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54998
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
晚清：报刊研究的视野及策略
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
气球?学堂?报章
以“图像”解说“晚清”
作为“绣像小说”的《文明小史》
学问家与舆论家
作为“文化工程”与“启蒙生意”的百科全书
在“文学史著”与“出版工程”之间
为何以及如何编“全集”
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类型特征
作为“北京文学地图”的张恨水小说
20世纪中国文学纪事（上篇）
这不是一部体系完整、首尾呼应的专著，而是作者二十年间某一专题的文章结集——选择从“报刊”及“出版”的角度，谈论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至于谈论“新文化”，为何需要兼及晚清与五四，我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的“导言”中已有详细论证，此处不赘。
十三年前，我与日本大学山口守教授合作，在北京大学召开“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研讨会。开幕式上，我曾提及：“大众传媒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除了众所周知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还与其生产过程以及发表形式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且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 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大众传媒，不仅仅是新闻史家或媒体工作者的责任，更吸引了无数思想史家、文化史家以及文学史家的目光。”（《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9日）此文之所以需要副题“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就因为涉及我1984年进入北京大学随王瑶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很快意识到北大学者之谈论“中国现代文学”最具史的意味，“这与他们很早就走出自家书斋、浸泡于图书馆的旧报刊室大有关系”。考虑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在小说研究中比较容易得到落实，我最初的两部著作（《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也曾切实有效地讨论了报刊生产过程以及报刊连载形式对于作家写作心态、小说结构和叙事方式的影响。
虽然从未撰写过报刊史方面的专门著作，但我长期关注报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的深刻影响，这一学术趣味，在相关著作中不时有所表露。正是基于此私心，我选择在进京念书三十年这个特殊时刻，盘点零篇散简，凑成一册小书，交给北大出版社，约定明年春夏推出，以纪念现代史上最为重要的杂志《新青年》（1915—1926年）创刊一百周年。
在我已刊各书中，涉及不少晚清以降重要的报刊及书局如（如初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期3期及2003年1期，收入《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一书，曾获第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2006］的《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若系统梳理，容易与以前的著作重叠，念及此，采用“拾遗补阙”的办法——不动我在北大出版社刊行的学术著作，而从其他随笔集中截取四文，加上未入集的九篇，编成这册纪念性质的小书。
编辑此书，最初是基于“公谊”——纪念《新青年》创办百周年；可编着编着，越来越偏向于“私情”——爬梳每篇文章的写作过程，追忆问学路上师友们之援手，实在是感慨万千。
书中写作时间最早的，当属“1993年11月8日于东京白金台”的《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类型特征》。1993年9月至1994年7月，我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在东京大学及京都大学从事专门研究，邀请者是东大文学部藤井省三教授。在日期间，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彭小妍研究员筹备国际会议，邀我参加。那时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尚未正式开启，我此前多次申请赴台，都被有关部门友好地拒绝了。藤井教授建议我试着从东京飞台北，结果居然办成了。这是我第一次赴台参加学术活动，遇见不少旧雨新知，还顺便参访了父亲早年工作过的《中华日报》社，故印象特别深刻。
