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0253414
丝绸之路是一条传说中在中古时期横穿欧亚大陆中心的商路，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是对这个话题*可读和*可信赖的历史描述。作者在原始文献和优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使用了大量一手调查资料以及对馆藏文物的广泛研究。本书插图精美，前所未有地生动展现了在中亚绿洲间行走的商人与驮兽，他们运载着商品、思想、艺术、音乐和宗教。
——梅维恒（Victor
H. Mair）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及中东研究系教授、敦煌学专家
这本书语言生动易读，同时内容非常丰富前沿。从各方面来说都非常成功。
——魏义天（Etienne de la Vaissière）
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中亚中古社会史教授
人们传统上对丝绸之路的印象是“笔直而通畅”，韩森颠覆了这个印象，以及丝绸非常重要的观念。相反，她详细展现了七个中亚绿洲的生活、历史与文化，让我们了解使用中文、俄语、日语及其他语种写作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她完成了一项盛举。
——吴芳思（Frances Wood）
大英图书馆前中文部主任、国际敦煌项目指导委员会成员
尽管渊博而迷人，本书并非一部丝绸之路的罗曼史。韩森挑战了人们对这个中亚十字路口的惯常描述。她发现当地居民主要处于维持生计和以物易物的状态，而非从事大规模的长途商业贸易；
她发现中国军队在把丝绸带到丝绸之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而非商人。尽管她揭露了真相，这片地区却显得更加迷人。她巧妙地将古籍记述以及对丝绸之路的现代勘测结合起来，使那段历史栩栩如生，尤其是公元1000 年左右伊斯兰统治这片区域之前此地多元宽容的宗教氛围。这是一本让你读完就背上行囊出发的书！
——滕华瑞（Gray Tuttle）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所教授、现代西藏研究专家
·涵盖范围广，时间空间跨度大，参考多语种**研究成果，采用百年来考古发掘材料。
·插图精美，选图精当，多为新发现或罕见图片。地图制作精良，带有地形要素，有助于读者把握丝绸之路的地理情况。
·全书故事性强，引人入胜。
在世界历史上，丝绸之路是一个著名符号。但它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在人们对它的想象中，一般是这样一幅朦胧景象：驮着丝绸的骆驼商队在尘土飞扬的沙漠中穿行，在中国与罗马之间络绎不绝。本书将要为你揭示，现实的情况与此大相径庭，而且远远比这副景象有趣得多。
本书通过大量惊人的考古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这条商路的惯常理解。几个世纪以来，尽管大量关键材料仍然尚未发掘，但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已经出土了许多迷人的东西。既有官员刻意埋藏保存的文书，也有目不识丁的当地居民利用官方文书做成的鞋垫和寿衣。作者探讨了丝路上从长安到撒马尔罕的七座绿洲，那里聚集着商人、使节、朝圣者和旅客，信仰着从佛教到祆教的不同宗教，有着非常宽容的国际化氛围。
本书试图告诉读者，从来没有一条单一的连续的丝绸之路，有的只是东西方之间的一连串市场。中国和罗马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贸易活动，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今天伊朗地区的居民。丝绸并不是这些商路上*重要的商品，中国发明的纸张对欧洲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而金属、香料和玻璃与丝绸一样重要。相比之下，这些商路上传播的思想、技术和艺术图案具有更大的意义。
总而言之，本书综合利用中、英、法、德、日、俄六种语言的前沿研究成果，讲述了一个有关考古发现、文化传播以及中亚与中国之间互动的迷人故事。
中文版序言
致 谢
学术惯例说明
年 表
序 章
第一章 楼 兰：中亚的十字路口
第二章 龟 兹：丝路诸语之门
第三章 高 昌：胡汉交融之所
第四章 撒马尔罕：粟特胡商的故乡
