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的中国（全二册增补本，曹锦清的中原乡村社会调查报告，恢复过去删除的10万字内容，足本重版）

   
一、真实。作者不是通过自上而下逐级召开座谈会，而是通过“亲友关系网”直达调查现场——村落、农舍、田间。这种田野式的访谈，村民没有疑虑，也无须设防。不设防的闲谈，*易获得社会真实，没有任何人为的包装，内容真实可信。
   
二、深刻。作者所思考的问题，所提示的种种矛盾，均是中国农村在转型期内带有根本性、普遍性的问题，均是高层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各级地方政府有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三、全面。初版时限于当时的时代环境，有些内容被压缩删除。为完整地展现这部具有很高价值的社会调查，2013年的新版将过去删除的内容全部恢复，累计超过10万字，约占总篇幅的20%。

　　《黄河边的中国》，是学者曹锦清1996年5月-11月期间深入河南地区的田野调查，是一部当代中国少见的实证考察著作。《黄河边的中国》记录了正在转型中的中原乡村社会，涉及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民与土地、与市场、与血缘人情网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变化现状；涉及农村、农民、农业、收支、农民负担、计划生育等诸多方面；涉及日益庞大且凌驾于农村社会之上的地方政府与分散经营的农民为争食有限的农业剩余而引发的各种矛盾，涉及作为一种显示力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努力之间的强大张力。作者在努力描述中原乡村社会事实的同时，着力反映社会转型过程中小农阶层的利益、情绪与态度。
　　《黄河边的中国》，以巨大的现实感与深刻的历史感，被喻为“中国内地农村的百科全书”。作者的调查方法既继承传统的蹲点，与农民“三同”的形式，又运用现代社会学个案访谈、深入交流的方式。作者不是通过自上而下逐级召开座谈会，而是通过“亲友关系网”直达调查现场——村落、农舍、田间。这种田野式的访谈，村民没有疑虑，也无须设防。不设防的闲谈，*易获得社会真实，没有任何人为的包装，内容真实可信。
　　《黄河边的中国》于2000年初版后，引发社会强烈反响，十余年来重印13
次，累计发行超过5万册，先后荣获第五届上海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和首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初版时限于当时的时代环境，有些内容被压缩删除。为完整地展现这部具有很高价值的社会调查，2013年的新版将过去删除的内容全部恢复，累计超过10万字，约占总篇幅的20%，以一部前所未有的完本、全本的面貌出现，具有全新的意义。