《气球?学堂?报章──关于〈教会新报〉》一文，虽署“1997年11月25日于［北京］西三旗寓所”，真正得益的是此前半年的美国之行。1997年3—7月，我与妻子夏晓虹得到美中学术交流基金的资助，在哥伦比亚大学访学，邀请者是王德威教授。不用上课，除了偶尔外出演讲及游览，主要时间是泡图书馆。出于好奇，我逾越自家专业范围，仔细阅读了哥大东亚图书馆收藏的影印本《教会新报》，做了不少笔记。回到国内，整理成这篇此前很难入集的文章。
《以“图像”解说“晚清”》是我和夏晓虹合编的《图像晚清》（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序言，写作时间标注颇有玄机——“2000年10—11月于海德堡/东京”。因撰写此文时，夏晓虹在东京大学客座，我则应瓦格纳教授（Rudolf Wagner）的邀请，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讲学（2000年10—12月）。得益于刚刚熟悉的互联网，我们每天交流读书心得及写作进度。此书序言我写，注释归她，因即时对话，实际上早就“互相渗透”了。
《晚清：报刊研究的视野及策略》是录音整理稿，不同于专业论文，读来别有一番风味。2002年9月至2003年1月，我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客座，邀请者是梅家玲教授。为本科生及研究生讲授的专题课“晚清文学与文化”，因台大学生录音整理，于是有了《晚清文学教室——从北大到台大》（梅家玲编，台北：麦田出版，2005年）这么一册奇书。这里选录2002年9月25日在台大文学院演讲厅的第二讲，以纪念那次奇妙的讲学经历。
《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原本提交给台湾中正大学主办的“文学传媒与文化视界”学术研讨会（2003年11月），文章刊出时，我刚好应何碧玉（Isabelle Rabut）教授邀请，在巴黎的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讲学（2004年2—6月）。约定讲授两门课，基础课是中文写作，专业课一半讲余华小说（对方指定），一半自由发挥。这自由发挥的半门课，我讲了这篇文章以及其他几篇相关论文。何碧玉教授很开心，于是请丈夫安必诺教授（Angel Pino）合作，编译成《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化七讲》（Sept le?ons sur le roman et la culture modernes en Chine，LEIDEN?BOSTO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5）。
《作为“文化工程”与“启蒙生意”的百科全书》是为我和米列娜合编的《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撰写的“代序”。组织一个国际团队，研究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发起人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著名的捷克汉学家米列娜（Milena Dole?elová-Velingerová，1932—2012），而最终顺利完成，则得益于瓦格纳教授的鼎力相助。故今年春天出版的英文书 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 (1870-1930): Changing Ways of Thought（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14），署米列娜、瓦格纳合编。为此英文著作，我只贡献了中文本《晚清辞书及教科书视野中的“文学”——以黄人的编纂活动为中心》；可在长达十年的合作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欧洲学者治学的认真与严谨。两次工作坊（海德堡大学，2006年3月；台北：中研院，2007年10月），加上无数的电邮，不断的打磨，方才成就今日这本英文书。相比之下，匆促问世的北大版，只能说是“初稿”。
