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76364
钱颖一，*亲自推荐的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国内外公认的一流经济学者。
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钱颖一总是与中国改革同行，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
当改革大幕初启，他远渡重洋，探寻现代化之道，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者；
当改革如火如荼，他频繁回国讲学，为改革建言献策；
当中国呼唤更多杰出人才时，他放弃国外一流大学终身教授职位，回国投身教育事业。
本书收集了钱颖一在1995年到2017年6月期间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的78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他在2003年出版的《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续集。
本书把对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的分析建立在现代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成果的基础之上，由“改革与发展”、“制度与转轨”、“学理与中国”三编共10章组成。作者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参照基准和分析工具，剖析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给出言之有理、论之有据的回答，提出前瞻性的政策建议。依循着本书的内容，读者可以回顾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近39年前行的轨迹，体会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贡献，领悟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推动。
引言
理解经济学研究
（2016年12月4日）
编 改革与发展
章 理解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历史与国际视角
改革的两大精髓：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
经济转型的本质：政府与市场边界调整
冷静认识自己，客观看待世界
第二章 透视经济增长
把激励搞对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GDP不是的，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经济增长
理解中国经济增长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增长与转轨
分析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如何看，如何办？
经济增长的动力不是“三驾马车”，是创新
第三章 解析结构问题
分析收入分配的视角
从GDP数据看经济结构问题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
经济结构调整的制度性困难和挑战
财富分配与社会公平
第四章 创新、创业、企业家
硅谷创新创业模式
硅谷是创新创业精神的栖息地
语言是挡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征途上的一座山
硅谷的移民企业家
关注企业经营环境
世界500强不该只有一家中国民营企业
颠覆性创新下的发展战略
发展新动力的“双引擎”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制度化建议
自下而上的创新
企业活力与企业家精神
第五章 全球经济中的中国经济
用世界和历史眼光看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
全球化下的中国和世界
世界经济变局：问题与思考
理解经济“新常态”
未来经济六大趋势与企业家精神
第六章 改革进行时
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
宏观调控不是市场监管
竞争才刚刚开始
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观察
改革是商业银行的根本出路
严守财务纪律
改革与发展的关系
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
对“十三五”规划建议：培养创新型人才
供给侧改革的根本是要把激励搞对
读“十三五”规划（草案）
产权安全是一件大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第二编 制度与转轨
第七章 转轨中的过渡性制度
企业的政府所有制：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
转轨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不完善的制度
看待转轨成败需要第三种视角
第八章 市场、政府、法治
现代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
市场、政府与法治
走向好的市场经济，避免坏的市场经济
《物权法》的经济逻辑
再谈《物权法》的经济逻辑
法治是制度的基础设施
法治的决定性作用
第三编 学理与中国
第九章 经济学家的思想
哈特：基于不完备合同的企业理论
米尔格罗姆、罗伯茨：经济学运用于组织和管理
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贡献
马斯金：机制设计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
吴敬琏、科尔奈：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
威廉姆森：经济变迁中的企业组织
科斯与中国
哈耶克：自由和市场的力量
吴敬琏：用现代经济学讲述中国经济改革故事
哈耶克：计划与市场的争论
麦金农与中国经济改革
青木昌彦与比较制度分析
诺思的遗产
拉丰对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的贡献
哈特、霍姆斯特朗：合同理论的中国意义
阿罗：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人
第十章 连接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
一个经济学家的思考
理性的激情
连接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改革
致谢
引言
本书收集了我在1995年到2017年6月期间有关中国经济的78篇文章，可以看作是我在2003年出版的《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续集。那本书收集的是我在1987年到2003年期间的18篇文章。两本书加在一起一共96篇，都是我用中文发表的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的文章。
