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推：如何做出有关健康、财富与幸福的最佳决策（理查德·塞勒作品）

食品的摆放方式是否会影响孩子们的选择？

假设你的朋友卡罗琳主管某大城市学校系统的餐饮服务工作，她的服务对象是数百所学校里的数十万名学生，这些学生每天都在他们各自学校的自助餐厅里就餐。卡罗琳接受过正规的营养学培训，并获得了某州立大学的营养学硕士学位。她极富创造力，做事崇尚标新立异。

卡罗琳有一位做管理咨询的朋友亚当，平日里与连锁超市常有业务往来。一天晚上，卡罗琳与亚当相约吃饭，一瓶红酒下肚，两人便想出了一个有趣的点子。他们计划在学校里进行几项实验，以期在不改变供应食品种类的情况下，测试一下食品的摆放方式是否会影响孩子们的选择。于是，卡罗琳分别邀请了数十家学校餐厅的负责人，叮嘱他们按不同的方式摆放食品。比如甜点，有的学校将其放在前排，有的学校将其放在后排，还有的学校则将其单独放在一排。在与孩子们视线齐平的高度，有的学校摆放的是炸薯条，而有的学校则摆上了胡萝卜条。总之，每一家学校餐厅的食品摆放方式都不一样。

基于自己为超市设计楼层平面图的经历，亚当认为该实验将取得十分明显的结果。果然，正是通过对餐厅食品的重新摆放，许多食品的销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销量上升，有的则明显下滑，波动幅度达到25%。卡罗琳从中看出，像成年人一样，孩子们同样会受到环境变化的巨大影响。同时，可以通过人为手段将结果导向正面或负面。因此，卡罗琳设想，她可以借助这一发现提高孩子们对健康食品的摄入量，减少他们对非健康食品的摄入量。

卡罗琳团队与几百家学校进行了合作，并招募了一批大学生志愿者协助收集和分析有关的数据。最终，卡罗琳确信，她已经足以影响孩子们的饮食倾向了。卡罗琳所要做的，便是千方百计地去利用这一新发现。下面是她的朋友们给她提供的几项建议，这些朋友的建议大部分都很中肯，但其中也不乏哗众取宠的恶作剧。

1. 设计一种食品摆放方式，使孩子们吃得更好更科学。
2. 放任学校随意选择食品的摆放方式。
3. 设计一种食品摆放方式，使孩子们都能够拿到各自想要的食品。
4. 哪家食品供应商提供的回扣多，便尽量多地销售哪家供应商提供的食品。
5. 从孩子们身上狠狠地捞钱，实现利润最大化。

第一项建议看上去很吸引人，但它的确有些唐突，更像是一种强制性安排。然而，其余的计划就更糟了！

第二项建议看上去会让人觉得很公平，实则不然，因为放任学校随意摆放食品，会造成不同学校之间摆放形式的差异，从而使得有些学校的孩子吃到的健康食品较多，而有些学校的孩子吃到的健康食品较少，这显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如果卡罗琳能够有办法轻而易举地使孩子们吃得更好并因此增强他们的体质，那她还会去放任学校随意摆放吗？

第三项建议似乎能够很好地避免唐突之举，因为它营造出了一种孩子们自主选择食品的环境。这也许是一种中性的选择，也许卡罗琳应当满足大部分人的要求（至少对高年级的学生应该如此）。但是，我们稍加考虑便会看到，这项建议实际上很难实施。根据亚当的经验，
孩子们选择什么食品取决于食品摆放的方式。那么，孩子们究竟喜欢吃什么呢？卡罗琳竭力要弄清楚孩子们到底喜欢吃什么，其意义又何在呢？实际上，在餐厅里，某些食品摆放的方式是永远无法避免的。

第四项建议可能会令卡罗琳手下的某位利欲熏心的职员眼前一亮，掌握食品采购的大权无疑是由权生钱的一条便捷通道。但是，卡罗琳为人正直，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与第二项和第三项建议一样，第五项建议也颇具吸引力—如果卡罗琳也认为最好的餐厅应当赚最多的钱的话。但是，卡罗琳会以牺牲孩子们的健康为代价来换取利润的最大化吗？

