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黄仁宇大历史观代表作）

    《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文简体字版自1997年面世以来，十来年里二十余次刊行而不衰。作为一部成功的历史学著作，其读者面早已不限于史学界，作为华裔学者中比较突出的法国年鉴派学术代表人物，黄仁宇极善于从历史的细微末节人手，而又摆脱具体历史事件的束缚，找寻更为准确的历史时代特征，此即大历史观。他强调将人物与历史大背景结合起来，且不放过人物的个性特征，从而使那些本来被史学界研究得很深的人物得以以新面孔再现于读者面前。

     《中国大历史》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代表作之一。黄仁宇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他1918年出生在湖南长沙，1936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弃文从伍，曾参加中国远征军，进入印度作战。1950年退伍后负笈美国，以34岁的“高龄”从大学三年级读起，终于1964年获得密执根大学历史系博士。此后，他先后在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哥伦比亚大学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任教、从事研究。1979年曾赴普林斯顿大学，参与《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撰写明朝部分。
     这部书以短短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作者一改以往史学家的著述方式，不以史料堆砌为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为关注点。作者倡导大历史，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欧美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作进一步的研究。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的结构框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黄仁宇（1918年-2000年1月8日），历史学家。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战争爆发后，时仅就读大学一年级的黄仁宇决定辍学，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期间结识田汉范长江等人。后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凭在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所修的学分获密西根大学的取录，攻读新闻系，1954年获学士，1957年获硕士，其后转攻历史系，并于1964年获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参与《明代名人传》、《剑桥中国史》、《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
章　西安与黄土地带
第二章　亚圣与始皇
第三章　土壤、风向和雨量
第四章　兵马俑的幕后
第五章　帝国：树立楷模
第六章　名士成为军阀
第七章　长期分裂的局面
第八章　历史向侧面进出
第九章　统一的途径
第十章　第二帝国：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第十一章　北宋：大胆的试验
第十二章　西湖与南宋
第十三章　蒙古人的插曲
第十四章　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
第十五章　明朝：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
第十六章　满洲人的作为
第十七章　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第十八章　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
第十九章　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
第二十章　现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十一章　台湾、香港与澳门

     macro-history这名词刻下看来由我创用。如果有前人用过，则恕我查访未周。其实此间之出处与是非已无关宏旨，因为这名词纵是新颖，已乏创意。经济学家以货币之流通影响到物质与雇佣之基本的原则统称之为 “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而以内部较精密之观察有如涉及物价指数与商业周期等详情称为”微视经济学”(micro-economics)由来已久，亦从未有人出面自称为始作俑者。宏观与微视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