前言
上编初人中原(1996年5月12日-6月26日)
5月12日 用何种方式进入调查现场
5月13日 认识汤小平
5月14日 参观大相国寺
5月15日 得到开封党校的协助
5月16日 信步铁塔公园
5月17日 包公祠断想
5月18日 在开封大学讲演
——从包公现象谈传统与现代化
5月19日 亲临黄河
5月20日 在河南大学讲演
——再谈传统与现代化
5月21日 中原乡村调查站——D乡L村
5月22日 刘家年收支明细账
5月23日 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
5月24日 “护身符”与“明白人”
5月25日 再访村会计
5月26日 谁在发家致富竞比中占据优先地位?
5月27日 农民与乡村民主问题
5月28日 如何理解“三农”与地方政权之关系?
5月29日 杨教授的“黄河课”
5月30日 来到x乡
——一个李永成所熟悉的人情网络
5月31日 乡政府的困境
6月1日 一边修族谱一边外出打工
6月2日 一位普通农户的收支情况
6月3日 难以统计的“黑孩子”
6月4日 “能人”与“村霸”
6月5日 访农民企业家蔡化幸
6月6日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参观焦裕禄陵园
6月7日 名闻遐迩的南街村
6月8日 只能参观不能“入场”的南街村
6月9日 南街村的“能人现象”
6月10日 八里桥话关帝
——谈以恩报观念为中心的结合精神
6月11日 竹林村的带头人——赵铭恩
6月12日 谁来支付高昂的水利投资?
6月13日 当代采风
6月14日 内地的跑官、买官现象
6月15日 “8?16”事件
6月16日 “4?28”事件
6月17日 穷病与富病
6月18日 “杞人”之忧
6月19日 村民对来访者的防范之心
6月20日 “有白馍吃，我们都心满意足了”
6月21日 一个值得重视的婚配现象
6月22日 三起纠纷
6月23日 四年换了四任县委书记
6月24日 念天地之悠悠
6月25日 再谈晋商精神与包公现象
6月26日 告别开封
下编再人中原(1996年9月6日-11月21日)
9月6日 历史与理论坐标上的社会调查
9月7日 商谈第二期调查事宜
9月8日 农民的“三害”之苦
9月9日 阎部长的两条指示
9月10日 “富民工程”真能“富民”吗?
9月11日 升官图
9月12日 参观小康示范村
9月13日 糊涂的“明白卡”
9月14日 访林果专业村
9月15日 堪忧的政绩工程
9月16日 劳民伤财的度假村
9月17日 一本有趣的通讯录
9月18日 乡村婚俗：“压床”与“塞颗豆”
9月19日 出师未捷身先死——游武侯祠
9月20日 捉襟见肘的县财政
9月21日 一个走出传统封闭乡村的女性
9月22日 访开封县委书记“杨青天”
9月23日 再访朱仙镇
9月24日 怨声载道的“补棉花差价款”
9月25日 访苹果园主人
9月26日 中秋思绪
9月27日 村支书的贪污新论
9月28日 游殷墟访袁墓
目录(下)
9月29日 眼睛娘娘庙
9月30日 啼笑皆非的“流产指标”
10月1日 两种婚嫁标准
10月2日 “瘫痪村”
10月3日 邯郸学步
10月4日 参观岳飞故里
10月5日 乡村都市——小冀镇东街第五村民组
10月6日 “京华”的创业之路
10月7日 访“中华女杰”刘志华
10月8日 几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10月9日 共同富裕与共同信仰
10月10日 廉政与过五关
10月11日 一次村委换届选举
10月12日 一次乡基层部门的访谈
10月13日 炙手可热的内地官场
10月14日 关于中原传统文化的五点思考
10月15日 在开封石油公司作报告
10月16日 经济重镇——陈留
10月17日 朱清寨村的联办企业和户办企业
10月18日 “一票否决”下地方政府的两难处境
10月19日 乡镇一级区划内的条块分割(一)
10月20日 乡镇一级区划内的条块分割(二)
10月21日 访陈留镇财政所所长
10月22日 与黄河争地的刘店乡
10月23日 刘店乡的排涝工程
10月24日 坚守排洪工地的村干部
10月25日 村支书的五大好处
10月26日 开封党校的三封信函
10月27日 旅途说法
10月28日 “两田制”
10月29日 新“官场现形记”
10月30日 参观“显灵”处
10月31日 “信阳事件”之反思
11月1日 访养猪专业户
11月2日 几个共同关心的问题
11月3日 走访信阳地区，商改入场方法
11月4日 紧张的党群、干群关系
11月5日 种不活的烟草和棉花
11月6日 一人兴邦一人丧邦
11月7日 “找不到对症下药的法律条文”
11月8日 县长谈吏治
11月9日 访董家草棚老妇
11月10日 是权钱交易还是礼尚往来?
11月11日 贷款缴钱
11月12日 “唯上”与“好吹”
11月13日 郑州车站上的一段小插曲
11月14日 后一站——洛河之行
11月15日 如何确定“人均年纯收人”
11月16日 一位丘陵山区村民的生活
11月17日 难以应付的达标检查
11月18日 “南霸天”
11月19日 贫困县要争也要瞒
11月20日 “干部交流，浪费汽油”
11月21日 中原之行圆满结束
增补本说明

   
他们非常认真地听取我这番带有几分玄气的议论，我也确实找不到更通俗的语言表达我的想法。实非故弄玄虚，伪装深刻。程校长说：“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诚然出于初次见面的礼节，但合作的意向更明确了。程校长当场建议我下午即迁居到党校招待所去。一是替党校师生作场学术报告，二是与他们的科研老师进一步商定合作调查计划。我被请入党校，等于获得了进入河南各调查现场的通行证。中原调查有此良好开端，实令我暗自惊喜。
   
下午3时，汤老师随车前宋接我到党校，在二楼小会议室听取他的前一阶段农村调查的情况介绍。这些调查报告，大体上是对具体问题、具体事件的情况说明。在调查课题的选择，调查方法，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诸方面确实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与完善之处。社会调查，向下收集资料的过程与向上理论综合的过程，其实是同一研究过程的两个方面。向上之路(从具体到抽象)与向下之路(从抽象到具体)实质上是同一条路。在他们的情况介绍中，有几点值得重视：
   