《在“文学史著”与“出版工程”之间》乃不久前贵州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的“导读”。文末称：“为重编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撰写‘导读’，对我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因写作时间拖得太长，学界不断有新成果面世，等到自己出手时，只好删繁就简，以回避‘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困境。”2006年底交出重编本目录，而后便开始撰写这篇“导读”；之所以写写停停，除了学术兴趣不断转移，更重要的是，2009年秋季学期，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大系》研究”专题课，在与研究生深入交流的过程中，调整了写作策略。虽有此波折，我很怀念那师生间如切如磋的温馨场面。
此书有四文选自仍在市面流通的随笔集；日后旧书重印，将据此重新调整篇目。至于我谈及大众传媒的大小文章，散落在各评论集或随笔集中的，还有《假如没有文学史……》（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中的《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的《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怀念“小说的世纪”》，以及《学者的人间情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中的《从左图右史到图文互动》《学术文化视野中的“出版”》《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等，敬请有兴趣的读者参阅。
2014年9月13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晚清：报刊研究的视野及策略
考虑到在座的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为了给大家最基本的知识，我准备用一节课的时间，简要讲述晚清的历史。先让大家掌握几条基本线索，以后再进入具体问题的讨论，以免诸位茫无头绪。
一、 怎样一个晚清
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怎样一个晚清。诸位上这门课前，估计都学过近代史。我给诸位开的参考书目里边，有郭廷以先生的《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和《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郭先生原来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他谈“近代”，是从1830年到1950年，这一论述框架，与大陆方面很接近。大陆之研究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到1949年。区别在哪儿？在于郭先生强调中外交涉，而大陆学者则突出帝国主义的入侵。所以，一个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一个则推到此前中英的贸易争端。都承认鸦片战争的划时代意义，只是相对而言，一注重政治与军事，一强调政治与经济。
另外一个用得比较多的概念，是“晚清”。作为历史范畴，“晚清”和“近代中国”不一样，前者只到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至于“晚清”的起点，有各种说法，但学界大都认同1840年。从台湾到美国的唐德刚先生，写了《晚清七十年》（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在台湾和大陆几乎同时推出。对晚清史事有兴趣的非专业读者，这书值得推荐。这里所说的“晚清”，接近大陆所说的“近代文学”的“近代”；请大家注意，大陆史学界和文学界之谈论“近代”，有很大差别。单就时间跨度而言，前者类似郭廷以，后者接近唐德刚。
今天就说“晚清”。对于“晚清”的描述，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最直截了当的是“多事之秋”，特别适合于拍电视连续剧，事件特多，且大都惊心动魄。第二个说法是“内忧外患”，国家内部天灾人祸不断，外部入侵更是导致不断地签约、赔款。还有一个说法，那是张之洞提出来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三种说法略有差异：“多事之秋”带文学色彩，“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思想与文化，“内忧外患”注重的是政治与军事。
