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行暮 : 宋光宗宋宁宗的时代

　　暗弱的君上，酷烈的党禁，轻率的战争，专擅的政治，污浊的吏风

　　患有精神疾病的皇帝如何能君临天下，他又该如何谢幕？

　　一代权相韩侂胄，为何要罢官朱熹，平反岳飞？

　　富有批判精神的理学如何在愈演愈烈的思想整肃中争得正统，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审视宋光宗、宋宁宗的统治：蒙古铁骑西征、南侵，无往不胜，西辽、花剌子模覆灭，西夏、金朝、高丽乞和……但南宋却完全缺乏现实危机感。后人读史至此，不能不为南宋扼腕和忧心。

　　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帝王就是他统治下那个时代的缩影。历史人物研究作为整个史学研究的有机构成部分，较之制度史、经济史等专业性很强的课题，其研究成果具有*广泛的读者覆盖面。本书选取宋光宗、宋宁宗两位知名度并不高的帝王作为研究对象，全面展示了南宋中期的政治社会问题，也分析了光宁两朝南宋走向衰微的历程和原因。

　　虞云国，浙江慈溪人，生于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宋代历史与文献的研究。

　　撰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细说宋朝》《宋光宗宋宁宗》等专著；编撰《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主编《宋代文化大辞典》《中国文化史年表》；整理标校《文献通考•四裔考》等宋元古籍十余种。

　　近年文史随笔编为《敬畏历史》《放言有忌》《从陈桥到厓山》《水浒乱弹》《书砦梁山泊》《三声楼读记》等。

　　目 录

　　新版自序

　　初版前言

　　章 两朝内禅

 　　一 淳熙内禅

 　　二 绍熙初政

 　　三 “政治日昏，孝养日怠”

 　　四 又一幕内禅闹剧

　　第二章 庆元党禁

　　 一 从风起青蘋到轩然大波

 　　二 伪学逆党之禁

 　　三 韩侂胄专政

　　第三章 从开禧北伐到嘉定和议

　　 一 以“恢复”的名义

　　 二 开禧北伐

 　　三 诛韩与议和

　　第四章 因循苟且的十七年

 　　一 嘉定更化

 　　二 在中原变局前束手无策

　　 三 史弥远专政下的嘉定政治

　　 四 宁宗的晚年

　　附录1 南宋光宗宁宗时代简表

　　附录2 征引古籍版本

新版自序

　　古人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原指代际相继之意。北宋邵雍将其引入自家的宇宙历史演化论，作为小的时段概念，提出“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撇除其周而复始的神秘色彩，显然也将三十年作为考察历史的基本时段。

　　西方年鉴学派主张综合长时段、中时段与短时段的多种方式，多层级地构成对总体历史的全面研究。相对于以一个世纪乃至更久的长时段与以事件史为标志的短时段，中时段的研究阈限“涉及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的历史态势”，自有其特定价值。这种中时段，足以完整展现长时段历史中某个变化周期，身处其中者往往到该周期结束才能察觉其终始之间发生了多大的时代差异与历史变动。

　　《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的时代》，虽是旧著《宋光宗宋宁宗》的改订新版，但当年撰著时因他们父子的个人史料存世有限，便立意“以帝王传记的形式来表现光宁时代”，“力图把光宁时代作为南宋历史演进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有心写一部时代史。宋光宗即位于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宁宗去世在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两位皇帝在位跨36个年头，既符合“三十年为一世”的概念，也恰在中时段范围（如果不考虑以帝王为坐标的话，这一时段不妨下延至史弥远去世的1233年）。倘若将宋孝宗淳熙内禅时1189年与宋宁宗驾崩时1224年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作一对比的话，就能发现：经过三十余年缓慢顿渐的变化，南宋王朝已不可逆地从治世折入了衰世。这次改版尽可能地做了修订，但总体结构未做改动，故拟就这一时段若干总体性问题略抒己见，以便加深对这段时代史的全局性把握。

　　一

　　既然说这一时段是南宋从治世折入衰世的关键时代，当然必须以其前与其后的时代作为比较的参照系。这里，先说其前的宋孝宗时代。宋孝宗在位期间为1162年至1189年，共26年，大体也在中时段的阈限内。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藉由“绍兴内禅”甫登皇位的宋孝宗，雄心勃勃主动发起隆兴北伐，试图改变绍兴和议定下的地缘政治格局。然而，受制于内部因素（太上皇宋高宗的掣肘与反对，主事者张浚“志大而量不弘，气胜而用不密”，等等）与外部条件（金朝的实力），被迫与金朝再订隆兴和议，重归宋高宗确立的“绍兴体制”。其后，在内政上，宋孝宗也只能在奉行“绍兴体制”的大前提下略做微调与腾挪。有鉴于秦桧擅权的前车之辙，他在位期间一方面频繁易相，以便皇纲独揽；一方面开放言路，以便“异论相搅”。隆兴和议后，南北政权间长期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和平局面。作为南宋欲有所为的君主，宋孝宗曾坦承短期内恢复中原已无可能，但仍寄望于君臣协力一改国弱民贫的局面。他尤其注重兴修水利，推动农业生产；同时关注财政与经济，制定鼓励商业与对外贸易的政策，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惟其如此，南宋社会在乾道、淳熙间（1165—1189）也进入了繁盛期。

