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中华:近代中国的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本书将传统的精英思想史与“新文化史”的有关方法结合起来，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形成、发展及其内涵，作了系统深入的整体性考察和阐释，既注重历史脉络的精心揭示，典型文本的发掘解读，以及重要概念的透视剖析，也重视国家体制、政党政策、关键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影响和意义分析，并努力呈现了此一观念得以社会化的诸多历史面向。书中强调，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一直伴随着中西思想的遇合与古今观念的交汇，表现出民族与国家的纠结与互动；对于认知主体而言，则始终包含着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与融合，见证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调适。它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认同，可以说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精神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是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现象。

黄兴涛，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清史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从事清代和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是国内“新文化史”和“概念史”研究有影响的探索者之一。著有《文化怪杰辜鸿铭》《文化史的视野：黄兴涛学术自选集》《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她”字的 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合著）等。主编有《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文化名门世家丛书》《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新史学》第3卷）、《西学与清代文化》《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兴起》《明清之际西学文本》《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等。主要译著有《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自画像》《辜鸿铭文集》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绪论 “中华民族”:近代国人民族自觉的新概念与新符号

章 清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的酝酿

一、延续与转换：从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说起

1、“中国”、“中华”及其历史上的认同

2、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及现代转换

——兼谈作为现代国名的“中国”究竟始于何时

二、       新的思想资源：现代“民族”概念在中国的形成

1、郭士立与传统汉文里“民族”一词的早期转化

2、清末现代“民族”概念的形成及其主要来源

三、“大民族”观念的创发及其初的指代词

1、梁启超与“大民族”观念的创发和“中国民族”说

2、“中华民族”一词的诞生及其早期观念内涵

——两种“中华民族”概念问世记

四、寻归“大同”：立宪运动与民族平等融合的自觉

——以满族官员和留日旗人的民族观念为中心

1、“五族大同”：立宪运动期间的民族一体融合论

2、“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说的发轫及其民族观依据

3、现代“国族”一词的出现、概念内涵及其他

第二章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与传播

一、民国诞生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之确立

1、“五族共和”论及其引发的“中华民族”观念

2、袁世凯与民初民族融合的新背景及实际效应

3、“中华民国”国号、早期国歌的意义与影响

4、李大钊、申悦庐与“中华民族”旗帜的高揭

二、五四运动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逐渐传播开来

1、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得以确立的诸多要素

2、孙中山的有关倡导及深远影响

3、梁启超专研“中华民族”：思想的来源和意义

4、“国家主义”派的关切和外蒙“独立”事件的刺激

5、“中华民族”的认知进展与标志词符进一步流通

第三章 “中华民族”符号认同的强化与深化

一、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华民族认同符号的强化

1、两部代表性史著及其“中华民族”观念蕴涵

2、国民政府和学界精英“整合”民族的继续努力

——蒙藏“宣化”、黄陵祭祖与“民族”重审

二、日本侵华与现代中华民族认同的深化

——以“中华民族复兴”话语为中心的透视

1、“九一八”和“七七事变”的巨大影响

——以少数民族人士的中华民族认同为例

2、“中华民族复兴”理念和话语的兴起

3、国共两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

4、民族复兴论的高涨、内涵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联

三、“民族英雄”、“汉奸”与教科书的“中华民族”书写

1、抗战前后的“民族英雄”问题

2、“汉奸”与“华奸”之辩

3、中学历史教科书里的“中华民族”书写

第四章 抗战前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大普及

一、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社会化与多媒介的认同表达

二、单一性民族的“中华民族”观之强烈诉说与回响

1、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说及其争论

2、民族一元论的由来、其他形态与黄帝子孙说的新解释

——兼及吴文藻“文化多元、政治一体”说之回应

3、蒋介石以“宗族说”为基础的中华民族一体观

三、“中华国族”入宪讨论与芮逸夫的“中华国族”解

1、孙科等人与“中华国族”入宪的努力

2、芮逸夫的“中华国族”解说

四、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及其与其他各方之互动

1、抗战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之变化

2、国共两党和其他各方观念的互动及其结果

结语：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及其认同特征的再认识

一、NATION内涵的历史性、复合性与现代中华民族认同之特质

二、“一元”抑或“多元”？“建构”还是“演化”？

三、一点感悟

附录：情感、思想与运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检视

本书参引文献目录

后记

“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

——《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评介 

许小青（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黄兴涛教授新著《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下文简称《重塑中华》）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这是作者穷近二十年之功而写成的一部厚重的历史研究著作，甫一问世，学界即专门召开新书研论会，年末不少新媒体纷纷将其列入年度“十大好书”榜单。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缘何一出版就引起各方的关注？笔者连日展卷拜读，深深为其吸引，该著立意深远、视角新颖、卓见迭出，读罢痛快淋漓，故不揣简陋特撰文向社会推介。

