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9041885
原书已售出100多万册，已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
该书跻身20多个不同的畅销书排行榜
资深媒体人 曹景行 凤凰卫视资深主持人 梁文道
《信报》主编 林行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杨斌 鼎力推荐
尘封半世纪亲历历史黑幕 首次著书勇揭惊天真相！
007现实版！美国迪士尼年度大片，奥斯卡影帝哈里森·福特（Harrison Ford）主演
作者在完成这本书的过程中，遭到过恐吓和贿赂，目的是为了阻止他揭露隐藏在经济杀手背后的真实故事。
该书在翻译的过程中已经引起了很多中国政府官员、学术界和企业界的极大关注。
现实版的《007》其实一直都在上演。
这是一本约翰·珀金斯花了二十多年写成的自白书；
这是一本约翰·珀金斯在遭到恐吓和贿赂下仍旧坚持完成的自白书；
这是一本让美国政界、商界、金融界震惊的自白书；
这是一本让美国主流媒体刻意回避和保持沉默但仍旧可以达到空前畅销的自白书。
约翰·珀金斯在书中揭露，经济杀手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其实却肩负着建立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任务。他们通过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贿赂、敲诈、色诱乃至谋杀等手段，拉拢、腐蚀和控制别国的政治经济精英，向他们蓄意提出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通过欺骗手段让成万亿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巩固、扩大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
珀金斯在书中披露了自己作为经济杀手期间所见证的一切，并且揭开了近几起在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背后的秘密。例如沙特阿拉伯洗钱风波、伊朗国王的垮台、厄瓜多尔和巴拿马总统之死以及美国入侵巴拿马和伊拉克。
推荐序一 当心杀手
推荐序二 为全世界人们敲响的警钟
推荐序三 躲在世界银行背后的“经济杀手”
作者自序
前言
部分 大幕拉开 （1963—1971 年）
我只是个出生在新罕布什尔乡下的孩子，并未想过未来的人生将如狂风暴雨一般，1968 年，一次意外的征召让我开始了这趟冒险之旅。我随即踏进了这块泥淖满地的领域，层层黑幕，被掀开了一角……
第1章 一个经济杀手的诞生
第2章 一脚踏进泥淖
第3章 印度尼西亚：我的次受训
第4章 出卖灵魂
第二部分 黑色风暴 （1971—1975年）
我开始周游世界，带着使命感在那些地方攫取金钱，为我身后的巨兽服务，伪造，操纵，贿赂，敲诈，色诱乃至谋杀，机关算尽，我挥霍着手段和计谋，亲手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黑色风暴……
第5章 当了一回审判官
第6章 受审的文明
第7章 截然不同的耶稣
……
第三部分 风暴渐息 （1975—1981年）
第四部分 风暴过后 （1981年至今）
尾 声
译后序
作者年谱
作者简介
你可以把这本书当作一部真实的自传来看；若去掉书中的人物故事，它又变成一本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的论著；你甚至可以将其当作一部虚构的小说来看，因为书中的许多情节外人很难证实。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书中所讲的那些牵动整个世界的事情，都是切切实实发生过的，而且还在继续。
曹景行 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
一颗惊人的‘炸弹’。虽然他曾卷入政府—公司帝国架构的阴谋之中，但仍能勇敢地站出来坦率地揭露其内幕。实在是难能可贵。这是一部具有深刻洞察力和道德勇气的作品。
约翰E.马克（John E.Mack） 哈佛大学教授、其著作《乱世王子》（A Prince of Our Disorder）获得普利策奖
刺激而令人困扰……这本书因给世人敲响了警钟而获得成功，因为读者会忍不住亲自置身于角色之中进行自省，进而产生一种求变创新的动力。
R·保罗·肖(R. Paul Shaw)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
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海拔9000 英尺，地势高峻，横跨安第斯山脉。早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这个城市就已经存在。这里的居民，尽管生活在离赤道不过几英里远的地方，却对覆盖在山顶上的皑皑白雪早已习以为常。
贝壳城（The City of Shell ）是厄瓜多尔从亚马孙森林租借给“壳牌”石油公司（Shell ）的一个边界前哨和军事基地，并因此而得名。贝壳城海拔比基多低八千多英尺。这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城市，住在这里的人有士兵、石油工人、妓女，还有卖苦力的殊瓦人（Shuar）和契川（Kichwa）土著人。
从一个城市到达另一个城市，必须通过一条曲折而惊险的弯路。当地人会对你说，在这条路上，你一天之内便可见到一年四季更替的景象。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不知多少遍，可对那独有的风景却从未厌倦。在这条路的一边，悬崖峭壁耸入云霄，奔流的瀑布映入眼帘，菠萝从山路的一边伸展出来，而另一边，泥块不时落入那万丈深渊。那下边就是亚马孙河的源头——帕斯塔萨河（Pastaza），正绕着全世界的活火山之一的安第斯山蜿蜒盘旋，帕斯塔萨河的水源来自于印加时代人们奉若神明的科托帕克希（Cotopaxi ）活火山上的积雪融水，它沿着亚马孙河岸蜿蜒注入到3 000 英里以外的大西洋。2003 年，我开着我的斯巴鲁“傲虎”（Subaru Outback）从基多出发，到贝壳城去执行一项我以前从未执行过的任务。我满怀希望，希望可以结束由我们这些经济杀手一手造成的战争——对于其他经济杀手来说，我觉得他们都应该承担起这份责任。这是一场除了厄瓜多尔之外，外界完全被蒙在鼓里的战争。我将与舒瓦部落、契川部落以及他们的邻居阿齐瓦（Achwar）、扎帕洛斯（Zaparos ）和斯瓦尔（Shiwiar ）印第安部落会面。这些部落决心齐心反抗，坚决不让石油巨头摧毁他们的家园、土地和伤害他们的亲人，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关系到他们文明的存亡以及他们子孙后代是否能够幸福地活着的斗争；而对公司帝国来说，这是一场对权力、金钱以及自然资源赤裸裸的掠夺。
这是美国争夺全球霸权和构建全球帝国野心的一部分，也是少数贪婪人的梦想。当然，这也是我们经济杀手惯用的手段：建立一个全球帝国，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政府和银行为美国的公司王国的创立开发出大片沃土，从而让其他国家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的政府、大型企业和各大银行的公司王国，他们的手段就像意大利的黑手党一样——通过经济杀手们的游说先给别国一些甜头——具体的形式就是向他们提供巨额的贷款，发展该国的基础设施——发电站、高速公路、港口、机场和工业园。当然，我们给这些国家提供贷款是有条件的，其中之一就是让美国的工程和建筑公司承包所有的工程。所以，实际上这些所谓的贷款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美国一步：这些钱仅仅从华盛顿的各借贷银行转移到美国建筑或工程公司在纽约、休斯敦或是旧金山的银行账户中。
尽管这些钱马上就回到隶属“公司王国”（债权人）的成员企业的口袋里面，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却不知不觉地背上了一笔巨大的债务，而且还要支付利息。如果这个经济杀手十分成功的话，那么债额之巨大，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得不一再延迟偿还。一旦有贷款拖欠发生，我们就如黑手党一样立刻出马，提出我们合法却无理的要求。这些要求通常包括：控制联合国的投票表决权、进驻军事基地、获取石油等自然资源或是抢占巴拿马运河。当然，就算这些国家满足了我们的要求，他们仍然欠着美国的钱——于是一个又一个国家被美国纳入到了全球帝国的网络之中。
2003 年阳光明媚的一天，我从基多开车前往贝壳城，一路上我回想起35 年前次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刻。我从阅读过的有关资料中得知，尽管厄瓜多尔的国土面积只有内华达州那么大，可这里有三十多座活火山，拥有地球上15% 以上的鸟类品种，还有数不清的尚未命名和归类的罕见植物，也是一个土著文化百花齐放的国度，讲土语的人与讲西班牙
语的人一样多。这是一个令人心驰神往、充满异乡情调的国度；这时候，我脑海里不断浮现出来几个词——淳朴、无与伦比与无辜。
35 年的时间见证了世事变迁。1968 年，当我次踏上这片热土的时候，德士古公司（Texaco ）刚刚勘测到厄瓜多尔亚马孙河流域蕴藏着巨大的石油资源。如今，石油出口几乎占了这个国家出口总值的一半。当时踏上这片土地不久后，一条横跨安第斯山脉的输油管道就建成了。到目前为止，从这条管道渗漏到热带雨林中去的原油已经超过了50 万桶——这比当年埃克森公司的“埃克森?瓦尔迪兹号”事故泄漏的原油多了一倍多。今天，美国为了让厄瓜多尔成为其十大供油国之一，于是让经济杀手们出马，斥资13 亿美元建了一条300 英里长的新输油管道。大片的热带雨林倒下了；稀有的金刚鹦鹉和美洲豹消失了；厄瓜多尔三个土著部落的文明快要瓦解了，昔日清澈的河流变污浊了。
与此同时，亚马孙河流域的原著部落开始反抗。2003 年5 月7 日，一个美国律师团代表着这里3 万多本地人，对美国雪佛龙德士古公司提出诉讼，要求雪佛龙德士古公司对亚马孙河流域造成的环境破坏赔偿10 亿美元。诉讼称，1971— 1992 年，美国石油巨头德士古公司陆续向裸井和河流排放了400 万加仑含有石油、重金属和致癌物质的废水。德士古公司还遗留了350 个尚未填埋的垃圾场，继续毒害这里的居民和动物。
从东窗望去，整个森林上空和帕斯塔萨峡谷浓云密布，烟雾缭绕。汗水浸湿了我的衬衣，我的胃开始一阵翻腾，不是因为这赤道地区的热浪，也不是因为这一路的曲折颠簸，而是我深知自己在破坏这个美丽的国度中所扮演的角色，这让我难受。正是我们这帮经济杀手将所谓的现代金融和科学技术带到了厄瓜多尔，才让这个国家陷入目前这种境地。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的这段时期被冠以“石油潮”（Oil Boom ）的美名，但是在厄瓜多尔，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口却从50% 上升到70% ，失业率从15% 飙升到70% ，国债从2.4 亿美元猛涨到160 亿美元。同时，这个国家可分配给贫困人口的自然资源从20% 锐减到6% 。
不幸的是，世界上并非仅厄瓜多尔一个国家是如此。几乎每个被经济杀手网罗到美国全球帝国“保护伞”下的国家，都遭受着相同的厄运。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已经超过2.5 万亿美元。截止到2004 年年底，这些国家平均每年为这些债务所支付的利息超过了3 750 亿美元。这笔钱比第三世界国家投入到建设医疗系统及教育系统的开支还要多得多，这个数字也是发展中国家每年接受外国援助金额的20 倍。全球有过半数的人，每天依靠不到2 美元的生活费苟且生存，而20 世纪70 年代，他们可以得到的援助金额也和这差不多。然而，在这些国家里，那些仅占人口比例约1% 的富人，却控制着他们国家70% ～ 90% 的财富和土地。当然，这个比例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我的斯巴鲁拐进风景如画的巴诺斯度假村（Banos ）的街道，我开始放慢速度。这里著名的是由唐古拉瓜活火山（Tungurahgua ）的地下岩浆河烧热的热泥浴。小孩子在我们身旁跑过，向我们兜售口香糖和曲奇饼。很快，我们将巴诺斯度假村抛在身后。斯巴鲁驶出了这一片天堂后，所有的美好景色也随之戛然而止，映入眼帘的景象犹如被赋予了现代色彩的《地狱》（但丁著）再现。