　　宋孝宗时代（1163—1189），一方面在专制政体上继承了绍兴体制的政治遗产，另一方面在对官僚士大夫的做法上则有明显的调整，他还能容忍不同的政见与批评的声音，政治生态与思想氛围较之宋高宗秦桧专权时期大有改善。他对道学尽管不持好感，却并未以一己好恶而推行整肃政策。在传统中国的大多数时候，政治总是决定一切的，即便微调也效果明显。由于宋孝宗的政治统治相对宽松，致使这一时代在思想文化上颇有亮色。

　　在《中国转向内在》里，刘子健认为，北宋学术“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挑战性和原创性”；相对说来，南宋学术“都难免相对狭隘、受制于正统、缺乏原创性的问题”。这一说法有其独到之见，但也不尽然，南宋浙东学派诸家，就提供了某些北宋未有的学术成果与思想体系。这是由于浙东学派的学术建构，还有赖于北宋以来士大夫阶层的事功实践充实其思想资源，也与宋孝宗时代的环境改善有着内在关联。也正是利用了乾道、淳熙年相对优容的政治环境，朱熹才有力推动了道学派的扩容，完成了理学集大成进程；张栻也自成一派，张大了湖湘之学。继北宋中期以后，这一时段以朱熹为领袖的程朱理学，以陆九渊为开山的心学，与吕祖谦、陈亮、叶适为领军的浙东事功学派几成鼎足之势，涌现出自己时代的学术大师群体。无论思想上，还是人才上，正是宋孝宗时代，宋学进入了又一期。继北宋中叶的文学鼎盛期之后，这一时段以陆游、辛弃疾、范成大与杨万里等各领风骚，宋代文学也形成了第二个高峰期（虽然比欧阳修、苏轼父子与王安石等领军的北宋高峰来略见逊色），而代表人物都成长并活跃在这一时段。史学家李焘也在宋孝宗朝完成了当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编纂，继司马光之后令宋贤史学再放异彩。

　　所有这些，都出现在宋孝宗时代，显然绝非偶然现象。南宋曹彦约认为，南宋乾道、淳熙期间堪与北宋庆历、元祐时期相媲美：

　　朝廷无事，四方宁谧；士浑厚而成风，民富饶而知义。负者歌，行者乐，熙熙侃侃，相期于咸平、庆历、元祐之治。

　　本朝人赞美难免掺有水分，但明代史家柯维骐也有好评，说宋孝宗“有君人之度，其系人心成乾（道）淳（熙）之治”。纵观宋孝宗时代，显然迥异于南宋理宗以降内有权臣叠相擅政、外有蒙元铁骑压境的高危期，确是政局相对稳定、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经济相对繁荣的好时段，堪称南宋史上的鼎盛期。如此一对照，南宋光宗宁宗时代的全面逆转就更显得触目惊心。

　　近20年前，我已拜读虞云国先生《宋光宗 宋宁宗》的传记。深感此书是佳作，既有深入的研究和剖析，文笔流畅，又有颇强的可读性，具体分析了一个时代的专制政治，且有若干深刻的警句，耐人寻味。现在作者经过认真的增补和修订，撰成新作《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其水平又上一层楼，突出表明了作者学识的进展，反映了其深邃的史家眼光和道义责任感。

——王曾瑜（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宋史研究会原会长）

　　三　“政治日昏，孝养日怠”

　　1.悍后李凤娘

　　李皇后出身将家。绍兴十五年（1145）一天，她的父亲李道见有一只黑凤停息在军营前的大石上，心里感到奇怪。回家后，知道女儿就在这天出世，这才想起有凤来仪的吉兆，便以凤娘作为二女儿的名字。十几年后，李道出戍湖北，听说道士皇甫坦善于相人，便在府第招待他，让几个女儿逐个出来拜见。见到李凤娘，皇甫坦惊惶得不敢受拜，说：“这女孩将为天下母，我怎敢受她拜？”旁观者都以为他胡说八道，李道却联想到黑凤栖石的征兆，心中暗喜。

　　皇甫坦的风鉴之术，连宋高宗都十分相信，允许他进宫谒见。大约在绍兴三十二年，皇甫坦出山入宫，高宗问他何事而来，他说：“做媒来。我为陛下寻得个好孙媳妇。”接着把李凤娘出生故事搬说了一通。李凤娘应召候选。同时入宫待选的还有皇太子妃钱氏之妹，其父便是两知临安府的钱端礼。宫禁内外之人都看好钱氏之妹，但高宗还是笃信皇甫坦的相术，为恭王聘了李凤娘。

　　李凤娘虽长就天姿，却生性妒悍。乾道七年（1171）恭王立为皇太子，她也成了皇太子妃，性格越发骄横悍狠了。太子入居东宫，左右侍奉的宫女人数自然不能与恭王府同日而语。李凤娘受不了，经常在德寿宫与孝宗夫妇面前诉说太子左右的东长西短。高宗老大不高兴，与皇后吴氏谈话时后悔道：“毕竟武将之后。我被皇甫坦误了！”孝宗也好几次训斥她：“你应该学太上皇后的后妃之德。如再只管与太子争吵，我宁可废掉你！”

