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人文传承书 （本书荣获2017央视中国好书）

**章 祖先：人生命脉
第二篇 始祖
第三篇 道家智者
第四篇 士君子
第五篇 始皇
第六篇 和亲者
第七篇 千古文人心
第八篇 达人境界
第九篇 才人真绝代
第十篇 女杰
第十一篇 平常心
第十二篇 性情生活家
第十三篇 苦味人生

第二章 人文：生命符号
第十四篇 鸿蒙开
第十五篇 生生之为易
第十六篇 尽信《书》不如无《书》
第十七篇 广陵散
第十八篇 诗词密码
第十九篇 联趣
第二十篇 姓氏文化
第二十一篇 座次格局

第三章 河山：文明大地
第二十二篇 三峡气象
第二十三篇 徽文脉
第二十四篇 江南传奇
第二十五篇 古晋北
第二十六篇 凉山云和月
第二十七篇 丝绸之路

第四章 传统：生活智慧
第二十八篇 贤母品格
第二十九篇 邯郸道
第三十篇 隐士
第三十一篇 文明融合
第三十二篇 家天下
第三十三篇 情是何物
第三十四篇 科举
第三十五篇 历史周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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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初级算术来设喻，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大致可以找到三种类型的人物：一类人专门做加法；一类人善用减法；还有一类人，加法、减法混合用，有的前半生做的是加法，后来跌了跟头、吃了苦头，红尘觉悟，改用减法。当然，这只是比喻，而“一切比喻都是蹩脚的”，也就是都有缺陷，这是列宁经常引用的一句德国谚语。这种加减法的比喻，同样也有缺陷，不过是表达一种看法而已。
现在先说使用加法的。一般认为，崇儒者居多，信奉墨家的也不少，并且举出儒家的祖师爷孔夫子和墨家创始人墨子为证——孔子周游列国，“席不暇暖”，整日奔波，“知其不可而为之”，“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墨子为了推行他的主张，也是“摩顶放踵”“突不得黔”。这些都是事实。可是，若贴上儒、墨的标签，那么，上古时代治水的大禹，十三年如一日，奔波于山川、田野之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又是什么家？还有后世的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般地说他是法家。
其实，与其用什么“家”来分，我觉得，倒不如从人性上，从理想信念、精神追求上判断，可能更切合实际一些。大别之有两类。一种人欲望无穷，贪得无厌，总要夺取一切、征服一切、占有一切，那就一辈子做加法，个人欲望特强，从来不会知止知足，直到生命的*后一刻，也不肯把双手松开、贪心放下。*典型的是两个封建帝王：“千古一帝”秦始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如果觉得单调，还可以再配上一个洋皇帝，那个放言要征服全世界的法国的拿破仑。他们都是雄心勃勃，也是野心无限膨胀的。——雄心、野心，汉语中这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在英语中却是同一个词。还有一种人，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宏伟的目标，怀抱着人生使命、社会责任，同样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体现出可贵的进取意志与牺牲精神。前面说的孔夫子、大禹王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足资彪炳千秋、垂范万世。用唯物史观来看，欲望也好，进取也好，确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不可一概否定；关键是看出发点，是为了满足一己的需要，还是为了社会进步、历史发展。
