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盒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5901044丛书名: 点评注释插图本·大秦帝国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入选中央国家机关2014年推荐书目
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8年度小说排行榜
入选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种
这一百多年来，一代中国人、中国学者研究历史，反而对自己文化的根和祖先看不起。孙先生的巨作站在自己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有名有据，这样的学者独立而不倚，了不起。
——著名国学大师 南怀瑾
《大秦帝国》运用形象思维在读者心目中激活了一个历史久远的时代，把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让读者的历史感受与审美感受得了到双重满足。且不说作者十几年潜心创作的执著精神，单看《大秦帝国》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含量、所立足的文明史的创作高度，就完全可以说这是一部经过认真研究、思考、沉淀而完成的作品，也是一部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
——著名作家 二月河
大秦帝国这段历史*需要写，又*难写。鲁迅当年说，三国宜于做小说，春秋战国不宜于做小说。鲁迅准备了好多年，终于没有写春秋战国，可见其难。这段历史，文学艺术上一直没有反映过，很遥远，很辉煌，工程很大，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只有新时期改革开放了，才有可能。看《大秦帝国》，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前文化部副部长 陈荒煤
《大秦帝国》是一部描述秦兴亡生灭过程的长卷历史小说。秦帝国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际，建立了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但她只有十五年生命，像流星一闪，轰鸣而逝。这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中，隐藏了难以计数的神奇故事以及伟人名士的悲欢离合。他们以或纤细、或壮美、或正气、或邪恶、或英雄、或平庸的个人命运奏成了这部历史交响乐。帝国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然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秦帝国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包容裹挟了那个时代的刚健质朴、创新求实精神。她崇尚法制、彻底变革、努力建设、统一政令，历一百六十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成了一场*伟大的帝国革命，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时代，使中国农业文明完成了伟大的历史转型。在这部堪称鸿篇巨制的艺术佳构中，作家力图艺术地再现，在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战国末年，面临亡国之祸的秦国于列强环伺之下，从秦孝公开始，筚路蓝缕，变法图强，经过几代君臣的不懈努力，*终扫六合而一统天下的艰辛悲壮历程。全书共分为六部《黑色裂变》《国命纵横》《金戈铁马》《阳谋春秋》《铁血文明》《帝国烽烟》。
《第二部 国命纵横（上、下卷）》
《第三部 金戈铁马（上、下卷）》
《第四部 阳谋春秋（上、下卷）》
《第五部 铁血文明（上、下卷）》
《第六部 帝国烽烟》
序
谢有顺
一
