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010141220丛书名: 改革开放元勋画传丛书
内容简介
本书以时间为序选取了习仲勋同志多彩人生画卷中的39个典型事迹，生动表现了习仲勋同志在革命、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多个精彩瞬间，展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冲锋在革命、建设、改革前沿的光辉形象。第1—32节叙述了习仲勋同志自少年时代起投身革命，在革命和建设中英勇奋斗的片断；第33—39节讲述了习仲勋同志在邓小平等人指导下勇于破除思想藩篱冲锋在改革前沿，为探索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及相关改革而奔走、实践的光辉业绩。全书通过丰富、生动的事例突出习仲勋同志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时期披荆斩棘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历史画卷，同时配以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来使这个画卷更加丰满生动。
目 录
一、淡村塬上的农家少年
二、在狱中成为共产党员
三、两当兵变的枪声
四、初会刘志丹、谢子长
五、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
六、陈家坡会议力挽危局
七、边区政府的“娃娃主席”
八、遭遇错误肃反
九、西北苏区成为红军长征落脚点
十、为延安把守南大门
十一、“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十二、为延安把守北大门
十三、革命的“两地书”
十四、爷台山反击战
十五、毛泽东的九封来信
十六、策动横山起义
十七、边区各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
十八、土改纠“左”，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
十九、“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开展新区”
二十、经略大西北
二十一、中央人民政府特命代表
二十二、毛泽东说：“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二十三、“有水平的中宣部长”
二十四、国务院的“大管家”
二十五、周总理的“内交部长”
二十六、宣读授衔命令
二十七、建立国务院信访制度
二十八、“大跃进”热潮中的清醒者
二十九、三次保护西安古城墙
三十、秦声京韵总关情
三十一、小说《刘志丹》事件
三十二、蒙冤16年，两次下放洛阳
三十三、65岁南下主政广东
三十四、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
三十五、标本兼治，遏制“偷渡外逃”狂潮
三十六、向中央“要权”，让广东“先走一步”
三十七、倡建特区，“杀出一条血路”
三十八、重返中南海
三十九、海纳百川，情系中华
结语
习仲勋生平大事年表
二、在狱中成为共产党员
三、两当兵变的枪声
四、初会刘志丹、谢子长
五、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
六、陈家坡会议力挽危局
七、边区政府的“娃娃主席”
八、遭遇错误肃反
九、西北苏区成为红军长征落脚点
十、为延安把守南大门
十一、“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十二、为延安把守北大门
十三、革命的“两地书”
十四、爷台山反击战
十五、毛泽东的九封来信
十六、策动横山起义
十七、边区各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
十八、土改纠“左”，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
十九、“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开展新区”
二十、经略大西北
二十一、中央人民政府特命代表
二十二、毛泽东说：“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二十三、“有水平的中宣部长”
二十四、国务院的“大管家”
二十五、周总理的“内交部长”
二十六、宣读授衔命令
二十七、建立国务院信访制度
二十八、“大跃进”热潮中的清醒者
二十九、三次保护西安古城墙
三十、秦声京韵总关情
三十一、小说《刘志丹》事件
三十二、蒙冤16年，两次下放洛阳
三十三、65岁南下主政广东
三十四、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
三十五、标本兼治，遏制“偷渡外逃”狂潮
三十六、向中央“要权”，让广东“先走一步”
三十七、倡建特区，“杀出一条血路”
三十八、重返中南海
三十九、海纳百川，情系中华
结语
习仲勋生平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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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遭遇错误肃反1935年2月5日，中共西北工委在赤源县周家峻（今属子长县）成立，习仲勋担任工委委员。西北工委的成立，标志着党对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标志着西北根据地的形成。