在本书后面的部分，我们将像卡罗琳这一类的人称为“选择设计者”。选择设计者的职责便是为人们创造一种决策环境。尽管卡罗琳只是我们假想出来的一个人物，但实际生活中却不乏这样的选择设计者，只是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一身份。选择设计者可以是选票设计者，使投票人在众多候选人中做出选择；选择设计者可以是医生，需要为患者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选择设计者可以是某些表格的设计者，从而帮助企业新员工选择一种医疗保险的方式；选择设计者也可以是父母，肩负着向子女解释各种成功途径的任务；选择设计者还可以是生意人，这点想必无须解释了。

选择设计和传统意义上的建筑设计有许多相似点，最主要的一点是不存在“非确定性”的设计。让我们来看一下一座学术大楼的设计情况。在设计大楼之前，开发商便对建筑师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比如大楼必须包括120 间办公室、8 间教室和12 间学生会议室等，并且大楼必须建在指定的位置。类似的限制性要求还有很多，
有些是法律要求的，有些则是出于美学和实用功能上的考虑。最终，建筑师必须建成一座有实实在在的门窗、楼梯和走廊的大厦。优秀的建筑师都知道，在设计中只要稍有不慎（比如浴室的具体位置），就会给该建筑的未来用户带来不便（比如每次进出浴室都会与同屋的人打照面，尽管这说不准倒是件好事）。一座精品建筑不仅要美观，更要实用。

我们应该看到，表面上不起眼的小事往往能极大地影响人们的行为。一个屡试不爽的法则便是“做大事也要拘小节”。细节问题之所以能够影响大局，在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细节往往能够使用户的注意力向某个特定的方向转移。

关于这一点的一个经典例子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的男洗手间，里面的每个小便池内侧都雕刻着一只黑色的苍蝇。男性在方便时似乎总苦于找不到一个可供瞄准的靶子，因此常常搞得四周一片狼藉，而他们一旦发现了一个目标，便会专攻那一点，从而提高了准确性，并减少了飞溅。想出这个点子的埃达·凯布默介绍说：“这提高了男性行动的精确度。男性一看到苍蝇，便会产生瞄准的冲动。”埃达·凯布默是一名经济学家，他主持了史基浦机场的扩建。结果发现，小便池上的苍蝇使飞溅量降低了80%。

“做大事也要拘小节”虽然会使人陷入面面俱到之苦，但会产生很好的效果。优秀的建筑师都知道，虽然他们不可能造出十全十美的建筑，但他们能使某些设计产生有益的效果，比如说镂空楼梯能够扩大工作的互动空间，并且提高人们走动的概率。正如建筑师最终总会建造出某座实际存在的建筑一样，像卡罗琳这样的选择设计者也必须要对食品的多种摆放形式做出选择。只有这样，她才有可能左右孩子们的饮食习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助推”。
“自由主义”还是“温和专制主义”？

综合考虑以上情况，你会认为卡罗琳应当利用这一机会使孩子们倾向于选择较为健康的食品，也就是第一项建议。然后，我们向你隆重推出一个名词：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这一名词不会马上赢得读者们的好感，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温和专制主义，听上去都有些老掉牙的感觉；因为它们通常都被文化人物或政治人物挂在嘴边，所以很多人甚至对它们心存反感。更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是，这一说法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为什么两个互相冲突的词语会被组合到一起呢？我们认为，如果能够正确理解，实际上这两个词语的含义是统一的，它们组合在一起比单独出现更具表现力。问题在于，人们容易将其与“教条主义”联系在一起。

这种策略自由的一面体现在：我们应当激励人们去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放弃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借用米尔顿·弗里德曼晚年时使用的一个词，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敦促人们“自由地去选择”。［2］我们要尽力出台一些能够保持或促进人们自由选择的政策。当我们用自由主义去修饰温和专制主义时，我们的本意便是要维护自由。我们不仅要在口头上宣扬维护自由，我们的内心也确实这样想。崇尚自由主义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一身轻松地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走下去，他们不希望看到孩子的自由权利受到压制。