本书按照内容的主题分为三编十章。在每一章中，文章均注明发表时间，并按此排列。这样便于读者还原文章当时的情景，并展示改革演进的动态感。
开卷篇“理解经济学研究”是我在2016年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获奖讲话。我的获奖理由是“对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这篇文章以我的部分获奖研究工作为例，来讲述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对象、方法、结果和意义。这为理解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依据实例的解读。文章后还就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定位、研究中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科学探索中动机的意义谈了我的感悟。应该说，这篇文章所讨论的经济学研究态度和方法适用于全书的所有文章，是全书的一个导读。
编“改革与发展”共六章。
章“理解改革开放”共四篇。2008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周年，二是发生了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起始于1978年底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是20世纪后期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历史事件。如何概括和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本质，如何看待和分析当今世界经济中的问题，找准中国自己的定位，是这一章中几篇文章的主题。也可以说，这一章呈现的是我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大势的一个整体判断。
第二章“透视经济增长”中有九篇文章。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中为突出的特征。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中国人应该引以为豪。不过，如果我们用历史的和比较的视角来分析，就会发现这样的高速增长既不空前，也不绝后，而是与其他若干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增长形态完全一致。本章的第二个关注点是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增速下行以及相关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同样用历史的和比较的视角来分析，我们就会看到增速下降也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并且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历说明，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是完全有可能的，尽管进入中等收入后经济增速下降不可避免。本章的第三个关注点是提出了分析经济增长不能用“三驾马车”的需求方模型，而必须用现代经济学中普遍使用的供给方的增长模型。这与后来政府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思路相一致。
第三章“解析结构问题”中的五篇文章涉及所谓“结构问题”。“结构问题”既有真实存在的问题，也有计划经济思想的遗产，就是人们的头脑中总是以一个理想的结构比例作为思考基准。这一章中的第二至四篇，或者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或者通过论理，来甄别真实的经济结构问题。这些文章与当时经济学界的一些主流判断并不一致。在投资与消费的结构上，经济学界的主流声音是中国的投资太多了。但是基于对数据的仔细分析，特别是用投资回报率作为标准，我的研究发现在2005年之前中国并没有过度投资，因此投资与消费结构问题并不存在或并不严重。在产业结构上，我的研究发现，由于服务业被统计遗漏很大，所以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统计数据不准确而夸大了。本章篇和后一篇涉及收入分配问题，这是一个大题目，值得关注并深入研究。
第四章“创新、创业、企业家”中的11篇文章是有关市场经济供给方的主要推手——企业家和创新创业的。长期以来，企业家在中国艰难成长，而创新又被禁锢在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框架中。直到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终于成为政府的政策导向。这几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以及解读自下而上的创新（包括通过创业来创新）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这些文章有助于我们走出思维误区，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活力的真正动力。
第五章“全球经济中的中国经济”中有五篇文章，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从来都是与开放连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崛起的重大差别之一是中国经济的体量。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用世界眼光看中国经济，把中国经济放到世界经济中加以分析，对中国经济学家和世界经济学家来说都是一个新课题。中国经济已经不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了，世界经济也不再是与中国关系不大的事情了。因此，我们在讨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时候，也必须要讨论世界经济“新常态”。这正是本章中第四篇文章探讨的问题。本章后一篇文章提出未来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六大趋势，以及在此环境中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和企业家的责任。
第六章“改革进行时”中的13篇文章有关改革的操作层面。改革有一个渐进过程，其中包含很多方面。改革既要有顶层设计，更要有坚定的执行。改革的操作层面牵涉宏观和微观、金融和实体、政府与市场等多方面，它们都是相互关联的。经济学的分析有助于改革者在操作中减少改革成本，也有助于使改革获得更多人的支持，以减少改革阻力。
第二编“制度与转轨”中有两章。
