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

说到“小姐”群体，人们容易联想到哪些词？

觉得“小姐”道德败坏吗？但作者们在深入调查后这样说：

“我所见到过的所有小姐和妈咪，虽然都表示自己愿意离开性产业，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什么‘前非’可以去‘痛改’，也没有一个认为自己现在做小姐就不是人，非得重新做起不可。”（潘绥铭《我在“红灯区”》）

觉得“小姐”是因为走投无路吗？但有时“小姐”并不认为自己低人一等：

“虽然我告诉阿凤我是学生，不干这行，但是因为我的‘思想开放’，阿凤总觉得我还是有希望干这行的，好几次她不经意间说道：‘其实，你只要涂个口红什么的，应该也会有生意的。’”（黄盈盈《“你要自甘堕落”》）

觉得“小姐”薄情寡义吗？不，她们也有情有义：

“结账的时候，她们坚持要付钱，我记得很清楚，那位姐姐说：‘你是学生，你不挣钱，我们虽然挣的钱不算干净，但我们自食其力。’她这句话，让我至今想起都会眼眶一热。”（王昕《疏离与亲密》）

觉得“小姐”的生活是“风花雪月”的吗？其实相反，是非常无聊：

“还有一点，她们的生活太狭窄，我待了几天马上就觉出来了。小姐大的苦恼，当然是被压迫被欺负；可是还有一个，就是太无聊。……没事干，客人随时可能来，小姐又得在那坐着，无聊，真的无聊。时间一长，那小姐是呆呆的，呆若木鸡这词真是太形象了，就那么呆呆地待着。”（潘绥铭《我在“红灯区”》）

又或者，觉得“小姐”是弱势群体吗？若换成她们的视角看，也不一定：

“之前我一直以为她们是弱势群体，她们背负着传统道德的压力，躲躲藏藏地生活在社会中；同时，还要承担各类性传播疾病的风险。刚入田野时，我甚至天真地认为，自己可以帮助这群人；但当我真正进入田野后才明白，在这里我才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若没有小姐的帮忙，我在这里寸步难行。”（张楠《透过酒杯的霓虹》）

所以这《我在现场》看完，你会发现，“小姐”群体并没有什么不同。就连她们的冷漠、刻薄、谎言乃至敌意，通过作者们的笔端写出，也变成可以理解的了。而这首先是因为，作者自己跨越了与边缘群体之间的隔阂，他们站在对方的视角上，将心比心地感受对方的处境与情感，直至打通。所以他们的文字读起来特别有穿透力，仿佛直接将读者带到现场，与边缘群体相识相知。

作者们是一群社会学家，他们用充满情感的文字写下这《我在现场》，同时对过滤掉“人”之丰富性的社会调查方法做出深刻反思，所以也具有突破性学术贡献。那么他们是什么样的社会学家呢？他们带着问题走入待考察的“田野”，就像陌生人去往异乡，然后他们融入田野，为我们呈现一个活生生的田野本身。所以真正的田野，是社会学家与调查对象并肩存在的场所，仿佛田野以社会学家为试炼场，通过他们的工作消解群体之间的隔阂。这是关乎世间所有人的工作。

《我在现场》是兼顾故事性与方法论的社会学著作。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盈盈、荣誉所长潘绥铭，及该所部分毕业生。他们采用“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和“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深入“小姐”“同志”“截瘫者”等社会边缘群体，讲述与之互动的种种经历，呈现出边缘群体的生存状况和真实情感。

同时对社会学调查方法做出深刻反思，通过实践指出，田野调查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调查到了什么，还在于社会学家自己获得了怎样的人生感悟，以及为打破社会隔阂有过哪些作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本升华生命的书。

黄盈盈，1977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毕业，现为该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性与性别社会学、身体社会学、艾滋病的跨学科研究、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著有《身体、性、性感》《性社会学》《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等。

《我在现场》作者还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荣誉所长潘绥铭教授，及该研究所部分毕业生。

我在“红灯区”

潘绥铭

“原来我只看不干”

