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9965598
哪怕一个再渺小的个人，也可以为一段历史，甚至一段很重要的历史背书！
一个变革的时代，一群过河的人，一种野心优雅的实现！
一部民营企业和创业人生的心灵史、生死书！
平时就很敢说的任志强，这次说的更赤裸！
决定写回忆录之前，我就一直在纠结：是否该将自己的私生活及内心的真实感受公布于众？是否该明智地避免对心灵的拷问？是否会因为我的“过度”回忆而变成一种“表白”，是否我该将一些“糗事”掩藏在心，永不公开，以此减少无尽的流言蜚语。
然而，我太想让大家知道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有辛酸，也有委屈，一张表面严厉的面孔背后，也有“不可告人”的弱点。将成功与失败的故事无情地写出来，目的即是如此。
——任志强
★ 历时两年，他亲笔撰写回忆录！编辑惊叹：前后的书稿摞起有一米多高！
★ 首次披露与王石、冯仑、潘石屹、黄铁鹰、马云等重磅企业家私密内幕！
★ 首次公开与汪洋、*、*、何鲁丽等高层首脑的交往细节！
★ 首次总结华远地产之管理哲学，看看成功国企的如何运作，如何带团队？
★ 首次披露任志强隐秘的内心柔软：初恋女孩，不幸的**次婚姻，家有爱女，等等。
★ 首次公开了跨度60年之久的重要历史文件、家人照片。
★ 回忆录里的几篇后记一挂在网上，就已引起轩然大波，谁人不想先睹为快！
本书是任志强目前*一本自传体回忆录，区别于以往媒体或者著作的片面解读，该书由任志强亲自执笔，几易其稿，回忆了任志强60年的成长历程。
任志强的故事充满励志色彩，又极富传奇。以贩卖兔皮的小商贩起家，蒙冤入狱，*后又在大时代下创立华远地产。几度沉浮传递出自强奋斗的正能量。此外，任志强也是改革开放30年的观察者，其成长又交织着历史变迁，描绘“文革”“上山下乡”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轨迹。
从家世，到参军，贩卖兔皮起家！官与商，红与黑，坎坷六十年，50万字全部写尽！起诉政府，状告银行，被穷人扔鞋，被国家暗查，此书大曝内幕细节。
退休后，任志强更是敢说，堪称厚重而真实的一部跌宕历史回忆录。
序
第一章 辞职惊动总理
股民致信宁高宁
与万科结梁子
北京的水比海深
密谋卖公司
华远、华润分手
第二章 摸着石头过马路
我曾是一个皮货商人
小商店的创始人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
还没来得及从华远领工资，就为华远赚了大钱
第一个租军用飞机的人
城市的机会为什么一次次丧失
那个年代的有罪推定
无神论的我爱上了天主教的你
第三章 出没风波里
在西单动土
什么才是不可抗力？
“九二派”下海
要有野心，更要优雅
第四章 惊险时刻
只流通了一天的股票
官与商 错误！未定义书签。
相信自己，相信命：我哥哥的一次车祸
艰难一步，成立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第五章 我和华远之间
华远借桥上市
激怒中国证监会
王石一直想要实现的梦
华润与华远、万科之间的不解之谜
金融危机，香港出现第一批“房奴”
我的批评惹恼了高层
700万年薪事件
我成了一个“不听话”的国企干部
一场特殊的高层家宴
第六章 十年争议
我走之后，市长把火撒给了潘石屹
烟盒纸背面签下的几个亿合同
绝不要与没有契约精神的人打交道
“总理，您受骗了！”
拒绝为高级座谈会“梳妆打扮”
我的业绩是阳光下挣来的 错误！
“取消房地产预售制度”风波
被安排的“资本战争”
明知打不赢的官司，我也要坚持
逃离北京，去二、三线城市拿地！
第七章退与不退
当“菜农”遇见“二道贩子”
我也曾享有“总统待遇”
转眼六十秋
第八章 市场里的上帝之手
2008房价拐点真相
总理说了算，还是总经理说了算？
我在哈佛第一堂课
第九章华远的管理哲学
好制度都是由我这个“罪人”制定的
宁当鸡头，不做凤尾
不招清华毕业生
道治、儒治、法治
富民优先还是富企优先？
企业的文化就是树立一个“神”
员工里先后涌现“百万富翁”
我给每个员工的孩子发红包
第十章 我的父亲母亲
庆幸有个好父亲
父母读马列，我读巴尔扎克
我不是所谓的“高干子弟”
父辈的旗帜
十一章 红色年代的中学时光 。
“红色”往事
我在延安插队
苦难未必是财富
一个人闯关东
我的村里没有“小芳”
第十二章 戎马生涯
动乱年代的后门兵
荣誉和责任的星空
从炊事班到特务连
红色年代的小兵生活
拼爹不如“拼自己”
入党坎坷路
我的1976
打倒四人帮之前，谈恋爱是奢侈品
第十三章 吾家有女
我的第一次失败婚姻
后悔只生一个女儿
她永远是大事
爱是恒久忍耐
第十四章 为公益而共和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成立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的读书会
不是所有的公益事业都能被认可
第十五章：逆袭者：从人民公敌到大众情人
一不小心成了“人民公敌”
“姑娘们最想嫁的人”
我是“仁心炮弹”
序言之一（宁高宁）
像任志强这样的人，不太识时务，也不知道顾全大局，而且有时候不知趣，还老是自以为是，他在中国的社会习俗下，想谋生混碗饭吃都不易，能混出个样来就更难了。可任志强这几年好像火了，越混越好，越混粉丝越多，不仅名气大了，而且时常还被认为代表着真理了。有人说微博时代造就了任志强，也有人说房地产经济的时代造就了任志强，还有人说中国进入了一个言论容忍度高的时代，给了任志强放炮的空间从而造就了他。如果说今天任志强是个人物，是个现象，这可能真是一个时代产物。不过到底是时势造人物还是人物造时势，这件事在历史上就没有说清楚过。
