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韩寒、崔卫平、梁文道、刘苏里鼎力推荐）

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周濂
畅销500000册。拥趸无数
第8届文津图书奖 

 

     《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精选学术新锐周濂十年来公开发表的随笔文章，包括时评、书评及其部分学术文章等。作者以其深厚的专业学养作为根基，把他对幸福、公正、德性生活、民主、自由、道德等等这些问题的哲学思考融进一个个现实故事和活泼泼的生命体验中，用*真切的道德直觉和清醒的问题意识和柳叶刀式的概念分析能力，一猛子扎进问题的深处，把深邃的哲学拉回到“粗糙的地面”。
      在《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中，作者想告诉我们，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喧嚣迷茫时代，在一个颠倒是非的时代里生活，个体性的痛楚可想而知，除非你放弃自身的价值标准，与这个肮脏的时代握手言和，或者闭上眼睛装睡。可是即使是在外部环境非常糟糕的情况下，一个人依然可以选择过一种合乎德性的生活，并以此来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依然可以选择不止做个“好人”，还可以做个“好公民”。

   周濂，1974年12月生于浙江。先后获得北京大学哲学学士、硕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5年11月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任教。2009年10月至2010年4月为英国牛津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著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专著一部，以及中英文论文30多篇。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语言哲学。

自序
部分 我们都是一小撮
金斯堡得不到，阿曼达甩不掉
让我们担忧我们的童真吧
射象者布莱尔
“不就是”与“又怎样”
笑而不语与中国表情
烈士与傻子
跳来跳去的罗素
笑眯眯的印度乞丐
活着，还是死去？
大学校园中的“无名氏”
大学生的“德性”
古格斯的戒指与费尔德曼的甜饼
节庆、传统与革命
磕头的理由
装装文明人
榜样的力量
求求你感谢我
“我的”和“好的”
没本事移民的，请做个公民吧
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人道主义是张一撕就破的薄纱
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我们都是一小撮

第二部分 重见天日的生活
你想要打听的那个人在哪里？
阿飞后传
沉默并诗意地活着
抒情是一种病
“实话实说”还是“是话就说”
掐死一切意识形态大臭虫
有这么一种困惑来自生活
存在的焦虑与勇气
丧钟为游记而鸣
重见天日的生活

第三部分 我们何时丧失理解
色情文学招谁惹谁了
请“真实”的康德起立
“帝国”失去“主义”，天下将会怎样
圆地球还是平地球？
历史尚未终结，国家仍需强化
谁是美国的孩子？
行走在高速公路上的石器时代人
与正确无关的政治正确性
全民开讲2.0时代
大众文化的“群架二原则”
娱乐不精神
我们何时丧失理解
过期
好人电影与好公民电影
通过对话能够走向真理共识吗？
智者的审慎
理解之难

第四部分 站在思想的高墙上
站在思想的高墙上
哲学是一个动词
民主在此可能吗？
幸福政治学
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
可欲的与相关的
尺度、分寸与超越
政治哲学家与政治现实
革命的窄门

我至今仍在四处宣称，当年选择报考哲学系，不是因为高中政治学得好，而是因为我在高一时读过的两本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和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这显然有自我吹嘘的成分——读过并不意味着读完或者读懂。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当时能淘到这两本书简直就是个奇迹：想想看，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浙西南小镇上，新华书店里除了《新华字典》就是《今古传奇》，究竟是哪位英明神武的图书采购员果断地把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放进购书篮里，从省城杭州千里迢迢带回到仍在流行陈汝佳的小镇上？

身为年轻的学院知识分子，周濂的写作拥有一个飞翔的姿态：从概念的高处飞往地面，飞往粗糙的世界，同时，他又从现实的沟壑飞往天空，飞往理想的所在。这是一本“在路上”的书，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那些事情，在这里已经变成一张张精神图案。 
——崔卫平 

虽然我以为今日中国许多可议之事皆能以常理索解，但是有些事情就是解不清理还乱，说得越多越糊涂。周濂真不愧为*被看好的新生代学者之一，他既有深入线团的分析能力，也有拆解乱绪的言说本事，遂成此部堪称评论典范的佳构。我甚至觉得每一个大学生都该在这里学一学什么叫做观察社会现象，什么叫做分析问题。 
——梁文道 

以专业这把快刀，辅以对现实问题的敏锐洞察，作者游走于江湖，快意恩仇，每每出手，必着痛处。他剑锋所指，往往在不经意处，让读者如饮甘泉，跟着他拍案而起、策马扬鞭。政治伦理学基本原理，多源于常识，读周濂，具备常识感是*要件；如果碰巧你还是爱较真儿但非唯我独尊的人，你肯定能成为作者的死党，若正好相反，你*好具备充足的底牌，否则免不了落花流水——有不信的？那好，请读周濂《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刘苏里 