　　孝宗只想镇慑住她，并不打算真废皇太子妃。李凤娘却又气又怕，认为这是太上皇后吴氏在挑唆。册立为皇后以后，李凤娘更肆无忌惮、目中无人了。孝宗和谢皇后对太上皇帝高宗与太上皇后吴氏非常孝顺恭敬，相形之下，李氏却十分傲慢无礼，有时甚至乘着肩舆一直到重华宫内殿才停下。有一次，谢氏在谈话时提到这类事情，李凤娘竟恼羞成怒道：“我是官家的结发夫妻！”言外之意讥讽谢氏由嫔妃册为中宫的。在场的太上皇孝宗听到这种挑衅性回答，与太上皇后谢氏都怒不可遏。他事后想起内禅前夕黄洽的忠告，真的萌生了废黜李凤娘的念头。他把自己信得过的故相老臣史浩召入重华宫，私下与他谈起自己的打算。史浩坚决以为不可行。或许认识到废后会引起政局风波，这事终于作罢。但李皇后对孝宗和太上皇后谢氏的怨怼却越积越深。

　　光宗即位不久，就心脏不好。太上皇既担忧又关心，从民间搞到了秘方，合了一大丸，据说服了心病即可痊愈，准备派人送去，又恐李皇后截留，便打算光宗每月四朝来问安时面交给他。大内宦官原就企图制造三宫摩擦，好让皇帝无暇萌生“尽诛此曹”的念头，便对李皇后说：“太上合了一大丸药，只等官家过宫便赐药给他。万一有意外，可怎么向祖宗、社稷交代啊！”李皇后听说太上皇不同意立嘉王为皇太子，却属意于嘉国公，不能不多一份心眼，就派人去打探，果然有药准备着，便衔恨在心，以为太上皇也太狠心。

　　李皇后决定为儿子博一次，也投石问路摸一下虚实。不久，恰有内宴，她突然当面向太上皇提出，请立嘉王为皇太子。孝宗自有考虑，没立即表示同意。李凤娘立马发作：“我，是你们用六礼堂堂正正聘来的；嘉王，是我亲生的，为什么不能立为皇太子？”太上皇勃然大怒。光宗没有作声，他明白皇后的用心，也知道太上皇不会轻改主意的。

　　内宴不欢而散后，李皇后一手拉着嘉王，一手抹着眼泪，把丸药的事与不立皇太子拉扯在一起，向光宗哭诉：“寿皇不同意立嘉王，就是想废你；给你服那颗大丸药，就是让嘉国公好早点继位。”光宗受禅后，颇感贵为皇帝也并不如原先想象那样能随心所欲。重华宫的太上皇、慈福宫的太皇太后虽不过问朝政，但一个父亲，一个祖母，自己每一句话语，每一个举措，都必须看太母的脸色，听寿皇的教训，老大不自由。尤其太上皇，总让他感到有一种父亲对儿子的威慑。对太上皇执意让魏王之子嘉国公作为自己皇位的继承人，光宗本来就窝着一肚子火，现在一听皇后的挑唆，也有点信以为真了。

　　光宗即位后，妃嫔也多起来了。宋代后宫之制，凡封郡夫人以上才有独立的房院。绍熙时，自立房院的嫔嫱有黄贵妃、张婉仪、武才人、潘夫人、符夫人、大张夫人与小张夫人，受恩宠的要数黄贵妃。早在淳熙后期，太上皇高宗见皇太子身边没有侍姬，就把黄氏赐给了他。光宗一即位，除册立皇后李凤娘外，还进封黄氏为贵妃。他把宫中收藏的扬无咎名画《红梅图》赐她，还在画上题诗一首：

去年枝上见红芳，约略红葩傅浅妆。

今日亭中足颜色，可能无意谢东皇？

　　以红梅喻贵妃，以东皇自况，过去你红葩浅妆，今天在我东皇照拂下，你位至贵妃，颜色十足，还不谢我吗？调笑中透漏出对贵妃的昵爱。

　　在妃嫔队中，皇帝“朝咏暮吟看不足，羡他逸蝶宿深枝”，对黄贵妃尤其专宠，李凤娘自然妒火中烧，开始不择手段地报复。一天，光宗在洗手时见宫女端盥盆的双手嫩如柔荑，白似凝脂，愉悦之下，大感兴趣。几天后，皇后派人送来一具食盒，打开一看，皇帝差点吓昏过去，食盒内盛放的竟是那宫女雪白的双手。

　　绍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按惯例，光宗将主持即位后首次祭天地的大礼。宋代祭天地前，皇帝、宗室必须在前一天享太庙，受誓戒，而皇帝受誓戒后不能入住后宫，必须夜宿南郊青城的斋宫。李皇后就在大礼前一天虐杀了黄贵妃，派人去通报了贵妃“暴死”的消息，自己到玉津园散心去了。光宗在斋宫接到禀报，又惊骇，又愤怒，他绝不相信活生生的黄贵妃会一天之间无疾暴卒，猜想必是李凤娘下的毒手。但明天是祭祀大典，他不能违背历代礼制赶回后宫看个究竟，便哭泣个不停。

　　郊祀大礼在下半夜丑时七刻（即二十七日凌晨三时左右）开始。这时，星月当空，夜色清澄。光宗一夜泪流不止，怀疑黄贵妃是否真死了。但这时，他只能强打起精神，进入指定的位置，穿戴上衮冕，拿起大玉圭，准备主持大礼。

　　忽然，狂风骤起，把祭坛上灯烛全数吹灭，祭坛顿时漆黑一片。转眼间，一两朵将熄未灭的火苗被狂风猛地吹向了周围的帘幕，帘幕扑剌剌倾倒下来，火舌却狂窜起来，蔓延成势不可挡的大火。光宗被这突如其来的景象吓呆了。在场的陪祀人也都被狂风烈火惊退了。瞬间，大雨夹杂着冰雹劈头盖脸地打下来，夜黑如墨，风火雨雹之中，众人都自顾不暇，也无法前往救驾了。