　　至于我自己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倒确经过一段长期间的周折。
　　大部原因出自命运之安排。我年轻时从军10年，解甲退伍之后，负笈于海外，可谓”学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有了这样一段颠簸之经验，自己尚在憧憬于近身所见闻的事迹之真意义，而一旦授有学位，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之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难道他们或她们必须知道与HanFei rzu(韩非子)同受业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励Shih-huang-ti(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Chao Kao(赵高)所构杀?Empress Wu(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仅是”秽乱春宫”?对我的学生讲，除了用她与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l(凯瑟琳二世)比较，或与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 当然我无从将数千年的历史内凡一人一时一事提出与今日之西方处处衔接，讲到午前之用场与黄昏之用处，提供建筑师与会计师应参考的地方，这样一来更感到综合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觉得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
　　其实我们自己对中国现代史的看法，亦复如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蒋介石、与邓小平的看法亦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可是他们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为既成事实，不可逆转，那我们就应当考虑这些群众运动之积极性格及其前后连贯的出处，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当作历史之转折点了。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前往麻省剑桥研究明代的财政税收，受费正清教授的督导。费教授对我个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顾，我已在其他书刊里叙及。可是在治学方法上，我们却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处。他重分析，我主张综合；他坚持PA20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绎法，我用归纳法。后来《明代十六世纪之财政与税收》书成，未交哈佛出版，而送至英国剑桥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个明显的例子，作《财政与税收》时，我曾用明代方志39种，内中无不包括当日徭役税收的标准名词，有如”里甲”、”均徭”、” 驿传”与”民壮”。如果用以分析，读者可以一眼看出当中毫无体系，可算杂乱丛芜，互相矛盾，我们可以斥之为官僚制度之无能，也可能责之为腐化。可是经过一段综合之后，所见又不同了。明代税收章程一方面包括着一种中央体制，一方面又顾及地方实况，内中有永久法则，亦有临时条款，总之即不明白区分，而系囫囵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国一致，实际当中则万别千差。因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体的改组而能支持276年。但是如此之中央管制产生一种负面作用：此体系不鼓励各地发展其特长，而制造一种人为的平衡。这种作用，是好是坏与我们今日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有关。
　　所以历史学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法。
　　日后我作《万历十五年》时注重官僚系统里以仪礼代替行政，维持各品级文官的协同和谐，不顾及各区内经济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大致得益于研究明代财政与税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襄助李约瑟博士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当中一段的研究工作，有机会和这位”魁梧长者”接近。有人批评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确是如此。他的书籍与笔记就摆在学院里四五处不同的地方，分类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脑内，如果要寻觅某种资料，他不待说完就走，学院中的草地向来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时常用做院长之特权，不顾禁忌，以直线的途径大步跨践而去，使我紧随在后也只好跟着犯规。