中国人的文字传统中，一直有着对历史、土地和文学的三重信仰，其中又以对历史的尊崇为核心。尽管林语堂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但就一种精神信仰而言，历史叙事比文学表达还要重要。哪怕像“春秋笔法”“史记传统”这种用来形容文学书写的说法，其背后参证的也是历史——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文学的最高成就，就是把作品写成《春秋》和《史记》。所以，《三国演义》《水浒传》，包括《红楼梦》，名为小说，很多读者也是作为历史文本来读的，这些小说所塑造的曹操、诸葛亮、宋江等人的形象，即便与历史中的人物大有出入，多数读者仍然愿意相信小说所写的就是历史真实。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向后看的文化，中国人“很少向未来的热恋，却多对过去之深情”， 这是确实的。对历史、土地和文学的信仰，正是这种向后看的文化心理的表现。
中国文化以经、史、子、集四部相传，其实各部均通于史，即便先秦诸子之学，也都源自史学。史有正史与稗史之分：正史多为史官所为，一代一代下来，记录完整；稗史则流传于乡野传说之中，后来也散见于《左传》等著作。后世所说的小说家言，虽多依凭稗史，但也并不是全然没有价值。文学也是一家之言，此一家之言，其实是一人之心迹，也是一人之史，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像《离骚》《出师表》《桃花源记》这样的文学作品，照史家之见，既通于子也通于史；这种一人之史、一人之精神自传，照样可纳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道统之中，甚至文学所昭示的，比一些机械的历史记载更有见地。
中国的史学，强调要有治史的心情和抱负，甚至一度把史学称为圣人之学，不仅在于史学重要，更在于像《西周书》《春秋》这些最早的史书，都出自周公、孔子这些圣人之手。它们不仅记录史事，更寄托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生命观——个人的小生命，寄托在历史的大生命之中，每一个人都生在历史中，也死在历史中，所谓的人生不朽，其实就是你的人生与历史联系在了一起。中国人的历史，记人重于记事，原因也在于此。
历史的写法，大体有几种，或记言，或记事，或记人。此三种，构成了中国人的历史观。近三千年来，中国人都以这种方式记载历史，从未中断，这堪称人类历史中的人文奇迹。《西周书》记言，《春秋》记事，《左传》既记言也记事，但这些似乎都不如司马迁所开创的以记人为主的《史记》，也就是所谓的列传体。列传体后来成了正史，自西汉至今，共积存了二十五史，蔚为壮观。史学一路演进下来，虽有伪造、美化之处，但后来者也有辨别、考证、纠错。治史和疑史之风并重，使得中国历史即便不全是信史，也迹近信史，自有其书写的传统所在，即便是小说，源自虚构，在讲述历史的时候，也不得不参证《史记》，而不能全然信口开河。
所以，中国历史的主体精神就在于人，也重在写人，所谓“人事之外，别无义理”（章学诚：《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篇》）。明史，既明天人之际，也知古今之变。宋代写史最多，明代略少，清代多考证历史，唯有章学诚写的一部《文史通义》，但传承的仍是经世明道的史学精神。只是，章学诚有感于《文史通义》偏于理论，“空言不及征诸实事”， 后又撰《和州志隅》二十篇。他在《志隅自序》中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之所为作也。”章学诚之“史意”，也可理解为通常所说的“史识”，实为一种精神，一种见地，近世的史学大家钱穆则用“史心”一词名之，似乎更为准确。“培养史心，来求取史识，这一种学问，乃谓之史学。”（《史学导言》）有了这种研究历史的心情，才会真正关注国家、民族、个人的当下处境，才会在记录历史的公正中，贯注一种历史精神。
而诠释历史精神最好的方式，仍然是以人写事。虽然中国的历史也写自然风俗、制度礼仪，但终归是以人为中心，强调是人在做事，事无论大小，都在于人为。“不论一切事，先论一个心。”这是钱穆的话。他之所以反对笼统地说中国的历史都是帝王之家谱，就在于他能因人见事，以心论史。事实上，二十五史写的人物千千万，简单地称之为帝王家谱，确实是偏见。每一段历史，除了讲帝王，也讲群臣，讲各类贤达，甚至也讲小人物。写忠臣，也写奸臣，写圣人事迹，也记草民之乐，并不全然是政治或宫廷之事。《史记》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既编年纪事，也为历史群像作传，有褒有贬，据义直书，后人也不能轻易推翻前人，这种史识、史心，并不是一味地逢迎或谄媚，而是有自己的坚持和标准。按照《左传》的写法，孔子的篇幅也不比别人更多，而写宋史不避写文天祥，写明史不避写史可法，这些例证，也足以说明中国历史的写法，在知人论世上，已形成自己秉直、公正的传统。
二