　　不一会儿，天色霁晴，大火已被豪雨扑灭。曙光微熹中，玉帛牲牢狼藉遍地，连祭祀用的镇圭也不知去向了。郊礼已无法进行。内侍们这才把吓懵了的光宗扶上车驾，送回大内。昨天，接到黄贵妃暴死的噩耗，今天又受到大惊吓，光宗自“以为获罪于天，且惮寿皇谴怒，忧惧不宁”，“震惧感疾”，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皇帝被送回大内，黄贵妃的死因大白。但光宗对悍后无可奈何，得知真相只能咬牙切齿，精神病彻底发作。实际上，精神病遗传因子早就潜伏在光宗的体内，平日一无节制地酗酒，再加上震惊与恐惧的双重猛击，病情来势汹汹，“噤不知人，但张口呓言”。

　　内侍驰报北内，太上皇帝孝宗与太上皇后谢氏连夜赶来探视，见光宗虽已睡去，却仍满口臆语。孝宗既担心，又气愤，便把李皇后喊来。李凤娘与亲信内侍大约隐瞒了虐杀贵妃事，只说皇帝饮酒过度而骤然发病的。太上皇大声训斥道：“你不好好照顾皇帝，反使他病到这等地步，全不顾宗庙社稷之重，”愤怒至极时扔下一句话：“万一好不了，就族灭你李家！”

　　太上皇准备回时，光宗醒了，听内侍说寿皇在，便矍然而起，惊怖地下榻叩头，请罪不已。孝宗慰解再三，仍不能使他释怀。回北内后，孝宗坐卧不安，又把丞相留正召来责备：“我让你任相，却不强谏，你干些什么事？”留正说：“不是不谏，没奈何皇帝不听。”孝宗说：“今后你须苦谏。皇帝如不听纳，他来问安时，我再好好劝他。”

　　光宗这一病可真不轻，太上皇在重华宫焚香祝天，祈祷儿子早日病愈。大约半个月后，他的病情才有所好转。照例，冬至有大朝会，这种大朝会一年仅举行三次，即元日、五月初一与冬至日。但皇帝病得连迈脚登楼都不行，只能免了。病情稍愈后，李皇后哭诉说：“我劝官家少喝酒，就是不听。近来你病了，寿皇几乎打算族灭我李家。我李家有什么罪过？”接着又把太上皇对留正说的话歪曲走样地搬弄了一番：“听留正得到圣语说：如再过宫，一定要留住官家，不让还宫。”精神分裂症病人，本就容易妄想别人暗算自己，光宗听了李凤娘这番话，再与她此前挑唆的丸药、废立等谣言串连起来，自此而后始终担心太上皇要害他、废他，内心深处视每月四朝重华宫为畏途险径，总千方百计地找寻借口，推延日期，于是导致了持续数年的过宫风波。

　　2.一个精神病者主天下

　　郊礼以后的第15天，光宗才在内殿召见宰执大臣，他的病已不可能真正痊愈。再过半个多月，就是绍熙三年正月初一，照例应是正旦大朝会，也因皇帝有病取消了。而一月四朝重华宫的仪式，只能请宰执前往代行恭谢之礼。开春以后，病情稍有好转，光宗才恢复升延和殿听政，但五月一日大朝会，还是未能如期举行。其后，皇帝虽勉强听政，但大朝会却只在绍熙五年元日举行过一次，其他都付阙如。即便听政，他对臣下也经常“目瞪不瞬，意思恍惚”。从绍熙二年岁末起的两年多里，就由这样一个精神病患者君临天下的。

　　光宗的病情时好时坏，倒使李皇后更有机可乘，自绍熙三年后，政事多决于李皇后。不过，她对大政实在没有多大兴趣与能耐，只是一味为娘家大捞好处。宋代遵循汉朝非刘氏不王之制，开国以后，即便追赠王封也不轻用于外戚，李皇后却封李家三代为王，两个侄子都官拜节度使。绍熙三年十一月，李凤娘再次归谒家庙，推恩亲属26人，172人授为使臣，连门客都荫补为官，恩荫之滥为南宋以来所仅见。李氏家庙僭越规制，防护之兵居然比赵氏宗庙还多。这一切当然都以光宗的名义颁布诏旨的。

　　对皇帝受制于悍后，臣下不是没有劝谏。据《宋史·罗点传》，有一天，光宗在便殿召对他，罗点问：“近来，朝廷内外都相传，说陛下内有所制，不能遽出，因而沉湎酒色，不恤政事，确有这等事吗？”罗点是东宫旧僚，才敢以“内有所制，不能遽出”，来暗指光宗受制于皇后。光宗答道：“没这事。”罗点见皇帝不愿正面承认，只得转而进谏道：“我原就知道陛下不会不恤政事的。宫禁之间或有拂心乱意的事，姑且借酒自遣罢了。乡下老百姓，闺门有不顺心事儿，还纵酒解闷呢！不过，人主君临天下，这心应像青天白日，风雨雷电过后，湛澈清明。怎能容许再有纤芥尘垢停留在天日上呢？”

