”。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卢芹斋是西方掠夺中国艺术的主犯。卢芹斋原名卢焕文（被一位法国博物馆研究员简称为C.T.Loo），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城外一个默默无闻的生产丝绸的小村子卢家兜。他的父母都是农民，父亲是一位鸦片瘾君子，母亲后来自杀身亡。如《卢芹斋传》作者杰拉尔丁•萝拉所细述：1902年，卢芹斋作为厨师乘船前往巴黎。在那里，他与中国驻法国使团的商务参赞张静江携手，成立了“运通”公司，合作开展商业经营活动。除了从事茶叶和丝绸贸易，该公司也经营中国文物。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他们用其经营盈利资助了孙中山的国民军。那是他们精明的投资，虽然从1913年起，民国政府已经开始限制文物出口，但他们仍然得以利用国民党的影响力出口文物，其中许多属于清代宫廷收藏。
卢芹斋爱上了经营帽子店的法国女子奥尔佳，但她却更愿意与资助自己生意的保护人继续交往。因此，卢芹斋与其15岁的女儿成婚，生育了4个女儿。卢芹斋擅长交际舞，是一位美食家——曾经拥有塞纳河左岸的一家中国餐厅，也是一位艺术鉴赏家。卢芹斋的事业始于经营古董，在巴黎第九区的泰特布大街开办了一家小画廊。起初，他只从欧洲进货。然而，到了1911年，他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设立了办事处，从而有可能获得一些重要文物，许多东西源于宫廷。
经营初期，卢芹斋向欧洲收藏家出售瓷器，比如帕西瓦尔•大卫德爵士。今天，大卫德爵士的卓越藏品已经入藏大英博物馆。随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卢芹斋扩展了经营范围，以便向有钱的美国人兜售，如老约翰•洛克菲勒、查尔斯•朗•弗利尔、格伦威尔•温思罗普、阿尔伯特•皮尔斯伯里，以及尤金和艾格尼丝•迈耶。当时，中国在努力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放弃了佛教。而像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阿比•洛克菲勒及其妹妹露西•奥尔德里奇之类的美国人，对佛教的兴趣却与日俱增。因此，卢芹斋为自己不断增长的佛教雕塑藏品找到了客户。他把自己的经营重点转移到了美国，在纽约第五大道开设了一家画廊。
1926年，卢芹斋迈出了大胆创新的一步。他对位于巴黎库尔塞勒路的一栋19世纪联排别墅进行修缮，将其改造成一座中国佛塔式的5层红色建筑，在其四周镶嵌了漆板。那里位于巴黎第八区，交通便利，附近有赛努奇博物馆，以及正成为巴黎富裕收藏家聚居之地的蒙索公园。卢芹斋在那里“养成了不向每位访客展示好东西的习惯”。德国收藏家爱德华•范•海德特说：“他的一些中国文物深藏地下室，只向那些他认为真正理解中国艺术的人展示。”终，卢芹斋成了20世纪重要的中国艺术古董商。劳伦斯•史克曼研究员给卢芹斋起个绰号，称其是“东方艺术古董商中的杜维恩”。杜维恩是经营欧洲古典绘画杰作的著名商贩。终，卢芹斋也与约瑟夫•杜维恩爵士一样，成为争议不断的人物。
一些重要艺术史家对卢芹斋经营的东西进行了研究、记录，随后出版了图录，组织举办了展览。在1940年图录前言中，卢芹斋回忆起自己初与佛教雕塑的接触：
我记得那是1909年的春天。一天，我去巴黎的赛努奇博物馆，拜见阿登尼•德查克馆长。当时，我与他并不相识。谈话期间，他让我看了一张照片，那是一尊石雕头像。它精美之至，立刻唤醒了我的一个愿望：在中国艺术经营中开辟一条新战线……我随即把那尊石质头像的照片寄给了我在中国的合伙人，并很快收到了回信。合伙人告诉我，他的一个买家正担任法国古董商马塞尔•冰先生的翻译在西安旅行。当他们与一位当地古董商交谈时，冰先生踢到了自己所坐桌子下面的一块硬物，那正是我们为之感兴趣的石质头像。冰先生用10块大洋把它买下，后卖给了布鲁塞尔的斯托克莱收藏馆。
