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补考

前言

卷一 左司郎中

卷二 左司員外郎

卷三 吏部郎中

卷四 吏部員外郎五

卷五 司封郎中

卷六 司封員外郎

卷七 司勳郎中

卷八 司勳員外郎

卷九 考功郎中

卷十 考功員外郎

卷十一 户部郎中

卷十二 户部員外郎

卷十三 度支郎中

卷十四 度支員外郎

卷十五 金部郎中

卷十六 金部員外郎

卷十七 倉部郎中

卷十八 倉部員外郎

卷十九 禮部郎中

卷二十 禮部員外郎

卷二十一 祠部郎中

卷二十二 祠部員外郎

卷二十三 膳部郎中

卷二十四 膳部員外郎

卷二十五 主客郎中

卷二十六 主客員外郎

附録 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補考二六九

人名索引

前言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簡稱《郎考》），清人勞格、趙鉞撰，凡二十六卷，爲清代史學名著，是查考唐人生平的重要工具書，該書實由“郎官石柱”演繹而來。“郎官石柱”有二：一柱記左司及吏、户、禮三部郎官，一柱記右司及兵、刑、工三部郎官。郎官指唐代尚書省六部諸曹的郎中和員外郎。石柱刻録郎官題名，始創於唐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序由朝散大夫、行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吴郡張旭書，是以石刻形式保存下來的唐代職官檔案，可惜右司石柱已經亡佚，僅存左司。清代學者錢大昕云：“此柱雖有殘闕，亦僅十之一二，合之御史臺題名，一代清流姓名略備，未必非考史之一助也。”但在宋元明三代，未予重視，凡言及石柱，大多贊譽唐人書法，其史料價值，未置一辭。至清代，方爲學者重視。清康熙四十七年（一七○八），學者朱彝尊購得石柱拓片三紙，適其學生桐城方世舉自京城來浙江秀水（今浙江嘉興市），在曝書亭裏，鎮以界尺，逐個審視郎官姓名。由於柱石風化剥落，殘缺模糊，朱氏稱“字已漫漶，眼昏莫辨”，“姓名可識察者三千一百餘人，别録諸格紙”。這一經過他倒是記録下來了，但謄録的郎官姓名資料，未能付諸棗梨，公諸於世。來年因朱彝尊的病逝，因此佚失了。

至乾隆間，金石學家趙魏重複朱彝尊的工作，他嫌工人拓本往往遺漏不全，爲此，趙氏學有拓録技藝，親至西安，傳拓石柱，“手摹其文而一字不遺”，所得人名比朱氏“多十三四”。趙魏將“郎官石柱與御史臺精舍碑”辨認所得人名，一併刊入《讀畫齋叢書》己集，這是次將郎官石柱題名刊印成書，爲後人研究石柱題名提供了方便。

金石學家王昶與趙魏同時，他是江蘇青浦（今屬上海市）人，官至刑部侍郎。王昶官做得大，亦富有財力，致仕後，邀集門人撰寫了《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可稱爲金石學巨著。王昶與門人對郎官石柱認真辨識，得三千一百九十二人，略超過朱趙二人。王昶還做了另外一件事，他將郎官題名與兩《唐書》有列傳者、《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及《全唐詩》作者核查，撰成考一卷，其結論爲“凡有可考者，得五百七十六人，餘一千六百廿四人則無考矣”（《金石萃編》卷一一五、一一六）。王昶是詞家和金石學家，而不是唐史學者，他的考做得過於簡單，“掛一漏百，誤謬宏多”。但王昶首創之功，又應予肯定。王昶不成功的做法，引起了學者趙鉞的注意。他是浙江錢塘人，做過知縣、知州，退休後即着手輯録郎官事跡。可以想象，那個年代尚無索引之類典籍，尋找史料，只有逐書逐頁翻閲，或者自己下功夫，編製自用的工具書，費時費力，故趙鉞屬稿未半，年老力衰，自度難以完稿，便將此事囑付於同鄉勞格。勞格字季言，錢塘諸生，生於唐史世家，其父勞經原撰有《唐折衝府考》。勞格精勤唐史，長於考核，“尤熟於唐代典故，錢少詹（大昕）以後一人而已”（清人丁寶書《讀書雜識》序）。他比趙鉞年輕四十餘歲，自接手此稿後，一諾無辭，悉力考核，以期毋負故人之諄屬。咸豐末，遇戰亂，他流離轉輾於雙溪、吴江等地，猶手寫不輟。不久，憂傷致疾而逝，年僅四十五歲。臨終以手稿囑託友人丁寶書。十餘年後，繕寫清本，編定成書，名《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二十六卷和《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三卷（簡稱《御考》）。與勞格其他著作一併刊入《月河精舍叢鈔》。《郎考》一書雖非勞格後自身勘定，但當是接近完成，此書滲透勞氏畢生精力，其著録尚書省左司郎官等三千二百餘人，另外補遺六百三十四人，在人數上大大超出前人；在輯録史料上，勞氏“廣搜事實，詳加考證，以視王氏《金石萃編》增多十數倍”，採摭繁富，蔚爲巨觀。丁寶書序云：“其見於舊、新兩書者，足以校史傳之異同；其不見於新、舊兩書者，足以羽翼史傳之未備。”《郎考》使絶大多數郎官史實，皆可稽考，可謂居功至偉。唐史大家岑仲勉先生稱“其書得爲清代名著，非徒然矣”。