　　绍熙五年初，起居舍人彭龟年进呈自编的《内治圣鉴》，光宗问了书的大旨，说：“祖宗家法善，汉唐所不及，待外戚尤严。”接着，他看了龟年的《进书札子》，又说：“祖宗待外戚严，此处便不可容易坏了。”龟年道：“祖宗不轻委外戚权任，也是爱养亲戚之道。我这书大抵对女谒、宦官防之严，这些人见了，恐怕不会让陛下经常阅读的。”光宗说：“不至于这样。”但光宗在神智正常的绍熙初政时，就基本上受制于李氏，何况如今患了精神病。罗、彭的进谏对皇帝来说，犹如马耳东风，至多换来口不由衷、言不符行的应答而已。

　　也许病情关系，对东宫旧僚与春坊旧人，光宗反倒较为信任和亲近，对姜特立的眷念之情也从心底唤起而不可遏制。绍熙四年五月，他让姜特立起任浙东马步军副总管，还准备召他入宫，赐钱2000贯作为行装费。姜特立受召，光宗完全可能一念之转将他留在朝内，就难免出现近佞弄权的政治局面。这一诏命立即遭到朝臣们的反对，彭龟年、蔡幼学、项安世等纷纷请皇帝收回成命。光宗却在给事中谢深甫的缴驳上批道：“朕悯其旧臣，无辜而去，特与书行。”

　　反对卖力的是丞相留正，动机依旧公私兼顾。他担心姜特立应召赴阙，光宗顾念旧情留他在身边，特立就会东山再起，伺机报自己当年排挤他出朝的一箭之仇。对留正来说，这可是前途攸关的较量。他对光宗说：“四年前，是我任右相时论列他招权纳贿，才奉祠而去的。现在既然召他，我理当罢相。”光宗没做出反应。过了几天，留正逼光宗表态：“我与特立，理难并立于朝，请早赐处分。”光宗批道：“成命已行，朕无反悔，卿宜自处。”留正便居家待罪，试图迫使皇帝改变主意。谁知过了七天，光宗仍不理不睬。

　　六月初一，留正出城，待罪六和塔，上奏请辞相位：“近年不知何人献把定之说，陛下遂至每事坚执，断不可回。我居家八日，出城三日，都不理不报，这都是把定之说误了陛下。我怕长此以往，事情不论是非，陛下固执把定之说，言路就会断绝。”绍熙初政，光宗就有“临决机务，自任太过”的毛病，自从发病后，偏执本就是精神病症状之一，他也更固执难回了。见辞相奏疏也不能让皇帝回心转意，留正便把入仕以来所有任命告敕都缴了上去，移居范村僧舍待罪，乞归田里，使君相僵持更升一级。但光宗既不许他归田，又不召他回朝，就把左相撂在僧舍冷落着。

　　九月四日是光宗生日重明节，理应由丞相率百官上寿。留正是左相，虽在待罪，却未免职，他这天从范村赶回大内，在紫宸殿为光宗上寿。他还是恋位的。按例，左相应是百官班首，光宗却下诏以右相葛邲为班首。留正不宜再立到丞相位上，好在他还有少保头衔，只能没趣地站在少保位子上。祝寿一结束，留正仍折回范村待罪。

　　岁末，光宗病情有所好转，这些天是他几个月来少有的理智清醒的日子。预定冬至向寿圣皇太后上尊号册、宝的日子迫近了，而依例上册、宝须以宰相为礼仪使，这次倘若再让右相葛邲代行，于大礼不顺。光宗对太皇太后一向尊重，便派人召留正回都堂理政，宣布姜特立仍任浙东副总管，但不再坚持召他入朝。留正去位待罪，行使制度许可的宰相规劝君上激烈的举动，前后长达一百四十余天。君相两人怀着各自的目的，出于不同的心态，不负责任地视国事朝政为争胜赌气的儿戏，这在宋代历史上是绝无前例的。见留正还朝，光宗似乎纤芥不存，显得十分高兴，他毕竟是个精神病患者。

　　初政时，光宗召还陈源，但没重用，他仍厌恶那些近习。而如今内侍们播弄北内是非，他已听得入耳了。绍熙四年夏，陈源迁为入内内侍省押班，光宗仍让他做宦官头领，并发还了籍没的产业。陈源刚召回时，只让徒党搬弄些小是非，不敢做得太过火。而今得到这么个亲近皇帝的要职，便与宦官林亿年、杨舜卿等沆瀣一气，“日夜交牒其间”。皇帝对太上皇的疑忌心理在发病前就深层潜伏着，现在一经陈源一伙火上浇油，便更为加剧，致使过宫风波越闹越凶。

　　对经筵讲读，皇帝越来越不耐烦，却还要装出重视帝学的姿态。从绍熙二年初起，他只在白天应付一下，晚讲完全停了。一到晚上，一头扎进酒杯里。御史台主簿彭龟年就经筵晚讲上了一奏，光宗览奏说：“祖宗对经筵是留意。”龟年说：“人君以一身担天下大任，是非邪正须讲学明理才能明白。”光宗不愿听到自己邪正不明的话，立即说：“近日邪正却是分明。”答话时分明有精神病患者常见的固执。龟年说：“但邪正之间，更须圣上常常密察，不可不谨慎。”光宗不以为然道：“毕竟今日正人多。”又问：“你对儒臣夜直有什么要说的？”龟年便说：“祖宗总在夜分之时召经筵官讲读，不仅为了穷究义理，而且为了消弭人欲。夜直如有一二儒臣，互以义理相磨砺，个中意味深长，不是其他能同日而语的。”“亲儒生有益，的确如此。”光宗敷衍道。但事后依然我行我素，夜饮如故。