任志强当然生活在了一个五彩缤纷、思想交融的时代，他的身上带着明显的时代痕迹，但任志强与我们大部分人比起来还是有他自身的明显不同特点的。我觉得任志强可能90%与我们大家是一样的，有10%的大脑构造是与大部分人不一样的。比如说他的较劲，较真，打破砂锅问到底，爱钻研还特自信，老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态度。比如说他的我行我素，无惧真言，任人评说，不怕挨板砖，不怕扔臭鞋的勇气。
态度和勇气好像让任志强站到了河的对岸，一直不停地向河的另一边的众人大喊。今天任志强又要写回忆录了，虽然我觉得任志强现在干这事早了点，但这就是任志强啊，他不管别人怎么说，想干就干，而且我也相信许多人想看任志强的回忆录，因为这个世界上有态度的人不少，但没有勇气，有勇气的人也不少，但没有态度，既有勇气又有态度才造就了任志强的今天。
任志强可算应了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所以任志强的回忆录你不能当成故事书看，因为大部分的回忆录都是说年轻时多艰苦，奋斗多不易，自己如何坚持到了成功，任志强的回忆录恐怕也逃不出这样的俗套，但这不是任志强的真正价值。同时，你也别想从任志强回忆录里得到做生意赚钱的真经，因为任志强严格来讲并不是个好的商人，他之所以做生意好像是为了争取他不断说话的权利，买地卖楼好像对他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任志强回忆录的价值一定是在他真诚性格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勇气，以及由此而生的许多观点和行为。
从任志强的回忆录中你一定能看到社会的进步，经历过这段时期的人，回头看时都会心潮难平、眼睛湿润。我还记得与任志强合资时股东会差点没通过，也记得发股票路演时任志强在巴黎市政厅给瞪大眼睛的法国人讲他如何改造北京明朝留下来的下水道，在纽约世贸中心给美国人讲北京的拆迁政策。我还记得任志强在北京接待上百位国际投资者，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中国未来也会有住房贷款，想让他们相信中国的住宅市场会有很大发展。那时的北京房价是现在房价的大约不到5%，那时还没有人知道可以从银行借钱买房子。
回想起来，还有许多事今天都历历在目，让人浮想联翩。记得在与任志强合资的后期，大家出现了一些争议，任志强想辞职、分家。用他的话说，就是他不玩了。但就这样他也不服软，他说：“算了，我辞职吧，前几天俄罗斯的叶利钦总统也辞职了，我也辞职吧！”我当时觉得他辞职还找了个这样的借口，是口出狂言。多年后我听说任志强在演讲时被别人扔鞋，他镇定自若地说：“你是给我了总统待遇啊！”他这次好像是与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比的。看来任志强的心气一直是总统的心气，这是他骨子里的东西。
现在看来虽然任志强不是总统，但还会在某个阶段某个方面的历史上留下一点点印记。过了60岁的任志强就像树上的一只果子，这时熟了，熟得丰富多彩、滋味无穷了。 2013年8月4日 于北京
序言之二（斗智，斗勇；亦敌，亦友潘石屹）
我进北京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历史，就是与任志强斗智斗勇、亦敌亦友的历史。
任总要出自己的自传，让我给他写一段话。我与他的故事很多，这些故事也很典型，正是中国过去20年房地产发展、中国逐步城市化、中国社会在一年一年进步的缩影。但我不能写的太多，因为写的太多的话就成了我的自传，就会喧宾夺主。
写两、三个与任总相关的故事吧！
那一年，我正在艰苦创业，遇到了很多困难，缺钱、缺资源，最主要的是还没有建立起客户对我们的信任。那年，我们刚做好SOHO现代城的样板间，就请来任总参观，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认可，借他在北京城里房地产老大的地位给自己充充门面。之前，已经与他有过一些合作，双方合作的很愉快，他们也赚了不少钱。
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劈头盖脸的把我批评了一顿。其实用“批评”这样的词都算温柔了。随后，他又写了一封一万多字的信，他写完没有直接发给我，而是发给了记者。我第一次是在记者那里看到这封信的，当时我有点慌了神，心想这可是我遇到的一次大的危机。冷静下来后，我没有发动公关公司去删帖，也没有去到处打点北京的房地产媒体，而是给任志强写了一封回信，标题是《创新是需要勇气的》，副标题是一个二道贩子给菜农的回信。北京的媒体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客户也因好奇来看房了，我们的生意大好。我们进而以任总给我的信、以及我给他的回信为主，请天津社科院出版社出了一本书，书名叫《投诉潘石屹，批判现代城》。新书刚出来的那天，正好上海在举办一场房地产展览，开发商纷纷在搬沙盘、挂各种漂亮的效果图。我们的展台上，没有沙盘，也没有效果图，而是把刚出炉的新书《投诉潘石屹，批判现代城》撕成碎片，贴到了墙上。这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开发商来参观，据说也吸引到任总来参观。
午饭时，我与任总相遇了。在餐厅里，我们相对而坐，无数媒体等着看后面的好戏。沉默半天，我们两个人互相在心里较劲，不知如何开口。最后，任总说：“穿着戏服来演戏了？！”我当时穿一身中式衣服。我回答说：“演出开始了！”