卢芹斋继续讲述他有利可图的邮购生意：“此后几个月，我收到了北京办事处的电报，告诉我他们已获得8尊真人大小的石雕。由于我不知道如何处理，我给他们回电，让他们在中国处理掉那些石雕。他们无法办到，后把它们给我运送到了巴黎。抵达巴黎后，我向所有古董商展示那些石雕，却无人想要购买……我在欧洲各地展示它们的照片，还是毫无结果。1914年至1915年冬天，我去美国，随身带了一套用于在美国展示的照片。”他展示了照片。客户们很快进行了核对。结果是，那些石雕至今仍在美国的十来座博物馆中展出。整个20世纪30年代期间，卢芹斋构建了复杂的买家和探子网络，使他不仅有能力购买佛教雕塑，还能够买到近期源于盗墓的整套玉器和青铜器，以及遭受破坏寺庙的壁画。卢芹斋扮演的角色，刺激了那些盗墓活动。因此，中国人把他看成一个大恶人。在卢芹斋带领下，其他人很快步其后尘，一拥而上。
但是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让我们重返1914年5月2日。那一天，针对红火的佛教雕刻市场，伦敦的《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反对“肆意掠夺、破坏重要中国艺术历史遗迹的行为”，社论详细写道：
巨大的人物浅浮雕，在其丰富环境中展现了佛教传说和神学。它们被盗贼肆意切割、锯断或摔成碎块，以便运往北京，并出售给欧洲古董商。收藏家或博物馆的代表，则迫不及待地买下它们。那些人会对参与走私踌躇迟疑。但是，他们反驳道，既然那些战利品已落入他们手中，他们至少有责任为其提供一处值得停留的地方。竞争在增长，价格在蹿升，破坏的动机进一步受到刺激，变得日益高涨。
同年同月，华尔纳访问了龙门石窟，却发现在那里连一个晚上也待不下去。洛阳的治安官警告他说，仅在龙门石窟外面就有1 000名盗贼；“军队每晚都出动，与盗贼发生冲突，维持正常秩序。两天前，军队遭遇了一场激战，杀掉了100多名盗贼。”华尔纳抵达龙门石窟时，看到墙上挂着被砍掉的盗贼脑袋。“邪恶的乌鸦在每个脑袋上面啄食，在横跨洞窟、挂着被砍头颅的横木间栖息。石窟墙壁的外面也有一些尸体。在那些尸体身上，发生过难以形容的、不可思议的暴行。”已有蒙古军队被调入，他们就驻扎在石窟之中。“陌生人不能在现场停留，更不用说寻求和平的考古交易了。”但是，华尔纳给停留开封的妻子写信时说，“总的来说，龙门石窟令人难以置信。在我看来，我们所熟知的那组《女士》浮雕人物像，是中国艺术的之作。我所见过的所有东西，都无法与其媲美……至于大平台上面那尊高近23米的坐佛及其8位侍从——不用说，那是全世界伟大的圣地之一……龙门石窟近遭受的破坏，如我们听说的一样糟糕，随处可见被打掉雕塑头像的新茬儿。有的雕像被蓄意挖出，有的被士兵随意敲落……那种场面惨不忍睹，几乎使人感到恶心。”
回到美国，华尔纳忙于为弗利尔的收藏编写图录，他在底特律的藏品迅速增长。华尔纳注意到，他能把近所购一尊头像，与龙门石窟一尊雕像的身子相衔接，这要归功于弗利尔的照片，它展示了雕像被盗贼砍头前的状况。战争已使欧洲对中国艺术的需求有所降低。但是，华尔纳预言：手持大把现金的美国人，“将乐享一个不同寻常、能用相对低价买入艺术珍品的良机”。
1923年，华尔纳与贺拉斯•杰恩和兼任秘书的王翻译重返龙门石窟。军阀吴佩孚为他们提供了一辆轿车。华尔纳在报告中写道：“龙门石窟的正门处，有高度超过18米的巨大力士雕像佛龛。除了出现了一些缺口裂缝外，那里与我记忆中10年前的样子无异。古董贩子为了我们的博物馆，正是从那些佛龛岩石上敲掉了人物雕像或头像。”华尔纳声称，在吴元帅领导下，所有故意破坏公物的行为已被阻止,虽然和平只是暂时的。政府官员仍有把龙门石窟珍宝当礼物送给外国显贵和游客的习惯。华尔纳对此感到悲哀。