第五章 长 安：丝路终点的国际都会
第六章 敦煌藏经洞：丝路历史的凝固瞬间
第七章 于 阗：佛教、伊斯兰教的入疆通道
结 论 中亚陆路的历史
丝绸之路主要地名中英古今对照表
译后记
出版后记
中文版序言
2004 年4月，诸多丝路研究的专家汇聚北京，参加由法国科研中心中国文明研究组、法国东方与西方考古研究组、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联合主办的“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气氛异常热烈，因为2001年以来在西安发现的几座粟特墓葬让所有人都激动不已。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几位外国学者约十五人要前往西安。接待我们的是西安市考古所（现改名为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院）的孙福喜和杨军凯两位考古学家，正是他们主持发掘了史君墓。由于当时正值学期中，北京的中方教授们都脱不开身，因此我们就自己上路了。
在机场换登机牌时，地服人员问我们谁是带队的，我们互相看看迷惑不已：如果拿着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加拿大护照的一群人在纽约或者巴黎领登机牌，没人会问这个问题。但在中国，我们这个人数不多却成分复杂的小团需要一个带队的。我自告奋勇当头儿，结果得到了我人生中最棒的赞美：之后的三天里，大家都叫我女萨宝。萨宝是粟特语“头人”的意思。据我所知，还从没有过女性头人，也就是说我是史上第一个女萨宝！
我们在西安过得非常愉快。我们参观了史君墓（杨军凯细致入微的考古报告《北周史君墓》在201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看到了墓中出土的粟特语－汉语双语墓志（见本书第五章）。我们并不知道墓主人的汉语名，只知道他的粟特名字是Wirkak。在北京的会议上，孙福喜翻译了墓志的汉文部分，吉田丰翻译了粟特语部分，而我们现在又有机会见到实物。我们也见到了该墓的围屏石板。葛乐耐（Frantz Grenet）、黎北岚（Pénélope Riboud）与杨军凯讨论了其中尚未解明的复杂图像。看他们交换意见真是一种享受：葛乐耐对于伊朗所存的祆教艺术烂熟于心，并以其解说史君墓的石屏。更让人惊叹的是，他并非有所准备，所有解说都是即席发表。当考古学家一块块地打开石板的包裹，我们由于刺鼻的粉尘而咳嗽时，葛乐耐已经检视完石板并开始解说了，而我们其他人常常连画面的基本构成还没看清呢。讨论非常热烈（有葛乐耐在时总是如此）：他拿不准一个人物是摩尼僧还是道士，魏义天（tienne de la Vaissière）有他自己的看法，其他人也各抒己见。这次旅行之后的几年间，他们的论争还在学术刊物上继续着。我想我会永远珍藏目睹这次论争开端的回忆：在西安考古所仓库中，葛乐耐和魏义天近距离看到实物，并对他们所见进行阐释。其他丝路学者也在场：我的研究生同学和好朋友安吉拉·盛、日本学者荒川正晴和森部丰、在外国学者中对于敦煌文献和中国农业最为了解的法国学者童丕（ric Trombert）、英国语文学家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
丝路研究引人入胜，因为和古代的丝绸之路一样，现如今的学术领域格外地国际化。正如同丝路绿洲的统治者们欢迎不同宗教的信仰者来自己的王国定居并供奉各自的神明一样，现代学者们自由地分享着自己对丝路文物和文书的解读。在丝路研究的第一个世纪中（1895—1995年），有一条不成文的分工方式。欧洲和日本的学者大体研究粟特语、吐火罗语、健陀罗语、于阗语等死语言的材料，中国学者则主要研究汉文材料，当然季羡林是个格外引人注目的例外。但是最近几年中国学生的留学机会越来越多，比如本书译者张湛目前正师从伟大的于阗语学者施杰我（P. Oktor Skjrv）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能由如此专业的译者来翻译我的书，我的确非常幸运。我也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他和其他在欧洲、美国、日本留学的中国博士生们更多的成果。
韩森
于耶鲁大学
2015 年2月9日
序章
前页所示文书揭示了本书的主题。该文书是一件诉状，记录了公元670 年前后生活在中国的一名胡商的证词。这名胡商要求法庭协助他追讨别人欠他亡兄的275 匹丝绢。他对法庭说他的兄弟把丝绸借给其中国合伙人之后，为做生意，赶着两头骆驼、四头牛和一头驴进入沙漠后失踪，现在被认定已经遇难。法庭裁决如下，该胡商作为其兄的继承人有权追