——为落实农村计划生育任务，乡村干部使用各种他们认为行之有效的爭段：从罚款到体罚；从牵牛羊搬家具到破门、毁屋；从直系亲属连保到邻里连保。然内地乡村的超生率，依然高达25—30％．
   
——超生罚款成为内地不少村、乡、县“预算外收入”的重要来源。某县计生委按人均10元指标分摊到各乡镇，并要求各乡镇政府预先垫付缴纳。超生罚款的分配，乡镇留存50％，上缴县20％，返回村委30％。若县按人均10元分摊，则乡镇必须按人均50元征收。各乡镇超生率有高有低，超生率低的乡镇，超生者的罚款量势必更高，征款任务势必更重。故为了征收到足额的超生罚款，往往放松生育控制。罚款从手段成为目的，而罚款的目的也便走向它的反面。
　 
——自改革开放以来，县、乡两级机构日趋膨胀，冗员日趋增多，如今乡镇党政人员，通常一二百人。在缺乏乡镇企业税收支持的乡镇，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是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基本原因。
　……
　　P15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可以说是《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1995年1 2月第1
版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姊妹篇。这对姐妹,神应契合，貌却相异。说其“貌异”，是因为这两部书的调査范围、时间跨度与叙述体例各不相同;说其“神合”，是因为这两部书有着共同的企盼，即为我们直接身处其内并搅得我们心神不宁的社会文化急剧变动过程提供一点真切的感受与切实的理解。
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点”（或说“立场”），每一个“视点”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角”。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外向内看”与“从上往下看”；第二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
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 。何谓“外、内”“上、下”?所谓“外”
,就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由外向内看”，就是通过“译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内”，即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指依然活跃在人们头脑中的习惯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的强大传统;所谓“上”，是指中央，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整个
行政系统。“从上往下看”，就是通过“官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下”，意指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尤其是指广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所以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与“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
这两个“视点”具有相同的重要性。虽然由于“视点”不同，“视域”各异。但可相辅相成,共同深化我们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状况的认识。就我本人的经历而言，却有一个“从外向内看”到“从内向外看”的认识转移。1988年前,我一头钻人“译语”。在“译语”中,不仅有着令人兴奋的成套价值目标，也为我们提供各种认识工具。然而，源于西方社会的价值目标能否作为我们民族的“应该”而铸人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去？光停留在“应该如何的多嘴多舌之中”（黑格尔语），不如去研究“应该”何以悬浮于嘴上而难以进入实践的社会方面根源，源于西方社会的认识工具一旦移译到中国，也往往失其所指而单纯成为“应该”。无所指而强为之指、或削足适履、或指鹿为马。这番经历,使我认识到，必须走出“译语”，从另一端去观察中国社会。1988年10月，我与我的朋友打点行装，重新返回农村。前后四年，便有《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一书的出版。1996年5
月，我只身来到河南,漫游中州大地,沿途所看、所听、所思、所虑便是这部《黄河边的中国》。