2月中旬，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在刘志丹带领主力红军转移到陕北作战时，习仲勋领导南梁地区第二路游击队和赤卫军在老爷岭不断变换方位，竖起红旗，点燃篝火，布起疑兵迷惑牵制进攻苏区的马鸿宾部达一个多月。
4月13日，习仲勋带领后方工作人员和保卫队、赤卫军、庆阳游击队100多人撤离寨子湾，向东边的洛河川（今陕西省甘泉县境内）转移。途中，先后两次被敌包围。脱险后，习仲勋发现双脚不知何时被马镫磨出了血洞，催马疾驰的鞭痕也在白马身上留下一道道血印。后来，刘志丹拍着白马风趣地说：“好一匹飞身救主的白龙马！”5月，陕甘边党政军机关移驻洛河川下寺湾一带，边区政府驻义子沟。边区政府在胡皮头开设集市、发行苏币，在桥镇、阎家沟、王家坪等地开办列宁小学，在王家坪建立军事学校，培养军政干部。习仲勋还派出王忠秀、王大有、王殿斌分别到洛川、保安和三边（靖边、定边和安边）组建游击队。
7月的陕甘高原艳阳高照，生机盎然。但随着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驻西北的代表朱理治、上海临时中央局代表聂洪钧等的到来，“左”倾机会主义的阴云又开始在陕甘边扩散开来。
朱理治偏听偏信西北工委委员、组织部长郭洪涛等人的汇报，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指派李景林和惠碧海到陕甘边帮助工作。李景林担任特委书记后，只要听说谁是富农就斗争谁。惠碧海带领土改工作团采取极左的手法开展“查田”，把富农的东西分完了，就赶他们“上山吃草”。群众在狂热中见到什么就分什么。
一次，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长杨玉亭从洛河边经过，群众竞从对岸浮水过来要没收他随身携带的公款。对此，习仲勋予以坚决抵制和纠正，在特委会议上坚持撤销了惠碧海的职务。
刚刚进入9月，就有好消息传来，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的红25军艰苦转战进入了陕甘边。习仲勋、刘景范等派人赶着牛羊犒劳远道而来的红25军将士。
9月中旬，习仲勋在永宁山主持大会欢迎红25军到达陕北，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此时，陕甘边的形势不容乐观。蒋介石在围追堵截长征红军的同时，又调集十万兵力加紧对陕甘苏区进行军事“围剿”。
红25军与红26军、红27军会师后，成立了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9月17日，中共西北工委即被撤销，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西北军事委员会也被改组，聂洪钧任主席。陕甘晋省委甫一成立，就认定所谓“右派”组织及分子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组织和红26军之中，21日便开始在永坪镇捕人。
习仲勋回忆：“开来了30多人的名单，我、景范（刘景范）都参加会的。那里面有副主席、通讯员、秘书长，都是右派。我说不对头，先把几个来路不明的人逮捕起来。所以第一次才捕了9个人，其余的人都是我硬担硬保的，如果他们发生了问题，就要立刻逮捕我。
越到后来就越到处捕人。那时候拿我的名义写信要把那些人调回来，不然调不回来。所以很多人是经过我调回来的，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生了很大的恐慌。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26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白匪军乘机大举进攻，边区日益缩小，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有人暗示习仲勋可以逃走，免遭无谓牺牲，他坦然答道：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的，我怎么能走呢？很快，被认定“右派前线委员会书记”的习仲勋也遭到逮捕。聂洪钧在给习仲勋的信中说：“仲勋同志，你对于此次肃反，态度暧昧，非无产阶级意识，有跟你谈话的必要。”“罪状”有三条：第一骂群众是土匪；第二不搞土地革命，只分川地，不分山地；第三给富农通风报信。
在瓦窑堡，习仲勋和刘志丹等人被关在汇川通当铺的窑洞里，天寒地冻，地上仅放些谷草，睡觉都绑着手和脚，身上长满虱子，吃不饱，喝不上水，也不允许上厕所。“肃反”执行者肆意酷刑折磨，逼迫他们承认是右派、反革命。
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当时年仅6岁，和母亲同桂荣一起去找父亲：“人家对我母亲说，可不得了，连埋人的坑都挖好了。我母亲带我去看，那一人多深的坑啊！我母亲一看就哭了。”错误的肃反，使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这个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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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中旬，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在刘志丹带领主力红军转移到陕北作战时，习仲勋领导南梁地区第二路游击队和赤卫军在老爷岭不断变换方位，竖起红旗，点燃篝火，布起疑兵迷惑牵制进攻苏区的马鸿宾部达一个多月。