我想从这件事之后，任总心里会认为，我是他在商场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对手。
后来又发生了许多商业上的故事，亦是斗智斗勇。有了成交金额上百亿元的合作。后来在网上有人造谣说我与任总联手侵吞国有资产50亿元人民币。我劝任总：“宁可与明白人打场架，也不能与糊涂人说句话。”不要搭理。他不听，非要在网上搭理，结果遭到了无数板砖的袭击，这帮人还给我们起了一个名号叫“潘任美”。
我与任志强做了好几年的生意，居然没有请过任志强吃过一次饭。
这是他常在嘴上抱怨的。
我一直怀疑在今天网络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写书的价值到底有多少？任志强出自传对社会的价值到底有多大？许多很重要的人物传记销售得并不好。
但有一次，他对我讲，他写自传一直写到深夜，最后是泪流满面。任志强还有哭的时候，我看到的都是他把别人气哭。从此，我开始相信这本自传的价值。它的价值一定是真诚、说真话、不装。一个人纵然他有无数的才华、知识，但如果他不真诚，一切都将会化为乌有。“诚实是一切美德的基础”，一个讲真话的人、诚实的人最终会赢得所有人的尊重，包括他的对手、敌人。最近，他把大量的时间放在公益事业和环保上来，他已经过了六十岁，但劲头十足，真正的生命似乎刚刚开始。
如果有人问我，任总身上的哪一点特质让他成为了成功人士？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诚实、讲真话。只有在诚实这种价值观的护佑下，一个人才能越走越远，他的境界才能越来越高。
我为有任志强这样坦诚的朋友而自豪，读了他的自传，真正了解他的人，也会成为他的朋友。
序言之三（真人任志强冯仑）
一眨眼,老任告诉我都写完《回忆录》了,去年他才说退休,刚一年就写完了,这恐怕是从退休到写完《回忆录》时间最短的牛人。一般老人家退休之后会先琢磨琢磨，反复掂量几年才开始着手,直到临终前才把《回忆录》写完，比如许多老干部,即便乔布斯也是在临终前才把这事儿办了。
老任还在旺盛的年纪、最猛的时候，退休一年就把《回忆录》写了，我觉得这个《回忆录》恐怕只是一个上册，最终在有生之年，我估计以老任的速度，70、80岁的时候还会有个中册，100岁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个下册。
所以这个《回忆录》且得看了，而且越看越好看，不断地演，不断地在做事，不断地把当下当回忆，把回忆变成当下。老任的《回忆录》最大的特点是当下，不是在过去。
这部《回忆录》，活脱脱展现了任志强这个特别典型的大时代中的奋斗者，他始终是一个时代前沿的符号。老任的经历有足够大的时代背景，出身红色家庭，随父母战争、建设、辗转各地，家里兄弟姊妹好几个，上共产党进城后办的最好的子弟学校，做了共产党子弟最应该做的革命的事——听党的话，参加“文革“、红卫兵、插队、当兵、改革开放，然后被周围环境错怪，受委屈被拘押坐牢，又平反，再出来创办国有民营企业——西城区的华远，从拉板车吆喝到开餐馆，再到做房地产、做金融，整个一路过来，每个时代都在他身上刻了一道印，但是由于当时他还不够伟大、不够牛逼，他没有给时代刻上印。到了临退休这几年，的确，任志强定义了一个时代，定义了他所在的一个大时代。
在任志强身上我们集中看到一个大时代最典型的人物面貌：第一个特点是使命大、责任大，年轻的时候叫“革命“，现在叫”改革“——没事找事，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自己的事不当事；第二个特点是口气大，说的都是大词，操着总理的心，满口大话语、大概念、大理论、大道理，批评的都是大人物；第三个特点是大胸怀、大气魄、大哥大，老任胸怀大，能装下天下很多男人和妇女的谩骂，这胸怀非等闲之辈可比，大气魄也体现在他回敬这些谩骂的时候语言之直率、目光之犀利、口才之善辩、立场之坚定。这个大时代已经过去，给我们剩下了大年纪。大时代的人都有这么几个特点：大使命、大责任、大口气、大话语、大词汇、大气魄、大年纪。在这个大时代里有很多人像任志强一样，也有很多人不一样,但任志强表现得最有个性、最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一个字——“真”，“真实“的”真“，真心、真话、真实、真性情、真好玩。这个“真”也表现在对朋友、对社会、对政府、对自己，总之每个方面都表现出他特别的“真”。
从对朋友来看，我和他认识有二十多年，交往也二十多年，有很多事情在一起度过，我觉得他的“真”表现在他跟朋友相处的标准，按古人讲是“畏友”。所谓畏友就是道义相砥，真正把和朋友的关系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上，不是蝇营狗苟、酒肉朋友、猥琐、低俗，不是建立在这样一种非道义的、纯利益基础上的朋友。在这种基础上就特别符合我们中国传统讲的好朋友的标准“友直，友谅，友多闻“，即直率、宽容，从交往中受益。
万通的第一个项目万通新世界广场是我从任总手上买过来的项目，当时他只留了百分之五的股份，然后我们一起开董事会，当时我是第一次知道开董事会，而且是跟别人一起开，结果在那个董事会上我和小潘（潘石屹），经常头疼就是任志强瞪着眼睛挑我们毛病，我们那会儿也真不懂，而当时老任已经做房地产很多年，他非常懂，他就拿着我们的会议文件，一边拍打着这些纸，一边指着鼻子教训我们，我们当时想这个百分之五的股东可真厉害，这就是他“友直”的一面。回过头我想他说得还挺对，后来就发现从他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叫”友谅，友多闻“。