第七章“转轨中的过渡性制度”中的四篇文章分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些制度安排现象。中国的一些经济现象令经济学家困惑，比如乡镇企业、国有企业、财政承包制等。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这些都被认为是低效率的，应该是改革对象，但在中国却被说成是经济成功的原因。这一章中的文章试图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解释，在改革进程中，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出现了一些并非规范，但是能够在现有条件下改进经济效率的“过渡性制度”安排。这个理论既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制度相对于过去能够提高效率，也能说明它们并非安排，因为当市场制度健全之后，它们的过渡性效率优势将随之减小。
第八章“市场、政府、法治”中的七篇文章围绕的主题是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论说这一关系有助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是法治。我从2000年开始思考政府、市场、法治的关系，并把法治看作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这一思想延续了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的洞见，用这个视角来看中国经济转轨的方向和转轨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是很有意义的。成熟的市场经济基于非人格化的交易，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保护产权、执行合同、提供公共品等。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有重大不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的转轨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三编“学理与中国”中有两章。
第九章“经济学家的思想”中有16篇文章，介绍了16位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和贡献，包括15位与中国经济改革密切相关的国外经济学家哈特、米尔格罗姆、罗伯茨、斯蒂格利茨、马斯金、科尔奈、威廉姆森、科斯、哈耶克、麦金农、诺思、青木昌彦、拉丰、霍姆斯特朗、阿罗，以及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这些国外经济学家中，马斯金和科尔奈是我在哈佛大学时的博士论文导师；阿罗、斯蒂格利茨、麦金农、青木昌彦、米尔格罗姆、罗伯茨是我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期间的同事；威廉姆森是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期间的同事；哈特、霍姆斯特朗、科斯和诺思是与我有过交往，与我的研究密切相关的师长；拉丰在法国推动经济学教育改革一直是激励我的榜样；哈耶克是我没有见过的。除哈耶克之外的这些经济学家都对中国经济改革具有浓厚的兴趣。除哈耶克和科斯之外，他们都在过去这些年中访问过中国。他们的学术贡献对现代经济学都举足轻重，除此而外，他们的学术思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在多种层次上有重要影响。我于1983年在耶鲁大学结识吴敬琏教授，他是我投身研究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启蒙老师。
第十章“连接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中有三篇访谈，围绕我这些年来试图连接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努力，内容包括了前面九章的所有话题。由于是采访中的对话，所以这三篇在风格上与其他篇不同。但是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我如何把现代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相结合的心路历程。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近39年的历程。我们这一代中国经济学者是伴随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成长的。我们的一生都在学习现代经济学，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经济问题，并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促使中国经济崛起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推动改革开放的现代经济学，就没有这本书。
这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把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成果的基础上，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
——吴敬琏
理解经济学研究
（2016年12月4日）
我由衷感谢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中国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对我和许成钢多年研究工作的认可。今年首次颁发的这个奖授予将现代经济学前沿应用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研究领域，这让我深受鼓舞。
我首先想说，颁奖词中提到的研究贡献是我和许成钢以及更多经济学者共同做出的。所以我要感谢在获奖理由中引述的我的研究工作的合作者们，除了许成钢之外，还有车嘉华、金和辉、刘遵义、马斯金（Eric Maskin）、罗兰（Gerard Roland）、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等。他们之中有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的同事、我的学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感到为幸运的是能够同这些优秀的学者一起愉快地合作，共同对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进行研究，并且看到这些研究获得经济学界同行们的认可。
35年前我从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毕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对经济学一窍不通。不仅那时的我没有听说过“供给”和“需求”，而且在那时的中国，“市场”和“激励”（incentives）这两个词也还没有进入经济学的常用词汇。我深感幸运的是我身边的大师们把我带入经济学的殿堂。我的博士论文导师科尔奈（Janos Kornai）、马斯金（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马斯-克莱尔（Andreu Mas-Colell）极为深刻地影响了我对经济学的理解。当年除了在哈佛上课，我还去麻省理工学院（MIT）听课，包括当时在那里任教的哈特（Oliver Hart，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梯若尔（Jean Tirole，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两门课。我在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期间接触较多的诺思（Douglass North，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等教授都对我的研究有直接影响。在中国经济学家中，我要特别提到吴敬琏。1983年秋季，我与他在耶鲁大学结识。正是他向我介绍了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后来也是在耶鲁我次见到来做学术报告的科尔奈。