因为历史以人事为中心，所以历史学也可称为生命之学。如果我们把历史看作一个生命的过程，就会发现，由人的生命而有的生活，构成了真正的历史基础。而描绘这种生活最好的方式不是史著，不是史学，而是小说。尽管小说家所编集的诸书，比孔子创立儒家还早，但在中国，小说一直是被藐视的文体。即便在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把小说当作改造社会、启蒙民众的一个重要的文体，但在鲁迅开始写小说之前，小说还是不入流的文体。鲁迅是真正把中国小说从一种渺小的文体壮大成重要文体的奠基者。
小说是一人之历史，也是想象之历史，它未必处处征诸实事，但它的细腻、传神，它所创造的想象之真实，也非一般史著可比。譬如，我们读历史著作，会明白明代、清代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和官品阶级，但我们很难通过历史学家的论述，真正明白明清时代的人是怎样过日常生活的，他们穿什么衣服，唱什么戏，吃什么样的点心，用什么样的器物，等等，这些都是历史著作所不屑，也无意用力的。因此，小说能补上历史著作所匮乏的彼时代的生活脉络、生活细节，从而使历史变得更丰满、真实。有论者说，小说比历史更可靠，至少马克思就说，自己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所了解的法国比历史学家笔下所描述的要丰富得多。莫洛亚在分析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时也说，没有任何历史文献会像托尔斯泰那样去描写一个皇帝，皇帝的手又小又胖，像“又小又胖”这样的词汇，在历史文献里是肯定不会出现的，但它会出现在小说里面。小说就这样把历史著作所匮乏的肌理和脉络给补上了，从而有效地保存了历史的肉身部分。
历史小说首先是小说，但它也对话历史、旁证历史，因此，历史小说作家，若无卓越的史识、温润的史心，必定写不出好的历史小说。这些年来，做历史小说者众多，但多限于传奇、演义一类，或是对史实并不高明的改写，真正有创新、有洞见的历史小说，并不多见。他们多看见人物、时事那客观、物质的一面，而少有关注到中国历史中文化精神的演变；概言之，历史中既有物质生命，也有文化生命，而后者才是重点。如果把中华民族看作一个大生命，每一个个体都是寄存其中的小生命，那所谓的生命之学，就是关于民族的兴衰和精神的熔铸。在当代中国，有此志向的历史小说，据我阅读所及，唯有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唐浩明的晚清三部曲以及孙皓晖的《大秦帝国》。
其中，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尤为突出。它是目前国内篇幅最长的小说，凡十一卷，五百余万言，不仅描写了一个帝国的繁荣与衰落，也探溯了一种文明的气象与脉络，思力深厚，气势壮阔，语言庄重，有大格局、大气象。遗憾的是，该书出版多年来，在读者中和史学界的影响，远甚于文学界。
现在是给《大秦帝国》正名的时候了。
我读《大秦帝国》，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字：通。确实，这是一本通书，通历史，通人文，通人，也通物。由于《大秦帝国》是小说，不少史实，尽信书不如无书，因此，为了叙事之方便，错用、改写、合并之处，也不在少数，有些甚至和《史记》大相径庭；但大体而言，孙皓晖不违主要的历史真实，同时敢于辨正历史迷误。他并不掩饰自己为一段中国历史、一种中国文明重新立传的野心，毫无顾忌地在小说中伸张自己的历史观和文明观，这构成了《大秦帝国》精神激荡的核心。
通历史，不仅在于熟识历史，更在于通历史之常道与变道。世运兴衰的内在成因，人物成败的幽微转折，如果只有事件的叙写，那不过是表面的观察，唯有细致考证、深入分析、以心感悟，才能有所新见。如果把历史只看作过去，而无现在和将来，则此历史就是死历史。历史之过去，说的是事已经过去了，但历史之道、历史之经验，并没有过去，它还在影响现在和将来。孔子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死生存亡，即人生两端，一过去，一将来，现在居于其中，正是从过去中走来的。从死中认识生，从亡中洞彻存，这就是“通而为一”的历史智慧。因此，历史从来都不曾过去，而是一边过去，一边积存。孟子说“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历史即便过去的部分，也有一种神化的作用，有所化，必定有所存，通为一体，正是过化存神的结果。以此历史观看六国之兴衰，尤其是看秦国之起伏，就会有很多惊人的发现。而孙皓晖是史学教授出身，深知历史之常与变，他对历史研究的用力之巨，在当下的小说家中，极为罕见。