他的直率一直没有改变过。万科王石和老任也是相交了有将近二十年的朋友，但是大家最近看到任志强在公开场合直接批评万科做地王，这个作为同行、作为朋友、作为哥们的确是非常之出位，而且非常之个性鲜明，这就是老任的“真”，真是建立在道义基础上，所以这种朋友都是值得的朋友，而且是长久的朋友。
第二个就是对政府的“真”。大家都看到老任经常对政府的政策指手划脚，操着总理的心，对一些政策该批评就批评，同时该表扬也表扬。其实老任他不光是批评，他表扬也很多，只不过大家记着的都是批评，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批评，他也表现出了真诚的一面，他是基于希望政府好，给以建设性的批评，希望能够通过改革、改进政策、改进方法，让政府的工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场的规律，更能够平衡稳定市场的言论，也同时使房地产市场健康持续发展，意图非常鲜明。
正因如此他才不遗余力地去批评、表扬、建议，不仅如此他还积数十年之功力组织社会上最优秀的人对这些政策进行研究，所以老任的表扬、批评和建议是有一个特别扎实的研究作为背景，这个研究团队叫REICO工作室，每年由各方面商会、中城联盟还有企业，给REICO工作室提供数百万的研究经费。
据我了解这个研究经费是迄今为止国内包括中央政府部门在内，数量最多、时间最持久、方向最集中、人员最精干、水平最高的一个研究团队和研究经费。中央政府在过去十四年里，出过几十份关于房地产政策的文件，而这些文件事先做研究花的钱加起来，远远没有任志强用于研究上花得钱多，所以可见我们的这些政策出台是比较低成本的，正因为成本低所以也比较轻率，以至于把大家都逼“离婚”了。如果我们在政策出台之前愿意花个几千万、花时间来研究，相信绝不会出一个让大家不得不“离婚”来应对的政策。
当然任志强对政府政策，特别是房地产政策的一种“真”，有时候并不能得到理解，也招致很多批评，也包括来自于政府方面的批评。比如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开会，讨论REICO报告，正说着他给我看手机短信，就是有一个部长级的干部给他发的一个短信，直接针对他的一些言论给他的批评——“没了张屠夫还不吃黑毛猪了吗？”意思说，没你中国这事还不办了吗？老任一笑，但我知道接着下来有关部门就查华远的一个项目，所以为了坚持他所认为的“真”，结果不仅招致直接的斥责而且公司被查、被修理，但即使是被查、被修理，任志强仍然坚持了他的“真”，他不动摇。因为他的“真”还表现在他对公司和对自己的“真”，也就是说公司是规范、专业、透明、诚信、没毛病，这就叫“真”，他能够在社会上说真话，包括批评一些政府政策，主要的基点和硬气的地方是自己企业的规范、合规。
对企业的“真”这很重要，只有自己企业踏实然后才能说话有底气，这在老任身上表现得非常鲜明。
老任还对社会最真诚，他面对购房者、面对投资者、面对当下的年轻人对于社会的一些疑虑还有众多的社会公共话题、公共问题，老任这两年利用微博表达了他自己很多真实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一个时期之内常常被误解，以至于他在全国人民最想揍的人员中排名前三位，然而，由于长期坚持对社会的真，现在老任拥有几千万的微博粉丝，大家对真性情的老任慢慢不仅理解而且开始喜爱，开始追捧，让他来了个大转身，由最想揍的人变成了中年女性最想嫁的人，当然也还有很多小美眉想嫁。所以老任对社会的“真”使他自己毫无保留和全身心地交给了大家，大家每个人从他身上都找了一点喜欢的地方，于是大家跟着老任喜怒哀乐，在这个变幻莫测和丰富多彩的社会中，都找到了自己一点点藉慰，现在老任已成为大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味道。如果我们失去老任，社会将会怎样？这是一个天大的问题。
其实，老任对自己更“真”。这个“真”就是想抽烟就抽烟，想说话就说话，想不喝酒就不喝酒，老任是坚决不喝酒，而且好像他从来不喝酒，滴酒不沾，但是抽烟，任何时候想抽就抽，这也很“真”。最“真”的是老任讲，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也不委屈自己，当时被误抓进监狱和看守所时，同监舍的几个人实在无聊，关在一起也找乐子，也不委屈自己，一定要活得像个真人一样有快乐。他们就想出了一个游戏，就是假定说今天有一个人病了，来一个护士，大家猜猜夏天的时候护士穿的底裤是什么颜色，大家就为这件事打赌，打赌以后居然就有人装肚子疼躺地下，然后赖在地下往上看，来验证这个看守女（护士）底裤的颜色，以此来娱乐自己，可见老任在任何时候都不委屈自己，都是要快乐的。
总之，我们看见在大时代下的一个真的人，这和小时代下的一个真的人表现得不同，小时代下的“真”都是对自己好，而大时代下的“真”是对别人好。
比如郭敬明的《小时代》，电影里我们看到《小时代》镜像中的人和个性，无非是欲望的宣泄和美好、快乐生活的自我满足，以及个性的张扬。小时代下的“真”不承担道义责任，不承担天下为己任这样一些大的使命，也不用管社会道德走向，也不用考虑中国向何处去，房地产价多高多低，只要考虑自己有香车宝马、锦衣玉食、美女和华服以及好的房子，以及快乐和自由自在的生活，这就是小时代下的“真”和大时代下的“真”的差异。
在老任的《回忆录》中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地窥视大时代镜像中的任志强的特殊的人生和特别的性格以及特别的业绩，这实在是我们一大幸事，也是可以用来和郭敬明《小时代》进行对照的一个很好的样版，通过这个《回忆录》我们能够真正知道社会真地变了，我们真地已经进入到小时代，我们今后到底还需不需要任志强式的大时代的思考模式、人生经历、语言风格和个性，这都是一个问题。