一只巨大的怪兽从河流中央冒出来——一堵庞大的灰墙。那湿漉漉的混凝土，与周围的风景格格不入。当然，看到这个怪物，我并不惊讶，它出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很久了。过去我对这项工程还津津乐道，觉得它象征了我们这帮经济杀手在这个地方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可现在它矗立在我眼前，让我感到毛骨悚然。
那堵丑陋，与周围景色极不协调的墙，实际上是截住帕斯塔萨河奔流的一座大坝，大坝将河水拦腰截断，将水流的能量转化为电力。这就是发电量为155 兆瓦的阿戈扬水力发电站（Agoyan hydroelectric project）。这个发电站是厄瓜多尔极少数家族的暴利来源，也是帕斯塔萨河流域的农民和印第安人痛苦的源泉。而林林总总类似的工程项目表明，厄瓜多尔已成为美国在建立全球帝国进程中的牺牲品。这些项目给当地土著人民带来的灾难成为他们向我们石油公司宣战的原因。
因为经济杀手促成了这些计划的实现，从而导致厄瓜多尔被无尽的债务淹没，这个国家大部分的预算都不得不用来还债，而这些钱本应用来改善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们的生活。能减轻厄瓜多尔债务的办法就是将热带雨林卖给美国石油公司。事实上，经济杀手先看中的，就是埋藏在厄瓜多尔亚马孙河流域地下丰富的石油资源。他们估计这里的石油储藏量不亚于中东。厄瓜多尔要用石油来偿还全球帝国压在他们身上“合法却不合理”的债务。
2001 年“9?11 ”事件后，华盛顿害怕中东将就此停止石油供应，于是对亚马孙河流域石油的胃口加大，要求更加紧迫。然而，“ 9?11 ”事件后不久，委内瑞拉——美国的石油供应国——也出事了。近，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 ）当选为该国总统，他坚决抵抗美帝国主义，并扬言要切断对美国的石油供应。经济杀手在伊拉克和委内瑞拉失败了，却在厄瓜多尔打了一场胜仗。
经济杀手将很多发展中国家纳入美国的经济—政治圈之中，而厄瓜多尔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厄瓜多尔热带雨林下抽出的原油换来了美元，可是这些钱里面，每100 美元就有75 美元又回到了美国公司的钱囊中，余下的25 美元中有75% 用来偿还国债，而剩余部分才被用于国防和其他政府开支——能用在国民医疗、教育和救助贫困人口上的就仅剩2.5 美元。这就是说，从亚马逊流域产出的每100 美元中，只有不到3 美元用在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大坝、钻探井和输油管的建造却让这些可怜人们的生活发生了不可想象的变化——他们被夺走了维持生命的食物和干净的水源并且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
厄瓜多尔的万千民众、整个世界的亿万人民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并非因为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他们本身就特别邪恶，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完全绝望。看着这座大坝，我不禁想：我常常在这些国家中穿梭，不知何时，他们才会像18 世纪70 年代北美人反抗英国殖民主义、19 世纪初拉美反抗西班牙侵略者那样奋力反抗？
美国建设现代帝国的手段，让罗马百夫长 、西班牙征服者以及18 、19 世纪的欧洲殖民强国自愧不如。我们这帮经济杀手个个手段高明，并且都善于从历史中学习和总结经验。今天的我们无须披坚执锐，无须穿上厚重的盔甲。在厄瓜多尔、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穿着打扮与学校教师以及一般生意人无异；在华盛顿和巴黎，我们看起来就像政府官员和银行家，我们外表谦卑而且普通；我们穿过贫穷的山村到工地去检查工程进度。我们总是宣称要为他人利益着想；媒体采访的时候，我们不断宣扬我们的人道主义援助。在政府委员会的会议桌上，我们展示的是电子表格和财务报告；在哈佛商学院授课，我们大谈宏观经济的奇迹。我们所做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冠冕堂皇。而所有的这一切，包括我们的形象都被公众接受了。这就是全球帝国体系运作的精髓所在。我们从来不做违法的事情，尽管这个体系的运作确实不那么道德，但它却是合法的。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极大的谎言——如果我们失败了，另外一群更加心狠手辣的人就会出手。我们这些经济杀手把他们称做“豺狼”—— 直接继承了早期帝国主义特有传统的那群人。“豺狼”潜伏在黑暗的角落里，随时准备动手。一旦他们出手，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就难逃厄运——不是倒台就是在“暴力冲突”中丧命。一旦“豺狼”们意外失手，比如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年轻的美国战士才会出马，杀戮疆场，为国捐躯。
绕过这座灰墙，看着矗立在河流中的这座丑陋的庞然大物，我这才意识到汗水已经湿透了我的衣衫，我的胃仍在痉挛。我继续驱车驶入丛林深处，我要与当地原住部落的人见面，他们已经准备好为反抗全球帝国浴血奋战，直到后一人倒下为止。
我不禁要问自己，一个出身于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 ）乡下、曾经伶俐乖巧的孩子，究竟为什么会卷入到如此肮脏的勾当之中？
部分 大幕拉开（1963~1971年）
我只是个出生在新罕布什尔乡下的孩子，并未想过未来的人生将如狂风暴雨一般，1968 年，一次意外的征召让我开始了这趟冒险之旅。我随即踏进了这块泥淖满地的领域，层层黑幕，被掀开了一角……
第1章 一个经济杀手的诞生
事情的开始其实很简单。
1945 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我的父母都有新英格兰北方人的血统，他们严厉、守旧、坚定，秉承从几代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观。我的母亲后来成为一名中学拉丁语教师，而我的父亲则是一名海军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父亲在大西洋一艘油轮上当海军上尉，负责带领武装炮手班。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市出生的时候，他还在得克萨斯州一所医院养髋骨的伤。我在1 岁之前从未与他见过面。
后来他在提尔顿学校（Tilton School ）教语言。提尔顿学校是新罕布什尔州郊区一所私立的男生寄宿学校。学校坐落在高高的山上，自豪地——有人说是傲慢地——矗立着，俯视着那个与之同名的小镇。这所在外人看来有点唯我独尊的学校，招收9 ～ 12 年级的学生，每个年级多招50 人。这里的学生一般都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加拉加斯（Caracas）、波士顿（Boston ）和纽约（New York ）的有钱人家。
我家很贫穷，可我们从来不觉得自己是穷人。尽管在学校当老师仅能得到一份微薄的薪水，然而我们生活的必需品：食物、住房、暖气、供水甚至替我们剪草、铲雪的工人都是由学校免费提供的。从4 岁那年开始，我就在预备学校的食堂吃饭，在父亲任教练的足球队里追着足球恣意奔跑，或是在衣帽间给球员分发毛巾。
这里的老师及其家属在当地人面前有很强的优越感，我曾经听到我的父母戏称我们是“庄园主”，管着那些下贱的镇民。我知道，那不仅仅是个笑话。我小学和中学的同学都属于农民阶层，他们的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伐木工人和磨坊工人，他们都痛恨“山上的预科生”。于是，父母亲也不让我接近那些他们称之为“婊子”和“荡妇”的镇民家的女孩子。然而从一年级开始，我就与她们混在一起，我将我的蜡笔、笔记本等文具与她们分享。后来我还陆续爱上了其中的3 个女孩子：安（Ann）、普里西拉（Prescilla ）和朱蒂（Judy）。我很难理解也不能接受我父母的观点，可不管怎样我还是听他们的。
我的父亲每年放3 个月假，这时候我们会到爷爷在1921 年修建的一座湖边小木屋那儿度假。这里森林环绕，晚上能听到猫头鹰和美洲狮的叫声。在这里，我们没有一个邻居，而我则是这个地方的孩子。初几年，我将树木当做是《圆桌武士》（Round Table ）小说中的傲勇骑士或是想象成安、普里西拉、朱蒂这些红颜知己（在不同的年份，把它们想象成不同的人）。我的热情就像骑士兰斯洛特（Lancelot）对格温娜维尔（Guinevere ）那样浓烈，而且深藏不露。
14 岁的时候，我可以免学费到提尔顿学校上学。由于父母的干涉，我不得不与小镇完全脱离关系，也不准再和那些老朋友见面。我的新同学们放假回到他们的别墅和豪宅的时候，我就自个儿在山丘上游荡。我看到他们都有女朋友，而且都是淑女，而我却没有。我以前认识的女孩子都是“荡妇”。我早就把她们抛诸脑后，她们也应该忘掉我了。我备感孤独，而且极度沮丧。
我的双亲都深谙“控制”之道，他们说总有一天我会因此而感谢他们，能有这样的机会是我的幸运。我会找到一个完美的妻子，一个能够完全迎合我高尚道德标准的伴侣。对此，我内心一阵激动。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女性伴侣，更确切地说，我希望有性经验，而“荡妇”这个词听来是如此的诱人。
尽管我内心反叛，然而我能克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我力争出类拔萃，这可以让我从中获得快感。我是一名优等生，还是大学里两支运动代表队的队长，同时兼任校报的编辑。我要让那些有钱的同学羡慕我，让提尔顿学校永远以拥有我这样的学生而备感荣耀。读高年级的时候，我获得了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 ）的全能运动员奖学金和米德尔布里（Middlebury ）学院的学业奖学金。尽管我的父母知道布郎大学是常春藤名牌大学联合会（Ivy League ）的成员之一，母亲毕业于该校，父亲也正在攻读该校的硕士学位，我很愿意在这里就读（因为我很愿意当运动员，也因为这所大学在城里），但他们却希望我读米德尔布里学院。
“当运动员？要是你摔断了腿怎么办？”父亲问我，“我觉得你应该选择学业奖学金。” 尽管我心有不甘，但后还是选择了米德尔布里学院的学业奖学金。在我看来，米德尔
布里只不过是放大版的提尔顿而已——尽管学校位于佛蒙特州（Vermont ）的郊区，而不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乡下。这所学院同时招收男女学生，绝大多数学生都非常有钱，可我是一个穷孩子，并且我曾经在一个没有女生的学校里一呆就是四年。我缺乏自信，缺乏跟女孩子交往的经验，自觉低人一等。我恳求父亲准许我离开这里或者是让我休学一年，我想搬到波士顿去体验人生（当然还有女人）。可他充耳不闻，还反问我：“要是我自己的孩子都不愿待在这个学校里，我还怎么说服别人家的孩子来这里读书？”
于是，我开始觉得人生只不过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组合。我们应对这些偶然事件的方式将决定我们的未来。而我生命中的两个重要的偶然事件都发生在米德尔布里学院。一个是遇到了伊朗国王的顾问兼将军的儿子；另外就是邂逅了一位也叫安的美丽女子，与我童年时的女朋友的名字一样，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