为了让诸位对晚清有大致的了解，这里得略微啰唆几句：我们现在谈论的晚清，大体上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这五朝。诸位看电视剧，不管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清宫戏永远是大家的最爱。为什么？离我们很近，比较容易理解；传奇色彩很浓，疑案特多，很适合作家驰骋想象。从民国初年的争辩“顺治出家”“太后下嫁”，到今天诸位熟悉的纪晓岚智斗和珅。还有各种戏说雍正、乾隆的连续剧。打开电视，你尽管转台，都是辫子。去年春节，北京街头的小孩子，居然也戴起拖了条小辫子的帽子来，可见其影响。清宫清史之所以可以“戏说”，还有一点，没有意识形态的限制，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没人抓你的小辫子，说你颠覆了什么什么“真理”或道德信条。因此，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康熙、乾隆等，也就成了今天电视连续剧的最佳男主角。至于晚清乃“多事之秋”，重大历史事件很多，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火烧圆明园、同治中兴、甲午海战、百日维新、庚子事变、辛亥革命等，看得你眼花缭乱，惊心动魄，更是适合于拍电影及电视连续剧。
离开电影院，我们进入大学课堂。要在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让诸位对晚清七十年史事有大致的了解，不是很容易。先说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的故事。不论你在什么地方念书，中国的大陆、香港、台湾，或者美国、欧洲、日本，我想都会提到这至关重要的1840年。谈论这一年，必须同时关注林则徐的广州禁烟，以及英国以军舰作为后盾的贸易政策。英军入侵，是为了政治、为了商务，不完全指向烧鸦片烟这件事。要不然，说成“林则徐烧鸦片烟，导致中英战争”，这说法不对。在当时，英军没有真正成功地进入广州，而是转而到定海，最后在南京进入长江口。1842年兵临南京城，清朝被迫签订了近代中国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诸位知道，《南京条约》有好几项内容，一是赔款，再就是“五口通商”，还有承认先前在广州签订的“穿鼻草约”，也就是割让香港。
中西交涉的这条线，暂且放下来，转而谈论“内忧”。接受了一点基督教文化、同时又有很大创新的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的金田村举事，创立了“太平天国”。这可是近代史上的大事，影响极为深远。学界为这事，也吵了半个多世纪。我们先说这件事的大概：1851年广西起义后，太平军纵横驰骋大半个中国，在1853年占领南京，并定都南京。此后，兵分两路，一北伐，一西征；北伐失败，西征同样覆灭。但是，就在太平军举事的同时，北有捻军，南有天地会，南北夹攻，清廷处境十分艰难。用“四面楚歌”来描述1850年代清廷的状态，一点不为过。太平军打出的旗号，带有浓厚的西方宗教色彩，这样一来，有一批笃信儒家伦理道德的士大夫，不是为了清廷，而是为了中华文化，起而抗争，这就是诸位都知道的曾国藩等人。不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事关中国伦理、儒家文化的存亡，读书人方才开始练兵。湘军与太平军打仗，彼此互有输赢，但1856年的事变，使得太平军从此走下坡路。不满东王杨秀清专横跋扈，韦昌辉、秦日纲联合起来，把他杀了，同时杀了东王手下的两万士兵，还想追杀前来讲理的石达开。天王洪秀全联合其他力量，反过来诛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经过这么一番内讧，太平军主要将领有的被杀，有的出逃，情势于是发生大逆转。
“内忧”这条线，还有很多后话，暂时搁下，回过头来看看“外患”。传教的限制放松了，可教案不断出现，于是有了1860年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城这件大事。看过电影《火烧圆明园》的，对这事的来龙去脉，多少应该有些了解。不过，这里有点蹊跷，以前大陆的研究者不太愿意说，可这不是什么天大的秘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在当年的西方也都招人非议，今天更是成了中国人控诉帝国主义暴行的绝好教材，但事出有因，不能不说。英法联军为什么放火烧园？当年他们打进北京前，曾派了个三十九人的使团和清廷谈判，咸丰皇帝进退失据，他手下的那些大臣更是缺乏国际交往的经验，把三十九人押进天牢不说，还杀了其中的好几个。自古以来，不管东方西方，打仗时不斩来使。我们可好，不但把人家的使节囚禁起来，还干脆杀掉。等英法联军打进北京，杀到囚禁来使的圆明园的天牢时，使节已经死了二十人。为报复清廷，英法联军先是大肆掠夺，后又放火把圆明园烧毁。
关于这件事，我想说三点：第一，英法联军残暴；第二，清廷昏聩无能；第三，最后彻底毁了圆明园的，不仅是英法联军，还包括中国人自己。圆明园遗址公园，今天是北京的一处重要景观，诸位有机会去游学，一定得去看看。可请大家注意，现在的模样，不是英法联军烧后的样子，是很多中国人趁火打劫的结果。诸位要是到东北看张作霖的墓，那里的石人石马是圆明园的；到河南袁世凯的墓上看，那墓道两边的很多石刻也是圆明园的；当然，北大校园里那对很漂亮的华表，也来自圆明园。也就是说，当年英法联军把园里的珍宝抢了，把园子烧了，随后的几十年，中国官吏把地上能拿的东西都搬回家。这种历史文化遗迹，看了让人感慨万端。现在的圆明园里，真正的古建筑很少。前些年勘察，发现一座小庙，还有三十几间房子，那是清代的东西，因长期作为工厂的仓库，堆放东西，所以保留下来了，目前正加紧修复。据说圆明园正准备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可发现一个问题，只有遗址，地上的东西大都没了。有人建议，把失散在全国各地的圆明园的东西全要回来，可这么一来，得拆好多校园或陵墓，那可都是重点文物单位。看来只能这样，用如此破烂不堪的遗址，警醒世人英法联军的残暴与国人的愚昧。