至于先用加法，后来改用减法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少年得志、红紫纷呈，中年以后主动退隐的，像清代的袁枚，后来以《随园诗话》名世；有的是踌躇满志、欲望蒸腾之际，突遭剧变，被迫下马的，像明代的状元杨升庵；有的是心存“烹狗藏弓”之惧，功成身退的，像春秋时的范蠡、汉代的张良、明代的刘伯温等，晚清的曾国藩也可勉强算作一个。当然，也有人痴迷终生，至死不悔。比如，东汉的大将马援。苏东坡诗，有“不须更待飞鸢堕，方念平生马少游”两句，说的就是马援兄弟。伏波将军马援出征交趾归来，被封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在庆功会上，他对下属说：“吾的从弟少游说过：‘人活一世，只要衣食丰足，乘短毂车，骑缓步马，为郡掾吏，乡里称善人，也就可以了。何必贪求无度，徒招自苦！’我在出征交趾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鸟纷纷坠落水中，想起少游所说的，又怎能做得到呢！”说明他对功名之累有所认识，心情是矛盾、复杂的。但时隔不久，湘西南“五溪蛮暴动”，年已六十有二的马援又主动请缨前往讨伐，结果遭遇酷暑，士兵多患疾疫，马援也染病身死。*后却遭到诬陷，妻儿惊恐万状，连棺材都不敢归葬祖茔，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设想如果他能知足知止，见好就收，何至于此！坡公说，等到“飞鸢堕”才想到从弟的劝告，为时已晚；而马援却是“飞鸢堕”后，再次自投“网罗”，实为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
那么，有没有终生都在应用减法，善“忘”且又出于高度自觉的人呢？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隐士就是如此，但*典型的还是道家的庄子。
庄子的用减法是全方位的，始终如一，毫不犹疑。在政治上，他的著名主张是“不做牺牛”。在那个“诸侯争养士”，特别重视智慧、才能的群雄竞斗、列国纷争的时代，庄子如果有意飞黄腾达、高踞统治上层，原是不难如愿以偿的。可是，他却避之唯恐不“远”。他摒弃世间种种浮华虚誉，尤其拒绝参与政治活动，不同达官显宦交往，即便偶涉官场，也要尽早抽身，辞官却聘。《庄子》书中记载：他正在濮水岸边钓鱼，楚威王派遣两位大夫见他，说：“我们国王希望将国家大事托付给先生。”庄子手持钓竿，头也没有回，说道：“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楚王特地用竹箱装着，手巾盖着，把它供奉在庙堂之上。你们说，这只龟，是甘心死了，留下骸骨，受到尊贵待遇呢？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呢？”两位大夫答道：“它当然愿意活下去，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了。”庄子说：“那么，你们就请回吧！我还是希望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了。”
《庄子本传》记为：楚威王闻知庄子的贤名，专门派出特使，带着厚重的礼金前往迎聘，许诺要请他出任卿相。庄子说：“千金，这是重利；而卿相，就更是尊贵的高位。可是，你看没看见过祭祀用的牺牛啊？精心饲养了几年之后，就被主人披上五彩绣衣，牵到了太庙里，宰杀献祭。到那时候，莫说是做牛，它即使想要做一头孤弱的猪崽，能够做得到吗？我将终生不仕，以快心适志。”
做如是选择，自然是取决于庄子的人生追求、价值取向。屈身做吏，觍颜事人，是他所鄙弃不屑的，他也完全没有飞黄腾达、荣宗耀祖、立功立德的打算。应该说，这种生存方式，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就其较低层次来说，确是出于自我保护意识，明哲保身，全生免害；而其至高层次，则是追求生命的自觉，自由自在，逍遥游世，保持人生的个性本色。作为生于乱世的弱者的一种生存智慧，与一般意义上的利己主义、悲观厌世迥然不同；它往往能够提供一种绝处逢生的新路径，使你在遭遇挫折、濒临困境时，能够从中悟解出超越现实、解困身心、振作精神的道理。这就不难理解，历代那些失意、失败、失路之人，何以会那么倾心庄子、选择庄子，且多有相识恨晚之憾了。
庄子用减法表现在生活上，是自甘清苦，甚至忍饥挨饿。他与那些“先加后减”，即早年跻身社会、后来急流勇退者不同。那些人或有祖上的庇荫，或有余禄、余威足以自恃，即便退隐田园，仍然衣食丰足，可以优游度日；而庄子*直接的困厄，便是衣食无着，饥寒交迫，面临着生命难以存续的严重威胁。他住在偏僻、狭窄的里巷中，靠着编织麻鞋、钓鱼、捕鸟谋生。这里有个如何认识苦乐、对待苦乐的问题。庄子的苦乐观，有其超越的视角和独特的标准，他着眼于精神世界，把精神解放、心灵自由看作是人生之至乐。
表现在心态上，庄子善于化苦为乐，客观地对待无可奈何的现实，从一己的小天地中超拔出来，也就是自觉地解除困苦与焦虑，从而达到心境旷达、心态宁静、心情愉悦。