　　我和他讨论辩论多次之后，发觉他治学的方法，也以综合为主，尤以他和我说及：”在我看来，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成立民族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是一成套的行动，一有都有。”那么就有一种归纳重于分析的趋向了。他又和我说起：”即算阴阳五行，大家都认为是假科学。我们不要不加审问，劈头就说它错了。我们先要检阅此中逻辑，如果是错，我们也要追究错在什么地方。”我和李公相处一年，以后又在1974、1975和 1978年重去剑桥。我受他启发的力量非一言可尽，事后想来，我写《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采用一种综合的幅面，不随着别人去走牛角尖，其设计已肇始于1970年代与李博士在剑河河畔闲步纵论古今时。
　　迄至70年代的后期，我已将自己在课堂上的讲稿逐节修正，一步一步接近于现有布局。中国通史的原始资料不能脱离《二十四史》。可是这丛书篇幅浩繁。以北京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本言之，虽醒目易读，也有76000余页，即一个学者不务他事专心每日读50页，也要四五年，并且当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节妇的记录与今人甚少关系。《资治通鉴》也用《二十四史》作蓝本，只是将分列在本纪、列传、志各处的节目再加以不见于上篇幅之资料剪裁连缀成书，其弊也仍是过于支持传统社会的价值。《资治通鉴》英译为ComDrehensive Mirror·for·Aid In Govennment，再直译回来即是：”用以资助于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镜子”，这当然不放弃传统道德的立场，而司马光本人就卷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漩涡，他的观念免不了一个历史”应当如是”演进的偏见，而不及于我们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开的因果关系。
　　我已经迭次在各处发表：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并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内涵，不如过去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所有道德观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纪而不变，放大眼光说来，这也是说司马光等的道德观念有等于欧洲文艺复兴前之标准，尚未进入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之境界。
　　作此书时我当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等基本资料，也仍借重过去写中国通史诸大师如钱穆、邓之诚、周谷城各先生的见解，更参考西方的次级资料。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挂一漏万。我自己了解现代中国的基点仍在晚明。1960年间我曾在教书之余读过《明实录》一遍，全书 133册费时二年半，至今受益。至于本书特出之处则来自《二十四史》内之 〈食货志〉。二十四史内有食货志12篇，虽然内中繁简不同，作者的见解尤不能与今人相较，但其中6篇已有西方及日本学者详细译注，构成了今日治经济史者好的线索。迄今我的困难仍是无法提供一种既适切而又不浮夸”参考书目”。如果要广泛的张罗则虽四书五经西洋经典著作都应列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经》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简短则虽费正清与李约瑟的基本著作也应舍弃不提。总之，既为一种大历史，又因综合归纳而成，则自作者束发受教以来所诵习之文件均有影响，旁及于文理哲学报纸杂志。
　　1980年我脱离教职，自此花了一段时间整理撰写修订此书之英文本。
　　当中若干资料不易压缩，曾使我一度踌躇，有如北魏亘北齐、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后不同，”五胡十六国”之种姓也极混乱，即南宋与金之和战亦是前后反复，我在稿中只介绍此为一种观念或一种现象，因为我自己曾经整理明末财政，知道很多技术上之变数在长期历史上之衍进无决定性之影响，不愿以之烦劳我的读者。反之则袁绍一家父祖经历、黄巢行军路线，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好奇心，其琐屑之处也代表一种罕有的现象，则又据实写出。此中差异乃是本书注重想像，不注重机械式的记忆。有了这样的剪裁，我才能腾出篇幅介绍敦煌龙门石窟的外观与内景，又在记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闲叙至西湖景色并及”白蛇传”。