人家喜欢问的就是，潘老师你嫖不嫖？我说我不嫖吧，人家也不信，我说我嫖吧，那我又违心。我只好不说，咱们也别问。所有人都假设我要嫖的。当然，这些年讲了这么多，像我现在把这些事都说了，大概能有60%的人相信：甭管他嫖不嫖，反正他确实做研究了。实际上他们只是忽略我嫖不嫖。我真要问他/她，你认为潘老师嫖不嫖，估计90%的人还是说我肯定嫖过。这很正常。

我说我早是“三陪男”，陪着资本家到处跑。那是因为在1995年前后，我有一个朋友是小暴发户，有钱了，就揪着我到处去吃喝玩乐，拿我当花瓶。他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工人时认识的工友。人家发了小财带我到处走，跑了有十几个地方吧，南方北方哪都去过。无意中我就接触到小姐了，到处都能看见。谁都有这好奇，我也想了解她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试过当场跟人家聊一聊谈一谈，发现根本就不行，隔着一层山一样，什么都了解不到。

我就寻思，这个我怎么弄，后来就想到必须要通过老板和妈咪，通过她们我才能跟小姐有点接触。可是我上哪找去呢？谁认识一个妈咪啊？

1998年的时候，另外一个哥们，也算发小，他自己跑到东莞去当医院院长去了。医院院长人脉就广了，什么人都认识，尤其他的患者好多都是做生意的。他跟一个卡拉OK厅的妈咪和她老伴非常熟。他就主动跟我说，上我那去，我有关系啊，我帮你介绍进去。就这么着，我就去了。学术上管这个叫“引路人”。

去了以后只能在那OK厅里面，我还能到哪去啊？所以在OK厅里面，这就变成一种相处了。我天天去，又是老板的朋友，又是妈咪的朋友，人家也知道我不是嫖客，就这么待下来了。一共待了47天，时间比较长。这才能够了解到一些东西。因为我是在人家的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场合、非工作关系中接触这些小姐，这样才能看到她们真实的一面。

来之前我就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我假装嫖客去，根本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从根上就错了。那样的话，我充其量了解到价钱问题。可这还需要我了解吗？我问谁谁都知道。我如果假装去嫖她，那我看到的都是职业表演，跟模特、电影演员一样。我看见的根本就不是她这个人。

我是想了解人。

开始，我跟大家的想法一样，就想知道，她为什么会做这一行？人看起来都挺好的嘛。一年以后就发现了，这根本是个愚蠢的问题，一点意义没有，都是表演。但是开始确实是这个动机，我是跟人家相处以后才明白这些的。

“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这有什么好研究的呢？”小姐们才不这么问，这是学者提的问题。人家的第yi个问题是：你是不是卧底，是不是警察？第yi个问题我的朋友给我作证了，说不是警察。第二问是不是记者？要是记者就掐死他。记者是她们眼里第二可恨的。然后就问我来干吗。

他们不会想到有什么研究，研究这词儿都听不太懂。男老板向另外的老板介绍我的时候说：第yi，人家从北京来的；第二，人家现在是教授，马上就要当研究生了。我回来跟老师们一说，都乐得哈哈的。其实，对他们来说，教授还能听得懂点儿，研究生他根本就听不懂，所以研究生就比教授高。

那我来这地方干吗？这个问题到第三天就解决了，他们用他们的世界给我解释。我说，我只是来看看。得，他们就抓住了，说：“啊，原来你只看不干。”这他们就都通顺了，就接受我了。

其实大多数底层人，生活很简单，世界很狭小。他/她们主要判断的是我会不会害他/她。警察和记者都是会害她的，而我就一个“来看的人”，她才不管我是不是有什么嗜好啊，是不是变态啊，她没这些概念。

我遇到的第yi个妈咪是高中毕业了的，还念了函授，她比较担心我把她写到书里去。但她手下的姑娘们都没想到过这个问题，她们都说：“啊！太好了，把我写到书里头去，写我真名儿啊！”把名字都告诉我了，但我很快就忘了。（这是我们的研究道德，不是给人家保密，而是根本就不要记住人家的真名。）

她们真是这么想的。她们太缺乏关注了，一辈子没有受到过关注，可能她爸爸都不正眼看她一眼，所以听说写到书里头高兴死了。年纪大的顾虑就多点，她们当中一半是有孩子的，而且文化低，她无法评价被写到书里是什么意思，她不懂，所以既不反对也不支持，无所谓。