在思想上，他崇尚自由，摆脱各种羁绊、浮云富贵、秕糠功名，表现为高度自觉、充满理性的逍遥。就是说，他用减法纯粹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在世界历史上，像庄子这样终生奉行减法的哲人也数不在少。比庄子出生整整早了一百年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长年光脚赤足，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长袍，在雅典街头演说。经过市场时，看到商品琳琅满目，布满街头，他感慨地说：“这里竟有那么多的东西，是我根本用不着的！”他长得很丑陋，像个胼手胝足的脚夫，却被雅典美少年崇拜为神祇。他说：“是的，一无所需*像神。”
还有一位识机在先的东方智者，当建立了横跨欧非亚的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帝，进行浩荡东征，经中亚进入印度的恒河流域时，他在路边不停地在原地跺脚。亚历山大不解其意，便派人前去问个究竟。这位智者的答复，竟是冷冷的一句话：“即使你征服了整个世界，*后得到的也不过是脚下这一点点。”
《庄子》中也讲过：“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曰：‘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广厦千间，夜眠七尺”这句俗语恰好是“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的注脚；而那位东方智者告诫亚历山大大帝的格言，与此更有异曲同工之妙。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当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年薪为一万六千美元，他主动要求减至三千美元，人们大惑不解。他解释说：“每件多余的财产，都是人生的绊脚石；唯有简单的生活，才能给我以创造的原动力！”“简单的生活，无论对身体还是精神，都大有裨益。”他在弥留之际，立下遗嘱：不发讣告，不搞葬礼，不建坟墓，不立纪念碑。这样，什么墓地呀，故居呀，纪念碑、纪念馆呀，统统都与他无缘。可是，又有谁不承认他的盖世勋劳、伟大精神、永恒价值呢！
听说，伦敦的著名医院汤普森急救中心的接待大厅里，镌刻着这样一句话：“你的身躯很庞大，但你的生命需要的仅仅是一颗心。”说这句话的是美国好莱坞影星利奥·罗斯顿。1936年，他在英国演出时，因过于肥胖导致心力衰竭，被送进了这所医院。尽管医生竭尽全力，但这位影星的生命还是没能挽救过来。临终前，他留下了这句遗言。
后来，这家医院又为美国石油大亨默尔治疗心力衰竭，取得了成功。出院后，默尔将价值几十亿的公司卖掉，所得全部捐献给社会慈善及卫生事业，自己则到苏格兰一处乡间别墅，颐养天年。在回答记者“这是出于何种考虑”的问题时，他说：“是利奥·罗斯顿那句话提醒了我。”原来，他从中领悟到，巨额财富跟肥胖的躯体没有什么两样，都是获得超过自己需要的一种东西。对多余财富的追逐，只会增加生命的负担。人要想活得健康，活得自在，就必须舍弃多余之物。
看得出来，所谓用减法，也就是佛禅所说的“放下”：舍弃多余之物；凡事放得开，不计较。“放下”不是放弃，任何东西都不要，而是要有所选择，放弃多余之物，卸掉背上沉重的负担。“放下”，既是一种解脱的心态、豁达的修为，更是一种人生的智慧。
其实，即便不是多余之物，而纯属需要的东西，如果处置不当，也同样会产生庄子所说的“累人之害”。苏东坡在《宝绘堂记》中有一段话讲得很好：“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所谓“寓意”，就是借客观事物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再微小之物，也可以产生审美愉悦；再珍奇之物，也不致带来得失的痛苦。而“留意”，亦即出于自身利害关系而产生的占有欲，则有别于审美欣赏的“寓意”，无论其为尤物还是微物，都足以为病。——“物之所以累人者，以吾有之也。”