　　昏政已经司空见惯。韩侂胄是嘉王夫人韩氏的曾叔祖，其官位在绍熙年间扶摇直上，短短四年竟升迁了27年磨勘才达到的官阶，光宗还想超授他四阶，又相当于20年的正常迁转，直到给事中尤袤缴驳才作罢。伶人胡永年积官至武功大夫，大概仗着戏演得好，请求让其亲族也享受任子入仕的待遇，这在宋制中绝无先例，光宗竟也一口同意。还是吏部尚书赵汝愚提出，以乐艺出身的人不能以恩荫任子，并希望立为定法，这才制止了这事。

　　对政事的处理、官吏的任免，光宗往往随着病情轻重与心绪好坏而是非不定，喜怒无常。黄裳任给事中仅一月，缴驳不当诏令达十余次而大拂帝意，他忘了曾在嘉王面前对其老师的褒奖，免去黄裳给事中兼王府翊善之职，改任兵部侍郎。还是嘉王不愿老师离去，向父皇求了情，光宗这才同意他继续做翊善，但封驳之职却被罢去了。

　　有一次，皇帝降内批除耶律适嘿为承宣使，给事中尤袤一再缴驳，光宗再以御笔宣谕他书行。尤袤尽管特与书读放行，但同时上了一疏说：“天下，是祖宗的天下；爵禄，是祖宗的爵禄。寿皇以祖宗的天下传陛下，怎可私用祖宗的爵禄给公议卑薄之人呢？”也许“寿皇以祖宗的天下传陛下”一语刺痛了他，光宗怒不可遏，把奏议撕得粉碎。尤袤见国事乖戾，积忧成疾，临终前上致仕遗表。尤袤是东宫旧僚，绍熙初政时君臣之际也算相得，光宗览阅遗表后，照例须对上表之臣的追赠封赐做出指示，他却将遗表搁在一边，好几个月都不做出相应的处理，也许竟忘记了。

　　自发病后，光宗对宗室、外戚与大臣“以薨卒闻，多不信”。绍熙四年夏，蜀帅吴挺死了，他是抗金名将吴璘的儿子。绍兴和议前削兵权，诸大将兵柄尽夺，只有四川悬隔遥远自成一区，吴玠、吴璘兄弟死后，“吴家军”仍传吴挺独掌兵权，渐现坐大之势。自虞允文以来，有远见的大臣无不认为四川兵柄必须抓准时机妥善解决。如今吴挺刚死，其子吴曦位望尚低，且不在川中，正是遴选合适将才入川更代，解决蜀兵世袭的绝好机会。但光宗仍“以为传闻失实，屏申奏而不信”，固执地认定吴挺还活着，奏报在诳骗他，竟然半年之久不置蜀帅。

　　理智清醒时，光宗似乎也想做个明君。绍熙四年初，他在便殿召见了提点福建刑狱辛弃疾。早在皇太子时，他就知道稼轩毅然南归的传奇事迹与力主抗金的慷慨词章。这次召见，光宗一方面迁他的官职，一方面向他咨询战守事宜。弃疾指陈了荆襄对东南攻守的战略意义：“荆襄合而为一则上流重，分而为二则上流轻。上流轻重，导致南北之所以成败。”并对荆襄的兵柄分合、驻军布防提出了具体建议，他后希望朝廷“思安虑危，任贤使能”，“使国家有屹然金汤万里之固”。但这番议论与建策没有引起光宗的重视，也未见他对荆襄防守有具体的举措。

　　这年进士廷试策，题目是光宗亲拟的“问礼乐刑政之要”。在送呈御览的策论中，有一篇鞭辟入里的议论引起了他的注意：“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八年之间，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而问安视寝之余，所以察辞而观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重，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

　　这时正是光宗不朝寿皇，过宫风波越演越烈的当口，群臣的谏章雪片似地送入南内。读到这段议论，光宗正中下怀，似乎为自己的偏执找到了堂皇的辩解。他认为，对他们父子关系，这段策论可谓善解人意，当即把这篇廷对策由礼部奏名时的第三亲擢为名。

　　当知道拔擢的是陈亮时，光宗喜形于色道：“天下英才，为朕所得。我亲自看过的，果然不错！”实际上，这段策论的意思很清楚：眼下要着手的礼乐刑政之事太多了，何必一定要讲究一月四朝的表面形式呢？陈亮的经济文章早就知名于世，听到他擢为头名状元，太上皇与嘉王也都十分高兴。光宗还特地交代翰林学士在赐第告词里写上：“朕之待尔，岂止是哉。”他准备将来大用陈亮，先授他佥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可惜陈亮未及赴任就病故了。

　　然而，在朝政处理上，狂躁、遗忘、偏执、猜忌等精神病症状，光宗都有明显的表现。他的狂躁症还不算太激烈，但与一般精神病者一样，坚决认定自己不需要服药与照料，对让他服药物，视他为病人的内侍们大发雷霆，连长、御药都不能出现在左右，一天或驱逐数十人，宫掖之内，人人自危。

　　精神病者常见的怔忡恍惚、怠倦遗忘，让光宗常把重大朝政忘诸脑后，今日迁延某事，明日迟滞某事，丢三落四是习以为常的。据陈傅良说，“班直待试于殿庭，侍从待命于郊外，往往邈然都不省记”；“甚者嘉邸有子而不奏告，掖庭有丧而不起发”。苦恼的是宫廷仪卫，光宗经常晏朝，有时列仗已毕，只待皇帝临朝，忽然传谕“皇帝不上朝了”，仪卫们只能撤班。