刚才致辞的四位经济学家对我都有特殊意义，我从他们每一个人那里都学到很多。我从科尔奈那里学到什么是体制（system），什么是价值，什么是思想的力量。我从马斯金那里学到什么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我从吴敬琏那里学到中国的改革历程是中国和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我从哈特那里学到经济学理论的简单性和现实相关性。这些大师不仅给了我研究的灵感和工具，而且给了我研究的意义。我的研究工作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进行的。
评选委员会宣布我们的获奖理由是“对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下面我想以部分获奖研究工作为例从四个方面来谈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对象、方法、结果和意义。
一、研究对象中的问题
20世纪全球经济中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人类尝试用计划经济替代市场经济，希望创造效率更高同时分配更加公平的经济运行机制。几十年的实践表明，计划经济无法达到这个目标，不仅与发达市场经济距离越来越大，而且也无法与新兴的市场经济竞争。到了20世纪的后20年，几乎所有的计划经济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是这个历史大趋势中的一个例子，而且是突出的例子。
计划经济遇到两大突出问题：一是资源配置问题，二是激励问题。前一个问题是因为计划经济中的价格不是由市场供求决定，而是由计划者决定，由此造成巨大的资源配置扭曲。后一个问题是由于在公有制和政府主导经济下的“大锅饭”和“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等原因造成的激励扭曲，表现在个人、企业、政府没有提高效率的积极性。
当然，资源配置问题与激励问题不是独立的，而是相关联的。比如，科尔奈早提出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它首先是由激励问题引发的，但是它又进一步影响了资源配置，比如造成短缺这种资源配置的扭曲。但是，要认识软预算约束的本质，就必须看到它背后的激励问题，不然认识就不会深刻。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质，就是要以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基于市场的激励奖惩机制，来替代计划经济的一整套制度。在我看来，对所有转轨经济，包括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也都有两条主线：一条线是资源配置问题，一条线是激励问题，当然还有两者的结合。与资源配置问题相关的是关于市场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以及政府的帮助性作用。价格，包括产品市场价格和要素市场价格，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与激励问题相关的是产权、合同、所有制、治理等问题。当然，激励与价格也密切相关，但是它不仅与价格相关，更同政府与个人、政府与企业、政府层级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密切。
事实上，30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正是沿着这两条线展开的。市场取向的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和政策推动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这是很自然的。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农业改革，极为明显地突出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其实在农业改革中，既有激励改革，也有资源配置改革。农业改革中既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又引入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前者既针对资源配置问题又针对激励问题,而后者则主要针对激励问题。90年代中期的价格、财税、汇率、利率等改革，主要解决资源配置问题，也对改变激励起到了重大作用。而贯穿于整个改革历程的企业改革、所有制改革、产权改革、治理体系现代化、法治建设等，都是力图从根本上改变激励，不仅是个人激励，也有企业激励，还有政府激励。当然这些改革对资源配置也起到了重大作用。
以上是我们从事研究的大的现实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的研究重心放在激励问题上，并由此去深入探讨计划经济的体制性错误，转轨经济中新出现的现象，包括成就与缺陷。这就引导我们去探究制度变化导致的激励变化，激励变化导致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表现的变化。通过研究，就会发现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直观观察。这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的起点。
二、研究的框架和方法
谈到研究的框架和方法就必须要谈现代经济学学理的演变。现代经济学对成熟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和激励问题这两方面都有很多理论。先是在资源配置问题上的理论，从19世纪马歇尔的边际分析为框架的理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不断发展，形成为重要的“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1971年阿罗（Kenneth Arrow）和哈恩（Frank Hahn）出版的《一般竞争分析》（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一书，就是在完全信息、完全竞争之下的一般均衡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激励理论的发展在后，是因为它要基于不完全信息理论。这是在20世纪60年代起步的。同样也是阿罗，正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就引入了不完全信息的基本概念，比如“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和“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是他从保险业的术语中引入经济学的。