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7505328丛书名: 中西学术文丛（乙种）
编辑推荐
杜希德先生的《唐代财政》一书是20世纪唐代财政史领域的一部划时代著作。本书大抵依《旧唐书•食货志》的论述范围，分章讨论唐代财政史上的诸多重要问题，如均田制、租庸调、两税法、货币、盐政和漕运等。《唐代财政》提纲挈领地论述了唐代财政体系发展演变的情形，立论严密，注释详实，尽显欧洲汉学的朴实本色。本书是西方唐代财政史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出版至今五十多年，在西方仍无类似专书可以取代，现在依然是欧美学者和学生在唐史方面经常需要引用的一本英文著作。
内容简介
《唐代财政》依《旧唐书•食货志》的论述范围，分六章讨论唐代财政史上的几个大问题。章《土地分配制度》，致力于探讨均田制的发展过程。第二章《直接税务》，讨论唐代租庸调及两税法的兴替。第三章《国家垄断与商税》，讨论榷盐、榷酒、茶税三问题。第四章《货币与信贷》，分别论述铸钱、信贷组织的发展、政府的货币政策三问题。第五章《漕运与交通》，致力于讨论唐代转运系统的演变情形。第六章《财务行政》，分前、中、后三个时期论述唐代中央与地方财政体系的变化发展。
目 录
缩略语
唐代帝王次序表
道名或藩镇名称
计量单位表
章 土地分配制度
第二章 直接税务
第二章 国家垄断与商税
第四章 货币与信贷
第五章 漕运与交通
第六章 财务行政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附录四
附录五
再版后记
注释
参考书目
词汇索引
主题索引
译后记
前 言
这本书原本是我１９５３ 年在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在正式出版之前，我的修改工作面临两个选择，是全部改写还是保留原貌只作局部的增补与改动，也就是相应地加入一些的研究成果以及在本书完成之后公布的一些新资料。考虑到时间问题，我只能选择后者。
本书的章节题目与原论文保持一致，它们来自《旧唐书•食货志》或者是对它的理解。不过，由于翻译时所遇到的困难以及我为之所付出的努力，包括对《旧唐书•食货志》本卷的翻译在内，我终选择单独列出词汇解释部分。
在这里，我并没有对关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进行完整而系统的阐述。大英博物馆所藏的斯坦因（Ｓｔｅｉｎ） 收集品的微缩胶片，以及近发表的由大谷光瑞（Ｃｏｕｎｔ Ｏｔａｎｉ） 探险所发现的许多罕见的文书残片，都在很大程度上为财政与土地政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前景，值得分别讨论。因此，我打算就这方面另外写成关于唐代制度的续篇奉献给大家。
我在本书中的关注点仅限于国家财政政策，广义上讲，并不涉及对这一时期经济史的讨论。很明显，唐代时期在农业技术、荒地开垦、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工商业的发展、商人与工匠的社会经济地位、钱币使用量的极大增加、商品与货币流通的大幅增长以及人口的大面积流动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自然而然地会反映在政府的财政政策当中，对此，我们不能不稍加考虑，但是也同样需要单独讨论。这也是当今历史学者比较不容易处理的一些问题，因为中国的历史一直以官僚政治为主，它们把政府财税看作是帝国要务，但是对于经济问题却像我们一样关注甚少。
至于有关国家财政的史料，即使我们从较为宽泛的角度来搜集，也依然显得严重不足。因为正史本就是以宫廷活动为中心的著作，所以，我们对于在京都进行的中央政府的工作知之甚详，但是对于各道的情况却了解甚少，而道正好是中央颁下的政策被实际执行的地方。正史如此记史的后果之一，就是我们可以对中央制订的赋税政策进行清晰地表述，但却丝毫不知道政府的具体开支状况如何，因为这些开支计划大多数都是由各州府拟定的，而有关劳役的重要问题也基本上是属于地方统筹的范围，总之，可以说，我们可以使用的史料，它们更强调理论与大体上的政策宣布，而不是实际的日常操作。这自然与官僚传统下史书的书写目的是极为一致的。
本书的许多内容都涉及白乐日（Ｂａｌáｚｓ） 已经有所研究的领域，他于１９３１—１９３３ 年发表的论文“Ｂｅｉｔｒｇｅ ｚｕｒ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ＴａｎｇＺｅｉｔ”，在研究经济史的西方汉学论著中，应当是历史水准比较高的一个系列。这些论文标志着学界对于中国中古社会的认识又取得了一个重要的进步。不过，据我所知，过去三十年当中有关唐代制度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尤其是日本汉学家的一些早期论著，白乐日并没有参阅，因此，我认为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进行新的研究绝非多余。
读者们可能很快就会意识到，我有负于日本与中国两代学者的成果与努力，他们改变了我们对中国中古社会的认识，使我们不再拘泥于三十年前所普遍接受的旧有观念。如果本书的价值只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一些他们的研究成果，那么它也已经达成我愿。
本书的章节题目与原论文保持一致，它们来自《旧唐书•食货志》或者是对它的理解。不过，由于翻译时所遇到的困难以及我为之所付出的努力，包括对《旧唐书•食货志》本卷的翻译在内，我终选择单独列出词汇解释部分。