　　绍熙初政时，光宗的性格已显现出独断偏执的那个侧面，发病以后，这一侧面益发严重，直接影响对朝政的处理。对此，彭龟年的上奏有概括性描述：

　　期年以来，施为稍异，若示人以不可测者。政事举措，稍不循节奏；进退臣下，颇不事礼貌。意欲所用，虽给舍屡缴而不可回；意所不欲，虽台谏弹击而不可动。宦寺莅职于中禁，而不用诰命；内廷取财于总司，而特免录黄。如此之类，未易悉数。其始，群臣争之而不能得；其终，陛下行之而不复疑。一时操纵自我，予夺自我。

　　上朝对班是确保台谏言事的制度性程序，光宗经常隔下不召；言官偶有论谏，光宗或是不施行，或是干脆将改为外任，免得他们喋喋不休。给事中、中书舍人缴奏不合理的诏书，本是宋代君权自我约束的有效措施之一，如今他们一有缴驳，光宗不是动用御批宣谕书行，就是将封驳官改除他职，免得他们一驳再驳。这些现象，绍熙初政时已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那时，人们有理由责备皇帝个人。然而，自绍熙二年郊礼发病起，已无理由再去谴责其本人。把江山社稷、国计民生交给一个精神病患者去主宰，让一个业已丧失责任能力的人去担当这一大任，他能负责吗？

　　3.过宫风波

　　光宗作为精神病患者的猜疑心理，除认定申奏宗室、大臣、侍从去世多在诳骗外，尤其集中表现在与太上皇的关系上。前者显然受黄贵妃活生生“暴卒”的刺激；后者的情况较为复杂：在威严强干的父亲长年震慑下，孱弱无能的儿子容易形成压抑扭曲的心理。而太上皇在皇位继承人上的表态，则让光宗认为，不仅对嘉王的皇太子地位，甚者对自己的皇位，都是警告和威胁（虽然实际上完全没他想象的这么严重）。这种挥之不去、思之即来的心理阴影，在发病后遂由潜意识变为病态的妄想，理智极难控驭。倘若周围的人能施以积极的暗示，这种疑疾自会减弱或消除。怎奈李皇后与左右内侍不断的谗言恰恰起到相反的暗示作用，致使其猜疑的妄想遂成定势的错觉。从发病到退位的两年半里，由于这种疑忌心态的支配，在一月四朝重华宫的问题上，光宗固执己见地延宕、推托、拒绝；而群臣则敦促、讽谏、谴责。君臣互相争胜，过宫风波愈演愈烈，成为绍熙政治史上一出大戏。

　　光宗的精神病来势凶猛，绍熙三年正月初九，才停药没几天，连登楼都乏力，他还是抱病前去看望了太上皇帝和太上皇后。那天，临安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爱看热闹的行在百姓夹道伫立，见到御驾冲风冒雪，由大内往重华宫进发，都感慨天子之孝前古未有。孝宗爱子情切，便对他说：“病体还没恢复前，不必过宫问安。”九天以后，按例又应朝重华宫。光宗自称生疮，让大臣代往北内行恭谢礼。从此以后，南内方面，谗言的暗示对皇帝渐起作用，一而再，再而三地废了一月四朝之礼；北内方面，先是顾惜儿子身体，继而为儿子卸掉些不孝的恶名，也一再传旨免去过宫。

　　只要不触及精神上的忌讳点，光宗神智渐清，一如常人，也开始临朝如礼，虽然仍御内殿。对他长期不朝重华宫，臣僚们认为有失人子孝道，更何况贵为天子，又有孝宗垂范在前呢？于是，他们开始频频进谏。秘书省正字项安世上书说：“陛下之仁，足以泽被天下，却不能施爱于庭闱之间；陛下之量，足以接纳群臣，却不能容忍于父子之间。父子之情，无法割断。陛下圣心一回，何必择日？即日就驾，就在反掌之间。”光宗不报。半年过去了，他始终没有到过重华宫，每到一月四朝的日子，总找些理由一再改日和展期，疑惧心理使他将南内到北内的御街视为畏途。后来，干脆推搪说太上皇让我免赴重华宫。

　　十月二十二日，这天是太上皇诞辰会庆节，皇帝生日时谓圣节。在圣节前十天，有皇帝向重华宫进香仪式。前几天，光宗也答允过宫进香的，谁知进香这天，他又推说太上皇允准可免过宫，拒绝出巡。在群臣激烈进谏下，次日才勉强补上了这一大礼。会庆节那天，按礼，皇帝应率百官赴重华宫向太上皇上寿，全国上自宫禁朝廷，下及州县官衙，无不鸣钟击鼓，饮食醉饱，尽一日之欢。但自进香之礼失期，群臣担心会庆节上寿也会临时变卦，纷纷上疏论谏敦请，光宗许诺届时上寿如仪。

　　会庆节一早，大内殿前，百官趋班，仪卫执仗，等候皇帝起驾。行都的市民们又早早夹道伫立，等着一睹龙颜。谁知日上三竿，仍寂不闻声，许久才传旨说，太上皇传谕“今天免到宫上寿”。百官、仪卫面面相觑，以为光宗病又犯了。丞相留正知道皇帝旧态复萌，亲率百官给太上皇祝寿已无可能，便率百官赴重华宫拜表贺寿，太上皇内心不由泛上一阵凄凉感。会庆节次日，光宗驾临经筵，完全没病的模样，他实在怕见孝宗，假借太上皇名义传下了不过宫的谕旨。