信息经济学和激励理论在70年代和80年代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重要贡献者包括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James Mirrlees）和维克利（William Vickery），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斯宾塞（Michael Spence）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维茨（Leonid Hurwicz）、马斯金和迈尔森（Roger Myerson），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特和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等。这些经济学家的研究侧重于不同方面，有的是公共财政问题，有的是劳动力市场问题，有的是拍卖问题，有的是机制设计的基础理论问题，但是他们的研究都与不完全信息和在此情况之下的激励问题相关。
需要专门提及的是2014年梯若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获奖理由是成功地将不完全信息理论应用于产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和政府规制（regulation）等方面。正如梯若尔在诺贝尔奖演讲中所说，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作为研究的两种工具，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取得了一系列突破，这就为研究产业组织和规制问题提供了机会。正是使用这些分析工具，现代产业组织理论诞生了，由此也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基础。可以说梯若尔的研究是建立在代开创者诸如科斯（Ronald Coase）和威廉姆森的工作之上，是以现代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为基础和工具的第二代产业组织理论。
当我和许成钢等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我们正在学习当时处于研究前沿的这两种工具——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当然我们的注意力是在中国经济和转轨经济中的激励问题。我们试图用现代经济学的激励理论研究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激励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用前沿的理论、方法和工具研究转轨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改革中为基本的问题。
因此，一方面是有中国经济改革提供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有现代经济学前沿的理论和工具。我们从事的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就是要在两者的结合中创新。
三、研究创新和结果
在具体研究方向上，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和企业这两个主体上。这是因为从中国的现实经济中我们观察到，中国是一个大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很大作用，而改革中很突出的变化是地方政府激励的改变，它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这是值得分析和研究的。这与苏联和东欧的情况很不同，在那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在企业方面，由于受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约束，企业改革中既有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又有民营企业发展问题，还有各种形态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问题，其中的激励问题远比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中的要复杂，也比多数发展中经济的情况要丰富，因为体制不同。下面我聚焦获奖工作的三个方面。
个方面是作用于政府的激励问题。中国经济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地方政府的深度参与。这就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作用于地方政府的激励是什么？这里至少有三个方面：财政税收提供重要激励，干部任免机制提供重要激励，地区间的竞争也是重要激励。这些激励可以产生多重效果，既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面，也有扭曲经济行为的一面，这取决于激励的形式、权力配置的方式等。
我们有两个理论框架。一个是我和许成钢提出的“M型”（M-form）和“U型”（U-form）组织形式（organizational
form）的理论框架（Qian and Xu，1993）。“M型”是按照产品或地区的组织形式，“U型”是按照职能或产业的组织形式。这个理论框架初是用来分析大企业内部组织的，由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和威廉姆森提出。我们的工作是把这个框架扩展到计划经济和转轨经济中的整个经济体。
在M型组织形式下，企业更多地归属地方政府控制，加上地方分权的财政激励，地方政府对发展本地经济，特别是发展新企业有很大动力。相比而言，在U型组织形式下，企业是按照行业归属不同部委控制。虽然后者在规模效益上有优势（这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推崇的），但是在激励上有劣势。
另一个框架是我和温加斯特、罗兰使用的“财政联邦制”（fiscal federalism）理论框架（Montinola、Qian and Weingast，1995；Qian and Roland，1998）。“联邦制”起源于政治学，“财政联邦制”初是公共财政学中用来分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品提供问题。我们的工作是把它扩展到政府在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转轨中政府与促进市场成长的关系。