将军的儿子叫法哈德（Farhad），他以前是罗马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他有很高的体育天赋，拥有一头漆黑的卷发，一双温和的胡桃色眼睛，还有着傲人的背景以及女孩子无法抗拒的魅力。他在许多方面都与我截然相反。我努力和他套近乎，并且赢得了他的友谊。从他身上学到的很多东西让我在往后的日子里受益匪浅。我遇见了安，尽管当时她正与另外一个学校的男生打得火热，但是她却并没有拒绝和我交往。一开始，我们之间维持着一种柏拉图式的关系，可她让我次体验到什么是真挚的爱。
法哈德怂恿我喝酒、参加派对，无视父母对我的教诲和严格要求。于是，我故意疏于我的学业，因为我要打断“学业”的腿，来报复我的父亲。我的成绩一落千丈，进而丢掉了奖学金。大学二年级的一天，当课上到一半的时候，我决定中途辍学。父亲扬言要与我断绝父子关系，法哈德却继续火上浇油。头脑发热的我一头撞进了校长办公室，于是我退学了。
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
我离开学校的前夜，法哈德和我在当地一个酒吧痛饮庆祝。旁边一个身材魁梧的醉汉说我勾引他老婆，他将我倒提起朝着墙壁扔过去。法哈德走过来将我们俩分开，掏出一把刀子在那家伙脸上划开一道口子，拽着我离开酒吧。他将我从窗口推到酒吧外边靠近“水獭河”（Otter Creek ）上一个突出的窗台上，然后我们跳下去，沿着小河一路跑回宿舍。
第二天早上，校警盘问我的时候，我撒了谎，我矢口否认法哈德干过那件事。不过，法哈德还是被赶出校门。后来，我们俩都搬到了波士顿，租了间房子住在一起。我在赫斯特的《纪录美国人/ 星期天广告人报》（Record American/Sunday Advertiser ）找到一份工作，给该报的总编当助手。
那一年下半年，我的几个同事被征召入伍。为了逃脱同样的命运，我到波士顿大学商业管理学院进修。那时候，安已经和前男友分手了，她经常从米德尔布里过来看我，我当然很感激她对我的关心。1967 年，安从米德尔布里学院毕业，当时我在波士顿大学还有一年才能毕业。安坚持在我们结婚之前不和我住到一起，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可我想要更多，于是我们结婚了。
安的父亲智慧超群，是导弹导航系统的主要策划人，因此，他在海军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他的一位好友，安称之为（非其真名）“弗兰克叔叔”的人，是国家安全局（NSA ）部门的官员。国家安全局是美国不为人所知，也是的间谍组织。
结婚后不久，军队召集我去体检。不幸的是，我通过了体检，这也就意味着我毕业后有可能被派遣到越南去。尽管我对战争很感兴趣，可我非常不愿意到远在东南亚国家的战场上去。我是听着那些殖民开拓者的祖先们，像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gne ）和伊桑?艾伦（Ethan Allen ）的故事长大的。我参观过位于新英格兰和纽约北部的很多战场，包括法国和印第安人激战的地方以及独立战争时期的所有作战场地。
我读过所有可以找到的历史小说。事实上，当读到有关陆军特种部队首次进入东南亚的时候，我是很想参军的。后来，媒体曝光了美国政策的残暴和自相矛盾，我就改变了想法。我不知道潘恩会站在哪一边，可当时我想他肯定会站在越共那边。
弗兰克叔叔救了我。他告诉我到国家安全局工作可将我的征召延期，他安排我和局里的人进行了一系列面谈，其中有一天我感到筋疲力尽，因为那一整天我都在测谎仪监控下回答问题。他们告诉我，这些测试能判断出我是否具备在国家安全局工作的潜质，如果我有这方面的潜质，他们将对我的优点和弱点进行测评，而这些测评是日后给我安排具体工作的依据。当时我就认为，鉴于我对越战的反对态度，我肯定通不过测试。在测试中，我认为我是一个忠诚的美国公民并且反对战争，我很惊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穷追不舍。相反，他们更加关注我的成长经历，我对父母亲的看法和态度，还有我作为一个穷学生在那些有钱的预科生、富人堆里长大的内心感受。他们也仔细探讨了我对缺乏女人、性和金钱的挫折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幻想症等。他们对我和法哈德之间的友谊很感兴趣，尤其是我为了维护法哈德的那件事向校警撒谎，这让我感到很纳闷。
一开始，我以为这一切都对我有害无益，我注定要被国家安全局拒之门外，但结局出乎我的意料。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从国家安全局的角度来看，我的反面性格特征正是他们所欣赏的。他们看重的不是我对国家有多忠诚，而是我在生活中所遭受的挫折的程度。对父母的怨恨、对女人的性幻想、对丰裕生活的渴求以及易被诱惑，所有这些“特质”让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可造之才。我在学校和体育上力求出众的决心、对父亲的反叛、与陌生人交往的能力、对警察撒谎的行为，都是他们看中的品质。后来我发现，法哈德的父亲也为美国情报机关在伊朗本土服务，而我和他儿子的友情无疑成了我进入国家安全局的一个重要筹码。
测试结束后几个星期，我被安排了一份工作并且开始了我的间谍技巧培训，当然这是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几个月后才开始的。在我正式接到工作许可之前，我又冲动地参加了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 ）招募者在波士顿大学的讲座。他们的主要“卖点”也和国家安全部一样——能去那里工作的学生也可延迟参军。
决定去听那个讲座也是我生命中的几个重要的“偶然”之一，当时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却决定了我以后的命运。招聘人员介绍了全球几个需要志愿者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亚马逊热带雨林。在欧洲人踏足这片土地之前，当地人过着原始的土著生活。
从我的先人们在新罕布什尔安家时起，我就一直梦想可以过着像当地印第安阿布纳基土著人（Abnakis ）那样的生活。我清楚我的血管里有着阿布纳基人的特质，我希望像他们那样对森林知识了如指掌。在讲座结束后，我走到招聘人员面前，问他我被选中派遣到亚马孙森林的机会有多大。他说，他们需要大量的志愿者，我应该有机会。于是我立刻致电弗兰克叔叔。
让我意外的是，弗兰克叔叔鼓励我加入美国和平队，他坦白地说，在攻克河内之后，亚马孙河流域将是下一个目标。
“那里石油资源非常丰富。”他说，“我们要派一些能人去那里，要能理解当地人的人。”他说和平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他还要我练好西班牙语和当地土著部落的方言。他笑着说，“你后可能是给私人企业而不是给政府工作。”
那时候我还不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不过现在看来，当时的我已经从一个间谍升级到经济杀手，尽管之前我从来就没有听过这个词，那之后的几年里我也没有听到这个词。那时候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在全球各地分布着几百人，为咨询公司和其他私人企业工作，他们从未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分钱，却在为建立全球帝国服务。我没有想到，这一群人会在20 世纪末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我更没有想到，我在这支不断壮大的队伍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安和我都向美国和平队提交了申请，要求被派遣到亚马逊。接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感到的失望。因为通知书上说，我们可能被派到厄瓜多尔。
哦，天哪！我想去亚马逊地区，却让我去非洲！我连忙去翻阅地图册，查找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可是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我在非洲大陆上找不到它。我翻查目录，才发现厄瓜多尔原来在拉丁美洲。在其中一幅地图上，我看到，从安第斯冰川流出的冰雪融水汇成了气势磅礴的亚马孙河源头。我接着读下去，才知道厄瓜多尔森林是全球物种多样化和丰富的森林之一，几千年来，那里的土著人周而复始地过着他们朴实的原始生活。于是，我们欣然接受了。
安和我在加州南部接受了和平队的训练，1968 年，我们一同前往厄瓜多尔。在亚马逊地区，我们与殊瓦原住居民共同居住，他们的生活方式确实与殖民者到达之前的北美土著部落无异；在安第斯山脉地区，我们和印加人的后代一起劳动。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地球上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在那之前，我遇到过的一位拉丁美洲人就是我父亲任教学校里那个富有的“预科生”。我发现自己渐渐与当地以狩猎和种地为生的土著人产生了共鸣。奇怪的是，我还觉得自己与他们有着某种不可言喻的血缘关系。不知怎的，他们让我想起了那些下贱的提尔顿“镇民”。
有一天，艾纳?格列夫（Enar Greve ）西装革履地乘坐飞机来了，他是查斯?T. 美因顾问公司（Chas. T. Main, Inc. MAIN ）的副总裁。这个国际咨询公司当时正为国际银行调研一个项目——国际银行向厄瓜多尔及其周边国家贷款数十亿美元的可行性研究。该笔贷款用于修建水力发电站和其他基础设施。艾纳以前是美国预备军（U. S. Army Reserve）的上校，我告诉了他在加入美国和平队之前我曾经被国家安全局相中，并正在考虑重新加入国家安全局。他也告诉我，他曾经在国家安全局当过“联络员”，他看我的眼神让我觉得他肩负着另一个使命：评估我的能力。我现在才知道，他的确是在不断跟进我的情况，他要评估的是：在这种北美人认为是恶劣的环境下，我的生存能力究竟如何。
我们一起在厄瓜多尔呆了几天，后来就以书信来往。他要求我向他提供厄瓜多尔的经济评估报告。我正好有一部小巧的打字机，也正好喜欢写写东西，于是欣然答应了他。在那之后大约一年里，我给艾纳发了至少15 封长信。在信中，我预测了厄瓜多尔的经济和政治在未来的发展方向，评价了这里原住部族人日益高涨的反抗情绪——他们奋力抵抗国际石油巨头、国际发展机构和其他任何要将他们带进现代社会的力量。
我结束了美国和平队的厄瓜多尔之行回到美国后，艾纳邀请我到美因公司位于波士顿的总部进行面谈。他告诉我美因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工程建筑，但他们的客户世界银行，近要求他们招募经济师，对某些相关的领域进行经济预测，并且就工程项目的可行性和重要性进行评估。他说，他之前聘任过3 名高资历的经济师，他们都有无可挑剔的学历和资格背景——其中2 名拥有硕士学位，另外1 名拥有博士学位，可他们都惨败而归。
他说：“在这些国家，并不存在着可靠的经济统计数据，他们三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在这些国家进行经济预测的方法。”然后他又对我说，“除此之外，他们都觉得不可能按合同规定完成他们的使命，合同要求他们到遥远的国度，像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埃及等，并亲自与当地领导人会面，向他们提供针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征所作的评估报告。他们中有一个人被派到巴拿马荒芜的村庄，结果弄得精神失常，后来不得不由巴拿马警察送到机场，坐上返回美国的飞机。”
“尽管在厄瓜多尔你没有取得具体的经济数据，但从你的来信中，我觉得你是非常努力的。你在厄瓜多尔那样的环境里都能待下去，可见你在其他的环境里也不会有问题。”他还告诉我说，他已经辞退了一名经济师，如果我愿意到美因工作，他会解雇另外两个人。