射象者布莱尔
当公民缺乏独立的政治渠道和司法渠道去影响或者改变政府决策与行为的时候，单方面地强调地方官员的“责任”与“问责”，只会激化问题本身，这是因为地方官员为了规避责任，要么采取高压手段绝不示弱，要么不惜一切代价收买民意，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只会激励民众在下一次采取更加而不是理性的行动。于是在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下，一个患上“暴露焦虑症”的国家越是注重它的“回应”职能，就越有可能成为布莱尔所说的那个“空虚的、装模作样的木头人”。表面上的高效率，换来的却是资源的高度透支和信用的高度透支。
金斯堡得不到，阿曼达甩不掉
“民族已到存亡之际”，这几乎是一个让热血青年坚决赴死的不二理由，顾晓梦们可以笃定且幸福地把自己的生命交付出去，并在那个更高的存在者之中变得坚强，变得宽广。也正因为此，我总忍不住怀疑，让网友们泪奔不止的真正原因在于，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从把自己交付出去，我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或借口，那个曾经能够让我们“变得坚强，变得宽广，敢于去承担，去挑战，去赢得”的“信仰”不见了，每个人都提溜着无处安放的自我在人群中游荡……
让我们担忧我们的童真吧
对于成人世界之脏乱差的生理性反应，每一个少年人都曾经体验过，只可惜此类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机制，通常不会长久，迟早总要消耗殆尽。宝玉躲得了对联，却躲不开无所不在的世道与人心，到头来只能削发归隐，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王夫之的“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人道主义是张一撕就破的薄纱
我相信姜文永远也拍不出《南京！南京！》，就好像陆川拍不出《鬼子来了》。姜文从来不是一个政治上正确的人，他的“一点正经没有”是骨子里的。而陆川则是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这种内在的气质让他没法不喜欢“天地有浩然正气”之类的价值观，我猜想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不严肃的知识分子讨厌陆川以及《南京！南京！》的缘故，因为一旦知识分子严肃起来，就是一个既“无趣”又“简单”的有德之人。
烈士与傻子
对于方孝孺这类“活得不明白”的人，我们的传统是把他们叫做“傻子”的，外国人不是这样，傻子（idiot）这个词在古希腊文里的原义是“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这个观点真是有趣，它与中国人今天对于傻子的理解恰好满拧：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多地称那些不关心个人事务只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是傻子。想想影视剧里妻子常出现的唠叨：不要那么傻，那些事情与你何干？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地过咱们的日子？！
笑眯眯的印度乞丐
再民主的社会也不可能达成完全的平等，所以民主的一个负面效果就是“程度地发展了人心中的嫉妒情感”，“人们越平等，他们对平等的渴求就越难满足”。于是，就有了如下这个看似悖谬的现象：“当不平等是社会通则时，的不平等都见怪不怪。但当一切都已或多或少抹平时，小的差距都引人注目。”
笑眯眯的印度乞丐不愤恨，他们安天知命，可以通过精神性的诉求来安慰人生的不公。相比之下，仇富者的愤恨情绪尽管有正当的成分，但因为纠结了太多的怨气和嫉妒，所以终将吞噬每一个体的灵魂。在平等意识深入人心的今天，如何正确地转移、释放和化解社会愤恨情绪，将它疏导成社会正义的普遍心理诉求，进而促成并造就一个正义的社会，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难题。
古格斯的戒指与费尔德曼的甜饼
从乡村到城市，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是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结构性的断裂：在礼俗社会里，亲属、邻里和友谊构成了顽强的纽带，不管人们在形式上怎样分隔也总是相互联系的；相反，在法理社会里，人们只是机械地聚合在一起，不管在形式上怎样结合也总是分离的。现代社会之所以出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道德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道德所以可能的外部环境变了，在人潮汹涌的大型陌生人社会中，除了设立严刑峻法，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各种纵横交错的熟人社区，让原子化的个体重新恢复与周遭环境和人的深厚联系。这或许是在上帝已死的时代挽救道德败坏的一个可行途径。
没本事移民的，请做个公民吧
现在的形势并没有迫使我们只可能在良民与暴民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个社会还有许多的空间可以去拓展。作为公民，我们可以用法律做挡箭牌，如果法律是恶法，还可以“公民不服从”。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持之以恒地去行使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在常态生活中以良民心态逆来顺受，在情绪失控的瞬间又以臆想中的暴民面目骂娘。在良民与暴民之间，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公民。
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与此相对，那种用尽一切气力、寻找一切机会去放声大笑的生活恰恰是活在当下的反应，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表现。约翰?密尔说：“假如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被任何在那一刻比我们强大的东西剥夺走一切，那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