这使我想到法国女作家加尼哀的一篇小说。一个生活穷困、默默无闻的年轻画家，那天他和妻子散步，发现林中有一栋小房子，充满了唯美、浪漫情调；可是，房价太贵：一万法郎！这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天价。本来，应该是“事到无成意转平”，可是，他们却真正“留意”了，醒里梦里放置不下：想象着买下之后，该如何装修它、美化它，甚至连小屋的名字都起出来了，在不着边际的期盼中，贪享着占有的乐趣。夏去秋来，收获的季节到了，画家的画作也有了买主，这样，一万法郎便到了囊中。欢快之余，他们便筹画着这笔钱如何使用。妻子说，我们买那栋房子。于是，他们便再次前往林中探看。可是，不看则已，看了竟大失所望，入眼的景色完全变了样，干枯的黄叶散布在周围，夏日明亮的阳光不见了，代之以阴暗、潮湿与沉闷。原来，当初小夫妻是以审美的心情来观赏房屋，此刻，则是以买主(占有者)的身份来看的，幻梦、憧憬统统被蒸发掉了。他们默默地踏上了归路。料想不到的是，两人爱情的热度竟也随之而骤减，似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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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社会、人生的智慧反思与选择，作为现实社会与精神结构的反映，庄子用减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又有些什么理性的依据？下面从十个方面加以剖析——
**，当时社会政治环境**恶劣，庄子不想往火炕里跳。战国中后期堪称典型的乱世，由于伴随着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全面的转型与裂变，因而呈现出社会整体的动荡不安，险象环生，政治动乱，社会混乱，人心紊乱，思想淆乱。说是“天崩地坼”，不为过也。庄子所在的宋国，“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以致被处死的人骸骨堆积，戴镣铐的人相推相拥，遭刑戮的人随处可见。个体生命处于无常状态，危机四伏，命运残酷，人心惶惶，到处都是陷阱与罗网；再加上，水、火、虫、风、疾疫等自然灾害频仍，内忧外患绵延不绝，生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痛苦深渊。
《庄子》书中记载这样一个寓言故事：那天，他路过一个坟场，在草丛中发现一个死人的头骨，遂顺手操起短棍在头骨上敲了敲，然后发问：“哎，你是怎么致死的呢？是因为贪生悖理，遭到刑戮，而落到这种地步的吗？还是由于国家败亡，受到刀兵斧钺的砍杀，而死于战乱的呢？抑或是做了见不得人的错事、丑事、坏事，给父母妻子丢了脸，而愧怍自尽的呢？还是遭遇饥寒冻馁，而置自身于死地呢？还是衰颓老迈，疾病缠身，年寿已尽，导致自然死亡的呢？”头骨回答说：“你所说的那些，都是活在世上的人的拖累和负担；人死了以后，哪还有这些说道呢？……人死了，上面没有君主，下面没有臣仆，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一切都处于平等状态了。也没有四季的冷热寒暑，更卸除了春种、夏锄、秋收、冬藏的劳苦。可以自在从容地与天地共长久。即便是南面称王的皇帝，也没有这样快乐呀！”庄子说：“我想请掌管生命的神灵，给你恢复形体，补还给你骨肉、肌肤，再把你送回到父母妻子、故乡朋友那里，你愿意这样吗？”髑髅听了，显露忧愁之状，说：“我怎能抛弃国王般的快乐，而回到人间再去遭苦受罪呢？”在这则寓言里，庄子借助死人之口，揭露了人世间的种种牵累与祸患，映衬出封建专制下普通民众遭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境遇。
第二，君王残暴，伴君如伴虎，庄子不想当那个“牺牛”，更不愿为虎作伥。宋君偃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公开声言：“寡人所悦者勇有力也，不悦为仁义者。”他骄纵无道，肆意辱骂劝谏的老臣，掊击驼背人的背脊，砍断清早过河人的腿骨，“所杀戮者众矣”；“又多取妇人为淫乐，一夜御数十女”。为此，众诸侯都称他为“桀宋”，*后终于导致“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庄子生活在这个暴君肆虐的政治环境中将近半个世纪，耳濡目染，所获得的都是*为真切的实际感受。
第三，人性异化，精神痛苦，对于这个时代，庄子感到失望甚至绝望。比起社会动乱、环境险恶来说，更使庄子精神极度痛苦的，是人心险恶、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着追逐财富与权力的精神沉沦。就是说，伴随着社会分化、职业分工、货财积累、贫富悬殊，造成了人的等级分化，机心、机巧愈演愈烈，世风、人性每况愈下，生态危机日益加剧。面对这种种“异化”现象，庄子慨然兴叹：“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倍感情怀抑郁，沮丧悲观，焕发不出丝毫积极进取的精神。