好，前面说到，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对于此前自认为“天朝上国”的中国人来说，是特别大的打击。这部分先按下不表，我们回到太平军。
在曾国藩的湘军崛起之前，号称精锐的八旗军不堪一击。太平军内讧，湘军特能打仗，再加上当时上海的洋人组成了洋枪队帮助清廷，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曾国藩派遣部将安徽人李鸿章到上海去联合洋枪队，这件事对以后的政局影响很大。诸位知道，李鸿章是晚清政局的关键人物，他所率领的淮军，以及曾国藩的湘军，袁世凯的新军，取代八旗兵，成为清末民初最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太平军直接促成了湘军、淮军的崛起，同时使得李鸿章到上海跟外国人打交道、办洋务，这可都是晚清的重大转折。1864年，南京城破，洪秀全自杀。此后，太平军遗部继续作战，天地会、捻军等仍在活动，一直到1877年，大局方才稳定。这场内战，总共打了二十八年，有的是全国性的，有的是局部地区的，其中受损最严重的是中国最为富裕的江南一带，战事长的十年八年，短的也有三四年。这场动乱，使得中国的经济大倒退，人口减少，文化消沉，江南藏书多毁于战火，国势衰微，危若累卵。
关于太平军的功过，历史学界意见分歧很大。早先，晚清的革命派章太炎等人，为了反对清廷，对太平军大加表扬。后来，共产党掌握政权，“太平天国”更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备受称颂。一直到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大陆学界方才开始反省太平军的负面作用。其中，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里，称近代中国的主流是振兴工业，提倡科学和技术，走近代化之路，而洪秀全的宗教宣传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逆历史潮流而行，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不值得颂扬。请大家注意，几十年来，中国人极力歌颂太平军，到了世纪末，方才对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宗教政策，以及对整个经济环境的破坏，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当然，这跟当下中国社会及思想的转变大有关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扩大国际交往，淡化意识形态，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等。最近十年，中国学界谈论太平军，不再一边倒，有人继续表彰，有人严厉批评。
按下太平天国不表，回到清朝的内部事务。1861年，短命的咸丰皇帝死了，那拉氏和恭亲王联手，把大臣肃顺等人杀了，这个故事，我相信看电视连续剧的人耳熟能详。同治皇帝即位，开始了晚清比较光鲜的一段时期，史家称为“同治中兴”。所谓“同治中兴”，关键在于洋务运动，造船、制炮、开矿山、修铁路、架电线等。跟这些相配合的，我想也是诸位和我比较关心的，还有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京师以及各地的同文馆，起先只是学外文的，后来才增加物理、化学等学科。在京师同文馆的发展过程中，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 Martin）起了很大作用；他也是后来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对这所大学的创立起了很大作用。同文馆后来并入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除了开矿、造船、办学校，翻译西书也是洋务运动最值得一提的功绩。本来，“同治中兴”给了很多中国人希望，以为中国的改革可以获得成功；可1894年的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使得清廷内部的自我改革遭到重大打击。1895年在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二万万两银子。割让台湾的这段历史，诸位肯定比我熟悉；至于赔款的二万万两，到底是多大的数字？略为估算，大致相当于中国当时两年国民收入的总和，或者说等于日本当时三年的国民收入总和。一边赔了两年，一边赚了三年，此后，日本把这笔钱放在国家现代化的建设，而中国则因这笔赔款一蹶不振。在我看来，甲午海战的结局，既使得日本得以迅速现代化，也堵死了中国在东亚崛起的可能性。因此，这不只是海军的失败，而是整个中国命运的大逆转。我说晚清中国“内忧外患”，内有太平天国、捻军、天地会，外则是一次次的签约、赔款。而所有对中国的打击最沉重的，很可能是日本的这一次。