通人文，在于承认历史是一部文化史、精神史，而所谓人文，其实就是花样，就是要知历史之变、天地之变、人生之变。四季寒暑、山川湖泊、花鸟虫鱼、人生百态，均有花样，均有变化——小说在物质层面，首先就要写出这种变化的样态。《大秦帝国》篇幅庞大，是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国家，时间跨度之大，空间纵深之广，为一般小说所远不及，但作者事无巨细一一道来，其中有大量笔墨，写的正是一种人文景况，或宫廷，或乡野，或盛大朝会，或日常生活，从习俗到饮食，从建筑到兵器，处处见细节，也见功力。更重要的是，作者不仅看到了器物之变、生活之变，他还写出了人文之变，把中国历史还原成了人文史、文明史，且最终把历史的书写，变成了一种文明的较量和辨正。
写历史小说，通史固然重要，但通物有时更不容易。各色人等的用度、膳食，他们佩带的玉器、刀剑，建筑的用材、风格，兵器、战车的数量、规格，商人之间的交易、用语，凡此等等，都属物的范畴。年深日久，物的光泽已经不再，物的形质甚至都灰飞烟灭了，但小说要写得生机勃勃，就必须复现这些物的形与质，让它的出现合乎历史的情境。历史小说一旦没有坚实的物质外壳，真实感就会大打折扣。《大秦帝国》的作者在这些方面有惊人的造诣，小说所涉器物，均有详尽考证，以及精准的描述，展现出了令人敬佩的写作的专业精神。
通过物变以济人文，通过人文成就物变，而这一切都以人为中心。通物最终是为了通人。
孙皓晖历经十六年写成的这部恢宏之作，最令我感佩的是，他对于秦史的描绘，不是依托于小聪明，也不是出于那种枯坐书斋的苍白想象，而是花一般人所不愿花的笨工夫，把虚构和想象，融入广博的学识、严密的历史论证之中，去在史实中辨识一个帝国的面影。写历史小说，如果没有这种实证精神，而一味地胡编乱造，就会缺乏叙事的说服力。小说当然不是信史，但作家所用的材料若不可信，人物性格演进的线索若破绽百出，他就无法说服他的读者相信他所写的是真的。好的小说家，往往能够把假的写成真的，所谓虚构，其实是达到一种更高的、想象的真实。而如何在小说中建立起一个可信的物质外壳，有时比在小说中建立起一种精神更难。所以，我看重孙皓晖的写作中那种实证、专业的品格，他的小说，既贯彻着一个作家的情怀，也不乏一个专家的谨严。他研究秦代的法律、风俗、思想、战争，涉及这些方面时，都谨慎下笔，即便从饮食和兵器这样细小的地方，也能见出他的专业造诣。照沈从文的解释，专家就是有常识的人。以常识写人物，人物才可能被还原，才会显得饱满，进而在历史的幕布中真正站立起来。
通人，就是有人物，并且让这些人物都雄浑饱满、神采飞扬起来，这是《大秦帝国》的另一个特色。作者孙皓晖显然是秦帝国的辩护者和膜拜者，他的写作激情，源于他对一种业已消逝的大精神、大风骨的向往，而关于这种精神和风骨的塑造，如果不落实于人物，就会显得虚浮。小说的精神，往往是通过人物来担当的，人物饱满了，精神也就挺立起来了。许多小说，之所以显得枯涩、失血，根本原因还是没能写好人物。《大秦帝国》是有人物的，当商鞅、白起、王翦、王贲、蒙恬、嬴政，包括李斯、赵高、扶苏这样一大批人物从孙皓晖笔下有血有肉地站起来时，他关于秦帝国的想象也就有了坚实的载体。
这些人物，寄寓着他的写作理想。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野生的、活力四射的中国，它意气风发，思力旺盛，理想高迈，气度庄严，用人、断事不为人伦俗见所限，这些，连同那活跃在大争之世的血气和雄心，令人读之，感之，往往心潮澎湃。与这个野生的中国所固有的气象比起来，汉唐之后的中国，更像是圈养的、饲养的、家生的，少了许多野气、血性和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孙皓晖穷多年之功为这个远逝的、野生的中国立传，实在算得上是一个壮举。
三
《大秦帝国》既是对一种真精神的召唤，也是对一个气势磅礴的时代的怀念，为达此写作目的，孙皓晖甚至不惜以大篇幅的议论、抒情、感慨来助力于自己的小说叙事，他这种自由主义的文风，若是用之于普通的小说，或许是失败的，但在长达五百万言的写作里，这种旁逸斜出、不拘一格的写法，反而有效地舒缓了整部作品的叙事节奏。《大秦帝国》作为小说是笨拙的，野性的，它的历史观也不乏可探讨之处，但它的确创造了一个强大的精神气场——它写的是历史，但对话的是历史中的人，以及这群人的心所能达到的宽度和高度。
人心即史心。并不是每一部历史小说都能为人物立心的，但《大秦帝国》是有心、有精神原创力的。作者说，“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大秦帝国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最重要的一个时代”，“秦帝国兴亡沉浮的五百多年（从秦立诸侯国到帝国二世灭亡），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奔放、充满活力的大黄金时代”，这些并不是意气之词，而是作者在长篇幅的小说中所着力论证和书写的，目的是要把那个千古疑问推到每一个人的面前：这个统一的帝国只有十五年生命，像流星一样一闪而逝，但这个帝国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然规范着我们的生活，并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这一切如何解释？