我们之所以称其为温和专制主义，是因为选择设计者有理由努力地去影响人们的行为，以便延长他们的寿命，使他们活得更健康、更幸福。换句话说，我们鼓励人们依靠私人和政府部门的指导自觉采取措施，从而做好选择，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在我们看来，如果某项措施旨在影响人们的选择行为，甚至使选择者受益匪浅，那么这项措施便可以称得上是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这一点选择者自己便能自行判断出来。［3］基于许多社会科学研究，我们能够证明，个人会做出非常糟糕的决策。如果他们小心谨慎、知识全面、认知力强并且严于自控的话，他们便不会做出愚蠢的决策了。

相对来讲，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比较委婉，丝毫不生硬，原因是它既不会妨碍人们自由地做出选择，也不会增加选择者的负担。如果有人想抽烟、大量吃糖果、选择不合适的健身计划或者不为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着想而过度挥霍，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者则不会强迫他们改变自己的选择，也不会去为难他们。但是，我们推荐的方法的确称得上是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因为私人和公共选择的设计者所做的，并不仅仅是要极力追踪或者实现人们所期待的选择，他们追求的更是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使他们生活得更好，他们使用的是一种助推的方式。

我们在本书中所使用的助推一词，指的是在这种选择体系的任何一方面都不采用强制的方式，而是以一种预言的方式去改变人们的选择或者改变他们的经济动机及行为。若要称得上助推，则必须使副作用降到最小，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副作用。助推不同于命令。将水果放在与人们视线平齐的地方是助推，而禁止消费垃圾食品则不是。

我们推荐的许多方法都可以在一些私人组织中实施，并且我们已经这么做了（不管是否受到过政府部门的助推）。比如，在本书中，我们将多次谈起雇主作为重要的选择设计者的例子。在一些关系到医疗保健和养老计划的领域，我们认为雇主可以给予员工一些有益的助推。那些既想赚钱又希望行善的私人公司甚至可以通过涉足降低大气污染（或者温室气体排放）的事业而实施环保助推。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适用于私人组织的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同样也适用于政府部门。

社会人和经济人：为何助推是有用的

那些反对温和专制主义的人会认为，人类的选择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所有人都愿意面对选择了。不管是否研究过经济学，许多人似乎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认同“经济人”的观点（经济人的观点认为人类的思考和选择是非常精密的行为，也符合经济学家心目中教科书式的人类形象）。

如果你有机会浏览一下经济学方面的书籍，就会知道，经济人的思维如爱因斯坦般缜密，记忆力如计算机般强大，意志力如圣雄甘地般坚韧。然而，我们平日里见到的平头百姓却不是这样—他们会在进行复杂的除法运算时因为手边没有计算器而犯难，他们甚至会忘掉自己爱人的生日。他们根本不是什么经济人，他们是社会人。

让我们来看一下肥胖问题。目前，美国人肥胖症的发病率接近20%，有超过60% 的美国人超重或肥胖。大量证据表明，肥胖会增加心脏病和糖尿病的患病概率，甚至令许多人英年早逝。因此，提倡人们合理饮食已成为当务之急，而这一点可以通过适当的助推来实现。

很明显，挑食的人极为看重食品的口味，但他们对健康却毫不在乎，在他们看来，吃就是为了享受。我们不能说每一名肥胖者都难以理智地控制自己的饮食，但我们可以肯定，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没能为自己选择合理的饮食方式。与吸烟和饮酒等有风险的行为一样，不合理的饮食也会缩短寿命—全球每年有50 万人因此死亡。很多目前的饮食、吸烟和饮酒习惯都有损身体健康。的确，目前有许多烟鬼、酒鬼和暴饮暴食者都愿意花钱请人帮助自己采取节制措施。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如今正在兴起的选择科学，其中包括最近40 年里社会科学家所做的一项严谨的研究，这项研究对人类的许多判断及决策的合理性进行了严肃的质疑。若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经济人，我们不需要做到精确的预见（因为这需要你成为一个无所不知的人），我们只需要做到在预见时不带有任何的个人偏差。也就是说，我们的预见可以出现错误，但绝不能以一种有意识的方式出现系统性的错误。与经济人不同，社会人的预见经常会出现这种错误，比如说“计划谬误”（一种对于完成某些事情所耗费时间的不切实际的乐观估计的倾向）。如果你曾经雇用过承包商，想必你一定遇到过承包商的所有实际工作都远远落后于其初始计划的情况。对此，我想你已经习以为常，如同你早已听说过“计划谬误”这个名词一样。