建立理论框架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做跨国的定量实证比较。比如，在我同合作者做的与俄罗斯的比较中发现，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本地经济发展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本地经济越发展，该地方政府的收入越高。但是在俄罗斯，两者是完全不相关的。原因是，地方经济发展越好，中央政府拿走的钱就越多，多到正好全部抵消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好处。这种比较很能说明问题。它是激励理论的应用，但应用到了新的领域，就是转轨经济中的政府行为，并且把地方政府的激励与地方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Jin、Qian and Weingast，2005）。
第二个方面是作用于企业的激励问题。这个问题在概念上是产权问题、所有制问题。但是，仅仅限于基本概念上的讨论是不够的。到底激励在不同产权制度中、在不同的所有制形态下是如何作用的？如果我们把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的理论看作代产权理论的话，那么第二代产权理论是建立在激励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后者为我们深入研究转轨经济中的产权问题提供了新的框架和有力的工具。
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环境与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规范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显然是很不同的。比如，我们不能假定在转轨经济的环境中，产权有法律保护下的安全性。这就使得现有的模型和结论不能直接适用。但是，这并不是说合同理论、产权理论的分析工具不能用。它们不仅能用，而且非常有用。在我与合作者的研究中，我们就是使用了“不完备合同”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正是由201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特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出来的。
在我们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假定产权在根本上是不安全的，这现实地反映了中国转轨经济的制度特点。“不完备合同”分析框架的核心是控制权配置问题。我们的核心想法是，在中国，在缺乏产权的法律保护情况下，产权安全性的实际程度取决于企业产权控制权的配置方式。因此，企业的终收入索取权的安全性是由控制权的配置而内生确定的。这就导致不同所有制形态下企业行为的不同以及在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中的表现不同。我们刻画了三类所有制形态：国有、私有以及有地方政府参与的非国有非私有。特别是第三类企业所有制形态在中国非常普遍，尽管其具体形态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早期是集体所有制，是乡镇企业，后来是混合所有制等等。即便是今天的私有企业，在所有制上也不像发达经济体中的私有企业那样纯粹。
理论就是要从简单、少的假设出发，推导出可以检验的具有一般性的结论。同时，经济学的理论结论必须要有证据的支持。我和我的合作者在上述问题的理论推导和为推导出的结论提供经验证据这两个方面都做了研究（Che and Qian，1998；Jin
and Qian，1998）。我们的理论模型和经验证据，不仅与我们的一些直觉相一致，而且又深化了我们的直觉。比如，在对20世纪80—90年代乡镇企业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这些企业中，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企业的比例并非随机分布的，而是有规律的：它们与当地的若干环境变量相关，包括市场环境、国有企业份额、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地方政府力量等。反过来，这个比例与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呈直接显著的正相关。因此，作用于企业的激励和作用于政府的激励是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严谨的理论与细致的证据相结合往往是一个学术研究令人信服的关键。
第三个方面是作用于政府和作用于企业的激励问题中的一个共同问题——“软预算约束”。“软预算约束”的概念早是由科尔奈在比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时提出的，对应于市场经济中的“硬预算约束”。他由此解释两种体制中的其他各种差别。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解释了计划经济中的特有现象，比如短缺，而且也为比较这两种体制的其他方面打开了新的思路。
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博弈论和激励理论为理解软预算约束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提供了分析工具。德瓦特里庞（Mathias Dewatripont）和马斯金先用博弈论的方法为软预算约束问题建立了理论模型，揭示了软预算约束现象在本质上是博弈中的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问题（Dewatripont and
Maskin，1995）。比如，当贷款方发现借贷人不能还款的时候，仍然会有激励去提供再贷款，因为他事后理性地推断前面的损失是沉没成本，再贷款可以有利可图。所以贷款人事先做出的不给再贷款的承诺是不可信的。由于借贷人事先能够预计到此情况的发生，所以会非常理性地做出扭曲的决策，比如过度投资。这类不可信承诺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又在于政府垄断权力过大而陷入困境的“悖论”。从这里可以看到激励背后的制度根源。
运用这个分析框架，我们可以系统性地分析计划经济和转轨经济中的政府和企业在软预算约束下的激励扭曲，进而推断出许多在硬预算约束下不会发生和出现的结果。比如，我在用软预算约束解释短缺现象的研究中发现，在软预算约束对企业激励产生扭曲的情况下，用价格机制无法纠正资源配置中的扭曲，造成短缺是必然的。因此，在软预算约束下的价格无法起到在硬预算约束下能够起到的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作用。而这个结论即使对于以公共福利为目标的政府而言也同样成立（Qian，1994）。
在我与许成钢的合作研究中，我们比较了软预算约束和硬预算约束条件下经济中创新的不同特点（Qian and Xu，1998）。创新是一种结果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经济活动。计划经济（或政府主导经济）并非完全不能创新，在某些领域（比如核能、航天）中，甚至可以领先，但是在其他多数领域（比如计算机、个人电脑）则很无效，尽管投入巨大。我们的理论是建立在软预算约束条件和硬预算约束条件下内生的对创新项目的筛选淘汰机制，推导出具有小概率成功的创新在硬预算约束下更有可能实现，因为不成功的项目会很快被筛选掉；而在软预算约束下却很难实现，因为不成功的项目很难被淘汰，使得事先不能进行更大规模的平行项目。
我与罗兰合作建立的模型研究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三层关系中，不同权力配置导致的三方的激励问题（Qian