　　我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在综叙背景时我称唐宋帝国带扩展性，明清帝国带收敛性。
　　虽然这线索摆在很多小故事之后，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我刚将书寄往剑桥，不久之后就接李约瑟博士来函：”哎呀，”他写着，”一切靠抽税而转移!”近香港行政局议员钱果丰博士(私人方面我们是世交)也在香港电台接受访问时推荐此书，提到盛唐之后中国再无有效的税收制度打开局面。可见得他们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识，所以一经说破，引起共鸣。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一位书评者在报刊里写出：不论我写的历史是否涉及古今中外，我总在把中国写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
　　这个说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数年之前尼克松讲到他见时，他恭维毛：”主席，你写了几本小册子，竟使整个中国改观。” 毛立即抗议：”我怎么能使中国改观，我不过使北京一二十里的地方，这边那里稍微扭转一下罢了!” 犹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国改变?况且历史从业员的工作只是报导已经发生的情事之前因后果，不及于筹划未来，事实倒是这样的：我刚将《中国大历史》整顿组织就绪，时值1981年间，正不知如何收篇，而中国领导人正在提倡”摸石头过河”，关于他们改革的新闻，经常在美国报纸杂志里出现。这种趋势和征象与我私下想像中国历史和西洋文化汇合，以商业组织代替过去农业组织之体系，逐渐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诸条件符合。这种种条件不由我创意，而源于英国研究17世纪的专家克拉克(Sir George N.Clark)，他认为英国在光荣革命后进入这境界。将一个农业国家蜕变而为一个工商业国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个隐喻：有等于一只走兽蜕化而为飞禽。以英国的农业基础、社会习惯和法规传统而能使银行开设于乡镇之间，土地能随意典买抵当，各地创建付费公路(turnpike)，人口能自由移动，17世纪之前已是不可思议。只因为日子久了，我们以为英国历来如此，想像不到要将这样一个国家当作一个城市国家那样的处理，以货币作管制全民的工具，不可能避免一段奋斗。本书有10页左右的篇幅介绍西欧国家进入这境界的程序。中国是否已进入这境界，读者一望可知，至于中国应称目下的体制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我主张让摩登学究去争辩。

章　西安与黄土地带
西安是中国历史的一座重要舞台，许多人物事件在此牵连、搬演。作者经由它，引领我们进入时光，看看历史是怎么发生的。在现今考古仍旧无法证明夏代以前的历史记载是否确实时，有甲骨文和殷墟遗址佐证的商朝，便成为叙述中国历史的起点。
西安的位置接近中国的地理中心，现在已成了旅游者注目的焦点。撇开其他的条件不说，它是中国历史上十一个朝代的都城所在，早的还可以追溯到秦朝统一中国之前。它在历史上所享有的盛名，远超过任何其他政治中心。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内忧外患，古老的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只有废墟还保留了一些昔日的雄伟气象。
在现今西安市的东边，也有好几处有名的历史遗迹。距离西安城不到五英里的地方是半坡村，它至少有六千年之久，是目前中国境内所发现的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墓葬的形象看来，半坡村的社会当属母系社会。
　　西安是十一个朝代的都城所在
西安城东北不及二十英里的地方有华清池。据说8世纪的一位唐代皇帝（玄宗，713—755年在位）所宠爱的妃子（杨贵妃）曾在池中沐浴。唐玄宗本身就是一位艺术气息浓厚的人物，据说中国的戏剧是他创始的，丽他所爱的女人，更是“资质丰艳，善歌舞”。华清池也因她在此一濯芳泽而享名千载，但是他们的故事却以悲剧结束。西元755年（天宝十四年），一位镇守边关的将领（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叛军逼近京城，皇帝一行往西逃向四川，到了马嵬驿的地方，护卫的将士要求皇帝对杨贵妃作出断然处置，否则不肯用命。在这情形之下，即令是天子，也只好让他宠爱的妃子当场被缢死。一位向来沉湎于欢乐的君主，从此意懒心灰，自逃亡至退位之后，他的残年，充满着寂寞和悔恨的情调。一位时代去他不远的诗人——自居易，以极带想像力的笔调，描写唐明皇（后人给他的称呼）终夜不眠，看着宫前萤虫飞来飞去，阶下落叶也无心找人打扫的心情。这样的忧恨缠绵只有越陷越深，非人世间任何因素可能稍一舒慰。这首《长恨歌》，也随着流传千古，直到1920年和1930年间，仍旧为小学生所习诵。也可见得即使是君主制度下的教育，在开口闭口不离道德之余，并没有完全忽视情绪和抒情主义。要是全然的不近人情，则不会让这样的一首诗歌，传教学习，直到民国时代，还去打扰年少公民的未成熟心情了。有了华清池和杨贵妃的故事，我们也可以存着信心，不论经过任何意识形态之熏陶，也不论古今中外，人类共同的情绪，有如一座大水库，永不会枯竭。