二十世紀，岑仲勉先生在繼承清代學者的成果基礎上，又有了新的成就，先後撰著《郎官石柱題名新著録》（簡稱《新著録》）和《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簡稱《新考訂》）。《新著録》是“證實原題名之順序，各歸其本”；新考訂是“訂正各司名下任官事跡”（《新考訂》陳達超引言）。岑氏徵引出土唐人墓誌，“多發前人之所未發，創獲甚豐”。因岑氏病逝，未能終卷，遺稿由其門人陳達超整理出版。大概陳先生手頭未備《郎考》一書，光憑岑氏遺稿謄録，未與《郎考》核對，岑先生摘抄了《郎考》中的一些史料，可能是爲撰寫《新考訂》參考之用，陳達超誤認爲是岑氏要輯入之史料，全部抄録入《新考訂》，造成與勞格所録重複，頗有蛇足之嫌，多此一舉。因本書主要是訂補勞趙之書，對《新考訂》存在的瑕疵，不在此作具體評述。岑氏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謝世，已踰半個世紀，唐人碑版，日出不窮，故繼岑氏再作補考。筆者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參與編撰《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之時，即萌發爲《郎考》作補考之遐想。九十年代，中華書局點校本《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出版之際，又囑筆者編製人名索引，以便檢查，筆者有意將岑氏以上兩書人名一併編入，以期對後人研究郎官有所裨益。筆者凡見唐人碑版，即與勞趙之書核查之，有可補之史料，隨即批録書眉及字裏行間，日積月累，竟得數百餘條，由此撰寫拙稿，寫作過半，知已有學者發表了同類論著：胡可先《郎官石柱題名考（左司郎中、員外郎）補正》（《文教資料》一九九七年第三期），胡可先《郎官石柱題名考（司封郎中、員外郎）補正》（《淮陰師范學院學報》二○○○年期），胡可先《郎官石柱題名考（金部郎官）補正》（《漳州師院學報》一九九八年期）。（以上三文簡稱《胡補》），吴浩《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增補》（《揚州教育學院學報》二○○三年第四期）（簡稱《吴補》），王宏生《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續補》（二○○四年《古典文獻研究》）（簡稱《王補》）。他們的辛勤勞動，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從不同角度，訂補《郎考》一書的缺失。但是有的文章存在一些問題，既名“補正”，應當廣泛收集史料，作全面負責之訂補，如學者傅斯年所言：“上窮碧落下黄泉，動手動脚找東西。”而不是僅找少許史料，倉促爲文。又如對訂補所引史籍，應當瞭解其根本源流，尤其不應當引用《全唐文》小傳去訂補《郎考》，須知此小傳實取之於石柱題名也。本書是補考《郎考》一書，不是訂補這些論文，故具體問題不作論述了。筆者主要是利用唐人碑誌對《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作一較爲全面之補考，凡岑仲勉先生已言及者，因有專書，不再重複，並遵守以下原則：

（一）勞格列爲“無考”以及其輯録史料與郎官無關者，列爲補考之首選。

（二）一人歷任多曹郎官，今在某曹處詳加輯録，其餘諸曹只摘引有關内容，文字盡量從簡，以防重複。

（三）雖然筆者收集史料在前，而以上諸位論文卻早於筆者，凡與他們史料雷同者，注明他們文章，尊重他們的勞動。凡他們言及未盡者，則再補充其他史料。

（四）增設“新補遺”一欄，專收“郎官石柱”未見者。

（五）以出土碑誌爲主，用二重證據法，如王國維《古史新證》所言“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徵前代之事實”，“匡史文之訛謬”，以達到證史、補史之目的。

本文共補考郎官七八○人次，其中包括勞氏確定的“無考”者五十三人次、新補遺三○一人次。這類問題，半個世紀前岑仲勉解决了一些，筆者亦嘗試解决一些。我們相信，隨着唐人碑誌的不斷發現，學者的不停努力，昔日湮没已久的歷史陳跡，逐漸得以復現和揭示。本書排校中聞洛陽碑誌學者趙君平、趙文成已編就《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三編》，其中唐誌達七百餘方，筆者很希望能將這一出土文獻成果在本書中有所體現，承趙君平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慨允，同意引用。拙稿原交《文史》雜誌，因字數較多，中華書局歷史編輯室主任李静與文史編輯楊禕認爲不如改爲單行本刊印，更利於保存與查檢。他們的想法很是周全，筆者欣然同意。趙鉞、勞格的另一部同類著作《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簡稱《御考》），筆者亦撰有補考，是在二○一一年“唐長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唐史學會第十一届年會”提交的論文，因發表有年，今將所見新近史料作了補充，附於本書之後。《郎考》《御考》是姐妹篇，作爲兩書的補考亦一併印制，有利於讀者參考。後，我要向爲我慷慨提供史料的赵君平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爲本書的出版付出辛勞的中華書局編輯李勉、俞國林、白愛虎、爲本書題簽的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等同志，一併致以深切的谢意。

二○一六年十月記於北京西南六里橋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