and Roland，1998）。在有软预算约束的环境中，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会增加政府支出的机会成本，所以可以减少软预算约束带来的后果，进而可以部分解决承诺的可信性问题。此外，中央政府对货币权力的集权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分权这一权力配置形式可以在减少通货膨胀的同时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这就在一个模型中同时推导出前者的“竞争效果”和后者的“制衡效果”，而这两者是市场治理和组织治理中的两个根本机制。
四、学术研究的深层意义
对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的这些具体研究说明了怎样的一般性道理呢？它们说明了我们对制度、产权、所有制的研究，要放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中，放在具体的权力配置框架下，来探讨不同的具体制度安排对人的激励的影响。这些研究在理论创新层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识到在转轨经济中的制度环境所导致的激励扭曲下，许多理论分析需要遵从“次优原理”（second-best principle）。“次优原理”为分析转轨经济和中国经济中的很多问题打开了丰富的空间。
什么是“次优原理”？这要从“原理”（first-best principle）说起。它是指，在只有一个扭曲的情况下，减少这个扭曲就一定会提高效率，即是好事。同样，在没有扭曲的情况下，增加一个扭曲一定会降低效率，即是坏事。这就是我们通常的直觉，也是我们通常分析问题的路径。我们在各种论坛上对改革问题的推断，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个逻辑讲的。我们会先说某个扭曲不好，然后推论说减少这个扭曲的改革是必要的。这在很多情况下是有道理的。但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对的，特别是在多个扭曲并存的情况下。
所谓“次优原理”，是指在存在多个扭曲的情况下，减少一个扭曲未必提高效率，即未必是好事；相应的，在存在至少一个扭曲的情况下，增加另一个扭曲也未必降低效率，即未必是坏事。这里说的是可能性，具体结论要依据具体情况而定。由于我们通常的直觉都是在没有扭曲或只有一个扭曲的情况下形成的，所以我们初不会有“次优原理”的直觉，从而就容易推导出错误的结论。
比如上面讲到的企业激励问题。在产权安全的情况下，私有企业的效率是高的，而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因更为复杂的代理人问题会造成更多扭曲。然而，如果是在现实经济中存在其他扭曲，譬如没有法治而导致产权不安全，那么纯粹的私有企业就会支付额外成本，以寻求对产权的保护。在完善的制度下，这是浪费的，但是在非完善的制度下，就有它的道理。因此，改革就有可能选择用一种扭曲去减少另一种扭曲，比如利用地方政府的权力来保护产权免受上一级政府的侵害，这就有可能提高效率。这是运用“次优原理”的一个具体例子。
进而言之，“次优原理”导致“次优制度”（second-best institution），我也称之为“过渡性制度”（transitional institution）。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新结论，是前人没有讲过的。“次优制度”不是“制度”，也不如“制度”，这是显然的，因为其中有扭曲带来的成本。但是，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在给定其他制度扭曲的情况下，“次优制度”可以改进效率，起到作为过渡性制度的积极作用。不过这个“过渡性制度”的出现是有条件的：它既要能提高效率（即把饼做大），同时又要“激励相容”，也就是让利益相关者都受益（即饼的分配可接受）。这在中国的改革中有很多例子。从长远来看，“过渡性制度”既有可能为过渡到更好的制度创造条件，也有可能阻碍未来的改革，这需要具体分析。
这样细致的分析在概念层面有重要的意义，就是它可以让我们超越经常听到的“中国模式论”与“简单化市场论”的争论。“中国模式论”倾向于认为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就都是好的。而“简单化市场论”倾向于认为凡是不是的市场制度，就都是不好的。而在现代经济学前沿分析框架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就可以既指出中国特色的原因和过渡性制度的意义，又明确它们的成本和局限性。
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并不是为了直接产生政策影响，但是它会帮助我们理清思路，建立框架，聚焦问题。这对我们想清楚问题，避免陷入误区，十分关键。经济问题是复杂的。经济理论就是通过简单的假设、严谨的逻辑推理，推导出可以用经验证据检验的结论。我们今天面对的中国经济的情况，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情况不完全相同。但是，这种分析方法仍然是有效的。比如反腐是近的一个重大事件，腐败与反腐败都对政府和企业的激励有重大影响，其各自的结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经验上都非显而易见，需要细致的研究。
激励问题并非只是转轨经济和中国经济的特殊问题，而是一般性问题。比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是一个关注度高的重要问题。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The Elusive
Quest for the Growth）一书批评了一个又一个启动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包括增加外国对穷国的援助、增加国内投资、提高教育水平、减少人口、与改革挂钩的外国援助、外债减免等等，但事实证明它们大多在现实中是无效的。伊斯特利在分析了大量经验事实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把激励搞对”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障碍。那么“把激励搞对”是不是又一剂灵丹妙药呢？他认为，它只是一个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一剂处方；把这一原理付诸实践，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实施。而我们的研究正是聚焦于具体制度环境中的激励问题，因此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启发。
再回到计划与市场的问题。这个争论结束了吗？可能没有。不仅一些转轨国家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而且随着技术的变化，新的争论也会出现。比如，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们会下意识地又想到计划经济。不过，机器不会代替人，因为机器没有想象力，没有激情，没有理想。但是，既然人有激情、有理想、有想象力，那么人就同时也会有激励问题。所以，激励问题是经济学中不能回避的问题，无论技术如何发达。