“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与认同，毫无疑问是近代中国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文化现象，它深刻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精神与民族、国家命运。《重塑中华》以“中华民族”概念符号为中心，系统而深入地叙述了清代至全面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观念的酝酿、确立、传播、强化与普及的历史。这一历史不仅强烈影响了20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还将继续影响未来中国的发展。因此，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事关现代中国人自身认同，更关乎中华民族复兴的未来走向。

“历史沉淀于概念”（方维规教授语），“中华民族”是近代中国才出现的新名词和新概念，亦是近代中国政治社会中*为重要的“主导概念”或“基本概念”。作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2001年10月于武汉东湖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作者所提交的《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形成与确立的历史考察》论文即引起学者们热烈的讨论。其后，概念史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领域，至今方兴未艾，黄兴涛教授是该领域重要的先行探索者，创获颇多。受新文化史影响，《重塑中华》以观念符号作为探究对象，与其说其旨趣在于揭示微观现象，不如说其志在洞悉微观问题背后的意义。该书批判继承德国科塞雷克为代表的概念史学派的做法，致力探讨“中华民族”这一影响民众的社会政治的“基本概念”的形成、内涵演变、实际运用及其社会文化功能问题。作者并没有局限于单一概念本身，而是放宽视域，对平行的、相近的、对等的、颉颃的概念群进行了深入比较研究，其中平行概念诸如：中国、中华、民族、国族、中国民族、中华国族、全民族、民族主义、国民、同胞、中国人、华人、华侨、少数民族、炎黄子孙、黄帝子孙、民族英雄、中华民族复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颉颃概念诸如：汉奸、华奸、民族败类、民族罪人、亡国奴等，均在作者考察和比较研究的范围内。在这些概念中，毫无疑问*为重要的是“中华”与“民族”这两个核心名词。

“中华”一词亦与“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何时开始成为现代意义国家名号？中外过去通行看法认为在中华民国之后，作者认为这一说法不过是想当然耳。作者指出“中国”是数千年王朝国家通称，“中国”作为现代意义的国家名称在晚清就已得到重塑，绝不能忽视清王朝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华民国”仍称“中国”也是这一独特政治传统的历史延续。“中华民族”概念，虽然在二十世纪初即提出，但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确立，乃是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才得以*终实现的。“中华民族”一词取代或超越“汉族”，并不只是一个民族称谓的问题，同时意味着一种观念的转变，那是历史地、连续地、融合地、开放地看待中国主体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在对“中华民族”概念的研究中，作者充分注意语言中介的重要作用，努力探讨这一概念背后的各种象征、隐喻、想象、仪式和心态，从而揭示出近代国人民族自觉与民族认同这些价值观念的意义。“中华民族”概念本身的形成史，即显示出在历史进程中，传统文化政治资源“中国”、“中华”，与现代思想政治资源“民族”之间互摄、互鉴、互融，从而实现了传统的延续与现代转换。作者强调，不能只着眼于“中华”一词将国家与民族统一起来这一点上，还应该看到“民国”与“民族”这两个新生词和概念本身，就存在一种来自西方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它们恰好体现了英美法Nation概念一体两面的内涵。书中强调，“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演进，一直伴随着中西思想的遇合与古今观念的交汇，表现出民族与国家的纠结，这直接影响到现代中国人民族认同方式的建立。

在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概念史的研究是对传统思想史研究反思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完全忽视对传统精英思想与经典文本的解读。事实上，这本著作充分注意将传统的精英思想史与新文化史有关方法结合起来，对晚清以来近代中国社会流行的思潮——“化满汉畛域”、“五族共和”、“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民族是一个”等进行重点探讨，追寻其中“中华民族”观念的时代意义。同时，作者还纵向梳理了晚清以降梁启超、李大钊、孙中山等思想家的“中华民族”观念，对他们的经典思想文本进行了再解读，提出了不少独特新见解。作者指出，梁启超不仅创造了“大民族”观念，而且可能是*早于1902年开始使用“中华民族”一词者。李大钊1917年发表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等文，揭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主题，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复兴”理念*早自觉的导引。对于孙中山，作者既指出孙中山民初国族论的矛盾与含混，又论证了孙中山1919年前后中华民族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二者均对日后的国民党内部思想造成了相当复杂的影响。此外，作者特别发掘了思想史上诸如刘揆一、申悦庐、吴贯一、夏德渥等“失踪者”与“失语者”，专门剖析了谢康、芮逸夫、黄文山、林惠祥、黄奋生、顾颉刚、傅斯年、吴文藻、费孝通等学人的学术立场与思想贡献。