中国政府实施了更加强硬的法律，包括1930年7月7日颁布的《古物保护法》，设立了诸如“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之类的政府机构。尽管如此，20世纪30年代，收藏家及其“朋友们”在龙门石窟的经营，仍在良好运转。据法国人斯坦利•亚伯记载，龙门石窟有96个主要洞窟遭到洗劫。龙门石窟的雕像买卖并非全部经过卢芹斋之手。目前，它们已四处散落，遍及从大阪到多伦多，从苏黎世到华盛顿特区……从旧金山到波士顿的博物馆。目前，龙门石窟的雕像仍继续现身拍卖。1993年，伦敦苏富比落槌了一尊龙门石窟人物雕像，1996年4月，香港佳士得拍卖行上拍了一尊观音头像，其出处仅标注为“欧洲旧藏”。可与那尊头像相提并论的，还有已知源于龙门石窟、藏于洛杉矶郡立博物馆和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其他代表作品。然而，与劳伦斯•史克曼和普艾伦的大胆进取相比，上述一切都属于小巫见大巫。那两位美国研究员，征集了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两幅浅浮雕作品：20世纪30年代初，史克曼为一座崭新博物馆——堪萨斯城的纳尔逊美术馆购买了《帝后礼佛图》；而长期主管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的普艾伦，则将《帝王礼佛图》纳入该馆收藏。
龙门石窟的宾阳洞长7.62米，宽6.1米。如史克曼自己所描述，它在公元6世纪完工时，显得“清晰而有条理”。洞窟正面入口靠墙处端坐一尊佛像，旁边是佛的弟子和两尊菩萨立像。洞窟两边的侧壁上有一组3尊雕像，为佛和菩萨像。洞窟的前壁被水平分为4层，其中有两块浮雕体量，无疑也重要：它们展现了文昭皇后与随从、孝文帝与宫廷朝臣礼佛的形象。下层是恶魔像，上层雕刻的是佛本生的故事场景；上面一层，再现了维摩罗诘菩萨与文殊菩萨辩经的场面。在中国，那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
福格艺术博物馆第二次探险队失败后，兰登•华尔纳重返中国。除了在剑桥城教书和博物馆研究外，他还找到了一个收益丰厚的副业：为堪萨斯城待建的纳尔逊美术馆的董事们提供藏品征集咨询服务。为了给博物馆物色一个能去现场收集中国文物的人，华尔纳推荐了自己的优秀学生劳伦斯•史克曼（哈佛大学，1930级）。那时，史克曼拿到了哈佛—燕京学院的奖学金，正在北京学习。史克曼出生于丹佛，17岁时，他在丹佛布朗王府酒店附近的画廊，偶遇了亚美尼亚古董商和亚洲艺术专家萨尔基相夫妇，对亚洲艺术早早产生了兴趣。在科罗拉多大学学习的中期，他希望能找到一份博物馆工作。为此，他寻求普艾伦的意见，得到的建议是转学到哈佛大学，“因为波士顿博物馆拥有美国好、可靠的中国和日本收藏。只有通过研究、接触实物，你才能从工作中获得乐趣”。在哈佛大学时，邓曼•罗斯发现了史克曼的天赋，经常邀请他到家里观看自己的收藏。史克曼选修了兰登•华尔纳的课，得到了老师的赏识。之后在约翰•弗格森处，他的天赋再次得到了确认。在中国时，弗格森见过史克曼，曾当过他的导师。弗格森把史克曼引见给私人收藏家，帮助他迈进“闲人莫入”场所。
1931年，史克曼依靠奖学金在中国居住。此时，华尔纳打断了史克曼的学习。他成为踌躇满志的华尔纳研究员的小跟班。他们一起去北京古玩区琉璃厂见古董商，到天津临时“皇宫”拜会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观看他的绘画收藏。离开中国时，华尔纳把堪萨斯城征集经费剩余的5 000美元移交史克曼，那笔钱存于美国的大通银行。起初，史克曼以10%的佣金形式工作，后来变成了每月100美元薪酬，责任是征集“不同凡响、有珍贵价值的东西”。如他自己所回忆：“那是一个机会，也要承担沉重的责任。我只能加倍提高自己的勇气和自信。作为菜鸟，你可以四平八稳地欣赏博物馆展示的一幅画或一件青铜器，可能还附带某位专家的说明。但是同样的艺术品放到市场上，没有说明牌，没有出处，就完全是另一回事。”那堪称一个合作的开始，其结果是见证了堪萨斯城一座巨大美术建筑拔地而起，成为亚洲杰作的收藏之家。建设那座博物馆耗费了1 100万美元，来自《堪萨斯明星报》的所有人威廉姆•罗克希尔•纳尔逊的遗赠。该馆绝大多数藏品的征集，均由很快成为该馆研究员、后来当上馆长的史克曼完成。