其实这个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大辩论中就已经体现出来。哈耶克在这个大辩论中先提出了社会中信息使用的问题，特别是“本地信息”（local information）的使用（Hayek，1945）。在此之后，几代经济学家研究信息问题，并深化到不完全信息、不对称信息以及在这些情况下的人的激励问题。机制设计理论、合同理论、产权理论等一系列理论都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如果计划经济的问题仅仅就是信息收集和计算的问题，那么随着计算机的进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计划经济似乎又有了希望。然而，只要人的决策仍然起决定性作用，人的激励问题就是不能被忽视的。而上面提到的这些理论，就为我们思考计划与市场的问题提供了思想的力量和分析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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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想谈三点感悟，希望对大家做学术研究、做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做有影响的学术研究，有所启发。
，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定位。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不同于政策研究，有点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科学与工程的区别。学术研究是为了揭示基本道理，而政策研究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我们中国人对解决问题非常热衷，也很急切。但是，在基本道理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忙于解决问题往往就会出错。急功近利会因小失大，取近失远。所以，在这种环境中，我们要更加重视学术研究。
另一方面，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是数学。既然是科学，理论就必须要有现实的相关性，必须要经过事实的检验。但是，现实相关性并不等于“立即有用性”，即立竿见影式的有用性。马斯金的机制设计理论后来被应用于无线电频谱拍卖，是非常有用的，但是，这并非他从事这项研究时的初始动机。即便是哈特的合同理论，与现实如此相关，也不是能够马上应用于具体的改革之中。但是，这并不降低他们的学术贡献的重要性。
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科学方法。科学方法就是在理论框架中使用分析工具进行严密的理论和经验论证。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合同理论、激励理论都是重要的框架和工具。创新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充分利用已有的文献，做出前人没有做出的工作。
第二，经济学学术研究中问题的重要性。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和转轨问题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问题。但是，中国问题本身并非重要经济学问题的充分条件，当然也非必要条件。中国的经济搞得好与中国的经济学搞得好并不是一回事。要选择中国经济中的重要问题做研究，是做有影响的研究的前提。有关计划与市场的争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占人类1/3人口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国经济的崛起，在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并会成为世界——在这些历史性事件中蕴含着不少重要问题，有待我们从中选出，并去研究，去探索。
现在中国高校中的经济学的知识性和技术性训练比20年前、10年前都大大提高了，如何做研究的技能也相应提高了。但是，“做什么”研究不同于“如何做”研究，前者是更难获得的。选择有意义的、重要的问题，远比学好知识性和技术性的内容更难实现。2016年10月我参加求是自然科学奖颁奖，杨振宁在讲到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时说，物理学中要做出伟大的工作，不在于技术训练，而在于选择重要的问题。他举了海森堡的例子：尽管他的论文中计算有误，但是他抓住了重大的问题。杨振宁认为目前中国物理学家做出突破性研究的主要障碍不是技术能力，而是对研究问题的选择，而后者需要“科学传统”。物理学尚且如此，那么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更是如此。选择重要问题的能力比技术能力更为重要，而科学传统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传承。
第三，科学探索中动机的意义。我记得在2010年底在北京举办的庆祝科斯100岁生日研讨会上，许成钢引用了《爱因斯坦文集》中《探索的动机》一文（爱因斯坦，1918/2009）。这是爱因斯坦在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的讲话。爱因斯坦在讲话中说道，在科学的殿堂里有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探索科学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智力上的快感，有的是为了纯粹功利的目的，他们对建设科学殿堂有过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贡献。但是科学殿堂的根基是靠另一种人而存在的。他们总想以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
在我看来，科学探索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基于三种价值观：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做研究是为了发论文、出成果、评职称；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做研究是为了创国内一流、争世界一流、拿诺贝尔奖；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做研究是为了探索世界的奥秘，追求真理。
在今天的中国，具备类动机的研究者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研究者也有，而具备第三类动机的研究者就寥寥无几了。类研究者，虽然也能出成果，但是不一定有太多创造性，因为太急功近利。第二类研究者比类具有更加长远的目标，可以做出创造性贡献，甚至开创性贡献。但是，这不是科学探索动机的境界。诸如爱因斯坦、普朗克、科斯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具备的境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
在经济学学术探寻的道路上，我们应有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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