数百项研究都表明，人类的预见大都因为带有偏差而不可靠。同样，人类的决策水平也并不怎么样。比如，“现状偏差”（惰性的代名词）是指基于许多我们目前尚不清楚的原因，人类总是强烈倾向于迁就现状或者既定现实。

比如，当你买了一部新手机时，你便会面对一系列的选择。手机越新潮，你就会面对越多的选择，从手机屏保到手机铃声再到响铃次数。通常情况下，手机制造商都会为这些选项设定一套出厂默认设置。有研究表明，无论默认设置是什么样，许多人在实际使用中都情愿保持不变，
甚至就连默认设置中噪音较大的来电铃声也懒得修改。

我们从这项研究中得出了两个结论。其一，永远不要低估惰性的作用；其二，这一作用可以得到控制。如果企业或者政府官员认为某项措施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那么他们便可以将其设定为默认选项，从而对决策结果施加影响。读者将看到，设定默认选项以及诸如修改菜单等方式便可以对结果产生极大的影响—无论是在经济上开源节流，还是在公益事业上促进国民健康。

精挑细选出来的默认选项只是助推产生的一种作用。按照我们的定义，任何能够显著改变社会人行为的因素都可以被称为助推，尽管经济人可能对这些因素视而不见，因为经济人只对动机刺激感兴趣。如果政府对糖果征税，那么经济人便会减少购买糖果，但是他们对于一些看上去“无关”的因素（比如选项排列的顺序等）却无动于衷。社会人也会对动机感兴趣，但他们同样会受到助推的影响。如果我们将动机刺激和助推双管齐下，那么我们就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品质，帮助人们解决诸多社会问题的能力也会上一个大台阶a。并且，这也并不妨碍人们进行自由选择。

一个错误假设和两个错误认知

许多崇尚自由选择的人都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允许国民进行自主选择。正是由于这种想法的存在，才会让有些人认为国民有权利从尽量多的选择中选出自己的最爱，政府应当尽量不予干涉。这种想法的优势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解决诸多棘手问题的简单方法：尽量使选择最大化（在数量上和范围上）！这一点已经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应用，比如教育和医疗行业。在某些领域，选择最大化已成为金科玉律。有时候，这一金科玉律可以且仅仅可以被政府指令所取代（尽管政府指令往往被讥讽为“一刀切”）。那些支持选择最大化的人没有看到，他们的观点与政府指令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他们反对或者认为自己反对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并且对助推持怀疑态度。我们认为，他们的怀疑是基于一个错误假设和两个错误认知。

一个错误假设：几乎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或者说做出至少比别人更好的选择。我们认为，这一假设毫无疑问是错误的。实际上，我们认为，即便人们经过再三思考，也不一定能够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假如有一名国际象棋的初学者要与一名久经沙场的棋坛老将对决， 那么这名初学者会预计自己将大败，原因便是他做出了一个对自己不利的选择，因为这一选择很容易由一些暗示促成。在许多情况下，普通消费者正是扮演了这名国际象棋初学者的角色，他们不得不整日面对那些绞尽脑汁要卖东西给自己的经验老到的商家。简单地说，人们的选择是一个经验问题，不同领域内的人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也不同。但是，我们可以说，人们在一个易获得经验和信息及易得到反馈信息的环境中能够做出较好的选择，比如选择合适的冰激凌口味。人们都知道自己是否喜欢巧克力、香草、咖啡或其他东西的味道。然而，人们在那些缺乏经验和相关知识的领域，便很难做出理想的选择，因为他们不能很快获得反馈，比如在水果和冰激凌之间做出选择，或者在不同的医疗方案、投资方案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你面对的是50 种各不相同的处方药方案，那么在别人的帮助下你便可以更为轻松地做出选择。若人们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选择，适当改变选择体系便能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我们将尽力去证明：我们不仅能够通过设计选择体系使人们过得更好，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还能使人们很容易地实现这个目标。