就这样，1971 年1 月我在美因公司得了经济师的称谓。那年我26 岁，征兵这种事情再也轮不到我的头上。我向安的家人征求意见，他们都鼓励我接受这份工作，我想这应该也是弗兰克叔叔的态度吧。我回想起他曾提及我可能后要到私人企业工作。尽管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但毫无疑问的是，我能在美因咨询公司得到这份工作，肯定是3 年前弗兰克叔叔安排的结果，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我有在厄瓜多尔生活的经历以及我愿意动笔撰写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报告。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一直头脑发热，自负得几近膨胀。我只不过是在波士顿大学读了个学士学位，根本就不可能在那样高级的咨询公司获得经济师的头衔，但是我得到了。我知道许多大学同学在成功逃避参军之后，继续攻读工商管理硕士（MBA ）或者其他硕士学位。如果他们知道我现在的头衔，也许会嫉妒我吧。我想象着自己是一个闯劲十足的秘密间谍，只身前往异国他乡，躺在豪华酒店的游泳池边晒太阳，身边围绕身穿比基尼、举着马提尼美酒的美女。
当时的确是种幻想而已，但在之后这种幻想也在我身上应验了。虽然我的职称是经济师，但是我发现我的工作远远不只是作评估和预测那么简单，事实上，我的工作与詹姆斯?邦德差不多。
第2 章 一脚踏进泥淖
从法律上讲，美因公司的股东人数非常少，在这个有2 000 多人的公司里，只有5% 的人拥有公司的股权。他们被称为合伙人或合作人，他们的地位让人垂涎，因为合伙人不但对所有人有支配权，而且他们赚的钱也多。“谨慎”是他们的特点：他们与国家元首以及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打交道；他们都希望请来的顾问能身兼律师和精神治疗医生的职责，遵守严格的纪律和保密的原则；与媒体打交道是被禁止的。因此，美因公司以外的人几乎都没有听说过我们，但他们可能对我们的竞争者非常熟悉，例如亚瑟?D. 利特尔（Arthur D. Little）、斯通韦伯斯特（Stone & Webster）、布朗-路特（Brown & Root）、哈里伯顿公司以及贝泰公司。
“竞争者”这个词语我用得很广泛，因为实际上美因公司本身就是个自成一派的团队。公司的专业人士绝大多数都是工程师，但我们公司从来就没有任何一套设备，也没有承建过任何工程项目，哪怕是一个仓库。虽然许多美因人都是退役军人，但我们没有和国防部或者军队有任何合作项目。我们用来经营公司的设备与其他的公司完全不同，以至于头几个月我真的没法弄清楚我们究竟是做什么的。我只知道我的项任务是随一个11 人小组到印度尼西亚，为爪哇岛开发电力系统作总体规划。
我知道，艾纳以及所有与我讨论过这个项目的人，都试图说服我：爪哇的经济会突飞猛进。而且我还知道，如果我想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好的预测师（并且因此得到晋升的机会），我得作出他们希望看到的数据分析。
“真是好极了，”艾纳喜欢这样说。他会将自己的手指举起来，再划过头顶，“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将会像鸟儿一样展翅高飞！”
艾纳经常出差，通常每次都是两三天左右。他去哪里、干什么，从来没有人过问。他在办公室的时候，就经常让我去他那里喝咖啡闲聊。他问起了安、我们的新居及那只从厄瓜多尔带回来的猫。对他了解得越多，我的胆子也就越大，也就想更多地了解他，还有我这份工作究竟需要我做些什么。可我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令我满意的答案，每次他都成功地将话题转移，而每次他都会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别担心，”他说，“我们对你有很高的期望。近我去了一趟华盛顿……”伴着他那高深莫测的笑容，他压低嗓门说：“我们在科威特将有个大项目，到时候你将被派到科威特去，现在离你到印度尼西亚去还有一段时间，我希望你好好利用这段时间来看看有关科威特的资料。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有很多相关的资料，你也可以到麻省理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去查阅资料，到时候我们给你弄一个借阅证。”
在那之后，我每天都要在那几个图书馆里泡上几个小时，尤其是办公室附近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那里离我在“后滩”的公寓也不远。我熟悉了科威特的情况，还阅读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以及世界银行出版的有关经济统计的书籍。我知道自己将被安排去为印度尼西亚和爪哇建造计量经济学模型，我想，好同时也着手为科威特准备一个。
要成为一名计量经济师，凭借我在波士顿大学所学的商业管理专业课程是远远不够的，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计量经济学，我甚至参加了一些相关的课程培训班。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经过处理的经济数据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甚至是可以完全偏向经济分析师个人喜好的结果。
美因是一个“男人至上”的公司。1971 年，那里只有4 名专业女员工。可这里却有两百多名女秘书和速记员——每个副总裁和部门经理都配有一名秘书，而速记员则是为其他员工服务的。我已习惯了这里的性别歧视。正因为如此，才使我后来对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阅览室发生的一幕大吃一惊。
那天，一位美丽的黑发女子走上前来坐在我对面，她穿着深绿色的套装，显得很老练，看起来比我大几岁，我克制自己不要去注意她，于是故作冷漠。过了几分钟，她把一本打开的书向我这边滑过来。上面有一个表格，正是我要查找的有关科威特的内容，还有一张印有她名字的卡片，克罗汀?马丁（Claudine Martin），她的头衔：查斯?T. 美因有限公司专业顾问。我抬头看着她那双柔和的绿色眼睛，她向我伸出了手。
“我是来培训你的。”她说。我真不敢相信这种事情竟发生在我身上。
从第二天开始，我就与克罗汀在她位于培根街上的公寓里会面，这儿离美因公司在保诚大厦的总部不远。在我们共处的个小时里，她就告诉我，我的职位非比寻常，必须高度保密。她说除了她之外，没人有权给予我具体的工作指示，她的任务就是要将我训练成为一个“经济杀手”。
这个称呼唤醒了我心中那些有关间谍的遥远的梦想。我忍不住笑了出来，那种紧张的笑声让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她微笑着告诉我说，用这个词的原意之一就是它的幽默性。“谁会把它当一回事呢？”她说。
我承认我对经济杀手所扮演的角色一无所知。
“并不仅仅就你一个人扮演这种角色，”她笑着说，“我们都属于这个‘珍稀种类’中的一分子，我们参与各种肮脏的交易，你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知道你的身份、你所做的事情，包括你的妻子在内，”她突然板起脸来，“我坦白告诉你，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会将我所知道的毫无保留教给你。现在你还可以选择是否加入。但一旦你的脚踏了进来，你就一辈子别想逃。”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那时候我还蒙在鼓里）克罗汀从国家安全局档案中看过我的性格特征资料，她事先已经对我的性格弱点了然于心。我并不知道是谁给她提供了那些资料，艾纳，国家安全局，美因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者另有其人？我只知道她把那些资料利用得淋漓尽致。
她运用的手段是肉体诱惑和语言控制的完美结合，简直是专门为我量身定做的一般，当然，这些手段并没有超出操作程序的标准范畴。从那时开始我就发现，在说服经济杀手执行各种高风险、高压力任务的时候，美因都会采用这种手段。从一开始她就知道我不愿牺牲自己的婚姻和家庭，所以我不可能暴露我们的计划。此外，对于我执行的任务将给其他人或其他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克罗汀绝不会隐瞒。
我不知道谁是她的雇主，虽然我很怀疑是美因公司，正如她名片上所写的那样。那时我太天真、太胆怯也太茫然了，没有开口问这个问题。当然，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是不言自明了。
克罗汀告诉我，我工作的主要目标有两个：，我要确保巨额的国际贷款终能回笼到美因公司和其他美国企业（像贝泰公司、哈里伯顿公司、斯通-韦伯，以及布朗-路特公司等），其途径就是确保这些公司得到贷款国大型工程建筑项目的合同；第二，我要努力让那些接受了巨额贷款的国家都背上沉重的债务（如果他们将合同交给美因和其他美国承包商的话，他们就必须要支付巨额的工程款项，而这会让他们倾家荡产），这样他们将永远听从我们的吩咐，当我们有所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向他们提出要求，包括建立军事基地、联合国投票以及在他们国土上开采石油等自然资源。
而我的工作内容是预测在一个国家投资数10 亿美元将产生怎样的效应。其中重要的是，我要炮制出能反映该国在未来20 年至25 年中的经济增长率的研究报告，而达到这个增长率的方法就是兴建大型工程。举个例子，如果美国打算用10 亿美元贷款去“引诱”一个发展中国家，让该国领导人拒绝与前苏联结盟，那么在预测报告中，我就得把投资建造一座发电站、一条新的国家铁路线路以及一个通信系统的可能收益作一个比较；又或者有人告诉我，这个国家具备发展现代化电力设备系统的潜力，这样我的职责就是告诉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现代化的电力系统将促进其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样一来就能说服他们，向我们贷款是非常必要的，从而使贷款的理由变得堂而皇之。不管在哪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经济发展程度重要的指标，如果某项工程能使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都得到增长，那么该项目就会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当然，我还必须提供各种数据证明：如果该国建设这个项目，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能提高几个百分点，而这正是他们想要的。
然而，所有这些工程项目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都能为大承包商牟取暴利，让债务国中一小撮有权有势的富裕家族满心欢喜，这就保证了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长期依赖美国，在政治上效忠美国。贷款的数目越大越好。不过，债务国里那些数十年来被剥夺了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保障服务的国民，本已不堪重负的肩上又背上了累累债务，然而经济发展预测并没有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克罗汀和我公开地讨论国民生产总值的骗人本质。打个比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终只是让少部分人，比如拥有一家公共设施公司的人受益，而其他的民众则会背上沉重的债务。的确，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提高了，财富也确实增长了，但是财富只会聚集到少数人手里，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然而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增长。