去华清池的温泉不远，有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蒙难的地方。当年12月12日，“少帅”张学良的部队冲入委员长行营，要求他停止对共产党的“围剿”，以便一致对日抗战。这兵变的目的既达，中国的政治从此改观，间接也影响到全世界的历史。时至今日，在某些方面讲，我们仍然感觉得到这五十几年前的事变之后果。当年“双十二日”枪声既息，国府的统帅被一个下士班长和一个士兵发现。他孑然一身，未被伤害，躲在附近骊山的一个山洞里。今日该处有一座亭子，纪念当年历史之展开竟让这两个藉藉无名的角色，去完成如此一段带戏剧性而具有如此庞大后果之任务。
越是接近骊山，我们也更感觉到和历史接近。它的影响愈浓厚，它的展开也愈合时宜。本来我们也已经知道秦始皇帝葬在骊山，去西安约四十英里。此人被称为世界上可怕的专制魔王之一。他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之后，用焚烧诗书和活埋反对者的办法去巩固他的统制。他的“陶器兵马”在1974年发现。内中包括塑制的兵俑，和实物的兵器与战车。美国的三位总统曾来此观光，一些兵俑器物也曾送到国外去巡回展览。
但是秦始皇不是中国历史的起点，秦始皇统母全中国，距离中国文化的开始已有好几千年了。按照一般的顺序，我们应当先处理其他的几个题目，当中首要者无过于地理背景。当旅游者乘火车或汽车前往临潼县参观骊山及华清池时，应先注意四周黄褐色的泥土，这种泥土与美国田纳西州一带耕地的土壤相似，它是中国历史开展中的重要因素。当地周围景物通常较路基为高，所以这黄土不难观察。
　　中国文化有多种源头
　　本书成稿之日，我们没有的证据，能够斩钉截铁地说，中国文化完全是在本地萌生，或者说当中至少一部分受到地中海文化的影响。20世纪初期，学者多崇尚后说，主张中国文化之起源，不仅较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为迟，其使用青铜与铁器尚比这两处至少要迟一千年。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文字可能也是埃及象形文字之变体。中国史前陶器上的文饰就和中亚及近东所发现的类似。目前这“世界文化一源说”已被中外无数学者指摘。中国的文字被认为特创一格，即数目字亦与众不同，陶器上肤浅的相似之处敌不过基本的差异。中国的冶金术即使在原始的阶段也表现出技术上之特色，而无模仿的迹象。中国的栽培作物更显示出中国的农业与近东出于两源。近人种学家和考古学家甚至指出，即使在中国境内，文化的起源也不是一元的，从东北到珠江流域，都可找到文化起源的遗迹。
虽说钟摆现在已经摇转过来，中国文化独立自创的理论显然比较站得住脚，我们却不能武断地说再也没有争辩的余地。我们可以作的结论是，不管它是本地独创或是外间传人，中国文化受地理条件的因果关系极深。不论中国当初受外间发明的影响或浅或深，都不足改变这观点。当初期农作物受东亚大陆的土壤和气候影响的时候，中国文化的因素就开始与当地居民结下不解缘（详第二、第三两章），以后也始终如此。基于这个原因，西安附近之黄土，也就更值得注意。
　　夏代的存在仍然存疑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考古学家用碳14放射性的技术，断定中国新石器时代之遗址初出现于公元前4000年，或者还要早。可是以文字记载的历史，却不能追溯到这么久远。根据史书的记载，早的“朝代”为夏，它的出现若能证实无讹，也只能把中国历史的前端摆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可是关于、“夏朝”的传说虽多，也仍没有考古的实证确断它的存在。怀疑的人提出，要是这朝代确曾出现，至少应当在古物附近有文字出现。相信夏朝实有其事的人则辩说，中国文字出现于公元前2000年，只是初的文字写在竹简和丝织品之上，年久月深业已腐朽。现存关于夏代的事迹，出自口传，再由记事者写在竹简之上，辗转抄传，所以较迟。两方所说都有理由，也仍不能成定论。
现在能确切证明之中国历史，始自公元前约1600年的商代，这朝代的两座都城和约十处国王埋葬之陵寝业经发掘。不仅它的文字确切的存在，而且其字体镂刻在兽骨之上。出土的这种“甲骨文”碎片，数以十万计。
　 商代遗址在今日的河南省，历史上称为“关东”，我们也可称它为“东部平原”。它和西部西安一带的“黄土高地”构成一种东西轴心。“商”之成为一“朝代”也是名正言顺。它的王室谱系全部保存无缺。国王传位一般采兄终弟及，偶尔父死子继。此外商人也可以视作“商民族”，因为他们垄断冶制青铜的技术，在军事上占优势，也保持着宗教上的向心力，所以能凌驾其他民族之上。他们的青铜器皿，不是兵器，就是祭器，只有极少数例外，其制造采取集中的方式由国家监督。
　　商文化的内容丰富
　商文化表现着它和同一时期其他文化等量齐观，却并不一定就能代表传统中国的特色。例如商代社会虽属父系，但是它的贵族妇女却享有相当自由，几百年后，甚至几千年后，中国妇女仍不能望其项背。商人好酒，兴致高而活力充沛，他们杀人作祭祀，毫不感到罪恶，而且在甲骨文上不断的留下人祭的纪录。他们能派遣三千人的军队，作百日行军的远征，这样的军队尚可以由附庸国家的部队支援。有时候作战的目的在于掠夺取利。国王的陵寝由上至下掘土而成，上端的坑大，越至下端愈小。国王的陪葬品有战车与马匹，殉葬的人被斩首，头颅和躯体整齐地排列着。而由上至下以泥土敲打而成的梯级，则显示出殡时必有繁缛之仪节。