但无论怎样我相信大时代和小时代都需要真诚，都需要真实地面对人生，真实地迎接变化和真实地改变我们现实中不合理的部分，也都需要我们真实地生活在当下，真实地对别人表达美好祝福，关照自己生活的当下。这就是我想对任志强《回忆录》说的，我希望能够让自己透过这个《回忆录》想明白很多事情。这是一个开端，这件事还没停止，所以我还在期待《回忆录》的中册和下册能够继续下去，这样我们就对任志强有更多期待，对我们自己也更多期待，同时对大家也充满了美好的期待。
是为序。
*（全国政协主席）：他（任志强）坦诚的直言，充满哲理的才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潘石屹（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推荐：任志强对我讲，他写自传常常一直写到深夜，*后泪流满面。任志强还有哭的时候？我看到的都是他把别人气哭。——从此，我开始相信这本自传的价值。
冯仑（万通控股董事长）推荐：任志强有三个特点：*，爱没事找事，第二，爱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第三，把自己的事从来不当事。
刘春（搜狐公司副总裁）推荐：我就想看名人的不容易，看他失恋33天，看他脸朝黄土背朝天，看他蒙冤入狱，看他在深夜痛哭失声，看他梗着脖子后的脆弱，看他打落牙齿和血吞的直，看他其实内心有过的弯，等等。
衣锡群（北京西城前区长）推荐：任志强并非看不懂那些游戏规则，只是他不愿意让他一直轻视和厌恶的东西改变自己。
宁高宁（中粮集团董事长）推荐：严格讲来，任志强并不是一个好的商人。他做生意好像是为了争取不断说话的权利，卖地卖楼似乎没那么重要。虽然这本回忆录难逃“怎么成功”的俗套，但读者却不会读到“赚钱的真经”。
刘嘉玲（香港影星）推荐：个人很欣赏任总敢说真话，敢说敢当的勇气。
自序
六十岁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道人生中的坎，到了退休的年龄时，大多数人同时也就退出了工作的岗位，大多数也同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因此许多人都想将自己的经历留给下一代，让他们了解这个社会的同时也更多的了解自己的家庭和父辈的一生。不管他们留下什么，那都是一种思考、一种无奈、一种心情的陈述。
我与许多人不同的是六十岁退出了国企的工作岗位，但并没有彻底的退出在社会中的活动，也没有退休而尽享天伦之乐的机会。更不同的是我在社会上曾有过各种各样的争议，成了一个社会舆论的焦点，成了许多人爱与恨的靶子，各种各样的媒体报道将一个人像揉面团一样按媒体吸引眼球的需要塑造成了不同的形象。
有人会把这种被塑造的形象当成神话，有人将这种形象当成小鬼，也有人更想了解真实的面貌，而无论这个真实是否让自己失望。
历史的舞台就像演出的舞台一样，通常让人们看到的只是舞台的正面，而大幕之后的化妆之前的原貌却是大多数人无法观察到的真实。有话语权的媒体就像演出中的导演，会选择性的告诉演员们如何在舞台和灯光下告诉观众一些什么，和不能告诉观众一些什么。他们只是在将自己想表达的意愿表现给社会，而不管这是否是真实的。
但网络时代让这个隔离前台与后台的大幕千疮百孔了，于是台前的人们常常可以透过这些窗孔发现许多背后的东西与幕前不同，继而就开始好奇、开始挖掘、开始怀疑，很想撕开这张大幕，看看后台发生了什么。
因此也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故事，甚至是各种各样的谣言，也因此更加吸引了人们的关注。与其让这种猜测长期存在，还不如干脆撕掉这个大幕，让世界恢复其本来面目。其实所有的人都同时站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只是有时你在扮演着观众的角色，有时你站在了台上，有时你在帮助演员们化妆、有的在导演、有的在指挥、有的在写剧本。
前几天看了《又见平遥》的演出，最让人震撼的恰恰是印象艺术原来是将大自然作为舞台和背景，让观众参与到大自然无边界的生活中去体验现实。而这次王潮歌则创造或说还原了生活，让所有的观众都融入于舞台之中、融入于故事的情节之中、融入于剧情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用主人翁的眼睛和心灵共同观察和思考，以让观众身历其境而产生共鸣。
没有了大幕将演员与观众隔离，这种感觉改变了观众的位置，不再是局外人，这样才能让那个场景、音乐都恢复到平常的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感受冲击。
我写这部回忆录也恰恰是想撕开这张大幕，告诉大家那些并不被人知的故事，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也是这一代人的许多共同经历，尽管每个人走过的路各有不同，但思想的认识与变化、对社会的认识与探索中却有着许多的共同点。与其让社会充满着好奇，不如打开这扇窗、打开这道门，让人的心灵回归于自然、回归于脚踏实地、回归于真实生活。
我力争还原于自己真实的想法，让社会去重新判断。
这一代人经历了许多至今尚无法解密的事情，尽管我像是在自言自语的讲述自己的故事，但却可以用自己的事情让更多人知道社会变革的过程，知道今天是在昨天的基础上建立的，知道明天会跨越那个曾经的时代。