信件在北京和剑桥城之间你来我往，里面充满了插科打诨和小道消息。“我的中文进展缓慢，却稳扎稳打，”史克曼给华尔纳写道，“我已可以向男服务员要一杯水，而不是一把锤。”在有些信中，史克曼描述了中国丰富的艺术珍宝。它们属于来自各省“被解放”的文物，属于老一辈贵族阶级不得不处理掉的文物，在上海和北京找到了古董商的大门。在那两座城市，活跃着大约十几位如鱼得水的古董商。1982年，史克曼在一次访谈中解释道：“那些古董商在中国内陆大城市都有永久代理。代理商经常是两眼大睁。当然，交易通常在私下进行。探子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竞争。假如某位地方官拿到一批东西，他很清楚哪位古董商有能力处置哪种质量的文物。那些文物从来不会在古董商的店铺里露面。古董商有跑腿者，他们会把东西送到你府上，对你说：‘嘿，我们刚拿到一些货，我觉得你可能会感兴趣。’”
史克曼很信任德国古董商奥托•伯差德博士，赞赏他帮助自己打磨“几乎接近完美、万无一失的眼力”。伯差德居住北京，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博士，在柏林拥有一家画廊。1920年，伯差德在柏林首次展示了达达流派艺术。他是史克曼在古董行当的领路人，帮他摸清了追寻柜台下重要艺术品的门道。据史克曼说，伯差德会与他联系，说“你现在就过来吧，让我们下去看看那家伙拿到了什么。我昨天去看了一下，觉得正是你需要的东西”。到达那里后，伯差德会领他穿过前屋，“那里堆满了瓷器、玉器和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再穿过两三个房间后，才可能来到古董商的内部密室。你会在那里看到那些重要的东西”。史克曼表示：“除非你与古董商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否则，你真会变成丈二和尚。”有时候，伯差德也会买下某件东西，为史克曼保留，直到那件东西的照片送到美国审批。此举的结果，是华尔纳经常不让史克曼购买。华尔纳的“眼力”并不怎样，涉及中国绘画时尤为如此。
然而，史克曼是个学习高手。美国学者欧文•拉蒂摩尔是一位中国通，他描述的一件轶事证明了那一点：“今天早上，史克曼与一位古董商在一起，那位古董商一口回绝他的出价。然后日本人派来一架飞机解决了问题：史克曼向古董商抱歉，称自己很忙，要搬家，有许多包裹要打；同时，他一脸忧虑地抬头看看天空——于是，古董商调整了价格。”
约翰•凯文•弗格森是史克曼人生中的另一位贵人。他是卫理公会教派传教士、文物鉴赏家和新近开放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顾问。弗格森的关系网中有许多军阀和官员，他们都迫不及待地出售一些重要收藏。弗格森在信中对史克曼大加称赞，称他聪慧、勤奋，对老一辈学者建议研究的中国书籍欣然接受，并且“风度翩翩”。史克曼在中国停留了四年。其间，他足迹遍及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拍摄了大量照片。他探访村庄庙宇，延续自己对佛教艺术的学术兴趣。慧俊是史克曼信赖的助手。在他的陪同下，史克曼经常外出，一走就是六个星期（后来，那位助手被日本人绑架杀害）。
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国际社会光怪陆离。对此，史克曼的朋友们有过描述，包括传记作家乔治•凯茨的《丰腴年华》、牛津大学的极乐鸟哈罗德•艾克敦的《一位唯美主义者的回忆录》（在伊夫林•沃的小说《故园风雨后》中，他作为安东尼•布兰奇而名垂千古）。正是在北京，艾克敦与史克曼建立了终身友谊。他的部分中国藏品，至今仍在堪萨斯城收藏。对年轻的同事史克曼，艾克敦给予了概括，称其是所有中国物品的鉴赏家：
一天中的好时光，是史克曼走进屋子，怀里抱着他发现的一些珍宝。当然，他总是在发现珍宝，从周代青铜器到玉蝉。那真是堪萨斯城博物馆的齐天洪福。我对他的正直诚实感到惊奇。任何其他人，只要对那些东西带有如此强烈的个人激情，都会将它们据为己有。可堪萨斯城怎么就能道高一丈呢？在史克曼手里，那些东西宛如沉睡中的公主，被白马王子的吻从梦中唤醒，显得容光焕发。他抱着它们，回到北京协和胡同里的爱巢，如同携带新娘步入圣坛。在那些婚礼中，我常常有幸成为伴郎。但是，短暂蜜月过后，它们被送走，到密苏里州展厅的玻璃展柜后面再次入睡。
