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简史（史学泰斗吕思勉的经典史学名著，全面、系统、深刻地讲述中国五千年的历史）

　　

      1.易中天推崇的史学大家吕思勉，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为“现代史学四大家”

      3.国学大师吕思勉专为中学生撰写的中国历史入门读物 

      本书是史学大师吕思勉所著《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再版，原书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当年即再版数次，是当时使用面较广、发行量*的一部中学历史教材。
　　全书分绪论、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现代史、结论六篇，用简洁流畅的文字叙述了从远古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历史大势、制度沿革、文化发展。在形式上一改长篇大论的说教，篇篇短小精干、易读易解，无半点枯涩呆板；内容上不仅条理清晰，而且极多新颖独到的见解，可以说是吕思勉*为通俗的一部中国通史。

吕思勉
　　1884―1957
　　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陈寅恪、钱穆、陈垣并称为“现代史学四大家”。
　　吕思勉是史学界公认的史籍读得最多的一位学者，二十四史曾通读数遍。他也是我国现代史学史上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题史等诸多领域都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
　　吕思勉一生桃李满天下、著作等身。他的学生有：钱穆、赵元任、黄永年等；他的著述主要有：《白话本国史》《吕着中国通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历史研究法》《史学四种》《中国民族史》《经子解题》《先秦学术概论》《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中国制度史》《文字学四种》《吕思勉读史札记》等。

中国简史
第十一章　中原文化的广播和疆域的拓展
第十二章　春秋战国的学术思想
第十三章　春秋战国的政制改革
第十四章　上古的社会
第三编　中古史
第一章　秦之统一及其政策
第二章　秦汉之际
第三章　前汉的政治
第四章　新莽的改制
第五章　后汉的政治
第六章　两汉的制度
第七章　秦汉的武功
第八章　两汉对外的交通
第九章　两汉的学术
第十章　佛教和道教
第十一章　两汉的社会
第十二章　三国的鼎立
第十三章　晋的统一和内乱
第十四章　边徼民族和汉族的同化
第十五章　南北朝的对峙
第十六章　魏晋南北朝的制度
第十七章　魏晋南北朝的文化
第十八章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
第十九章　隋之统一与政治
第二十章　唐的开国及其盛世
第二十一章　隋唐的武功
第二十二章　隋唐的对外交通
第二十三章　隋唐的制度
第二十四章　隋唐的学术和文艺
第二十五章　佛教的分宗和新教的输入
第二十六章　中外文化的接触
第二十七章　唐中叶以后的政局
第二十八章　隋唐的社会
第二十九章　五代的混乱
第三十章　宋的统一及其初年的政治
第三十一章　变法和党争
第三十二章　辽夏金的兴起
第三十三章　宋和辽夏的关系
第三十四章　宋和金的关系
第三十五章　宋的学术思想和文艺
第三十六章　宋的制度和社会
第三十七章　元的勃兴和各汗国的创建
第三十八章　中西文化的交通
第三十九章　元的制度
第四十章　元帝国的瓦解
第四十一章　明初的政局
第四十二章　明和北族的关系
第四十三章　明朝的殖民事业和外患
第四十四章　明末的政局
第四十五章　明的制度
第四十六章　元明的学术思想和文艺
第四十七章　元明的宗教和社会
第四编　近代史
第一章　明清之际
第二章　欧人的东略
第三章　基督教和西方科学的传入
第四章　清初的内政
第五章　清初的外交
第六章　清代的武功
第七章　清中叶的内乱
第八章　鸦片战争
第九章　太平天国和捻党之役
第十章　英法联军之役
第十一章　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
第十二章　西北事变和中俄交涉
第十三章　晚清的政局
第十四章　中法战争和西南藩属的丧失
第十五章　中日战争
第十六章　中俄密约和沿海港湾的租借
第十七章　维新运动和戊戌政变
第十八章　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
第十九章　远东国际形势
第二十章　日俄战争和东三省
第二十一章　清末的宪政运动
第二十二章　清代的制度
第二十三章　清代的学术
第二十四章　清代的社会
第五编　现代史
第一章　革命思想的勃兴和孙中山先生
第二章　清季的革命运动
第三章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成立
第四章　二次革命的经过
第五章　民国初年的外交和蒙藏问题
第六章　帝制运动和护国军
第七章 　”二十一条”的交涉
第八章　复辟之役和护法之战
第九章　参战的经过和山东问题
第十章　华盛顿会议和中国
第十一章　军阀的混战
第十二章　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政府的成立
第十三章　五卅惨案和中国民族运动的进展
第十四章　国民革命的经过
第十五章　五三惨案和对日之交涉
第十六章　关税自主的交涉经过
第十七章　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经过
第十八章　中俄的龃龉
第十九章　日本的侵略东北
第二十章　国民政府的政治
第二十一章　现代的经济和社会
第二十二章　现代的教育和学术
第六编　结 论
第一章　我国民族发展的回顾
第二章　中国对于世界的使命