它所创造的万里长城、兵马俑、郡县制、度量衡以及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方块字，这些文明成果，至今还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可为何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却仍旧只有“暴秦”一说？是历史欺骗了我们，还是我们在篡改历史？这本来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难题，但孙皓晖想通过小说叙事来做出回答。他以史实为据，又不拘泥于史实，目的是要写出那个“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大时代，写出“大争之世”里人的风采、骨气、生命力、精神爆发力，写出文明在原生阶段那荡气回肠的思想光芒。《大秦帝国》确实做到了。而且，在一些根本史实的辨正上，作者也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譬如，“焚书坑儒”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以二十万囚犯作为主力作战部队而不阵前倒戈，这又说明了什么？小说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描写人性中暧昧、昏暗、模糊的地带，它并不适合对历史的真相做出清晰的回答。小说的答案应该是无解的。但孙皓晖似乎要反其道而行之，他并不满足于小说只是讲述个人私事或发表个人私见，他想恢复一种文学的品格，让文学重新获得一种重量，重新担负起一种对话历史、介入现实的责任。
我甚至认为，《大秦帝国》最大的成功，不是因为作者把历史写成了小说，而是把小说写成了生命的学问，从而成了历史是生命之学的最好诠释。
说小说是生命的学问，表明它对生命的活动和展开有一套自己的勘探和论证路径，但它也遵循学问的一般法则。什么是学问？清代有一个著名学者，叫戴震，他在乾隆年代，把学问分为义理、考证、辞章三门。同时期的文学家姚鼐也持这一观点。在当时，这是对宋学的纠偏，宋学重义理，清代学者所讲的汉学则倾向于考据，而戴、姚二位，则强调义理、考证、辞章三方面的统一，这就好比大学的文、史、哲三个专业，应有内在的联系。但戴震认为，学问有本末，文章之道当有更高的一面，他把这称为“大本”，不触及“大本”，学问就仍属“艺”之一端，而未闻“道”。“夫以艺为末，以道为本，诸君子不愿据其末，毕力以求据为本，本既得矣，然后曰‘是道也，非艺也’……求其本，更有所谓大本。”（《与方希原书》）也有同时代人评价戴震此论，“通篇义理，可以无作”，不仅章学诚，甚至连钱大昕、朱筠等人，都认为戴震作《原善》诸篇，“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意思就是反对戴震过分强调义理这种空虚无用之说。但我觉得，任何的学问，包括历史小说的写作，若失了义理，不讲大道，也可能会把学问引向干枯和死寂。王阳明形容这种无根本的学问，“如无根之树，移栽水边，虽暂时鲜好，终久要憔悴”（《传习录卷下》）。如果都在讲专门之学，而不讲生命之学，学问的现状，终究是晦暗、残缺的。以前的理学家把学问分为“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虽然不能说“闻见之知”就不重要——王船山就认为，“人于所未见未闻者不能生其心”，但“德性之知”肯定更为重要。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尊德性”本是首要的议题，不强调“德性之知”，就无从接续和应用中国自身的学术资源。因此，我认同戴震所说的“德性资于学问”，这是一条重要的学术路径，至少，它更贴近我对学问的理解。
借用义理、考证、辞章这三分法，或能更清晰地理解《大秦帝国》的写作之道。后来的曾国藩，又在这三者以外，加了另外一门，叫经济。所谓经济，是指学问要成为实学，要有经国济世之用，不能光是空谈。《红楼梦》里，史湘云曾嘲讽贾宝玉是懂“经济”的人，亦取此意。小说作为一门学问，面对的研究本体是生命本身，它是对生命的解析，也是对生命的考证。既然是学问，自然就有义理、考证、辞章这三方面的讲究。