　　会庆节前三天是嘉王的生日，那天，光宗把儿子召入宫中举行家宴，一家倒也其乐融融。礼部侍郎倪思得知这事，便进劝说：“陛下父子欢洽时，难道就不转念动心吗？寿皇想见陛下，正如陛下想见嘉王一样！”光宗听后，念及父子之情，倒也感动和愧怍，但倪思请他补上祝寿大礼时，疑忌又压倒了愧疚，依旧深居不出。

　　冬至节快到了，又是皇帝朝贺重华宫的大日子。每月四朝之日，皇帝不赴北内已经司空见惯。冬至那天，光宗依旧言而无信，托词不朝。一些大臣与侍从感到实在不成体统。起居舍人罗点说：“老百姓节序拜亲都不阙礼。陛下耽搁了冬至节的贺仪，寿皇一定伸长脖子盼着陛下。常人对朋友还不可以无信，何况人主孝事双亲呢？”光宗犹豫不决，但终于不为所动。十个多月来，这种场面一再重演：说定过宫的日子，却侍臣立庭，卫士在列，有关机构随时待命，清道军兵，次第排立。终日守候，翘首以待，却从朝到暮，杳无诏命，等到殿门将闭，方才各自散归，致使“军民藉藉，妄生谤议”。光宗却依旧今日迁延某事，明日受阻某人，一味地推托延宕，咫尺北内，杳如万里。

　　陈傅良在《直前札子》里向皇帝发出严重警告：

　　如此日复一日，不以为怪，人心益驰，主势益轻。如有奸险之人乘机生事，则中外之情不通，威信之柄可移。即使擅传谕旨，恐怕也无从觉察，或放散仪卫，或隔退臣僚，或间牒宫闱，或激怒军旅。万一这样，臣恐陛下孤立，而外廷也无以效忠了。

　　对这一忠告，光宗也有点惊醒了。吏部尚书赵汝愚也规谏再三。十一月下旬，他出朝重华宫，皇后随即也到，都民都松了口气。12天后，他再率群臣赴重华宫，进献刚修成的《寿皇圣帝玉牒圣政会要》。不到一个月，就是绍熙四年正月初一，皇帝又去重华宫向寿皇行元日朝贺礼。这段日子或是他的病情稳定期。

　　元日朝贺一过，光宗又接连两个月深居拒出，临朝失时、章奏不理的情况也较前严重。在臣僚们又一轮群起谏诤中，光宗重新在畏惧猜忌的病态心理与孝养尊亲的正常心态之间交战徘徊。他担心太上皇不高兴，示意赵汝愚将这层意思奏禀寿皇。汝愚回答：“除去宰执，从官平日没有赴重华宫奏事的先例。”光宗说：“没关系。你可封呈奏疏。”他一心指望臣下能为他居间调停。汝愚是宗室，与太上皇的嫡亲兄长嗣秀王赵伯圭交好，便请伯圭帮着调停。

　　寿皇一经伯圭劝解，不快也就释然了。在汝愚规箴与伯圭斡旋下，光宗与皇后在三月上旬同赴北内，一家子从容盘桓了一整天。下旬，皇帝还陪同太上皇帝和太上皇后游览了聚景园。孝宗当年为奉养高宗而建造的这一名园，西临西子湖，是行都的御园。今天儿子能陪着游园赏春，孝宗自然十分高兴。这也是光宗发病后仅有的奉陪父皇出游。

　　对汝愚的协调，光宗很感激，提拔他同知枢密院事，也许与此有关。这一任命与太上皇的考虑倒是一致的。正打算颁任命制词，监察御史汪义端反对，他引高宗圣训“本朝宗室虽有贤才，不过侍从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以宗室为宰执，国朝典故前所未有。这道奏疏虽被留中，但汝愚知道受台谏论劾，便居家上疏，力辞执政，疏共十二上。中书舍人黄裳说：“汝愚事君忠，居官廉，忧国爱民。义端之见，不可以备位朝列。”光宗便让义端出朝外任，但汝愚仍不肯受任。光宗主动请示太上皇，这也是他发病后请示孝宗的朝廷大政。孝宗看过汝愚编的《国朝名臣奏议》，认为可与《资治通鉴》并行，也知道他的才德，便传谕说，

　　高宗圣训当时只为防止秦桧的奸谋。光宗让翰林学士把这层意思写入任命制词，汝愚这才受命就职。汝愚赴重华宫恭谢，孝宗对他说：“你以宗室之贤出任执政，这是国家盛事！”他对光宗的任命是深为满意的。

　　自同游聚景园后，光宗又回复了老样子，其间除去病情变化，孝宗窜逐的宦官陈源再次被光宗信用，以及随之而来陈源党徒的兴风作浪，对皇帝的病态心理起了推波助澜的暗示作用。臣下们忧形于色，又掀起新一波谏诤高潮。在百官私下交谈时，有一种意见以为：“父子之间，何待人言？言之适足激陛下之怒。不如听之，天理自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事只有寿皇曲意迁就皇帝，或可回解。”从精神病患者的心理角度而言，这些看法自有其合理性，但从儒家道德、人主圣范角度而言，无异陷光宗于不孝，置自身于不忠的地位，一经义正辞严的驳斥，便难有市场。于是奏劝过宫成为大流，光宗也已习以为常，当面顺从地听劝，嘻笑不以为怪。汝愚好几次进谏，光宗也是面闻其劝即醒悟，一入后宫就生疑，活脱脱一个精神病患者猜疑畏惧出尔反尔的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