到了这一步，不能不改，于是有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清廷的这场自我革新，只推行了百日便以失败告终。康有为、梁启超亡命天涯，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这其中有路线的斗争，也有利益的扞格。为什么这么说？百日维新期间，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大大损伤了既得利益者，即便没有袁世凯告密，照样会有政变。当时很多主张改革的地方大员，对康有为孤注一掷的做法很不以为然。此前康有为没做过官，没有实际从政的经验，只凭理念与激情，一天好几道命令，弄得朝野上下怨声载道。这是一个改革家，很有理想，也很果敢，希望在短时间内，借助皇帝的力量重整山河，按照自己的理想治理国家。可这一没有配套措施、触犯很多人实际利益的改革，导致了旧派（后党）重新聚结，在慈禧太后的帮助下，迅速将其镇压。
百日维新失败，再加上庚子事变爆发，真是雪上加霜。义和团的起因等，可以暂且不论；慈禧太后怂恿其冲击各国驻北京使馆，甚至向世界各国宣战，简直是疯了，说是“你们逼得我没路走，那就跟你们拼了吧！”可宣战之后，八旗兵根本不顶用，慈禧于是狼狈逃窜，跑到西安。在这过程中，封疆大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合提出“东南自保”，也就是说，他们保证江苏、上海、湖北、广东一带外国人不被伤害，外国军队不必前来“保护”。中央政权对外作战，地方实力派自保门户，这种情形，清廷不亡才怪。
庚子事变的结局，除了赔款，慈禧太后也被迫采取了一系列改革策略，包括办学堂等，好多是戊戌变法时想推行而没有成功的。也就是说，经过庚子事变，清廷终于同意改革了，只不过这个代价太重大了，不只贻误时机，还死了这么多人，把国家搞得破破烂烂的，这才又重新开始。这期间，有几件事值得一说。第一是袁世凯练兵以及新军的崛起，这跟辛亥革命以及日后的军阀混战有直接的联系；第二，张之洞办教育，影响日后的思想文化走向；第三，张謇等人的办实业，走出另外一条救国的道路。军事、教育、实业，这三者都很有成绩；而在各种改革中，走得最慢的是政治体制。同样考虑政治制度的革新，也有从何入手的问题。这方面有两个先觉者，严复与孙中山，思路也很不一样。在伦敦会晤时，严复告诉孙中山，就中国目前的教育水平，搞革命不可能成功，还是得从教育入手，逐渐提升中国人的知识水准与道德素养，而后才能建立起理想的政治制度。孙中山听了，说很有道理，可人寿几何？也就是说，远水解不了近渴，等不及了，还是得采用激烈的手段，争取毕其功于一役。英国式的改革走不通，只好取法国式的革命。日后，孙中山的思想占了上风，以暴力革命建立新政权，成了国共两党的共同思路。
最近几年，反省中国这一百年走过的路，不少知识分子提出这样的问题：暴力革命是否一定必须？政治改良是否一定不行？晚清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严复等人所思考的教育/文化建国之路，是否一定走不通？反省历史，很多人对此前太推崇革命很有意见，以为这导致了百年中国破坏多而建设少。我赞同反省激进主义思潮，但不看好清廷的自我改革。晚清的变革，是被形势一步步逼出来的，当政者并没这种襟怀与眼光。最后逼到了政治制度这一关，还是过不去。说是要走英国君主立宪的路，可一拖再拖，贻误时机，最后促成了孙中山领导的暴力革命。现在假设清廷幡然悔过，国人咸与维新，走英国式的路，用最小代价完成社会转型，实在是不了解当时的实际
情境。
这节课的目的，是用最简短的篇幅，给大家梳理一下晚清这段历史。下面，我用几句话来概括，让大家明白，这七十年中有哪些东西值得特别注意。第一是中外交涉，包括侵略与反侵略，还有教案等；第二是内乱，内乱里头，请大家注意，除一般王朝都有的君民矛盾外，还有清代特有的满汉矛盾；第三是洋务，洋务包括军事（如水师）、工业（如江南制造局）以及日用民生（如电报、铁路）等；第四是传教与兴学，晚清的传教士不仅从事宗教及政治活动，同时也编报刊、办学堂，“兴学”固然与洋务有关，更牵涉晚清的文化传播与启蒙思潮。谈论晚清的政治、思想、文化层面的变革，必须考虑清政府的自强运动，维新派的改良思潮，以及激进知识分子的鼓吹革命，这三种力量都在推动社会往前发展。至于以前中国学界之拼命突出太平天国以及义和团的正面价值，现在看来，大有问题。因此，我更愿意强调自强运动、改良思潮和革命宣传这三者对晚清七十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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