和普通的美国公民一样，美因的员工都深信：我们建造发电站、高速公路和港口，实际上是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学校教育和媒体不断宣扬，我们美国这种所谓的“利他主义”。近几年，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话，“既然他们还要到美国领事馆门前游行示威，焚烧美国国旗，我们为什么还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为什么不从他们的国家撤走，让他们永远待在贫穷的地狱中呢？”
说出这种话的人，通常都是受过良好教育、怀里揣着高学历证明的人。可这些人却不知道，我们在世界各国设立领事馆是为了给自己谋福利，在20 世纪后50 年，那就意味着将美利坚合众国变成全球帝国。无论他们拥有怎样的学历资格，实际上都与18 世纪的殖民者一样粗野无知——将为保卫自己土地而奋战的印第安人看做是“魔鬼的仆人”。
几个月之内，我就要被派遣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这个当时全球人口密集的地方。印度尼西亚是一个蕴藏丰富石油资源的穆斯林国家，同时共产主义运动在这里也非常活跃。
“这是紧跟越南之后的下一块多米诺骨牌。”克罗汀是这样形容爪哇的，“我们必须把印度尼西亚争取过来。如果他们站在了共产主义那边，好……”她把一根手指在喉咙上一横，甜甜地笑了一下，“让我们这样说吧，你必须为爪哇经济发展作出乐观的预测，阐明在新的发电站建成和输电网络铺好之后这里的经济将是何等的繁荣。那样，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际银行就会认可他们的贷款。当然，你也将得到不菲的报酬，你还可以继续到边远的地区跟进其他项目，整个地球都是你的购物车。” 接着她告诫我，“这活儿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银行的专家们都会盯着你，他们的职责就是寻找你预测中的漏洞。”
有一天，我提醒克罗汀，美因公司派往爪哇的团队除了我还有其他10 个人。我问她是不是这些人也接受过和我一样的培训，她断然否定。
“他们是工程师，”她说，“他们设计发电站、输电线路和配电站，建设便于输送燃料的海港和公路，而你才是预测爪哇未来的人。你的预测决定了他们建造的这一切是否重要，当然也决定了贷款的数目。你明白了吧，你才是关键。”
每次当我离开克罗汀的住所时，我都会想我所做的究竟对不对，但在内心深处，我想我是错的。每当想到这些，从前所遭受的挫折感就萦绕心头。而美因公司似乎给了我以前不可企及的一切，可我不断问自己，汤姆?潘恩会不会赞成我的做法。后，我说服了自己，因为只有我亲身经历了才能了解得越多，才能在以后揭露真相时越清楚。
我和克罗汀讨论了这个问题，她满脸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别傻了，你以为你踏进这道门槛后，还能走出去？”我明白她的意思，但还是让我吃了一惊。离开她的寓所后，我从联邦大道晃荡着走到达特茅斯街，不断地对自己说：我会是一个例外。
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克罗汀和我坐在她家窗边的长椅上，看着大雪飘落在培根街上。“做我们这一行的人少而精。”她说，“我们得到了钱，很多的钱，因为我们从那些国家里骗取了不计其数的钱。大致上你的工作就是去说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将他们国家纳入到美国的产业利益发展网络之中，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为了满足我们的政治、经济或者军事需要，将这些领导人骗入到无尽的债务中，使他们不得不对美国‘效忠’。我们可以随时利诱他们，来满足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需要。同时，他们也因为能给其国家的人民带来工业园、发电站和机场而巩固其政治地位。美国的工程建筑公司的所有者也因为承接了这些工程项目而赚得盆满钵满。”
窗外大雪纷飞，在克罗汀布置得简约而舒服的家中，我们从容地倚在窗边，也就是在那天下午我才知道了“经济杀手”这个称谓的由来。克罗汀告诉我，自人类社会有历史记载以来，绝大多数的帝国都是建筑在强大的军事实力及其威慑力上的。然而“二战”结束后，由于前苏联的核武器对美国造成的威胁，使得诉诸于军事对抗的方法太过冒险。
1951 年，关键时刻来临，伊朗挺身反抗掠夺本国自然资源和剥削其国民的英国石油公司〔那家公司是现在的英国石油（British Petroleum， BP ）的前身〕。作为反剥削所采取的行动则是由民主选举产生且深得民心的伊朗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德（Mohammed Mossadegh，1951 年《时代周刊》杂志评出的年度人物）将伊朗所有的石油资产国有化。恼羞成怒的英国立刻向其“二战”盟友的美国救助。然而，两国都担心军事报复可能会导致前苏联站在伊朗一边并且采取行动干涉。
于是美国决定不派遣海军出战，而是派出了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克米特?罗斯福（Kermit Roosevelt，美国第26 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孙子）。他表现得很出色，成功地利用贿赂和恐吓拉拢了一帮人，接着唆使这些人组织了一系列的街头暴乱和暴力游行，制造出摩萨德不受爱戴、治国无方的假象。后，摩萨德下台了，并终生被软禁。亲美的伊朗国王穆罕默德?雷扎?巴拉维（Mohammad Reza Pahlavi ）则成了无可匹敌的独裁者。克米特开创了一种新兴的职业，而我现在就加入其中了。
罗斯福的旗开得胜，改写了中东的历史，而这也说明了采取军事行动来建立帝国的策略已经跟不上形势了。那时候也恰好遇上了很多国家倡议的“限制核武器军事行动”运动，该运动后导致美国在朝鲜和越南蒙受耻辱。到了1968 年，也就是我接受国家安全局面试的那一年，美国清楚地知道，如果想要实现全球帝国的梦想（正如总统约翰逊和尼克松等人预想的那样），美国就必须采用克米特?罗斯福在伊朗取胜的那种策略。这是能躲过核灾难，不流一滴血就能战胜前苏联的方式。
可是，克米特?罗斯福是中央情报局的成员，一旦他被逮住，后果将不堪设想。而美国将会有更多类似的任务要执行，寻找一个避免让中央情报局直接介入的方法就显得非常重要。
那些战略策划者非常幸运，因为国际形势的巨变让他们找到了灵感。20 世纪60 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改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美国和其在欧洲的姐妹帝国建造者共同出资建立）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突显出来，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就此确立。
大约是我进入波士顿大学商学院的那一年，避免中央情报局直接介入的方法已经出台并开始试行。美国情报机关（包括国家安全局）开始物色具备潜力的经济杀手，由国际企业负责聘用他们，政府是永远不会给经济杀手们发工资的，他们得到的一切报酬都来自于私人企业。这样一来，就算他们的肮脏行为被揭穿，也是归咎于私人企业，而与政府阴谋扯不上任何关系。另外，雇佣经济杀手的企业，尽管也是由政府部门和他们的跨国银行伙伴出钱兴办的（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他们却能成功地逃过国会监督和公众审查，被一系列不断增长的合法提案，包括商标、国际贸易和《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掩盖起来。
“这样你明白了吧，”克罗汀说，“我们不过是接班人而已。”
第3章 印度尼西亚：我的次受训
除了熟悉我的新职业之外，我花了大量的时间阅读有关印度尼西亚的书籍。“在你去一个国家之前，你对那里了解得越多越好。”克罗汀告诉我，我把她的告诫铭记于心。
1492 年哥伦布环球旅行起航之时，他的目的地是当时被称做“香料岛”的印度尼西亚。整个殖民时代，这里被视为一块比美洲更为珍贵的瑰宝。而爪哇岛，因其物种丰富、国土丰饶、出产世界闻名的香料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西班牙、荷兰、葡萄牙和英国冒险者之间暴力冲突的竞技场。1750 年荷兰人取胜，尽管他们控制了爪哇，可他们又花了150 年时间才陆续将爪哇外围的多个岛屿据为己有。
“二战”期间，日本侵略印度尼西亚，荷兰人并没有抵抗。就这样，印度尼西亚人，尤其是爪哇岛上的居民，又经历了一次苦难。在日本投降后，一位极具领袖魅力的领导人苏加诺上台，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经过4 年的浴血奋战，荷兰人终于在1949 年12 月27 日投降，苏加诺担任新成立的印尼联邦共和国的任总统。
治理印度尼西亚比打败荷兰人更具挑战性。这个由17 500 个小岛组成的群岛，不但未能紧密团结、和睦相处，反而成了宗族主义滋生并且互相冲突的热锅。在这些群岛上，文化差异巨大、方言土话数十种，宗教组织间孕育几个世纪的仇恨导致了血腥的暴力冲突频繁发生，苏加诺很快取缔了这些宗教组织。1963 年，他解散议会并自称终身总统。他与全球各地的共产主义政府结成紧密联盟，换来了军事装备和军队培训；他向邻国派遣以前苏联武器为装备的印度尼西亚军队，试图让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地区传播开来，从而得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领导人的认同。
苏加诺的反对者对他的所作所为非常恼火，终于在1965 年反对者策动军事政变，幸亏苏加诺的妻子急中生智，苏加诺才逃过了暗杀，可是他的军队高官和亲密的部属却未能逃脱厄运。这一幕与1953 年伊朗那一幕是如此的相像。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员，被指控为政变策划者，军队发起的屠杀不断继续，期间估计有3 万～5 万人被杀。陆军将军苏哈托1968 年任印度尼西亚总统。
1971 年，由于华盛顿政府对越战前景的怀疑，他们决定引诱并唆使印度尼西亚从共产主义联盟中分离出来。1969 年夏天，尼克松总统开始陆续命令从越南撤军，美国的策略开始走向全球化。美国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防止东南亚地区的国家一个接一个投入到共产主义的羽翼之下。而在东南亚的几个国家中，印度尼西亚的地理位置和其丰富的资源对美国具有更重要的战略地位，而美因公司的电力工程项目则是美国全面控制印度尼西亚进而控制整个东南亚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提是：苏哈托能够像伊朗国王那样为美国服务。美国也希望能将印度尼西亚作为其在东南亚地区实施战略的试点。为此，华盛顿有着完美的设想：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的成功将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中产生巨大反响，尤其是那闹哄哄的中东，因为印度尼西亚同样蕴藏了大量的石油。
在波士顿大学公共图书馆，我一边盯着书本，一边想象着将要踏上的旅程，内心异常兴奋。
在美因工作，使我的生活由和平队时的艰难困苦变成了现在的富足甚至是奢侈。与克罗汀在一起，已让我的某些梦想得以实现，尽管我得到的这一切近乎虚幻。我甚至感到以前在预备学校里遭受的冤屈，现在终于有了辩白的机会。
但这时我的生活出现了危机：妻子安和我越来越难以融洽相处。我想她可能已经察觉出来，我正在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当时的我却认为这是合理的——初是她逼着我结婚以致我心有不忿，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必然结果——尽管在和平队的厄瓜多尔之行中，她对我悉心照顾并且鼎力支持我的工作。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我能肯定我与克罗汀之间的关系才是我们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我不能也没有将这些真相告诉安，但她肯定能感觉到。无论怎样，我们还是决定分居，于是我们各自搬到不同的公寓里。