中原乡村社会是“向内、向下看”的理想场所。这不仅是因为中原乡村相对于“现代化”起步较早较快的沿海地带而言属于“内地”的范围，乡村社会相对于政府而言属于“下”的范围，更因为这片古老的黄土地是我们中华农耕文化得以发源、定型且连绵不绝的基地。传统从来就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它既记录在历代典籍之中,也活在人们的观念、习俗与行为方式之中，并直接影响着各项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不管这些制度是用什么样的现代名称。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所谓“从内向外”
“从下往上”即从传统的角度去看现代化过程。这一视角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实现途径及速率,归根到底是受中国农民、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目标、途径与速度所制约的。
对于乡村社会调査来说，个大问题是如何“入场“
，第二个大问题是如何保存“现场”。对于调查者来说，中国逐级划定的行政区划差不多是各级“诸侯封臣”的“封地”，在大小“封疆”上,到处树立着一块无形的“闲人莫人”的告示。官吏的防范与村民的疑虑足以使陌生的调查者裹足难前。正式的“人场”方式只有一途,那就是通过官方的许可与支持，自上而下地逐级深人。这一“人场方式”的缺陷是，“人场”环节太多,应酬耗时太多，且官员陪同人场本身极易“破坏”现场,从而使调查失实。另一条非正式的“人场”途径是：启用亲友关系网络。依据这条传统习惯所认可的途径，既可“入场”，又能“保存现场’此次中原调查,我就是沿着市、县党校的各位朋友们所提供的“亲友关系网”而直达村落、农舍的。
访谈式的田野调査，既不是单纯地按预先拟定好的理论框架去收集资料,也不是根据调査资料归纳出一般的结论。一切预设的理论框架差不多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译语”。有了它很可能套裁“事实”，从而歪曲真相;没有它,我们甚至无法发现“社会事实”。为了解决社会调查过程中必然遇到的这个“两难问题”，我所采取的方法是：暂时把预设的理论框架“悬置”起来。所谓“悬置”，既非“抛弃”，又非用以套裁社会事实，而是让一切可供借用、参考的理论、概念处于一种“待命”状态，调查者本人则时时处于一种“无知”与“好奇”状态,直观社会生活本身。“无知”是相对于“熟悉”而言的，而“熟悉”，或“习以为常”恰恰是理解的敌人。只有“无知”、“陌生”而引起的“好奇”，才能让开放的心灵去直接感受来自生活本身的声音，然后去寻找各种表达的概念。调查过程，其实是“理论”与“经验”两个层面往返交流，相互修正、补充的过程。只有通过这条艰辛之路，才能指望找到能够理解社会生活的真正理论。
然而，我并没有找到能够有效地解释农村社会并指明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我期待于这部“记实”的，只是替中原乡村社会保留一段信史，恰如摄制若干照片。在所看、所谈之中,夹杂着一些思考，这些思考远未形成理论，更多的是一些关切与忧虑。在中原大地沿路凡一切有墙的地方,差不多都写着诸如“大跨度,超常规,争一流”，“谁发财，谁光荣;谁贫穷，谁无用”之类的口号,一向“知足常乐”的村舍与村落也概无例外地卷人竞逐财富的攀比之中。各级政府官员都在制定雄心勃勃的追赶计划,然而，实际状况是日益庞大、逐渐凌驾社会之上的地方政府到处在与农民争食那块很难做大的老蛋糕,地方财政用于“吃饭”、“办公”尚且拮据,遑论“办事”。恰如陷人泥潭而高速运行的车轮,无法推动车身前进,徒耗能源而已。看来，单纯的超赶战略,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我们应该把注意的重心从“应该”如何转到“是怎样的”及“可能如何”方面来,并重新确立我们的“应该”一确定我们民族的主体意识与主体目标。这是一个关涉到我们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的确,穷有穷病，富有富病，与穷病、富病相比,穷而急富之病更为可怕，因为此病可能使自我迷失，结果便是“邯郸学步”或“东施效颦”。
该项调査得到上海市现代管理中心宴小宝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真诚的谢意，在确切的意义上说这部著作乃是一项集体写作。河南大学的孟庆琉处长’徐义明博士;开封市委党校的程子良副校长，李永成老师，汤小平老师;驻马店地委党校的杨安民老师、吕老先生;信阳市委党校的马聪教授等等,正是在他们的陪同下带我“人场”，他们的学识给我以启发。至于此次调查所及的十数县，廿来个乡镇，数十行政村的无数官员、干部所给予我的信任与支持，实非“感谢”一词所能表达我的感谢之情。我曾借宿蹲点的农户与村民们所提供的材料,更是构成本调查的主要内容。我只不过是这部“集体创作”的执笔者而已。倘若“实录”有误,其责在我。可惜的是，在一个依然充满忌讳的文化中，我不能一一实录其地与其名。
按原来的计划,全书分成三大部分：一、总报告与若干分报告。二、逐日访谈记要。三、历史与理论。结果取消、第三部分,只保存第二部分。出版界的朋友们建议:部分的内容全都包括在第二部分之内，似无必要归类论述;第三部分似乎要在第二部分的基础上“拔高”到历史与理论高度来论述，大有替代读者思考之意，似也不必。逐日访谈记要，引领读者进人调查者的所观、所闻、所谈、所思、所虑，或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他们建议:给每日所记增加内容简要作为标题,便于读者翻阅;删除一些忌讳语，以便出版。我接受行家们的上述建议,并在此一并感谢。

曹锦清
1998年12月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