第四，从保护自身考虑，韬光养晦，藏锋不露，凡事保持低调。庄子讲过一个“骄猴中箭”的故事：吴王渡过长江，登上一座猴山。群猴看见人来，都惊慌地跑开，逃到荆棘丛林中。只有一个猴子，从容地攀着树枝跳跃，在吴王面前卖弄灵巧的身手。吴王用箭射它，它能够敏捷地一一接住。吴王便命令身旁的射手一起放箭。结果，骄猴中箭身亡。吴王说：“这只猴子自以为灵巧，倚仗身躯敏捷来傲视我，才落得这样的下场。要引以为戒呀！”
其实，许多野生动物是非常明智的，在人类的疯狂捕猎面前，它们会机敏地保护自身。《左传》记载，“雄鸡自断其尾”，预先做出防备，免得因为美丽的尾羽而遭人捕杀；西域产牦牛，尾长而劲，当有人射猎时，它便忍痛自断其尾；蚺蛇被人取过胆后，幸而未死者，见人便显示它的创处，以示无胆可采。生而为人，作为“万物之灵”，就更应该警醒了。
第五，认识人生的有限性，这构成了知足、知止的内在根据。人从本质上讲，是有限的存在，必然要受到空间、时间的拘缚和种种社会环境、传统观念的约束。庄子有言：“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任何人的作用都是有限度的，没有理由无限度地期求、无限度地追逐、无限度地攀比。懂得了这一点，可以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多用减法，少做加法，除掉嫉妒、猜疑、贪婪、骄纵、恨怨、攀比等心灵上的毒瘤，给心灵减去种种愁烦、般般痛苦。一个人的追求应该是有限度的，必须适可而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贪得无厌，紧追不舍。否则，让名缰利锁盘踞在心头，遮蔽了双眼，那就会陷入迷途，导致身败名裂的悲剧下场。
第六，与主动的自觉性的知足、知止相对应，是被动的带有强制性的戒贪、戒得、戒奢、戒欲。欲望不可放纵，否则必遭制裁。道理在于，贪，逆天悖理，定会触犯刑法；得就是失，定须付出代价；欲，将蚀损本性，纵不身败名裂，也会堕志损真——现实的声色货利，正在吞噬着人的本性与良知。所以，老子有“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的警告。庄子在《盗跖》篇中，也曾借助知和之口，告诫世人：“平为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庄子提出，要警惕名累、势累、情累、物累，保持身心自由，防止“人为物役”“心为形役”，特别要摆脱名缰利锁的诱惑与折磨。为了身外之物，“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到头来，烦恼丛生，心力交瘁；即便是侥幸到手了，也难免劳形苦心，身为形役，所谓“既患得之，又患失之”，仍然是苦不堪言。庄子那些警世恒言，有助于人们看清世事，厌弃浮华，变得清醒一些、聪明一些，从而自觉地做些减法，少往身上套几条枷锁。
第七，核心问题在于坚守做人的基本准则，不失自我本色。庄子特别强调本分、本色，强调“顺人而不失己”。他通过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故事，来寄寓其价值取向、人生准则。
楚国有个名字叫“说”的隐士，以屠羊为业。当时，伍子胥为了报杀父之仇，帮助吴国攻打楚国，楚国一败涂地，昭王弃国奔逃，到了随国。屠羊说便也跟随楚昭王出走，并在逃亡途中帮助昭王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待到楚昭王复国论功行赏时，想到了这个屠羊说。于是，派大臣去问他希望做个什么官。屠羊说却说：“皇上丧失了国土，我失去了屠羊的活计；皇上回国复位了，我也跟着回来，继续干我屠羊的活。我的爵位利禄已经收回来了，还有什么可奖赏的！”昭王还是坚持要给他以报答。屠羊说坚持不接受，说：“皇上失去国家，不是我的罪过，所以我不必承受惩罚；皇上回国复位，也并非我的功劳，所以我也不能接受奖赏。”昭王听了汇报，便要亲自接见他。屠羊说仍是予以拒绝，说：“楚国的法令规定，一定要是受过重赏、立过大功的人，才能受到皇上接见。现在，我的智力不足以保存国家，勇敢不足以消灭敌人；当时吴国军队攻入郢都，我害怕危险而逃避敌人，并不是有心追随皇上、护卫皇上的。现在，皇上却要废法毁约来接见我，这可不是我所愿意传闻天下的事。”闻听此言，昭王认为，屠羊说不贪功、不邀赏，而且，虽然身处卑贱却能陈述高明的道理，越发觉得人才难得，便让大臣司马子綦亲自出面奉劝，一定要他接受三公之位。屠羊说坚决推辞，说：“三公的职位，我知道它比屠羊的铺子尊贵得多；万钟的俸禄，我知道它比屠羊的收入豪富得多。但是，我怎么可以贪图爵位利禄，而让国君背上滥行封赏的恶名呢！我不敢接受，只希望回到自己屠羊的铺子。”*后，他还是没有接受。