1971 年的一天，大约在我前往印度尼西亚执行任务的前一周，我又去了克罗汀家里，我发现在餐厅的小桌子上，摆着什锦奶酪和面包，另外还有一瓶博若莱葡萄酒。她向我举起了酒杯。
“你成功了。”她微笑着说（但在我看来，这种祝贺毫无诚意），“现在你是我们中的一员了。”
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了半个小时左右，后来她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眼神看着我，“绝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们有过接触，”她说，“要不然我饶不了你，我也不会说我曾经见过你。”她盯着我——这是我次感觉到来自她的威胁。然后她冷笑了一下，“要是你提起我们之间的事，你会很危险的。”
我愣住了，心中充满了恐惧。过了一会儿，我独自一人回到保诚大厦，我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一切安排得非常谨慎和精明。事实上，我都是待在她家里度过我们共同的时光，我们之间的关系根本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美因公司也没有任何人牵涉其中。另外，我却不得不承认我十分欣赏她的坦率。为了让我去提尔顿学校和米德尔布里学院念书，我的父母欺骗了我，而克罗汀却没有。
我开始了我全新的生活。
我将要在印度尼西亚待上3 个月的时间，对这个国家，我总有一种浪漫的憧憬。在我看过的那些有关印度尼西亚的书中，有不少身着色彩鲜艳布裙的美女、颇具异国情调的巴厘岛舞者、身怀喷火绝技的萨满教人的图片，还有那些在冒着烟的火山脚下、碧蓝的水面上划着独木舟的武士。其中吸引人的是一系列有关印度尼西亚海盗（Bugi Pirates）的丛书，那些开着大型黑色帆船的海盗至今还在这些群岛的海域上出现这些声名狼藉的海盗让欧洲水手闻风丧胆，以至于他们回到家中还会这样吓唬他们的小孩：“你要是不乖，印度尼西亚的海盗就会来捉你。”噢，这些画面都让我心驰神往。
这个国家的历史给她注入了更多的传奇色彩：愤怒的神灵、科莫多巨蜥、部族的苏丹以及在基督出生之前就飞跃亚洲群山、穿过波斯沙漠、跨过地中海、安身于我们灵魂深处的古老神话。这些传说中岛屿的名称，如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苏拉威西岛都震荡着我们的心灵。这是一片充满着神秘色彩的美丽土地，一块哥伦布寻而不遇、无可比拟的瑰宝，一位西班牙人、荷兰人、葡萄牙人和日本人苦苦追求而无法得到的高傲公主，她是一种幻想，一种梦境。
我对印度尼西亚充满了期待，这也许和那些伟大的探险家们的心理相同。当然，我也知道我不能总是沉迷于幻想中，因为事情后的结局往往并不是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没错，印度尼西亚是块瑰宝，可她也并非天堂。1971 年夏天，我到达了热气腾腾的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那里的景象让我的幻想彻底破灭。
这里的景色确实美不胜收：美丽的女子穿着五彩斑斓的布裙；繁茂的花园中长满了热带地区才有的花朵；还有那充满异国情调的巴厘舞者；出租车都是人力自行车，车身外边漆着五颜六色的奇特图画，乘客们坐在前边，司机坐在后边踩；到处是荷兰殖民时期建起的大楼和顶着尖塔的清真寺。可是这个城市也有丑恶、悲惨的一面：麻风病人伸出残肢而不是双手向路过的行人乞讨；仅仅为了几个钱，年轻的女孩子们就甘于出卖自己的肉体；曾经象征繁荣的荷兰运河现在变成了一个臭水潭。在黑漆漆的运河岸边，垃圾随处可见，所有的人都挤在破烂的纸皮房里。街道上充斥着刺耳的喇叭声和令人窒息的浓烟。这是一个美与丑并存、优雅与粗俗共处、高尚与庸俗同在的地方。这就是雅加达，丁香花与兰花的迷人香气弥漫在空中，敞开的下水道的恶臭四处飘散，仿佛在争相较量着它们的气味孰浓孰淡。
我也曾亲眼目睹过贫穷。在新罕布什尔州与我同学的人中有不少住在没有水暖系统、用防水油布搭成的破房子里；在严寒的冬天，他们穿着单薄的衣衫，穿着破旧的网球鞋上课；因为没有水洗澡，他们身上常常散发出一股很浓的汗臭味。我也曾经和安第斯山脉的农民一起挤在小泥屋里，他们一日三餐，除了干玉米就是马铃薯。一些小孩子刚刚出生就夭折，似乎就是为了看上这个世界一眼。我见过贫穷，可还是对雅加达的这种贫穷却唏嘘不已。
当然，我们这一行人住的是印度尼西亚豪华的酒店——印度尼西亚洲际酒店。这家酒店为泛美航空公司（Pan American Airways ）所有，和该公司在全球各地的所有连锁酒店一样，都是专为那些突然心血来潮的富有的外国人而设，尤其是石油企业的高管和他们的家人。
到达雅加达的个下午，我们的项目经理查理?伊林沃斯（Charlie Illingworth ）为迎接我们，在酒店顶层一个别致的餐厅举办了欢迎晚宴。查理是个喜欢研究战争的家伙，他的业余时间多数用来阅读军事名人传记和有关战争的历史小说。如往常一般，他身穿卡其色的宽松裤子和卡其色短袖衬衣，上面别着军人肩章似的装饰物。
一阵寒暄之后，他点燃一支雪茄，吐了一口烟后，举起香槟说：“为更好的生活而干杯！”
我们都举起酒杯，“为更好的生活干杯”，酒杯相碰，叮当做响。烟圈在查理四周飘转，他朝四周扫了一眼。“在这里我们会过得很满足的。”他笑着说，“印度尼西亚当地人会把我们照顾得很好，美国领事馆的同胞也一样。但别忘了，我们有个重要的任务要完成。”他的眼睛向下瞄了一下笔记，“对，我们到这里来是为爪哇这个全球人口密集的地方作一个电力系统的总体规划。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
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这让我想起了乔治?C. 斯科特（George C. Scott） ——查理心目中的英雄巴顿将军的饰演者。“我们到这里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印度尼西亚从共产主义的手中拯救出来。你们也知道，印度尼西亚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苦难。现在，这个国家真正迈进20 世纪的时刻来临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印度尼西亚不会跟随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足迹，而是跟随我们的脚印。其关键所在就是建立一个综合电力系统，那比任何其他东西（当然可能石油除外）更有用。”
“提起石油，”他又抽出一根雪茄点燃，然后翻了一下他的讲稿，他说，“我们都清楚，美国对石油的依赖性有多大。这方面，印度尼西亚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盟友。所以呢，你们在制定总体规划的同时，要确保石油工业和其他一切为之服务的行业——港口、输油管道、建筑公司等都能在未来25 年内得到充足的电力。”
他抬起头，目光离开讲稿，然后把视线对准了我。“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你们也不希望自己手上染上印度尼西亚的孩子们，还有我们自己的孩子们的鲜血吧。你们也不愿意让他们生活在锤子和镰刀的红旗之下。” 那天晚上，我躺在酒店豪华的床上，想起了克罗汀，她此前对我阐述有关外债的一番话仍然萦绕在我心头。我努力回忆在商学院所学的宏观经济课程，希望可以从那些理论中找到让我心安的借口。我告诉自己，无论怎么都好，我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帮助印度尼西亚发展经济的，继而在现代工业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可我知道，明天早上当我向窗外望出去的时候，穿过酒店美丽的花园和游泳池，看到的还是那一大片破旧不堪的小屋沿着污秽的运河延伸数英里；我还将看到，那些由于缺少食物和干净饮用水而奄奄一息的小孩，包括大人都生活在恶劣的环境里，饱受疾病的折磨。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发现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查理和所有来到这里的公司职员，无一例外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我们在这里推行美国政策和企业计划，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而不是为印度尼西亚的普通大众谋求幸福。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词语：公司帝国。我不肯定我以前是否在哪里听说过这样一个词，或者这不过是我自己胡编乱造的一个，可这确实是对我们这一代决心要统治全球的精英集团的一种形象刻画。
公司王国是一个拥有共同目标、组织严密的团体，这个团体的成员在大型企业董事会和政府部门之间穿梭自如。我想到的是当时的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他就是好的例子。他曾高居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之位，之后出任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的国防部长，现在则占据着全球实力强的金融机构的职位。
我还意识到，我的大学教授其实完全明白宏观经济学的本质：多数情况下，帮助一个国家发展经济，只会让处于该国社会经济结构“金字塔”上层的少数人变得更加富裕，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却毫无帮助，甚至会让他们陷入更加深重的贫困之中。实际上，在那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只会让那些国家变得像封建社会般落后。就算我的大学教授很清楚这一点，他们也不会承认，其中直接的原因是，大企业以及幕后操纵这些企业的人不断地给学校提供赞助。揭露真相只会让那些教授们的饭碗不保，同样，如果我现在就披露经济杀手们的所作所为，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印度尼西亚洲际酒店度过的每个晚上，我都被这些想法困扰着无法安然入睡。后，我好不容易给自己找到了个借口：我并没有错，从我出生以来，从新罕布什尔州小镇到预备学校，我一直在挣扎，也一直在努力。由于偶然的机会和自己的努力，我才过上了今天这样的生活，如果以美国文化的观念作为评判标准，我做的事情并没有错。我正在一条洒满阳光的大道上阔步向前：我将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经济预测师；我所做的正是将我在商学院所学的理论知识付诸实践；我帮助推广的是一个全球的智囊团认可的发展模式。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安慰自己——终有一天我要说出事情的真相。然后，路易斯?拉摩（Louis L’Amour）的枪战小说就伴我入眠。
第二部分 黑色风暴（1971~1975年）
我开始周游世界，带着使命感在那些地方攫取金钱，为我身后的巨兽服务，伪造，操纵，贿赂，敲诈，色诱乃至谋杀，机关算尽，我挥霍着手段和计谋，亲手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黑色风暴。
第15章 “拉皮条”及资助奥萨马?本?拉登
瓦哈比王子一开始就告诉我，只要他到波士顿看我，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希望我可以帮他找一个他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人来服侍他，而且他想要的，不仅仅是简单地陪他游玩的女人。可是他又明确指出不要职业的应召女郎，不要那些他在大街上或者鸡尾酒会可以随意碰到的女郎。我与王子的每次会面都是私下进行的，这样我就更容易满足他的要求。