4月13日，习仲勋带领后方工作人员和保卫队、赤卫军、庆阳游击队100多人撤离寨子湾，向东边的洛河川（今陕西省甘泉县境内）转移。途中，先后两次被敌包围。脱险后，习仲勋发现双脚不知何时被马镫磨出了血洞，催马疾驰的鞭痕也在白马身上留下一道道血印。后来，刘志丹拍着白马风趣地说：“好一匹飞身救主的白龙马！”5月，陕甘边党政军机关移驻洛河川下寺湾一带，边区政府驻义子沟。边区政府在胡皮头开设集市、发行苏币，在桥镇、阎家沟、王家坪等地开办列宁小学，在王家坪建立军事学校，培养军政干部。习仲勋还派出王忠秀、王大有、王殿斌分别到洛川、保安和三边（靖边、定边和安边）组建游击队。
7月的陕甘高原艳阳高照，生机盎然。但随着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驻西北的代表朱理治、上海临时中央局代表聂洪钧等的到来，“左”倾机会主义的阴云又开始在陕甘边扩散开来。
朱理治偏听偏信西北工委委员、组织部长郭洪涛等人的汇报，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指派李景林和惠碧海到陕甘边帮助工作。李景林担任特委书记后，只要听说谁是富农就斗争谁。惠碧海带领土改工作团采取极左的手法开展“查田”，把富农的东西分完了，就赶他们“上山吃草”。群众在狂热中见到什么就分什么。
一次，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长杨玉亭从洛河边经过，群众竞从对岸浮水过来要没收他随身携带的公款。对此，习仲勋予以坚决抵制和纠正，在特委会议上坚持撤销了惠碧海的职务。
刚刚进入9月，就有好消息传来，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的红25军艰苦转战进入了陕甘边。习仲勋、刘景范等派人赶着牛羊犒劳远道而来的红25军将士。
9月中旬，习仲勋在永宁山主持大会欢迎红25军到达陕北，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此时，陕甘边的形势不容乐观。蒋介石在围追堵截长征红军的同时，又调集十万兵力加紧对陕甘苏区进行军事“围剿”。
红25军与红26军、红27军会师后，成立了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9月17日，中共西北工委即被撤销，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西北军事委员会也被改组，聂洪钧任主席。陕甘晋省委甫一成立，就认定所谓“右派”组织及分子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组织和红26军之中，21日便开始在永坪镇捕人。
习仲勋回忆：“开来了30多人的名单，我、景范（刘景范）都参加会的。那里面有副主席、通讯员、秘书长，都是右派。我说不对头，先把几个来路不明的人逮捕起来。所以第一次才捕了9个人，其余的人都是我硬担硬保的，如果他们发生了问题，就要立刻逮捕我。
越到后来就越到处捕人。那时候拿我的名义写信要把那些人调回来，不然调不回来。所以很多人是经过我调回来的，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生了很大的恐慌。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26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白匪军乘机大举进攻，边区日益缩小，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有人暗示习仲勋可以逃走，免遭无谓牺牲，他坦然答道：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的，我怎么能走呢？很快，被认定“右派前线委员会书记”的习仲勋也遭到逮捕。聂洪钧在给习仲勋的信中说：“仲勋同志，你对于此次肃反，态度暧昧，非无产阶级意识，有跟你谈话的必要。”“罪状”有三条：第一骂群众是土匪；第二不搞土地革命，只分川地，不分山地；第三给富农通风报信。
在瓦窑堡，习仲勋和刘志丹等人被关在汇川通当铺的窑洞里，天寒地冻，地上仅放些谷草，睡觉都绑着手和脚，身上长满虱子，吃不饱，喝不上水，也不允许上厕所。“肃反”执行者肆意酷刑折磨，逼迫他们承认是右派、反革命。
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当时年仅6岁，和母亲同桂荣一起去找父亲：“人家对我母亲说，可不得了，连埋人的坑都挖好了。我母亲带我去看，那一人多深的坑啊！我母亲一看就哭了。”错误的肃反，使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这个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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