这个社会最需要的是责任感，是每个人都不再将自己当做旁观者，而共同投身于争取社会进步的潮流之中的时代。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财富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想有所收获必须努力的耕耘，从播下理想的种子开始，辛勤的浇水施肥，这个社会才会在共同的奋斗之中有所变化。
幼儿时的教育让我们只知道有国而不知道有家。文革与插队让我们真的失去了家时，才知道家比国更重要。如果没有了家，又哪里会有国呢？国只有在对外抵抗侵略时才是第一位的。于是从国家到社会到家到个人，形成了一种人性的回归。当有了个人、家的初步安定之后，又发现如果要争取到真正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权利时，仅仅有个人和家的安定是不够的，还要从家中走出来融入到社会之中，推动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轮回，而是这个小家的暂时安定却没有一个最终的权利保护，必须让整个国家的制度发生根本的改变。
前者小家的安定追求的也许更多是利益，而后者社会的进步更多追求的权利。
原以为人民当家作主人的社会，我已经是主人了，后来发现当主人要有当主人的权利，要有说话的权利、有决定纳税的权利、决定委托管理国家的权利等等。更要有强大的法律来保护公民的这些权利，更加关注与国家的命运就成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方向。
也许我们并未做出什么，但至少我们在这条向前的路上努力的留下了一些痕迹，因此要将这些记录下了，让更多的人都记录下过去的努力，就是一种努力。
第一章 我的辞职惊动了总理
那年的北京下了一场没有丝毫预兆的早雪，并且出奇得大。恰在这个周一的大雪天中，我在公司内部正式宣布了辞去总经理职务的决定，并公布了小股东的来信，介绍了我与宁总（宁高宁，时任华润集团董事长，后任中粮集团董事长）会谈的情况。整个会场一片沉静，有许多部门经理始终低着头，我知道他们心中的滋味，就像这场大雪一样，压着整个天都阴沉沉的。他们在追悔自己没有完成任务指标，但事实已经摆在桌面上，这是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不想接受也必须接受的现实。
很快这个消息就被媒体知道，随之而来的是接不完的电话，探寻辞职背后的秘密。
为了维护企业的形象，我选择用最正面的回答解释辞职的行为，以避免在股市和市场中给企业的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但媒体的八卦劲头十足，挡是挡不住的。扑天盖地的报道像大山要倒了一样，远比那场大雪来得更加猛烈，也更加寒气逼人。
“年薪700万的总经理宣布辞职”的巨大的标题大大提高了宣传效果和放大作用，也惊动了时任总理朱镕基。
三天后赵康（北京建设开发总公司的董事长）转告我，朱镕基总理有个批示，但不知道什么内容。几天后，通过朋友我从市政府拿到了朱总理亲笔批示的复印件，上面还有通过正式收发渠道转件的各级政府的收发章。
批件是在阿里巴巴网上转载的报道消息的打印纸上批示的，分别转批给了建设部部长俞正声和北京市市长刘琦。也许朱总理认为这是件应该引起重视的大事吧。
连续一个多星期几乎没有消停，前前后后都是有关我辞职的各种猜测，也许更多人不是关注华远公司的发展，而是关注我曾领取700万的年薪。
连续几年的风口浪尖的争议，最终以我的辞职宣告结束了。
那些对我有着强烈不满的领导们大约可以松了一口气了。
股民的愤怒
亚洲97金融危机之后，香港的股市跌得一塌糊涂，华远的业绩也出现了下滑，双重压力之下，香港的股票跌得更剧烈。其实当时市场的股票下跌与公司的经营情况并无最直接的联系，但我很清楚，当公司业绩出现下滑时，股民是不会同意的。
年初下达工作任务的会议上，各部门经理都充满信心地签订了任务书，但我心里知道，面对无数的矛盾和大量单位的违约行为，要完成今年的工作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签约之后大家习惯性地举起酒杯，预祝任务的完成。干了这杯红酒之后，我将酒杯重重地摔在地上，告诉大家，如果今年的任务完不成，公司将无法向股民们交待。那清脆的响声，也许并没有引起这些部门经理的注意，我却至今无法忘记。
不久前，华润（北京）置地香港公司的一个小股东专门给华润集团总经理宁高宁写了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本人一直系华润创业忠实支持者，也持有一定数量华润创业股，但自1996年11月华润创业分拆华润（北京）置地上市之后，我又在市场以3.2万元购入北京置地，本人深信华创是优质股之一，分拆上市的北置也有一定素质，可长线投资，故一直不离不弃。1997年金融风暴后其股价一直坚挺，令人感慰，对北置信心更足。故1998年4月北置以每股4.42元售249000000股后，本人又在4元左右继续增购北置。但自此以来北置股价却一落千丈，至今只剩下1.15元（1999年11月5日）。本人不明白何缘此股如今会如此低残。
更令人感到讶异的是，北置管理层置小股东利益于不顾，任由股价低落，亦束手无策，无动于衷。只被动等候上天恩赐，袖手观望等国家经济好转而受惠，不以积极态度面对形势改变，根本无所作为，令人极为失望。我们强烈要求北置管理层彻底改变无所作为的作风和态度，振作精神，灵活应变，如参与科技项目投资，与北京中关村硅谷合作开发科技项目，且如一些国企趁低回购股份。以对小股东有所交待。”
宁高宁将这封信转给了我，并在信上批示：“这些小股东终于开始忍不住了，如何改善公司的确是迫在眉睫了。”