“萨利”是一个美丽的金发蓝眼珠的女孩，她住在波士顿地区。她的丈夫是联合航空公司的飞行员，经常因公或因私出门在外，而且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从来不加掩饰。而萨利对她丈夫也表现出少有的大度，她欣赏的是他的高薪和波士顿的豪华公寓，以及作为一个飞行员的妻子可以享受到的各种优厚待遇。10 年前，她是一个嬉皮士，早已习惯了滥交，而且对她来说，偶尔赚点外快也是不错的。她表示愿意尝试一下与沙特阿拉伯王子在一起，但她有一个条件：她坚持他们未来要维持怎样的关系全部要看王子的行动以及对她的态度。
我很走运，他们两个似乎都很满意对方。沙特阿拉伯王子与萨利的风流韵事，不过是“沙特阿拉伯洗钱风波”里的一个小波澜而已，但给我带来不少麻烦。美因公司严格禁止竞争对手采取任何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我是为他人做淫媒，通俗来讲就是扯皮条。在马萨诸塞州这可是违法行为，因此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样给萨利支付酬金。
幸运的是，我公司的审计部门对我的开销给予了很大自由。给小费的时候，我通常是一个慷慨的顾客，我成功地说服了绝大多数的波士顿高级餐馆服务员为我提供空白收据，要知道那时候的收据都是人手写的，无须通过电脑。
渐渐地，瓦哈比王子胆子更大了。后来他要求我安排萨利到沙特阿拉伯去，住进他的私人别墅。当时欧洲某些国家与中东国家之间的这种拉皮条的现象是很常见的。这些妇女签下特定的合同到中东国家去，待合同期满她们就回到自己家中时，银行账户上已经有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一位在中央情报局运作理事会工作了20 年的中东事务专家罗伯特?拜尔（Robert Baer ）概括说：“20 世纪70 年代初，石油美元开始大量涌入，有胆量的黎巴嫩人开始走私妓女到沙特阿拉伯，献给该国的王子。由于沙特皇室成员挥霍无度又不懂理财，黎巴嫩人因此变得非常富有。”
我对此也略有了解，甚至认识一些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中介人。可是，我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萨利不愿意离开波士顿前往沙特阿拉伯；第二是付款方式。在中东，我找不到可以给我开空白收据的地方。
沙特阿拉伯王子解决了后一个问题，他答应自己给情人付钱，我要做的只是想办法安排她过去。让我更加放心的是，王子说跟他到沙特阿拉伯去的“萨利”，不一定非得是在波士顿陪他的那一位。我立刻致电几位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与黎巴嫩人有接触的朋友。几个月之后，另一位“萨利”签下了合同。
瓦哈比王子是个复杂的人。萨利满足了他肉体上的欲望，而我在这方面对他的帮助也赢得了他的信任。可是这远远未能说服他在沙特阿拉伯推行我们的“SAMA ”大计，为了取胜，我不得不加倍努力。我花了不少时间向他展示各种数据，帮助他分析我在前往印度尼西亚前的几个月与克罗汀一起作出的研究计划。后，他终于接受了我们的计划。
我并不清楚我的同事与其他沙特阿拉伯关键人物之间的进展如何，只知道后沙特阿拉伯王室全盘接受了这个计划。而美因公司也获得了几个高利润合同中的一个。与此同时，我们也接到任务，要对沙特阿拉伯过时的供电系统进行全面更新，并且设计出一个全新的供电系统。
一如既往，我的职责是派先遣队为沙特阿拉伯每个区域的经济情况和电力负荷作预测。先遣队中有三个人是我的部下，他们都有着丰富的国际项目策划经验。正当他们准备出发前往利雅得的时候，公司法律部忽然传话下来，据合同规定，我们必须在到达利雅得之后的几个星期内，将办公室设施准备妥当并投入使用。显然一个多月以来，没有人留意到这个条款。我们与财政部的协议也规定必须在美国或者在沙特阿拉伯生产所有的设备。由于沙特阿拉伯没有工厂可以生产这些设备，因此所有的设备都必须从美国运过来。让我们感到懊恼的是，阿拉伯半岛港口外油轮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都在等待进入港口，如果通过海运的方式，光排
队就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美因公司可不愿意因为几个办公室的设备而丢掉了这桩大合同。在各方代表参与的会议中，我们群策群力集体讨论了数小时，后得出了解决方法：租用一部波音747 飞机，从波士顿地区的店铺装载好货物，空运到沙特阿拉伯去。我记得当时我曾经想过，这架飞机要是恰好属于联合航空公司，飞行员又正好是萨利的丈夫，那就真是太可笑了。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交易，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这个沙漠王国。200 辆鲜黄色的美国垃圾收集车代替了昔日清理垃圾的羊群。垃圾收集车由美国废物管理公司（Waste Management ）提供，该公司与沙特阿拉伯签订了价值2 亿美元的合同。沙特阿拉伯的每个部门都以同样的方式开展了现代化进程，从农业、能源、教育到通信。托马斯?李普曼2003
年评论说：
高楼大厦将会替代沙特阿拉伯牧民破烂的帐篷和贫困农民低矮的土坯房，市中心将建立起星巴克（Starbucks）咖啡厅，新建的大楼也会有供轮椅上下的斜坡，一切将变得更加现代—— 像美国一样。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如同繁华的美国市郊地区，高速公路纵横交错、电脑普及、装有空调的大型购物商厦随处可见，豪华舒适的酒店、连锁快餐店、卫星电视、现代化的医院、高耸入云的办公大楼以及设有过山车的游乐场也比比皆是。
1974 年构思的计划为日后我们在其他石油盛产国的谈判设定了标准。在一定程度上，“SAMA ”计划和美国-沙特阿拉伯联合经济委员会计划是继克米特?罗斯福在伊朗的成功之后，美国全球帝国成就的又一个高峰。这些计划，为全球帝国“新型军队”引入了一种创新的诈骗式武器。
沙特阿拉伯洗钱事件和联合委员会也让国际法开了不少先例。这在伊迪?阿明（Idi Amin ）事件中尤为突出。1979 年，这个臭名昭彰的乌干达独裁者流亡国外，沙特阿拉伯给予了他庇护。尽管他曾经让乌干达近3 000 人无辜死亡，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暴君，但沙特阿拉伯仍让他过着奢华的生活，王室还为他配备了汽车和佣人。对于这些做法，美国政府表示了无声的抗议，但他们却拒绝就此事向沙特阿拉伯施压，他们怕因此破坏了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伊迪?阿明悠闲地过着他的日子，去海边垂钓或去沙滩漫步，丝毫没有因为以前的暴行而有所忏悔。2003 年，80 岁的暴君伊迪?阿明因肾衰竭在吉达丧命。
不过，令人费解也是影响的是，美国对沙特阿拉伯资助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默许。20 世纪80 年代，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室公开支持奥萨马?本?拉登发动反对前苏联的阿富汗战争，并且向其提供资金援助。据统计，在这期间利雅得和华盛顿为伊斯兰教游击队战士提供了约35 亿美元的资金。当然，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参与并不仅限于此。2003 年下半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杂志进行了一项详尽的调查研究，该调查报告名为“沙特联系”（The Saudi Connection）。该杂志审查、参考了几千页的法庭纪录、美国和国外情报报告以及其他档案，并就恐怖主义和中东问题向数十位政府官员和专家进行了访谈，后得出的结论是：
毫无疑义的是：沙特阿拉伯，这个美国长期的盟友和全球的产油国，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一位财政部官员口中所说恐怖主义资金的来源……
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在伊朗革命和阿富汗战争的双重惊吓下，沙特阿拉伯的半官方慈善机构成为发展迅猛的伊斯兰圣战运动（Jihad）的主要资金来源。
在大约20 个国家里，这些资金被用于建设军事训练营地、购买武器和招募新成员……
2001 年世贸大厦和国防部遭受袭击之后，大量的事实揭露出华盛顿与利雅得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2003 年10 月，《名利场》（Vanity Fair ）杂志一篇名为“救救沙特阿拉伯人”的报道，揭露了大量之前从未公开的信息，还揭露出布什家族与沙特阿拉伯王室和本?拉登家族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些，我并没有感到惊讶。
我知道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追溯到沙特阿拉伯洗钱事件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1974 年，更远点的可以追溯到乔治?H. W. 布什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时期（1971-1973 年），然后是他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期（1976-1977 年）。让我惊讶的是，媒体居然知道了布什家族与沙特阿拉伯王室之间的这层关系。《名利场》杂志的结论是：
布什家族与沙特阿拉伯王室，这两个全球显赫的王朝之间私人的、商业的和政治上的纽带一牵就是20 多年……
就私营部门而言，沙特阿拉伯支持着哈肯能源公司（Harken Energy），一个由乔治?W. 布什投资却处于挣扎境况中的石油公司。近，前总统乔治?W. 布什及其长期盟友前国务卿詹姆斯A. 贝克三世（James A. Baker III），都列在了全球私人股份公司卡莱尔集团（Carlyle Group）资金的筹集者名单中，位置排在沙特阿拉伯的前面。现在，前总统老布什继续为该公司担任高级顾问，该公司的投资者包括了一位被指控涉嫌支持恐怖主义组织
的沙特阿拉伯人……
“9?11”事件发生之后的几天里，富有的沙特阿拉伯人，包括本?拉登的家族成员，乘坐私人飞机偷偷逃离美国。没有任何人承认曾向他们发放通行许可证，也没有任何人就此事展开调查。究竟是不是布什家族与沙特阿拉伯长期的合作关系，为这一切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呢？
第三部分 风暴渐息（1975-1981年）
风暴在继续，我依然在扮演杀手的角色，伊朗国王的垮台，美利坚帝国的巨网在全球悄然铺开，频繁的黑色洗礼让我开始厌倦这种生活，我次感到了无比的失落和沮丧，我想到了结束。
第22章 骗人的个人履历
我在哥伦比亚的时候，听到了美因总裁杰克?道伯（Jack Dauber ）决定退休的消息。美因公司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麦克?霍尔指定布鲁诺为道伯的接班人。哥伦比亚巴兰基利亚的电话顿时被打爆了，大家都觉得我很快就会得到晋升，毕竟我是布鲁诺的得意门生之一。
事情的变化和流言让我对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位置更加好奇。我还在哥伦比亚的时候，想起了保拉的建议，查看了自己的西班牙语版本简历，我被吓到了。回到波士顿，我找出了英文简历的原版和一份1978 年11 月的《美因干线》（MAINLINES）（公司的内部杂志），杂志里的一篇文章提及到我，标题是“为美因客户提供新服务的专家”。
我曾一度对那份简历和文章非常感兴趣，可是现在与保拉一样，我感觉到愤怒和沮丧，这些档案中所写的都是假的。档案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深入到当前我们向全球帝国迈进的步伐中：他们做足了表面功夫，去掩盖事实的真相。他们通过一种独特的方法，用我的故事作为象征，用一个金灿灿的面具来掩饰其虚伪、阴暗的一面。