怎么打消顾虑？这太简单了。一年以后我再去，把书给她送了一本。她高兴了，翻着看了半天，“啊，看不出来是我”，还散发给台湾老板看。

还有一点，她们的生活太狭窄，我待了几天马上就觉出来了。小姐大的苦恼，当然是被压迫被欺负；可是还有一个，就是太无聊。真的太无聊了，电视剧看腻了，打麻将又输不起，一块钱的都输不起，一天24小时打麻将下来也要输不少。所以麻将也不打，扑克也不打，没事干，客人随时可能来，小姐又得在那坐着，无聊，真的无聊。时间一长，那小姐是呆呆的，呆若木鸡这词真是太形象了，就那么呆呆地待着。

所以她们也很希望有个人聊聊天说说话，又不是嫖客，嫖客的话她得表演啊。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小姐，越是小孩就越高兴，因为来了个人跟她聊。可是中年小姐大多数有孩子，孩子不能带，心理负担特别重。我就在那跟她们聊聊天，玩玩牌啊，给她们算命、看手相。

从1998年到2010年，我和我的团队，前前后后一共接触到一千多个小姐吧。原样记不住了，但大概的事儿还记得。你要是拿出我书里的哪个故事来，我就能大概反应出来她是在哪儿，至少在什么地方。

只有头两回是我自己去，后来都是带学生去的。多时带着七个女生，少时候也带着四个学生。带女生有什么好处呢，她能跟小姐聊感情方面的事。

那么，我跟小姐怎么也能聊天呢，因为有个代沟，年龄差距在那儿。我在那住上两天以后，就恨不得叫我爸爸的、叫我爷爷的都有。她一看我这老啊，有安全感。这个年龄差距挺有用的，她不会把我想象成嫖客。老嫖客倒是有啊，但是我证明了我不是嫖客，因为“红灯区”并不大，如果我嫖，一分钟就传遍啦。于是，我不嫖，她们就拿我当长辈来看待了，就会主动跟我聊生活经验什么的。

把小姐当人看，我一直这么强调。但开始也没这么自觉拿出来讲啊，这个认识比较晚。我一共写过六本关于小姐的书。大概是在第三或者第四《我在现场》的时候，才悟出来的。

“怕小姐爱上我”

我跟学生讲课，每一次我都提这个问题：到她们那去调查，大的风险是什么？回答都是被敲诈啦，被行骗啦，被她们引诱下水啦。甚至有一位我们大学的老师也说：老潘，你带我去吧，保证坐怀不乱。

我说，你这一说就露了，不合格。什么叫坐怀不乱？你以为小姐是妖魔鬼怪，非要把你给拉下水啊？你就把她想象成狐狸精了，你怎么不说她是个可怜的小姑娘呢？你怎么不说她是个平等的人？

只有一次，有一个看起来三十多岁的男的，是学医的，他说对了。大的危险是：小姐会爱上你的。为什么？你这么一个年龄身份，平等地对待她了，别说很平等，你能跟她坐下来聊就够了。男人从来是居高临下地跟她们说话的呀。你就跟她平等坐下来，能关注她，她就会掉眼泪。在她那个世界，恐怕连她爸爸她哥哥都没这么对待过她。

她爱上你了，你可以感谢她，却没办法回报，根本无以回报，搞不好就伤了人家的心。这才是大的风险。

还有一次，一位女老师非要找小姐谈谈，就是好奇，不是调查，问我应该先问什么。我说，先问她的孩子啊。她不信，说那么年轻怎么会有孩子？我说我一问，她的眼泪就下来了。她更不信了。结果呢，她跟那个小姐抱头痛哭。

这些都不是做学问的问题，是为人处世。有一个预防艾滋病的男医生说，潘老师，我看你写的书，我不信，见你这个人，我就信了。我说，你骂我长得像嫖客？他说不是，你没架子。

不光是这个啦。人跟人讲的是以心换心，我去了，就不能有那么多隐私。我在东莞的时候，帮我调查的妈咪，打电话跟我夫人聊天。那时候打长途多贵呀，她打了三次，都是半个多小时。我夫人直劝她，我给你打吧。不行，还是要她打。后来我走了，她也走了，还记得打电话告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