第一个错误认知：我们可以避免对人们的选择造成影响。在许多情况下，一些组织或者单位必须做出某种选择以影响别人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便不可避免地会用到助推的方式，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而这些助推行为将影响到人们的选择结果。正如卡罗琳自助餐厅的例子所展示的，人们的选择会受到选择设计者设计的选定因素的极大影响。当然，有些助推是在无意间形成的，雇主们可能在决定每月还是每两周支付一次工资时并没有刻意地去实施什么助推，但是他们最终会惊讶地发现，当员工每两周拿一次工资时能储蓄得更多，因为在此情况下，每年他们会有两次机会在一个月中领到三次工资。同时，私人和公共部门完全可以实施一些中性的措施，比如随机选择或者迎合多数人的倾向。然而，即便是无意识的助推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想必大家都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

在这一点上，有些人会欣然接受私人组织的做法，却极力反对政府部门对选择所施加的影响，尽管它的目标直指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他们担心政府部门的竞争力或者亲和力不够，他们担心政府部门选举出来的官员会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或者只将注意力集中于与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私人组织。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的确，有些时候，
某些政府部门犯错误、出现偏差和做过火的现象十分严重。我们希望看到的助推是有章可循的。但是，除了经营自助餐厅之外，政府部门还应当在许多方面走在前列，这看上去是大势所趋。应当强调的是，
政府部门的确时刻都在基于自己制定的政策对一些人的选择施加影响。因此，我们对助推持反对态度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应该改变这一看法。

第二个错误认知：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难免包含强制的因素。在自助餐厅的例子中，食品的摆放次序不会对任何人的饮食习惯造成影响，只是卡罗琳及其他相关人员对食品的摆放方式可能会促使我们使用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一词。如果将水果和沙拉放在甜点的前面能够使低年级的孩子多吃苹果、少吃甜食的话，谁还会提出反对意见呢？如果施加影响的对象变成了青少年甚至成年人，情况会有所不同吗？只要不是一味的强制，我们认为即便对于那些崇尚自由选择的人，某些形式的温和专制主义也是可以接受的。

在诸如储蓄、器官捐献、婚姻和医疗保健等领域，我们将提出一些特别的建议。我们坚持认为，这样做不仅不会约束人们的选择自由，而且能够降低选择失败的风险。自由选择权的存在是防止出现拙劣选择体系的最好的保障。

选择体系的助推

选择设计者可通过设计用户友好的环境来大大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许多成功的公司都曾采取过这样的做法，并因此成为市场上的常青树。有时候，选择体系是高度可见的，消费者和员工能够被其深深吸引（iPod 多媒体播放器和iPhone 手机便是很好的例子，因为它们不仅外观别致，而且能够让用户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只要多加留心，选择体系是能够造福人类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芝加哥大学的例子。这所大学如其他组织一样，每年11 月份都是其“公开登记”期。在这段时间，员工可以对自己之前做出的关于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福利的选择进行修改，这一修改是在互联网上完成的。总之，员工会通过电子邮件收到一套资料，这套资料会对他们所面临的选择进行解释，并指导他们如何登录网站做出自己的选择。

由于员工都是社会人，所以他们中的有些人会忘记登录网站。对于这些忙碌却又心不在焉的员工来讲，给出一个默认选项便显得非常关键。简单来讲，假设有两种可选择的情况。对于那些不主动选择的人可以给出他们在去年的选项，或者“归零”他们的选择。假如员工珍妮特去年为自己的养老计划支付了1 000 美元，那么如果珍妮特在今年没有进行主动选择，网站系统给出的一种选择便是使她继续保持1 000 美元的默认选项，另外一种选择便是让她不支出一分钱。让我们分别把这两种情况叫作“保持原状”和“归零”选择，那么选择设计者应该如何在这两种默认选项之中做出选择呢？