　　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顾颉刚

　　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严耕望

　　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谭其骧

　　中国对于世界的使命

　　罗素说：“东西洋人，是各有长处的。西洋人的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东洋人的长处，在于合理的生活。”这句话，可谓一语破的，自来谈东西洋异点的人，没有像这一句，能得其真际的了。
　　唯其有科学方法：所以对于一切事物，知之真切。然后其利用天然之力大，然后其制服天然之力强。以此种方法，施之于人事，则部勒谨严，布置得当。不论如何精细的工作，伟大的计划，都可以克期操券，而责其必成。西洋人近兴，所以发扬光大者，其根本在此。这真是中国人所缺乏，而应当无条件接受他的。
　　然而人与人相处之间，其道亦不可以不讲。《论语》说得好：“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利用天然之力虽大，制服天然之力虽强，而人与人之相处，不得其道，则其所能利用的天然，往往即成为互相残杀之具。以近代科学之精，而多用之于军备，即其一证――假使以现在的科学，而全用之于利用厚生方面，现在的世界，应当是何状况呢？
　　若论人与人相处之道，则中国人之所发明，确有过于西洋人之处。西洋人是专想克服外物的，所以专讲斗争。中国人则是专讲与外物调和的。不论对于人，对于天然，都是如此。人和物，本来没有一定界限的。把仁爱之心，扩充至极，则明明是物，亦可视之如人。近代的人，要讲爱护动物，不许虐待，就是从这道理上来。把为我之心，扩充至极，则明明是人，亦将视之如物。它虽然亦有生命，亦爱自由，到与我的权利不相容时，就将视同障碍的外物，而加以排除、残害，当作我的牺牲品了。天然之力，实在是无知无识的，我们应得制服它，利用它，以优厚人生。而中国一味讲调和，遂至任天然之力，横行肆虐，而人且无以遂其生。人和人，是应得互相仁偶的。而西洋人过讲扩充自己，遂至把人当作牺牲品而不恤。这实在都有所偏。中国人的对物，允宜效法西洋，西洋人的对人，亦宜效法中国。这两种文化，互相提携，互相矫正，就能使世界更臻于上理，而给人类以更大的幸福。采取他人之所长，以补自己所短；同时发挥自己的所长，以补他人之所短。这就是中国对于世界的使命。
　　中西文化的异点，溯其根源，怕还是从很古的时代，生活之不同来的。西洋文化的根源，发生于游牧时代。游牧民族，本来以掠夺为生的，所以西洋人好讲斗争。中国文化的根源，则是农耕社会。其生活比较平和。而人与人间，尤必互相扶助，所以中国人喜讲调和。中国人最高的理想，是孔子所谓大同。这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历史事实，以为之背景的。其说，已见第一编第二章。文化不是突然发生之物。后来的文化，必以此前的文化为其根源。出发时的性质，往往有经历若干年代，仍不磨灭的。大同的社会，在后来虽已成过去。然而其景象，则永留于吾人脑海之中，而奉为社会最高的典型。一切政治教化，均以此为其最后的鹄的。这是中国人的理想，所以能和平乐利的根源。
　　中国人既以大同为最高的典型，所以其治法，必以平天下为最后的目的，而不肯限于一国。而其平天下的手段，则以治国为之本；治国以齐家为本，齐家以修身为本，凡事无不反求诸己，而冀他人之自然感化；非到万不得已，决不轻用武力。这又是中国人爱尚和平的性质的表现。其目的，既然不在发展自己，而是要求“万物各得其所”的平，则决无以此一民族，压迫彼一民族；以此一阶级，压迫彼一阶级之理。所以中国的内部，阶级比较平等，经济比较平均；其对于外国，亦恒以怀柔教化为事，而不事征伐。既然不讲压迫，则必然崇尚自由。自由，就没有他人来管束你了，就不得不讲自治。我国政体，虽号称专制，其实人民是极自由的；而其自治之力，也是极强的。这个，只要看几千年来政治的疏阔，就是一个很大的证据。我们既不压迫人，人家自乐于亲近我。所以不论什么异族，都易于与我同化。我国的疆域，大于欧洲；人口亦较欧洲为众。他们几千年来，争夺相较，迄今不能统一。我国则自公元前两世纪以来，久以统一为常，分裂为变。人之度量相越，真不可以道里计了。
　　以欧洲近世文明的发展，而弱小民族，遂大受压迫，国破、家亡，甚而至于种族夷灭。这种文明，到底是祸是福？至少在弱小民族方面论起来，到底是祸是福？实在是很可疑惑的了。此种病态的文明，岂可以不思矫正？要矫正它，非有特殊的文化，和相当的实力，又谁能负此使命。中国人起来啊！世界上多少弱小的民族，待你而得解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