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新译本)

茨威格以隽永，流畅的文字，叙述自己生平所经历的欧洲重大历史事件。他以诗人的感情，小说家的技巧来再现历史，熔哲理于抒情，使历史事件变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更重要的是，他描写了时代的氛围和人们的心态。披露了在那时期，他所交往的世界文化名人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正因为此，《昨日的世界》不是自传，胜似自传，不是回忆录，胜似回忆录，它在广大读者中永远具有魅力。 

斯蒂芬·茨威格，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1881年出生在维也纳一个犹太富商家庭。早年求学柏林和维也纳，初时作为诗人和翻译家，继而作为传记作家而为人所知。茨威格交游广泛，两次大战期间生活在萨尔茨堡，享有文学盛名。1934年纳粹崛起后流亡英国，之后曾在美国短时滞留，*终定居巴西，1942年在巴西自尽。本书写于1939—1940年间，于1944年出版。
舒昌善先生所译《昨日的世界》，199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并于1992和1996年重印。2004年，该版本被广西师大出版社纳入“影响过一代人的书”系列。此新译本是以德国费舍尔出版社版为底本，在原译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校订和修改工作，并对书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及历史事件补充了大量注释。

序言
太平世界
上个世纪的学校
情窦初开
大学生活
巴黎，永远焕发青春的城市
我的曲折道路
走出欧洲
欧洲的光辉和阴霾
1914年战争爆发的初时刻
为思想上的团结而奋斗
在欧洲的心脏
重返祖国奥地利
又回到世界上
日落西山
希特勒的崛起
和平气息奄奄
译者后记

我似乎觉得，为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紧张而富有戏剧性地令人惊诧的生活做见证，是我应尽的一种义务，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些巨大转变的见证人，都是迫不得已成了见证人。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不存在任何的逃避，不可能像我们的先辈那样置身事外……没有一片可以逃遁的土地