讨这批丝绸。我们不清楚这个判决最后有没有实施。
从这起案件可以看出整个丝路贸易的许多特点。首先，实际的贸易额相当小。在本案中，只用了七头牲口就驮了胡商的全部货物，其中两头是骆驼，另外五头包括四头牛和一头驴，都是非常重要的驮兽。胡商的出现也值得注意，因为中国的贸易伙伴并非罗马，而是处于伊朗世界东缘的撒马尔罕。此外，丝路贸易的繁盛得益于大量中国军队的存在。案件发生在
七世纪，当时中央政府的投入对当地经济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更有意义的是，我们之所以能获得这件诉状是因为它写在废弃的政府公文上，这些公文作为废纸被卖，最后被工匠做成了给死人穿的纸衣。约1300 年之后，中国的考古学家挖开了吐鲁番附近的一座古墓，把散在冥衣不同部位的这件文书拼合了起来。他们拼出了整件文书，各方证词都出现了。
最近几十年来考古学家拼合了上千件类似的文书，包括契约、诉讼、收据、货单、药方，以及一件让人痛心的人口买卖合同：一名女奴在一千多年前的某个赶集的日子以120 枚银币的价格被出售。这些文书用汉语、梵语*，以及其他死语言写成。很多文书能保存下来是因为纸在当时价值很高，不会被随便扔掉。工匠常常把废纸做成纸鞋、纸人等物件作为陪葬品伴随逝者去阴间。因为被废弃的文书被用来做各种各样的陪葬品，需要像玩拼图游戏一样再
把它拼回原样。比如之前提到的那个胡商的证词就被剪下缝起来做成了死人衣服，剪剩下的一部分还留在剪裁室的地上。技术高超的历史学家会通过残片的形状和针孔的位置把整件文书复原出来。这些文书能让我们了解做生意的商人是什么人、交易什么商品、商队的大概规模以及贸易对当地的影响。它们还能揭示丝绸之路在更大意义上的影响。很多人由于家乡饱受战争之苦迁入和平地区，并带入了新的信仰和技术。
丝绸之路上的聚落大多以农业而不是商业维生，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是种地的而不是做生意的。人们在出生地附近生活繁衍。贸易大多发生在当地，而且多为以物易物而不是用货币交易。跟现在一样，每个聚落都有独特的身份。只有当战争和政治动荡迫使人们离开家园的时候，这些聚落才会吸纳大量难民。
迁入者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宗教和语言。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拥有广泛的信众，无疑影响最大。但是摩尼教、祆教和来自叙利亚的景教也都有信徒。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对于宗教信仰在文明之间的传播、传译和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伊斯兰教传入这个地区以前，不同族群的人们对于彼此的信仰都异常包容。个别统治者可能会特别钟意某一种宗教并鼓励臣民改宗入教，但仍然允许其他人保持自己的信仰。
粟特人是丝路文化的一大贡献者。他们生活在撒马尔罕这座伟大城市的附近，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中国和粟特的贸易在公元500 年到800 年之间达到高峰。在出土文献中出现的绝大多数商人要么来自撒马尔罕，要么其祖上来自撒马尔罕。他们操粟特语（一种伊朗语族的语言），遵奉查拉图斯特拉（约公元前1000 年，希腊语译音作琐罗亚斯德）的教诲，认为讲真话是最大的美德。由于新疆特殊的气候条件有利于文书的保存，在中国发现的有关粟特人及其信仰的材料比在粟特本土的还多。
与其他主要关注艺术的丝绸之路专著不同，本书以文书为核心。因为文书能告诉我们货品是如何来到他们所在的地方，以及是谁把它们带来的。文书还能向我们展示丝绸之路上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民族、语言和文化。
并非所有公元200 年到1000 年间出土的丝路文书（本书的核心）都写在纸上。有些文书是写在木头、丝帛、皮革或者其他材料上的。它们不仅出自古墓，有的还来自废弃的驿站、佛堂、民宅。干燥的沙漠腹地是保存文书的最佳环境，同时艺术品、衣物、宗教文献、钙化了的食物以及尸体也保存了下来。（见彩图1）
这些文书先被遗弃，尔后被偶然发现。其独特性在于它们出自社会各阶层之手，而不仅仅来自受过教育的富有者和掌权者。这些文书并非有意识的历史作品，也并不指望流传到后世。文书的作者不会想到有后人会来读这些东西。这些文书常常能为我们展示一个非常鲜活的过去，具有私人性、确凿性、轶闻性、随机性。没有什么比从垃圾堆中收集到的信息更有价值，因为这些信息从来没被篡改过。