当然这种名声并不能让我感到安慰，相反，我知道自己要为简历中所写的那些负责任。这篇文章的结尾描述了我参与美国和平队在厄瓜多尔的工作，却丝毫没有提及美国和平队本身的性质，给读者的印象是：当时，我是一个建筑材料公司的专业管理人员，而实际上我只不过是协助安第斯造砖农民建立一个小合作社的志愿者而已。
简历后边列出了一大串公司客户的名称，包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世界银行的通称）、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科威特政府、伊朗能源部、沙特阿拉伯的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Arabian-American Oil Company）、巴拿马国营水电公司、印度尼西亚国营电力公司以及许多其他公司的名称。能引起我注意的莫过于后几个：美国财政部、沙特阿拉伯王国。我很惊讶，这样的一个条目居然会出现在我的简历上。
我把这份简历放在一边，开始看美因公司的《美因干线》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作者采访我的情景，那是一位非常聪明和善良的年轻女记者。在文章发表之前，她还先让我看过文章以得到我的应允，我当时十分满意她对我这种形象的刻画。
我当即认可了这篇文章。而现在看来，我为我当时的认可感到羞愧。文章开头如下：
看着桌子背后的那些面孔，很容易就看出经济学和区域规划已成为近美因公司迅速发展起来的学科之一……
尽管经济学小组是很多人参与发起的，但主要的还是约翰?珀金斯先生，他已经成为该组的领头人。
1971 年，他作为电力负荷预测师的助手被聘用。约翰是当时在美因公司工作的为数不多的几位经济师之一。他次是随同一个11 人小组外派到印度尼西亚作电力需求研究项目。
文章简要地叙述了我之前的工作经历，点明我“在厄瓜多尔的3 年里做了些什么”，接着的文字如下：
这段时间里，约翰?珀金斯结识了艾纳?格列夫（一名美因公司前雇员，他离开美因后成为图森燃气与电力公司的总裁），格列夫当时正好在厄瓜多尔的波蒂（Paute）镇为美因公司的一个水电项目工作。两人通过书信来往很快成为朋友。随后，约翰在美因公司谋得一职。
大约一年之后，约翰成为电力负荷预测师的领队，而且由于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客户的增加，他意识到美因应该引入更多的经济师。
这两份材料都是一种间接谎言，两份材料都有复印件记录存在我的档案之中，可是我现在看来，这两篇文章字面上所表达的意思已经被扭曲了。在一个崇尚正规档案的文化里，他们耍的是一种更阴险的花招。因为，直白的谎言一下就会被驳倒，而这样的两份材料却无法反驳，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真实的，它们是由一个被其他公司所信任的企业、国际银行和政府写出来的，而不是公然的欺骗。
简历真实的地方是——它是一份官方档案，而与之并列的文章，是一本公司内部杂志刊登的采访而且还署上了记者的名字。简历的右下角还印有美因公司的标志。只要有必要，美因不少计划书和报告的封面都会出现我的这份简历，因为这能为计划书和报告增色不少。我的简历在国际商业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我身份权威、真实的证明，与学历证书和装裱起来的资格证书上的图章一样。
档案把我描述成一个了不起的经济师，一个有名气的咨询公司的部门主管，足迹遍及全球，研究课题广泛，旨在让世界变得更加文明和繁荣。这种欺骗在字里行间无法读出，而是在其所省略的内容里才能体现出来。若我设身处地将自己看做一个局外人，即以客观的角度来看，我必须承认省略的内容中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
例如，档案从未提及我被国家安全局招聘，也没有提到艾纳?格列夫与军队的联系，更没有说明艾纳是一名国家安全局联络员。对我在高压之下不得不作出极度夸张的经济预测的事实也只字不提，另外对我工作的主要目的是给印度尼西亚和巴拿马那样无偿还能力的国家设下巨额债务圈套的这个事实也刻意隐瞒。对我的前任霍华德?帕克没有一句赞许之词，也没有提到我是因为“合作态度好”，愿意提供上司爱看的电力负荷预测而成为负荷预测师的带头人，我不像霍华德那样因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被解雇了。让人不解的就是在所有的客户名单下面后那一行：美国财政部、沙特阿拉伯王国。
我不断地看那一行字，我在揣测人们会怎样理解其中的含义。他们可能会问，究竟美国财政部与沙特阿拉伯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印刷错误，将两行字错误地排成了一行。绝大多数的读者都猜不出事情的真相，这样的编排有着特殊的原因。只有在我那个圈子里的人才会明白：我是“世纪大计”的参与制定者，这桩买卖将改变世界历史，但却永远不会公之于众，永远不会出现在任何一张报纸上。在我的穿针引线之下缔结的盟约，保证了石油源源不断流进美国，同时也捍卫了沙特阿拉伯王室在国内的统治。
《美因干线》杂志的文章后一段是作者对我的评价。可就是这段评价，触动了我敏感的那根神经：
经济与区域规划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快，然而约翰却认为，他的成功是因为他很幸运有这么一班努力的专业人士相助—— 约翰对他属下的关心和感激溢于言表。
实际上我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做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师。我从波士顿大学的商业管理学院毕业的时候是理科学士，专业是市场营销，我的数学和统计学都学得很糟糕。在米德尔布里学校，我主修美国文学，写作对我来说是毫不费力的。我能当上首席经济师和经济与区域规划经理，并不能归因于我在经济学或者是规划上的能力。我的成功，不过是因为我愿意作出老板喜欢看的研究和结论，加上我天生有一种能通过文字来说服别人的本领。
我把这两份文件和其他一些类似的档案放在办公桌上层的抽屉里，时不时拿出来看看。在走出自己办公室的时候，又或者在同事的办公桌之间走动的时候，看着他们为我孜孜不倦地劳碌，我为自己对他们隐瞒真相感到惭愧，对自己在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深感内疚。我想起了那些每天都要饿着肚子的人，而我和下属却每天出入高档的酒店和餐厅，同时为自己账户上不断增加的钱而沾沾自喜。
我意识到，我一手带出来的人现在都已加入了经济杀手的行列。我招聘了他们，培训了他们，亲手将他们拉了进来。当今的形势已与当年我进入这个圈子时大有不同。世界沧海桑田，公司王国也已桃红柳绿，而我们也变得更加邪恶。为我卖力的这些人与我又有不同。在他们的生命中，没有被国家安全局测谎的经历，也没有接受过克罗汀这样的人的培训，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实际上是在为全球帝国履行使命。对经济杀手，或者是其简称“EHM”，他们都闻所未闻，更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已经深陷其网络之中。他们只知道以我为榜样，弄清我奖惩制度中的具体条款，作出让我满意的研究，得出我想要的结果。他们的工资、
圣诞节奖金、甚至他们的工作都是建立在取悦我的基础上。
当然，我也竭尽所能去减轻他们的负担。我写了不少论文，作了不少演讲，利用每一个机会向他们灌输作出乐观预测的重要性，让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重要性，乃至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重要性。不到十年的时间，我们通过努力已经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对他国的诱惑、威胁已经成功地披上了一种更加隐讳的外衣，采用了一种更加温和却能给其他国家人们洗脑的形式。在我的办公室门外的那些兄弟姐妹们，已经整装待发，到全世界推广全球帝国的丰功伟绩。从某种很现实的角度来说，是我造就了他们，就像克罗汀造就了现在的我。可与我不同的是，他们仍然被蒙在鼓里。
我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一想到这些，我就心乱如麻。由保拉提出的简历一事，让我越来越不安，我时常对职员们的“无知”羡慕不已。我故意欺骗了他们，可这样一来也让他们免受良心的谴责。“无知”反而让他们无需与自己的道德良心反复斗争，无须像我那样愧疚。
我总是在考虑商业中的诚信问题，想到了外表与本质的联系。我也安慰自己说，从人类有历史记载开始，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就从未停息。人物传奇和民间传说中，充斥着多少被歪曲的事实与欺骗：弄虚作假的地毯商人、放高利贷的债权人、哄骗皇帝的两个假裁缝……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事情历来都是如此，历史充满欺骗。我在美因的简历及背后事实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人的本性的体现。当然，我内心还是明白，这也是一种欺骗，虽然一切都改变了。我也明白我们的骗术已经达到一个新境界，一种通往自我毁灭的新境界。这不仅是道德上的沦丧，也是躯体上的灭亡，就像一个消失的文明那样，除非我们立刻作出翻天覆地的改变。
或者我可以用有组织犯罪的发展过程来作比喻。黑手党的头子一开始都是地痞流氓，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组织得到壮大。其中一些人开始爬上了社会顶层，他们不仅变得富有，而且更重要的是和政界有了联系，于是他们的组织开始彻底的改头换面。这些人穿上了合身笔挺的西装，从事合法的职业，他们用正直社团的外衣掩盖了自己的真面目。他们支持当地的慈善机构，备受人们尊重。他们还很乐意向那些陷入绝望的人伸出援手。就如在美因公司简历中描述的约翰?珀金斯一样，他们从表面上看都是良好市民，然而在这个光环之下隐藏的是一缕一缕的血痕。当债务人无法偿还债务的时候，杀手们就会提出他们的合法却
不合理的要求；一旦要求不能达到，豺狼们就手持大棒包围他们；后，他们才出动他们的撒手锏——枪炮。
我明白，所有套在我头上的光环，什么首席经济师、经济与区域规划总监，与地毯商人的骗术没有什么两样，买家不会轻易察觉出来的。不过，与地毯商人不同的是，我的这些头衔是一个邪恶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这个体系的目的并非是欺骗单个的顾客，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全球帝国。我的每一位员工，都有一个头衔，像财务分析师、社会学家、计量经济师、
影子定价专家等等。然而这些头衔，都无法体现出他们经济杀手的真实身份，他们是不同形式的经济杀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为全球帝国的利益服务。这些头衔背后的真相并不意味着只有我们才是经济杀手。每一个跨国企业，从体育用品制造商到那些重型设备生产商，都有他们自己的经济杀手。强盗们丢弃了他们的皮夹克，换上笔挺的西装，摆出一副让人不得不肃然起敬的架势。
这些人，纷纷从纽约、芝加哥、旧金山、伦敦和东京等大城市的企业里走出来，涌向全球每一个大洲，劝说腐败的政客接受他们的贷款，让公司王国为他们的国家套上永远打不开的枷锁，让绝望的人不得不向工厂和生产线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我心烦意乱，因为我知道了自己简历和那篇文章背后的欺骗本质：
我们已被一个道德败坏、终将走向自我毁灭的体系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第四部分 风暴过后（1981-今）
我选择过新的生活，黑色巨兽却依然在行动，杀戮和阴谋仍在上演，我开始为自己曾经扮演过的角色而痛苦不已，我想到了记录下那些黑色的时光，尽管困难重重，终，我还是写出了这个仍未完结的故事……
第35章 揭穿骗人的面具
2003 年，我刚刚从厄瓜多尔回到家中，美国就入侵了伊拉克，这是十多年以来的第二次—<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