这种太平的感觉是千百万人所梦寐以求的财富，是他们共同的生活理想。唯有这样的太平世界，生活才有生活的价值，而且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都渴望着从这种宝贵的财富中分享自己的一份。初只有那些有财产的人为自己遇上这样的太平盛世而庆幸，但是后来渐渐扩大到广大群众。于是，这个太平的世纪便成了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为自己的房屋作了防火和防盗保险；为自己的田产作了防雹和防灾保险；为防意外事故和疾病作了人身保险；为自己的晚年买好终身养老储备券；同时在女孩子的摇篮里放上一张保险单，作为将来的嫁妆。后甚至连工人也都组织起来，为自己争得了一份合理的工资和医疗保险；佣人们为自己储蓄了老年保险金和预先存入一笔自己身后的丧葬费。只有那些把未来看得无忧无虑的人才尽情享受眼前的生活。
在这种以为能阻止任何厄运侵入自己生活的深刻信念中，包含着一种巨大而又危险的自负，尽管生活的态度十分克勤克俭。19世纪在自由派的理想主义之中真诚地相信自己这个世纪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美好的世界”。人们用蔑视的眼光看待从前充满战争、饥馑和动乱的时代，认为那是人类尚未成熟和不够开化的时代；而现如今，只需要再用几十年的工夫，一切邪恶和暴虐就都会被彻底消灭。对这种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所抱的信念是那个时代的真正信仰力量，人们相信这种“进步”已超过相信《圣经》，而且他们这样的神圣信念似乎正在被每天每日科学技术的新奇迹雄辩地证实。事实上，在这个和平的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普遍的繁荣变得愈来愈明显、愈来愈迅速、愈来愈丰富多彩。照亮夜晚街道的，已经不是昏暗的灯光，而是耀眼的电灯。从主要街道到市郊的沿街店铺都散射出迷人的新的光辉。人们已能用电话进行远距离的谈话。人们乘坐的车辆已不再用马匹拖拉，而是以新的速度在飞驰。人们已实现了伊卡洛斯的梦想，能在太空翱翔。舒适方便的设备已从高贵的府邸进入到市民家中；水已经不再需要从水井或者从水渠里去提取；炉灶生火也不再那么费劲，到处讲究卫生，已不再满目肮脏。自从用运动锻炼身体以来，人们变得愈来愈漂亮、愈来愈强壮、愈来愈健康。畸形残废、甲状腺肿大、断肢缺腿的人在街上已日益少见，而所有这些奇迹都是科学——“进步”这个天使创造的。社会福利也在不断前进：每年都赋予个人以新的权利；司法愈来愈温和与人道；纵然是一切问题的问题，即广大群众的贫困问题也不再显得无法克服。愈来愈广泛的社会阶层获得了选举权，从而有可能通过合法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社会学家和教授们为使无产者享有比较健康乃至比较幸福的生活状况而竞相出谋划策——因此，这个19世纪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不胜自豪，并觉得每隔十年就会更上一层楼，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人们不相信还会有像在欧洲各族人民之间发生战争这样野蛮的倒退，就像不相信还会有女巫和幽灵一样；我们的父辈们始终不渝地深信宽容与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他们真心实意地以为，各国和各教派之间的界限与分歧将会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渐消失，因而整个人类也将享有宝贵的财富——安宁与太平。
那是被理想主义所迷惑的一代人，他们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以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必然会导致人类的道德同样迅速的提升，而在我们今天把“太平”一词早已作为一种幻想而从自己的词汇中抹掉的人看来，那是十分可笑的。由于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新的20世纪里已学会了对任何集体兽行的爆发不再感到惊讶；由于我们等待着在未来日子里还会有比以前更加臭名昭著的一天，所以我们对人的道德的可教性抱着怀疑态度。我们不得不承认弗洛伊德的正确。他看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无非只是薄薄的一层，随时都可能被潜意识的破坏力量所冲破。想必我们这一代人已渐渐习惯于生活在一个没有立足点、没有权利、没有自由、没有太平的世界上。我们早已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摒弃了我们父辈们的信念——他们相信人性会迅速和不断提高。鉴于一场将人类上千年的努力毁于一旦的灾难，在我们这些得到惨重教训的人看来，我们父辈们的那种轻率的乐观主义十分迂腐。然而，尽管那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却也是我们父辈们为之献身的高尚和美好的幻觉，比今天那些惑众的口号更有人性和更有益。所以时至今日在我内心深处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那种幻觉，虽然我对此已有充分的认识和完全失望。一个人在童年耳濡目染的时代气息已溶入他的血液之中，根深蒂固。不管现在每天在我耳边聒噪的是什么，不管我自己以及无数和我命运相同的人经历过怎样的侮辱和磨难，我仍然不能完全违背我青年时代的信仰：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挫折，总有一天会重新好起来。纵使我们今天怀着惘然若失、一筹莫展的心情，像半个瞎子似的在恐怖的深渊中摸索，但我依然从这深渊里不断仰望曾经照耀过我童年的昔日星辰，并且用从父辈们继承下来的信念安慰自己：我们所遇到的这种倒退有朝一日终将成为仅仅是永远前进的节奏中的一种间歇。
在巨大的风暴早已将太平世界击得粉碎的今天，我们终于明白，那个太平世界无非是空中楼阁。然而，我的父母生活在那座空中楼阁里，就好像住在一幢石头房子里似的。从未有过什么风暴或者仅仅是一股强烈的穿堂风闯入过他们温馨、舒适的生活；当然他们当时还拥有一种预防风云的特殊手段：即他们是有钱的人，他们正在渐渐变得富有，甚至会变得非常有钱，这在那个时代是抵挡不测风云的可靠窗户和墙壁。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那种所谓“优裕的犹太中产阶级”的典型，这个阶层曾对维也纳文化做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而所得到的报答，却是这个阶层被彻底消灭。所以我在这里叙述我的父母的那种悠闲安适和低调的生活，其实讲的并不是个人私事，因为在那个一切价值都有保障的世纪里，在维也纳有一万或者两万个像我父母那样生活的家庭。