《大秦帝国》是有义理之作，他的义理，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这个义理，未必是正见，也不一定是正统的历史观，但因为有此高度，很多历史疑问都得到了重释，很多历史人物、历史场景也都有了新的观察角度。一些学者或评论家，习惯性地用历史的正见来要求作家，这就违背了文学的立场。小说家笔下的历史和《史记》的写法肯定会有不同，用《史记》的历史观来审核小说家的历史观正确与否，这是对小说创造性的否定；把小说写成《史记》了，那还要小说家干什么？况且，《史记》也未必都是信史，它也常用小说笔法，里面也不乏虚构的事实和段落。比起历史的正见，小说更看重个体真理。小说就是讲述个体真理的哲学。只要这一个体真理足够深刻，足够强劲有力，它就可以在叙事中成立，并说服读者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其次，《大秦帝国》有许多考证。考证即实证，这种实证，其实是一种笨功夫，它要求作家做大量案头工作，查找大量历史资料，核实小说中的每一个细部，以熟悉他所要写的生活和人事。考证是对生命的辨析，也是对历史的还原。最后是看小说的辞章。辞章是指小说的文体、文采、语言、形式。古人说“修辞立其诚”，又说“直而不肆”，这就是辞章之学，说话要真实、诚恳又不放肆，用词要有分寸，口气要有节制，讲义理，也要讲艺术。语言上尤其如此。《大秦帝国》的语言不做作，没有刻意的文艺腔调，记述、对话都简洁有力，而在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思想论辩，更能见出作者的深沉思力和语言机锋。《大秦帝国》选择了一种与它的篇幅相匹配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在众多历史小说中，它的思想含量和精神张力都是最大的。
义理是大道，考证是知识，辞章是情感和艺术的统一，对于好的小说而言，必须三者兼备，缺一不可。《大秦帝国》正是通过这三方面的努力，把小说还原成了生命的学问。一部生命力飞扬的作品，必定会让另一个生命受到触动，正如一部有灵魂的作品，一定会把另一个灵魂卷走。《大秦帝国》的价值信念如此坚定，叙事气魄如
——文化学者南怀瑾
《大秦帝国》运用形象思维在读者心目中激活了一个历史久远的时代，把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自然而然地有机结合起来，让读者的历史感受与审美感受得了到双重满足。且不说作者十几年潜心创作的执著精神，单看《大秦帝国》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含量、所立足的文明史的创作高度，就完全可以说这是一部经过认真研究、思考、沉淀而完成的作品，也是一部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
——作家二月河
《大秦帝国》虽为小说，却体现出深厚的文化积累和深邃的历史见解；且恢弘雄健，通过对政治家秦始皇和改革家商鞅的形象塑造，寄托了作家对历史的思考与发现。
——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 陈建功
大秦帝国这段历史*需要写，又*难写。鲁迅当年说，三国宜于做小说，春秋战国不宜于做小说。鲁迅准备了好多年，终于没有写春秋战国，可见其难。这段历史，文学艺术上一直没有反映过，很遥远，很辉煌，工程很大，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只有新时期改革开放了，才有可能。看《大秦帝国》，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前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
我读完了《大秦帝国》*部，很激动，也很高兴。从中国历史角度看，春秋战国和秦帝国是*重要的一段，也是变法强国的历史主流*充分强大的一个时期。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个历史题材不亚于任何当代重大题材，因为她是中国文明的根。
——秦汉史专家林剑鸣
孙皓晖能坚持在一块净土上写纯粹的历史小说，难能可贵。我想这与作者的写作志向，有着莫大的关系。这部书的目标是要填补中国历史小说上的先秦这个空白，因为这是中国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重要的空白。这是很新颖而且有大目光、有时代精神的想法，尤其当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焕然一新地屹立于新世纪的这个星球上，重温这段古老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作家李国文