我很清楚公司的现状，经过此前的过度扩张，自1998年香港再次融资未将资金打入国内，没有了这笔资金之后，很难继续保持扩张的速度和业绩的快速增长。前6年连续业绩的增长和迅速的扩张都来自于市场中的成功融资，每年都有大量的资金注入，支撑着土地、项目和业绩的增长。如果没有再融资的能力，也许企业会适度地放慢扩张的速度，但当有再融资的可能，并按照再融资的条件安排了企业的发展战略，当土地大量购入、大面积开工之后，新的融资资金并没有进入公司内循环时，就会造成现金流的紧张，因而无法完成预定的任务。
1998年开始出现现金流的紧张时，我就预知1999年的日子会很难过，加上大量的企业、政府的违约，让本应到位的资金不能按时偿还，许多只能打官司解决，而这种诉讼大多要拖个好几年，但公司的现金流无法拖上两三年！于是被动的局面自然产生了。
连续数年公司平均利润增长都超过33%，但缺了现金流这一口气之后，就出现了增长中断。公司2000年的销售再一次打破历史纪录，高达近50亿元，可惜中间差的这一口气让股东们（包括华润的大股东和买了股票的小股东）沉不住气了。
遗憾的是，香港的小股东们并不知道连国土资源部这种国家部委都会欠账不还钱，连司法和政府都不情愿保护契约精神，也不知道为中国的50周年大庆华远必须承担西单文化广场这种公共事业任务。那一年，除了前面说的政府部门的欠款外，高登公司尚欠1亿多元的土地款未付；中实公司尚欠上亿元的土地款未付；市计委京通土地的转让项目因原定的土地地下是个巨大的军火库而无法向我公司交地，等于政府违约，但政府已经预收华远的土地款，应退回的近两个亿的资金并未退还；西单文化广场应退补的土地出让金也未退还。
这些欠款影响了公司数亿元的利润和数亿元的现金流，终于集中在同一个年份对公司形成巨大的压力，公司业绩自然出现下滑。
我明白宁高宁转给我这封信背后的意思，但我必须尊重华远集团股东背后的政府的意见。
我不但要召开集团公司的党委会说明情况，还要向区长和区委书记汇报上述情况。
宁高宁专程飞往北京，在华润饭店和我进行了会谈，并征求我的意见。通常股民们提出这种想法之后公司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理睬股东的意见，继续执行公司原有的政策；另一种是用总经理辞职、变更管理层的办法来满足小股东的意见，实现公司的结构改善。
其实华润早就做好了更换我的准备，黄铁鹰在此之前就开始物色接替我的人选，而且这个人不是华远原有队伍中的人员。
早在华远与华润合资时，华远为了保护这支队伍，就在合同中约定，第一届的四年合作期间外方做为大股东，但不得更换管理团队，如果四年中管理团队无法完成董事会预计的工作任务，大股东才有权力更换管理团队。
1994年合资期开始，按一届计算应在1998年更换，但1996年为了上市，要稳定管理团队，于是上市前重新签订聘任合同，将我的任职期限从1996年重新计算为4年一届，到2000年终止，其他管理团队同样延期到2000年底。
但经济形势的变化让宁总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一决定，背后大约是黄铁鹰在出主意，让宁总下定了决心。
第二天晚上在华润酒店，我、王长连书记和宁总三个人一起吃了顿晚饭，双方达成了协议。我仍担任华远地产董事长，但辞去华远地产总经理职务，我在华润（北京）置地的上市公司的职务不变，而新任总经理的人选经双方同意之后另行聘任。
虽然双方都用微笑结束了这顿晚餐，但双方的心情并不相同。宁总也许没想到我会轻松地接受他提出的更换总经理的建议（我可以坚持不许其调换），也绝不会想到我能轻松地做通区里领导的工作，没讲任何的条件。但我的心情并没有宁总那么轻松，我确实在这一两年中感觉到累了。
从建设部的领导到市政府的领导，从国土部到相关单位，我几乎给得罪光了，这些主管房地产的相关部门手中都握有决定企业生死的大权，这些领导对我的意见不但在北京市也在香港流传着。当然也影响着华润的领导们。
即使没有小股东的这封信，大约大股东也认为该换个总经理了，如果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并能由他们直接指挥的总经理，当然更有利于他们对企业的控制。
与万科“结下梁子”
我的辞职不仅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由谁来接任和企业将向何处去，也都还是个问号。我在代理此职务期间也同样在问自己：新的总经理会是谁，双方将如何合作？
我辞职的消息在社会上公开之后，第一个找我、希望竞聘总经理职务的是已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姚慕民。姚曾是万科的常务副总，在过去的交往中，相互也都还有好感，但他当时提出了200万元年薪的条件，和每年必须保证数月在澳大利亚“坐移民监”的条件。尽管在当时他提的年薪已经很高了，我却认为只要能完成董事会的考核计划，这不是问题，但每年数月的“移民监”则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了，也无法做出保证。
其间也还有数人前来寻求这个职位，但都没有能说服董事会的明确理由。
实际上，在此之前，黄铁鹰早就与万科有过沟通，并与郭钧有过密谈。郭钧是万科公司天津分公司的经理，中城联盟到天津参观时，我们曾有过接触，他主要负责万科在天津郊区的“美国小镇”项目和最早在天津城区的楼盘。郭钧开出的年薪条件是40万元。如果不计算奖励，我当时与董事会签订的年薪是20多万元（每月22600元），但奖励远远超过这个数的许多倍。华润在征求我的意见之前，已先同意了这个年薪。