我父亲的祖籍在摩拉维亚。在那个方圆不大的乡村地区居住着犹太人的世族。他们和当地的农民和小市民相处得非常融洽，所以他们完全没有那种受压抑的心情，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东欧犹太人——加利西亚犹太人的那种随时都会显露出来的急躁。由于生活在农村，他们体魄强壮，迈着稳健、从容的步伐走自己的路，就像当地的农民穿越田野一般。他们早就不是正统的宗教信徒，而是时代的宗教——“进步”的热烈追随者，在政坛奉行自由主义时期，他们选举出在国会里受自己尊敬的议员。当他们从自己的故乡迁居到维也纳以后，就以惊人的速度使自己适应了更高层次的文化生活。他们个人的发迹都和时代的普遍繁荣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家族在这种转变过程中也十分具有典型性。我的祖父曾做过手工纺织品买卖。然后奥地利的工业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开始兴盛。从英国进口的织布机械和纺纱机器由于有效的生产率而使纺织品的价格大大低于老式手工织布机的产品。犹太商人以他们天才的商业观察力和全球目光率先认识到在奥地利实行工业化生产的必要性——唯有工业化才能获得厚利。他们用极少的资本建立起那些临时匆匆搭造的、初只是以水力为动力的工厂。那些工厂以后就逐渐发展成为控制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的强大的波希米亚纺织工业中心。如果说，我的祖父是一个用成品从事中间贸易的早期典型代表，那么我父亲已决心跨入一个新的时代——他三十岁时在波希米亚北部创办了一家小织布作坊，然后经过多年经营，小心谨慎地把它渐渐扩大成为一家规模相当大的企业。
这样一种小心谨慎的扩大方式完全是一种时代意识，尽管当时经济景气得十分诱人。再说，它也特别符合我父亲的那种克制而绝不贪婪的本性。他牢记他那个时代的信条：“稳妥。”他觉得拥有一家有自己的资本实力的“扎扎实实”——那个时代爱说的词——的企业，比通过银行贷款或者什么抵押而扩建成一家大规模的企业更为重要。他毕生的自豪是：在他一生的时间里从未有人在一张债据上或者在一张期票上见到过他的名字，而他在自己的银行里——毫无疑问是在可靠的信贷银行——罗思柴尔德银行里始终处在贷方的地位。他讨厌任何投机取巧的赢利，哪怕要冒一点点风险他也不干。他一生从未参与过一笔不知底细的交易。当他渐渐地有钱和愈来愈有钱时，他也从不将此归功于大胆的投机或者特别有远见的行动，而是归功于自己适应了那个小心谨慎的时代中普遍的方法——即始终只用收入的极小一部分用来消费，而把逐年递增的巨额款项用来补充资本。我父亲像他同辈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如果看到一个人把自己收入的一半无忧无虑地花尽，而不“想一想以后”——这也是那个太平年代常说的一句话——就会把这个人视为一个靠不住的败家子。其实，对一个有钱的人来说，用这种变利为本的不断积累而使自己富起来，在那个经济腾飞的时代只不过是一种保守的生财之道而已，因为当时国家还没有想到要从巨额的收入中多征收几个百分点的所得税，而国家的有价证券和工业股票在当时却能带来很高的利息。不过，这种保守的生财之道也是值得的，因为当时还不像以后通货膨胀时期那样，克勤克俭的人会遭到偷盗，规矩正派的人会遇到诈骗。当时，恰恰是有耐心的人、不搞投机的人受益多。我父亲由于顺应了他那个时代的这种普遍方式，因而在他五十岁时，纵然用国际标准来衡量，他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巨富了。但是，与这种财产的骤增相比，我们家庭的生活开销依然非常节俭。我们只是逐渐替自己添置一些方便生活的小设备。我们从一幢较小的住宅迁到一幢较大的寓所。我们只是在春天的时候下午出门才坐一辆出租马车。我们外出旅行坐的是二等车厢。我父亲到五十岁时才次享受了一回豪华生活：和我母亲乘车到尼斯去度了一个月的冬天。总的说来，持家的基本原则始终是：量入为出，而非炫耀财富。我父亲即便成了百万富翁以后，也从未吸过一支进口雪茄，而只吸普通国产的特拉布柯牌雪茄——就像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只吸他的廉价的弗吉尼亚雪茄一样。而且在他玩牌的时候总是只下少量的赌注。他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这种克制的作风，坚持过一种既舒适又不惹人注意的生活。虽然他比自己的大多数同行体面得多、有教养得多——他钢琴弹得非常出色，书法清丽，会说法语和英语——但他坚决拒绝任何荣誉和荣誉职位——他在一生中从未追求或者接受过任何头衔和身份，而像他这样的大工业家是完全可以经常被授予那些头衔的。他从未向人要求过什么，也从未向人说过一声“请求您”或者“感激不尽”这一类话。这种藏于内心的自豪感对他来说比任何外表的风光显得更重要。
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大概都必然会出现一个和自己父亲的性格相同的时期。我父亲不愿抛头露面而愿意静悄悄地独自生活的那种个性，如今开始在我身上变得一年比一年明显，尽管这种个性特点和我的职业原本是矛盾的，因为作家的职业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宣扬自己的名字和让自己抛头露面。不过，出于同我父亲一样的那种内在自豪，我也一贯拒绝任何外表形式上的荣誉，我从未接受过一枚勋章、一个头衔，或担任过某个学会会长的职位。我也从未当过什么研究院院士、理事，或者某个评奖委员会的委员；就连坐在一张盛宴的餐桌旁，我也觉得是一种受罪。即便我是为第三者去求人，但是一想到我是为某事去和某人攀谈，我在未开口以前嘴巴就不利索。我知道，在一个只有通过手腕和逃避才能始终自由生活的世界里，在一个如歌德老人明智地所说“勋章和头衔能使人在倾轧中免遭挨打”的世界里，这种迂腐拘谨是多么不合时宜。但是，我的父亲在我心中，我无法违背他的深藏于内心的自豪——为始终保持低调而自豪，是这种自豪促使我从不锋芒毕露。我今天真的要感谢我的父亲，是他给我留下了也许是今天可靠的财富：感觉到自己内心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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