在这里，我并没有对关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进行完整而系统的阐述。大英博物馆所藏的斯坦因（Ｓｔｅｉｎ） 收集品的微缩胶片，以及近发表的由大谷光瑞（Ｃｏｕｎｔ Ｏｔａｎｉ） 探险所发现的许多罕见的文书残片，都在很大程度上为财政与土地政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前景，值得分别讨论。因此，我打算就这方面另外写成关于唐代制度的续篇奉献给大家。
我在本书中的关注点仅限于国家财政政策，广义上讲，并不涉及对这一时期经济史的讨论。很明显，唐代时期在农业技术、荒地开垦、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工商业的发展、商人与工匠的社会经济地位、钱币使用量的极大增加、商品与货币流通的大幅增长以及人口的大面积流动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自然而然地会反映在政府的财政政策当中，对此，我们不能不稍加考虑，但是也同样需要单独讨论。这也是当今历史学者比较不容易处理的一些问题，因为中国的历史一直以官僚政治为主，它们把政府财税看作是帝国要务，但是对于经济问题却像我们一样关注甚少。
至于有关国家财政的史料，即使我们从较为宽泛的角度来搜集，也依然显得严重不足。因为正史本就是以宫廷活动为中心的著作，所以，我们对于在京都进行的中央政府的工作知之甚详，但是对于各道的情况却了解甚少，而道正好是中央颁下的政策被实际执行的地方。正史如此记史的后果之一，就是我们可以对中央制订的赋税政策进行清晰地表述，但却丝毫不知道政府的具体开支状况如何，因为这些开支计划大多数都是由各州府拟定的，而有关劳役的重要问题也基本上是属于地方统筹的范围，总之，可以说，我们可以使用的史料，它们更强调理论与大体上的政策宣布，而不是实际的日常操作。这自然与官僚传统下史书的书写目的是极为一致的。
本书的许多内容都涉及白乐日（Ｂａｌáｚｓ） 已经有所研究的领域，他于１９３１—１９３３ 年发表的论文“Ｂｅｉｔｒｇｅ ｚｕｒ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ＴａｎｇＺｅｉｔ”，在研究经济史的西方汉学论著中，应当是历史水准比较高的一个系列。这些论文标志着学界对于中国中古社会的认识又取得了一个重要的进步。不过，据我所知，过去三十年当中有关唐代制度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尤其是日本汉学家的一些早期论著，白乐日并没有参阅，因此，我认为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进行新的研究绝非多余。
读者们可能很快就会意识到，我有负于日本与中国两代学者的成果与努力，他们改变了我们对中国中古社会的认识，使我们不再拘泥于三十年前所普遍接受的旧有观念。如果本书的价值只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一些他们的研究成果，那么它也已经达成我愿。
杜希德
伦敦 １９５９ 年１２ 月２２ 日
在线试读
麦大维《杜希德先生生平》
杜希德之后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写他所谓的唐代财政制度“急就章”，导师还是中国学教授夏伦。杜希德自己说，他首先得说服夏伦，比起西周到汉末的早期历史，中古史同样值得学术研究。他说夏伦曾这样反驳，“你这不是历史学，是新闻报道”。他的论文实际上是对《旧唐书•食货志》的翻译和注解。他和龙彼得（Ｐｉｅｔ ｖａｎ ｄｅｒ Ｌｏｏｎ，１９２０—２００２） 一起读书，后者１９４８ 年成为剑桥讲师。两人都出身战后欧洲传统的“高级汉学” （ｈｉｇｈ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在语文学、文本分析方面受过同样的训练，因此两人在分析早期文本时有共同语言。不过他们两人关注中国的视角后来越来越不一样。龙彼得对中国社会感兴趣，尤其是区域底层社会，热衷于考察民间神灵，杜希德始终不放弃自上而下的路径，也就是他面对的那些丰富而详细的官修制度史材料所反映的视角。两人的区别一直延续到退休：龙彼得带病到中国南方做田野，杜希德只是１９８１ 年到中国做了一次蜻蜓点水式的访问。不过杜希德的博士论文为他著作等身的研究生涯的初阶段奠定了基础，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经济史和财政运作，其次是制度史及制度文献史。
杜希德之后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写他所谓的唐代财政制度“急就章”，导师还是中国学教授夏伦。杜希德自己说，他首先得说服夏伦，比起西周到汉末的早期历史，中古史同样值得学术研究。他说夏伦曾这样反驳，“你这不是历史学，是新闻报道”。他的论文实际上是对《旧唐书•食货志》的翻译和注解。他和龙彼得（Ｐｉｅｔ ｖａｎ ｄｅｒ Ｌｏｏｎ，１９２０—２００２） 一起读书，后者１９４８ 年成为剑桥讲师。两人都出身战后欧洲传统的“高级汉学” （ｈｉｇｈ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在语文学、文本分析方面受过同样的训练，因此两人在分析早期文本时有共同语言。不过他们两人关注中国的视角后来越来越不一样。龙彼得对中国社会感兴趣，尤其是区域底层社会，热衷于考察民间神灵，杜希德始终不放弃自上而下的路径，也就是他面对的那些丰富而详细的官修制度史材料所反映的视角。两人的区别一直延续到退休：龙彼得带病到中国南方做田野，杜希德只是１９８１ 年到中国做了一次蜻蜓点水式的访问。不过杜希德的博士论文为他著作等身的研究生涯的初阶段奠定了基础，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经济史和财政运作，其次是制度史及制度文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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