显然，作者既不满足于“中华民族”概念本身意义的解读，亦不满足于传统思想史只重视精英观念及仅对经典文本的考察，作者强调“概念史”实践和观念“社会化”，力图再现“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史、接受史。具体而言，作者用力爬梳出大量史料，包括国旗、国歌、国号、建筑、仪式、谕批、批文、祭文、题字、歌曲、戏剧、广播、书法、广告等等，分析它们对社会大众接受与传播“中华民族”观念的功能与作用。作者慧眼独具，*次系统研究清季满族留学生乌泽声等人创办《大同报》，发现该报是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重要来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作者对近代史地教科书给予特别重视，认为这是史学参与“中国”国家再造运动的自觉行动，并指出目前中国现代史学史研究，似乎未重视并自觉提示近代官方认可的历史教科书的现代性政治文化内涵及其意义。

在“中华民族”概念的社会化进程中，近代国家体制、政党政策的影响极为深远。作者在这方面用力极深，创获亦多。作者重点对清朝的中国认同、清季立宪运动、民国建立、抗日战争、战后宪政实践等重大事件的影响与意义进行分析，揭示其对民族自觉观念形成的作用，积极回应学术界的有关民族认同的热点问题，并多言人未言或未尽言，新意迭出。针对美国兴起的新清史研究中忽视满人的“中国认同”问题，作者严正指出清朝的“中国性”，运用翔实史料论证入关后满人皇帝即正式以“中国”称其全部统治地区，而且利用《清圣祖圣训》及康熙朝有关“中西礼仪之争”等史料，有力地论证了早在1712年上谕清朝皇帝的中国认同。

有关清季革命与改良的关系，过去学界多从对立角度看到的是彼此的矛盾分歧，作者指出两者彼此间的“互动”和“同一”效果实际上甚为明显。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形成，实不过是戊戌维新以降两派之间，甚或是这些派别与清廷之间彼此互动的一种逻辑结果而已。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对中华民族观念确立是一个*重要的基石。作者指出，不能忽视经由南北议和而达成“清帝逊位”事件及其所发布的清帝逊位诏书的意义。作者没有因人废言，指出袁世凯以民国临时大总统和大总统的名义，自觉运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来处理边疆事务，对国内各民族整体意义的“中华民族”一词的使用相当自觉，这些言行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与早期传播，同样意义非凡。

在细致梳理相关史料基础上，作者指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内涵较为含混，不少时候实际指的还是汉族或汉化民族的整体。这种情况直到全面抗战前夕，才得以根本改变。至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复兴论”的反应，也经历了一个从讽刺到有限谈论的前后转换过程。背后的原因，既有苏俄、共产国际的民族理论影响，亦有国内政治斗争的现实策略的需要，更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帝国主义侵略促使中共领导人思想认知的内在根本转变。中共对“中华民族”观念在1935年前后的明显变化，既有民族危机下民族意识的觉醒，亦有对国民党领导人否认境内各民族资格基础上的单一性“中华民族”的批评。

就国民党民族政策而论，以孙中山1924年民族主义思想为基础，蒋介石发挥的是从“宗族”到“民族”之路，而孙科继承的则是从“民族”到“国族”之路，二者代表着国民党民族政策的两个方向。作者研究指出，蒋介石以“宗族论”为基础的中华民族观虽一时占据主流，但对其在国民党内的影响不宜夸大，蒋“宗族论”的影响不过三四年时间。特别是战后制宪国大会制定的新的《中华民国宪法》，明确承认少数民族的“民族”地位，使得蒋介石不得不实际搁置“宗族论”，因此，“宗族论”只能是一种基本失败的尝试。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就象一个多棱镜，它多面向地折射出近代中国民族认同的思想、文化、政治丰富内涵。作者运用历时性与共时性两种方法，将多元的历史主体、驳杂的思想观念、多变的政党政策以及社会大众认同实践交织在一起，淋漓尽致地呈现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复杂历史图景。《重塑中华》这种原创性、开拓性的研究，以概念史的理论与方法为主导，打破了传统分科治学的樊篱，融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于一炉，这种整体史视域下的概念史研究，不仅明显超越了作者先前的《“她”字的文化史》所呈现的文化史意境，亦为史学研究树立了一种新典范。 

还需要特别补充的是，近代以来国人“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并没有终结，一直延续到当下。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作者深知研究这一主题责任重大，并以章学诚名句“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来鞭策自己，其沉潜这一问题几近二十年之久，亦可想见其苦心孤诣。《重塑中华》用丰富鲜活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那种平等一体的主导型中华民族观念及其认同来之不易。作者清明倡导建立起一种“多元一体、团结统一、人文是尚、和谐发展”的民族格局，用严谨的学术回应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强音，相信一定会引起读者强烈的思想共鸣。