我认为《大秦帝国》取得了史笔与文笔、叙事与思辨的双胜。与其说它是历史小说，不如说它是历史文化小说，中国原生文明成功地经由《大秦帝国》的宏大叙事复活与行走。从历史观上看，《大秦帝国》不是将历史道德化，而是坚持以是否推动历史前进臧否人物，所以它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大秦帝国》”进入”历史又从中”走出”来进行人物塑造，因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达到了更高意义上的文史不分。
——《文艺报》总编辑范咏戈
这是对中华文明内涵的一种再定位。孙皓晖写这部书，是照亮历史，而不是呈现历史的方式。它是一部””照亮””的作品。《大秦帝国》从精神与理性的层面理清那个时代，这也是他的作品引起轰动的重要原因。
——评论家胡平
《大秦帝国》的问世，彻底颠覆了”暴秦说”，是一次有根有据的翻案。作者以其特有的凝重笔触，无比丰富的史实，再现了大秦帝国在那个中华文明转折点上发挥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以及大秦帝国为中华文明所做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说，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历史认识价值，远远超出了小说文本和文学的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李荣胜
现在每年出版1400部长篇小说，真正能引起评论界和读者关注的凤毛鳞角。《大秦帝国》确实是力透纸背、才华横溢的一部大书。它以宏大的历史意识，要为历史溯本清源。我现在想象，现在有红学，有儒学，以后很可能有秦学。
——评论家孟繁华
对这部小说的接受是对当代文学的一部试金石。很多小说感觉是苍白，因为作者对他所写的时代缺乏必要的研究。这部作品站立起来一批雄浑坚定、神采飞扬的人。在晦暗的历史布景里，站立在我们面前。那些人物形象生动饱满，这批人物在大争之世的血气、精神，都写出来了。作者通过这部小说，完成了与一种文明的深度对话。他以一种学者的方式来写小说，他把大秦帝国看作一个气场，一个精神实体。作者还突破了很多小说传统的陈规陋俗。从这部小说看，它不受常规的小说限制，反而极大地开拓了小说的空间和容量，表现出更好的更有表现力的小说形式。
——评论家谢有顺
《大秦帝国》里既有秦与六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又有六国之间的联合与斗争以及以儒、法、墨、道、阴阳诸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竞争，朝廷、战场、商场、学堂、都城、山野、酒肆、密室，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阴谋与阳谋，构成了一副多姿多彩的战国生活图画。孙皓晖以学者的丰瞻、小说家的才智从容地驾驭了如此浩繁复杂的历史局面，有条不紊地抒写了150年间从秦到六国的历史演变，出色完成了一部大结构、大气象、大内涵的战国末期史和秦帝国兴亡史。以一部本原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史诗，为沉寂已久的中国史传文学，竖起了一座具有时代高度的巨碑。
——评论家李星
我在读《大秦帝国》时首先感受到的是对知识分子直接参与方式的肯定。今天，我们反省知识分子问题，呼唤建立知识分子的现代品格，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传统文人精神，如果上溯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源头，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的行为中提炼出有益的精神资源，无疑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现代品格的建设是一种难得的补充。
——评论家贺绍俊
一部作品让我连续十几天心潮澎湃，这是*部。孙皓晖首先是一位学者，然后才是一位作家。他对战争的描写让我非常震撼，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他能把自己的全部感受化为文字，化为画面，极有激情，极有想象力。我拍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如履薄冰。《大秦帝国》再现那个大开大阖、自由奔放的时代，如果把握不住，那种气吞山河是出不来的。
——导演 黄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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