第八，庄子主张无待、无恃的**自由；认为人应该过**逍遥的生活，达到“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人生境界。在他看来，人之所以不自由，是因为人为物役，心为形役；要达到自由，就要不为世俗事务特别是政治事务所拖累，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一个人只有弃绝名缰利锁的束缚，不顾别人对自己的毁誉，精神上才能感到是自由的。
庄子认为，社会昏暗，使人丧失了“真宰”，迷失了自我，导致了人性的普遍异化。天下人“莫不以物易其性”，失却了“至正”的“性命之情”，“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世俗之人盲目地被外物所牵引，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达到逐物的目的：“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这些人，尽管“殉”的目的各不相同，价值追求也不—样，但其重物轻生的取向都是一样的。
第九，从崇尚自然、顺应自然的角度，认识用减法的必要性。庄子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顺应自然。这个“自然”是广义的，既指本真的自然界，也涵盖自然境界，并具有本性、本然的内蕴。我们日常所接触的，大量属于人化的自然。庄子反复论证人化、人为的危害，指出人的干预活动，诸如络马首、削其蹄、剪其毛、绊其足，把它拴绑起来，圈进槽枥，整个破坏了自然形态，因而主张“无以人灭天”。
为了使环境更适合于生存、发展，不断满足自身的需要，人类自始就极尽其重塑自然、改造自然之能事。而人类的行为决不是无影灯，光亮的背后总伴有一片黑暗。这样，在获致社会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过度的开发、攫取，也带来了无穷的祸患。结果，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也“物化”了自己。面对“以人害天”、放纵无度地干预自然的严酷现实，庄子大声疾呼：“无以人灭天，无以故(智巧)灭命！”呼吁要摆脱狭小的视界，突破以人的标准为中心的框限，站在天地宇宙、自然万物的高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变化。对此，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予以高度评价：“庄子是历史上**个自觉而深刻地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美学家。”
第十，从道家学说的本源来讲，就是要善用减法。如果说，孔孟之道是“修、齐、治、平”；那么，老庄之道就是“为道日损”，崇尚无为。老、庄都讲：“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就是说，悟道就要不断减去心灵的重负，才可以看清宇宙人生的真相。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庄子也说：“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为政者应该尽量减少施行命令，不要实行使下属负担过重的政策，对下属的各种活动尽量避免介入或干预。“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
不过，老、庄虽然都讲“无为”，但其侧重点各有不同。老子说，“圣人弗行而知，弗见而名，弗为而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后来形成“无为而治”的政治理论，在本质上是致用的，亦即用以治世。而庄子的“无为”，着眼于“安时而处顺”，主张逍遥处世。庄子的“无为”，作为自然的本体，人生的归宿，是面对浊世的一种隐退和自守，“无为”往往是出于无奈。不仅此也，徐复观还做过进一步地引申：“老子的人生态度，实在由其祸福计较而来的计议之心太多，故尔后的流弊，演变成为阴柔权变之术；而庄子则正是要超越这种计较、谋算之心，以归于‘游’的艺术性的生活。所以，后世山林隐逸之士，必多少含有庄学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