现代中国民族观念的诞生

“中华民族”是近代中国才出现的新名词和新概念。它是20世纪初现代性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生成之后,特别是清王朝临近崩溃之际和终覆亡之后,在中国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具有政治、社会文化符号意义的民族观念凝结物。起初,“中华民族”一度被用来指称“汉族”,进入民国后,这一用法在一部分人那里也仍然有所延续。但与此同时或稍后,指称中国国内包括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在内的大民族共同体之“中华民族”概念,也逐渐传播开来并日益强势,终于20世纪20年代之后,特别是“九一八”之后,成为主导国内政治舆论的“中华民族”概念之流行用法。这后一种主导型、符号化的“中华民族”概念,明确强调中国境内各族人民作为国民或公民的平等身份,他们由历史延续下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泛血缘联系的特殊性及其强化趋势,以及依托在新的现代共和国家形式上的民族共同体之整体性和统一性,包括各族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实现全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发展的共同命运。笔者将这一主导型“中华民族”概念所直接传导和涵括的族类认同意识,及其运用展开的民族一体化理念和信念等,称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

梁启超的“大民族”观念 

从现实政治契机来看,梁启超形成“大民族”观念,显然是意识到在帝国主义势力猖獗的时代里,中国的整体生存为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而“排满建国”则无疑面临分裂的灾难性危险。而从理论上说,他形成“大民族”观念,则是基于对西方有关“民族国家”思想进行选择的结果。由于正视“排满”的现实困境,他开始反省当时西方盛行的“一民族建一国家”的民族主义理论,转而对德国学者伯伦知理关于民族与国家关系存在多样性的观点情有独钟。1903年,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曾引伯氏所谓“同地、同血统、文字、风俗为要焉”的“民族”界说,来作为自己“大民族”观念直接的理论依据。在有关注文里,他特别注明指出:“地与血统二者,就初时言之。如美国民族,不同地,不同血统,而不得不谓之一族也。伯氏原审,论之颇祥”。同时,他还绍介伯氏理论强调说,对于那些“国境大而民族小,境内含有数民族者”,大约存在四种发展趋势,而其中种即为:“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在昔罗马帝国,及今之北美合众国,是其例也”。这种轻地域血统,而更注重历史文化和现实整合因素的“大民族”认同观,不仅是当时梁启超的主动选择,它对后来杨度等立宪派人物,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汉奸与华奸

相比于“回奸”和“蒙奸”等词含义的变动不居,抗战前后“汉奸”一词的内涵则相当稳定。不过在当时的中国,认为流行的“汉奸”一词之用法同现代中华民族国家观念精神不太相符、应该放弃者,也大有人在。他们曾提出以“华奸”“国奸”和“内奸”等词来加以代替的各种方案,但都不曾流行开来。其中,主张“华奸”一词者相对较多。如1933年,就有人专门写有《华奸》专文,表达此种意见。

1936年,另有一人发表同样的看法,声称“‘汉奸’应正名为‘华奸’”。他认为,“汉奸”这个名词本身“并不太对”,因为“汉奸的主要‘属性’是‘通谋外国,危害中华民国’,可是中华民国并不是‘汉’民族一族的,而是汉、满、蒙、回、藏、苗、瑶……多少个民族的整个的中华民族的!危害中华民国,并不仅是‘汉族之奸’,实在是中华民国内所有各族之奸宄!整个中华民族之奸!这样说来,‘汉奸’这个‘名’应改正为‘华奸’才对!‘汉奸’这个‘名词’只能让身为汉族竟自私通金朝、以危害汉族国家(大宋)之秦桧……等等之流专享”。作者还特别说明,将“汉奸”正名为“华奸”之后,至少有以下两个好处:

一、中华民国人但非汉人之人,不至再能为“危害民国”只是“危害汉人”;二、使汉民族以外的中华民国人不敢再有“我非汉人,危害汉人又有何不可”之思。更不致再有“汉人虽骂我为汉奸,满人还誉我为‘满忠’呢(!)之不正确的意识”。?

就道理本身而言,此说颇能服人。当时,受此种认识影响,报刊上也不断有人使用“华奸”一词。如1936年六七月间,《青年向导》报道冀东汉奸会议消息时,就题为“华奸大活动”。但总的说来,即便是当时,“华奸”一词的流通也相当有限。此后,虽然还能不时见到来自各个方面对“汉奸”一词的非议,但都已经无济于事。由于各种原因,“汉奸”一词已然广泛流行开来,并没有给其他词汇留下什么竞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