商民族虽已从事农业，却仍保持着渔猎的传统。他们在五百多年的历史内，迁都的次数在六次以上，而且甲骨文上经常有狩猎的记载。商代后的一座都城，临近现代的安阳，考古学家在当地发现极多兽骨。农业的操作似由奴工执行，在一处坑内所置放的石制镰刀有好几千把。
甲骨文上的记载表现着商朝的国王对于无候极度关心。编订历日，也是王室重要的职能。在这些方面，商朝与此后以农立国的中国已保持着传统之联系。而甲骨文的书法，更是与中国文化一脉相传。
　　甲骨文的书法
当初甲骨为巫卜之用，现存的甲骨，则是商代的史官根据原件复制作为一种永久的纪录。甲骨的大量出土，使当时事物逐步可考，给后人看出此间一个初具规模的国家即将发展成为一套令人心折的文化。根据专家统计，甲骨上所记载的不同文字，为数共约三千，其中一千字已可以辨识。这种古代书法，乍看起来变化万千，可是因为其由原始的天才人物设计，引用永恒不变的意义为根柢，当中之一部分今日可能为熟悉东亚文物的人士一眼看出。下图所列，其基本的原则可谓出人意外的简单：（略）
　左端为象形，日圆月弯，一经画出，不待解释。会意由象形稍加引申而成，例如日在树后上升，是为东。双手执鸡放在樽俎之内，是为祭。还有不能图解之观念则可以同音字代表，如“亦”字发音与“腋”同，所以画人之两腋为亦。“来”与高梁之“来”同，所以画“来”而得来。其他“转注”、“假借”等也不外将这些基本原则重叠而扩大的使用。值得注意的则是青铜时代的书写方式和今日报纸杂志的铅字一脉相传。
这些原则一经推广，今日之汉字为数两万，又经日文与韩文采用，无疑的已是世界上有影响力的文字之一。它的美术性格也带有诗意，使书写者和观察者同一的运用某种想像力，下至基本之单位。上海人的沪语发音软如法语，广东人的粤语发音硬如德语，也能用同一文字互相会意。所以这种书写的方式促成中国人文化上的团结，其力量不可权衡。只是既有长处也有短处，其引用起来，不管是一条吊慰的短柬或是一张实验室的报告，同样要从摆方块的形式作起点。中文的前置辞和联系辞少，抽象的意义只能重楼叠架构成（如本书文句中之“的”后带“之”，“之”后又“的”）。也要将可以眼见耳闻的事物极度的延伸，才能成为可以理解的观念（有如“抽象”即系抽出其相，与“具馇”之具有其体相对）。其为单音字，又要写上十个字才能代表十个音节。文人用笔，通常省略当中某些环节（例如“一将功成万骨枯”，只有两个子句，当中无联系辞，也不知道所说系理论抑是事实），虽说言简意赅，却不是严谨、正确的通信工具。
公元前1000年左右，甲骨文的字汇，饱和到大约一千个字（专家认为其他的两千字大致为专有名词），青铜技术也达到峰的时候，这商文化为周所替代。周发源于西安附近，为后起之强国，此后数百载，这黄土地带上的一雄给中国的影响，远超过东部平原的商。这地区自中古至近代并非中国富庶地区，更不是容易接近的地区。西安总揽这地带却注定要在中国历史里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以一个天马行空的比喻来说，就如同让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在历史上的功效，超过东部的麻州或宾州。这比喻别无他意，不过强调地理因素在历史上的重要。申国文化为亚洲大陆产物，美国文化则离不开大西洋的传统’此中有一个深刻的差异。
　　第二章　亚圣与始皇
武王伐纣，建立周期，以封建方式制定了一种合乎当时农业扩张的统治形态，又以宗法制度使封建统治更加稳固。八百年的统治中，影响之深远，常使历史学家难于区分，究竟某些特色是周朝的还是中国人的性格？
说来也难于相信，从个人说辩的能力和长久的功效两方面讲，孟子在传统政治上的地位要超过孔子，虽说他受业于孔子孙子的门人，因之被中国的皇帝和文人尊为“亚圣”，亦即第二个圣人。威利（Anhur Waley）在他的杰作《中国古代的三种思想》中即以孟子代表儒家，和道家与法家对立。
孟子的生卒日期不详，我们只知道他活跃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孟子》一书，是亚圣言行的纪录，其中后一章，缕叙周朝立国后七百年的事迹。他出生于山东之邹，在西安之东约七百英里。
　　孟子的政治观念
　孟子生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乱的时代。周朝的王室既已衰微，诸侯开始互相攻伐吞并，到后只剩下一个秦国。当孟子在政坛活动的时候还有十二国。他访问了当中的一国——齐。齐国的国王刚在军事上大获全胜，打败了北方的敌国——燕。他企图并吞燕国，又怕其他国家干涉。孟子没有在战略上或外交行动上给齐王任何吞并或是撤退的劝告。可是他倒主张尊重民意，因此他给读者的印象则是，可能时，他会让燕国国民自决。他在政治上不能接受现实也不能得到齐王朝廷的欢迎，于是只好前往其他国家，希望有机会效力，得以宣扬“王道”，可是毫无成果。
然则崇慕孟子的人也不能说他在提倡现代式的民主。他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乃是针对以世袭贵族治理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的政治体系而言。即算孟子有时候好像提及人民有一种“公意”，如果把这观念稍微延伸，好像可以视作“公众的权力”，可是他所谓的自决，绝不是毫无条件的自决。严格说来，其范围不外生存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