当黄铁鹰与我摊牌，要让万科的郭钧来华远地产公司当总经理时，给了我一个最明确的选择理由：“因为郭钧曾经在万科犯过许多错误，而当一个人把操作项目中的所有错误都犯过之后，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从一般操作层面看，道理是这样的，一个人犯错误的次数越多，经验就越多，再犯错误的几率就越小，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
但遗憾的是，郭钧在这个岗位上面临更多的是决策与管理问题，而不再仅仅是操作层面的问题，于是犯错误就成了必然会发生的大概率事件了。
郭钧是个很希望做出优秀成绩且十分自信的小伙子，也颇善于表达，只是其严重的鼻炎影响了他的形象和演讲的效果，而过于功利，则影响了他的判断能力。
关键的问题其实是出在华润，郭钧不是直接和华远房地产公司签的劳动合同，而是与华润置地签的聘用合同，由大股东派进华远房地产公司任外方董事和总经理。由于聘任方不同，这个总经理考虑更多的不是公司的整体利益，更是单方股东的利益，这就导致许多关系无法正确处理。
尤其是当他单独向外部股东或董事汇报及请示时，如何处理与我这个董事长之间的关系呢？我宁愿当甩手掌柜不去管那些具体的事务，（我相信郭钧也会这样评价我——从不干涉他的权力），但我不能不保护公司和小股东的利益，尤其是必须保护“华远”这个品牌。
2000年3月初郭钧到公司时，尚未取得万科董事会的批准，为此我专门要万科出具董事会的决议。3月27日万科召开了第十届第七次会议，专门为郭钧到华远任职做出了决议，决议中明确认为“郭钧在华远公司任职不会影响本公司利益，并且可借此加强万科与华远两个公司的业务合作，更好发挥各自优势，有利于双方的更大发展”。
随后郭钧先是任华远的常务副总，一段时间后，正式转任命为总经理。
但实际上，华远与万科之间的矛盾，已经在华润（北京）置地对万科股权的收购过程中发生了。
1999年7月，华润指派许志明担任华润（北京）置地的董事和华远地产的董事，负责中国区的地产业务，而其重点工作则是继续华远曾于1997年对万科没有成功的收购。
这次收购与以往不同的是，华润（北京）置地作为主要的收购方，首先在香港的证券市场对万科所发行的B股进行了大规模的收购，持有了万科总股本2.71%的B股之后，又开始与万科的大股东——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集团）公司洽谈，希望收购其所持有的万科8.11%的非流通法人股。
经过几番周折，我第二次站在了深特发的办公室，但这一次不是以华远房地产董事长的身份，而是以华润（北京）置地执行董事总经理的身份，代表华润北京公司进行收购，而北京置地的大股东是华润创业，而非华远集团了。
2000年3月8日，万科发布了提示性公告，公布了华润（北京）置地对深特发的收购事宜。次日，各大媒体都热炒了这一信息，许多报纸都开始关注“南万科，北华远”的走向问题：一是王石高调卖掉了大股东，二是华润已有了华远为什么还要收购万科，三是这两家知名的企业又如何操作，竞争还是合作。
《北京青年报》则在3月9日的第25、26版专题解读了这一热门事件，也由此拉开了两者利益争夺的战争大幕。
万科为什么会出现管理层卖掉大股东的现象？用王石的话说就是“为万科引进有实力的大股东”，并力争通过这个有实力的大股东，打通市场融资的渠道。
王石为什么有这种迫切希望更换大股东的冲动呢？正是来自华远的榜样。
1999年，万科专门到华远房地产来学习人力资源管理时，就发现在人力资源规划与人力管理上，万科已经处于劣势了，两个企业之间的优劣势变化，成为万科管理层尤为重视的问题。
再加上华远这几年的成功融资，让王石充分认识到规模化发展和不断扩大融资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而要想超越华远，夺回地产老大的地位，就必须卖掉这个不争气的大股东，选择一个有竞争力的大股东，来实现不断融资和发展的计划，这时，华润这个靠山就成了优中之优的选择。
华润通过华远于1997年实行了第一次收购，但并不成功，于是就有了第二次由华润（北京）置地的直接收购，等于由香港上市公司同时持有万科和华远两个公司的股权，同时成为最大股东。这样万科就可以像华远前几年的融资一样，从境内外不断获取资金，全面发展企业了。
对企业的管理层而言，谁是股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控股股东是否能为管理层不断扩大发展的平台，如果大股东不能满足这个条件，管理层就会试图寻找一个更加值得信赖的大股东，王石成功地做到了。
由于这个交易涉及国有资产的境外收购，必须上报财务部，由中国证监会等主管部门审批，因此延长了交易时间，甚至后来变更了交易的价格和交易方，数月之后这个交易最终完成了，华润成为了万科的最大股东。
成为万科的大股东以后，华润开始研究和考虑增持万科的股权，希望成为可以合并报表的最大控股股东，或有绝对控制力的股东。
在华润的想法中，包括定向增发B股和定向增发A股，而定向增发的购股方式包括了用华润所持有的华远股权置换，用其所持有的华远资产购买和现金购买等各种方式，还包括将华远分立等等，华润试图将这两个分别持股的房地产业务进行整合，以建立中国的“地产航母”。
此时万科已经在公开的资本市场中上市，当然比华远多了一条融资之路，如果能将两者整合，就有了境内和境外的两个融资平台，更有利于企业的融资与发展，也减轻了华润用境外融资分别对两个企业注入资金的压力。但是由于华远地产境外资金的股东上市了，中方的股东却未上市，在剥离与保护小股东利益上，另有多重法律的障碍，因此，多种方案的讨论与比较之后，放弃了两者的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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