堪萨斯城著名的《帝后礼佛图》浮雕，是一个经常被人提及、令人不快的故事。在兰登•华尔纳与史克曼的一系列通信中，也谈到了那件事。他们之间的通信一直躺在华尔纳所在哈佛大学和史克曼所在堪萨斯城的档案馆里。1931年秋天，当史克曼次来到龙门石窟时，那两幅2.74米宽（帝后）和接近3.96米宽（帝王）的浮雕，仍在宾阳中洞里面完好无损。史克曼在龙门待了一个星期，委托人制作它们的拓片，记下了大量笔记。1932年末，他开始在北京古董商的店铺里见到龙门石窟的碎片：“一只只单手、头像碎块、浅浮雕佛龛装饰和铭文碎块。”
到了12月，史克曼找到了北京国立图书馆馆长、古物保护委员会成员袁同礼。“我告诉他龙门石窟的状况，请他在权限范围内保护龙门石窟。他回答说：如果外国人不停止购买雕像碎块，破坏将会持续进行。对此，我的答复是：实际上，据我所知，没有外国人试图购买任何雕像碎块或碎片……除非它们在北京的市场上出现。到了那时，再想控制走私会是白费工夫。从另一方面讲，在龙门石窟阻止掠夺其实极其容易。此时，我提出建议，从对中国艺术感兴趣的外国人中筹款，在龙门石窟部署一些警察。袁先生说那种帮助没有必要。”另一封来自袁同礼的信问道：“找出那些收留龙门石窟雕像店铺的名字，对你来说是否过于麻烦？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从源头制止肆意破坏，如果你能向我提供那些信息，我将对你特别感激。”史克曼拒绝向他透露古董商的名字（袁同礼后来在对美国所藏中国艺术品进行核查、记录方面成了一名先锋）。
1933年3月，在当地一位官员和哈佛大学学者威尔玛和费正清的陪同下，史克曼再次访问了龙门石窟。他回忆道：“在许多公元500年至公元525年的早期洞窟中，雕像的头部不见了。在有的地方，墙上和佛龛中的整个雕像被砍掉。《帝后礼佛图》浮雕的大部分，以及几个人物头像已不翼而飞。”
1934年1月底，史克曼向华尔纳报告说，伯差德已买下《帝后礼佛图》1933年消失的两个女性头像。“那时，我们开始听说，越来越多的浮雕碎块正流入市场……经过与伯差德博士仔细讨论，我们决定，尽我们所能收集该浮雕的碎块。我们的目的，是保护那尊北魏典范雕塑的安全，尽可能对其进行保护，使其接近完整。向中国政府报告此事已为时过晚，破坏已经造成……显然，无论龙门石窟还遗留了什么，那尊浮雕在原址的价值已经丧失。因而，尽我们所能收集其全部碎块，用我们掌握的资金对其进行认真修复，似乎成了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
1934年2月，堪萨斯城通知史克曼，它已暂时得到了希望获得的全部雕像。史克曼问华尔纳：“我们接下来干什么？当然，整个事情在这里还无人知晓。”他绝望地写道：“龙门石窟正遭受彻底破坏，在那种时刻，我到达龙门石窟现场或许是一种幸运。自公元6世纪以来，那些洞窟一直存在，却在一年之间消失，而那只是一千四百年中的一年。现在，古董店里已充斥着龙门石窟石雕。用不了几年，它们就会变得与古代希腊雕塑一样稀有，一样有价值。”此时，华尔纳的唆使似乎形成了一个计划，并得到了福布斯批准：由福格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博物馆联合购买浮雕。由于浮雕绝大部分是小碎块，伯差德将对它们进行拼接。到了4月，史克曼已成功征集到浮雕的绝大部分碎块，首批分期付款是13 000美元。4月25日，福布斯给纳尔逊博物馆馆长保罗•加德纳发电报：“正邮汇给你6 000美元。7月1日后，能再提供500美元。” 1934年5月，计划用3个箱子，运送两大块经过修复的浮雕。为此，史克曼需要得到吉姆•普卢默的帮助，通过上海安排运输，以躲避天津港口海关的仔细查验。当时，普卢默在中国海关部门工作。在给普卢默的一封信中，史克曼细述了那些“中国拼图”长达一年的冒险故事，并要求普卢默读信后予以销毁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