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者会通过询问像珍妮特一样情况的员工的选择意愿，从而设定出默认选项。尽管这一方式无法确保形成一个明确的选择，但这当然要好过随机选择默认选项，或者对任何情况都将“保持原状”或“归零”作为默认选项。比如，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大部分员工不愿意退出能够得到公司大力资助的医疗保险计划。因此，对于医疗保险来讲，“保持原状”（与去年的选择相同）
的默认选项相对于“归零”（放弃医疗保险）来讲，便成了首选。

下面让我们将它与员工的“灵活支出账户”（在此账户上，员工可以每月存入一些钱用于某些费用的特定支出，例如未参与保险的疾病治疗和儿童保健支出）对比一下。存入这一账户的钱必须在一年中全部花掉，否则便无法收回，而每人每年的支出情况都会有很大不同（例如儿童在上学之后其保健支出便会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归零”的默认选项很可能比“保持原状”的默认选项更具实际意义。

这一问题并不是我们假想出来的。有一次，我们与芝加哥大学的三名高层管理人员讨论过类似的话题，而那一天恰好是“公开登记”期的最后一天。我们问这几名高管是否还记得要在当天内完成这件事情。第一名高管说他预计在当天晚些时候完成，并对我们的提醒表示感谢，第二名高管则坦言自己已经忘记了这件事，第三名高管说他希望他太太能够记得为他完成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又开始就降薪计划的默认选项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避税项目）进行了讨论。在这一点上，默认选项成了“归零”。但是，由于这一做法随时可能会停止，
人们一致认为最好还是将“与去年相同”作为默认选项。我们相信， 许多心不在焉的教授将因此在退休之后过上更为宽裕的生活。

这个例子阐述了一些关于良好的选择系统的基本原则。由于选择的主体是社会人，因此设计者应当尽量使其变得简单和轻松。我们将看到，这些原则（以及更多的原则）会在私人组织和公共部门得到应用，并且我们会做得更好。

民主党和共和党：如何为民众利益弥合分歧？

关于私人组织的助推，应当有很多值得写的地方。然而，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的许多重要应用都与政府部门有关，因此我们将为公共政策和法律提供一些建议。我们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吸引政府部门和私人组织两种不同政治形式的注意。我们之所以相信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所标榜的策略既能被共和党人接受，又能被民主党人接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策略几乎没有什么成本，因此不会对纳税人造成任何负担。

许多共和党人一味地反对政府行为，并试图在其之外寻找其他方式。与卡特里娜飓风斗争的经历显示，政府部门的作为是唯一能够有效组织和调动相关资源的方式。共和党人也想使国民生活水平提高，
但他们只是怀疑一切，并不给人们任何选择的机会。

对民主党人来说，他们可以为了能提高政府进取心的计划不惜放弃自己的热情。明智的民主党人当然希望公共机构能够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但在许多领域，民主党人一致认为，自由选择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它甚至已经成为公共决策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自由选择也是弥合党派异见的一项基本条件。

我们认为，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极有可能成为两党合作的重要基础。在许多领域，包括环保、家事法和择校等，我们将说服人们相信好的政府管理形式不会施加太多的强制与限制措施，而是会给人们提供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如果相关的政府指令和禁止条例能够被鼓励和助推所取代，那么我们的政府部门将更加精简，也会干练得多。因此，一言以蔽之，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强制型的政府，而是一个具有更高执政能力的政府。

实际上，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种乐观（我们承认这有可能是一种偏差）并不是在做白日梦。本书第6 章中介绍的关于储蓄方面的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已经得到了美国国会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人士的热情支持，包括现在和过去的保守派共和党参议员（例如犹他州的罗伯特·班尼特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里克·桑多拉姆）以及一些自由派民主党人士（例如伊利诺伊州的拉姆·伊曼纽尔）。2006 年， 几项主要的措施已被写入法律。新出台的法律将帮助美国人更好地享受退休生活，而且不会耗费纳税人太多的金钱。

总之，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既不极左，也不极右，既不倾向于民主党，也不倾向于共和党。在许多领域，一些富有远见卓识的民主党人正在为排除方案倾注自己最大的热情，而另一些富有远见卓识的共和党人正逐渐停止自己对政府创新行为的一贯反对态度。尽管两党的分歧无法弥合，但我们仍希望双方能够在适度助推方面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