我们从这些文书中所了解到的颠覆了人们通常对丝路的看法，丝“路”并非一条“路”，而是一个穿越了广大沙漠山川的、不断变化且没有标识的道路网络。事实上，在这些艰苦的商路上往来的货物量很小。但是丝路确确实实改变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本书将利用近两百年来所发现的文书，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令人吃惊的新发现，试图解释这条小小的“非路”是如何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变革力的超级高速公路的。这条路不仅传播了货物，还传播了思想、技术、图案。
“丝”比“路”更容易引人误解，因为丝绸只是丝路货物中的一种而已。矿物、香料、金属、马具及皮革制品、玻璃和纸都很常见。有些货单显示，用来助焊以及鞣革的硇砂* 是某些商路上的最重要的货物。
另一种常见的商品是公元前二世纪发明的纸。相对于用来做衣服的丝绸，纸对人类历史的贡献要大得多。1 在八世纪，纸通过陆路从中国进入了伊斯兰世界，然后又从穆斯林治下的西西里和西班牙进入了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人在十四世纪晚期才独立造出了纸。
“丝绸之路”这个名词是个晚近的发明。生活在这些商路上的人们并不使用这个词。他们把这条路称做撒马尔罕道（或者以另一个主要都市命名），有时称之为（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道”或者“北道”。3 到了1877 年，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才造出“丝绸之路”这个词。此人是一位卓越的地理学家。他于1868 年至1872 年间在中国工作，调查煤矿和港口，并绘制了一套五卷本的地图集，在其中第一次使用了“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在他的地图（见彩图2 和3）上，中国与罗马时代的欧洲之间的道路被描绘成一条笔直的大道。李希霍芬读过翻译过来的中文史料。他是第一位把中国史书的信息绘入地图的欧洲地理学者。橙线表示来自古典地理学者托勒密和马里努斯（Marinus）的信息，蓝线则来自中国史书。4在很多方面，他的丝绸之路都像是一条横贯欧亚的铁路线。实际上，李希霍芬曾经被委任设计一条从德国的势力范围山东起始，贯通西安附近的煤矿，一直通向德国本土的铁路线。
第一章 楼兰：中亚的十字路口
1901 年1 月下旬， 在斯坦因到达尼雅（Niya） 遗址之前， 他的驮夫给了他两块带字的木板。斯坦因惊喜地认出了这些文字是佉卢文（Kharoshthi），一种公元三四世纪用来书写梵语和其他印度语言的文字。1 下页插图中的木板就是其中之一。包含这两件文书在内的历史遗存证明，丝绸之路在语言、文化和宗教的传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本书要以尼雅这座失落的古代城市开篇的原因所在。
在尼雅及其附近发现的木质文书证实，在丝路南道曾存在过一个小小的绿洲王国，其疆域从尼雅遗址一直向东延伸到盐湖罗布泊（Lop Nor），长800 多公里。这个绿洲王国就是兴盛于公元200 年到400 年的楼兰王国。当地人的语言从未被写成文字，现在完全消失了，只有他们的名字曾被外人记录下来。
我们之所以能知道一些关于楼兰人的情况是因为有人翻山越岭迁徙至中国的西部。这些人有文字，即佉卢文。他们用这种文字写了地契、状纸、公文，并记录了成千上万件其他重要的事情。佉卢文是了解楼兰文明的关键，特别是尼雅和楼兰，前者是绝大多数文书的发现地，后者在沙漠的更深处，一度曾是楼兰王国的首都。汉朝时的中文古籍记载了这个王国与中国早期诸王朝的关系，可以与出土文献相互补充，很有价值。
这些移民来自位于今天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健陀罗地区。写在木板文书上的字是公元二世纪晚期丝路上存在持久的文化交流的重要证据。这些移民给这个小王国取名楼兰，公元前77 年后被改名为鄯善。公元200 年前后，这些移民似乎已经以每批不到一百人的规模一批一批抵达这里。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试图征服过当地人或者推翻楼兰王，而是与当地人同化了。这些难民与当地人通婚，把自己的文字介绍给他们，作为书吏受雇，并且教当地官员制作木板文书。这些移民还从印度带来了佛教，但他们对佛教戒律的解释要灵活得多。这些早期佛教徒结婚生子并且和家人住在一起。
楼兰王国的所在地今天非常荒凉。因为这里曾经是中国的核试验基地，除了专业考古队，不向任何人开放。但这块偏远的地方早在公元前4000 年就有人居住。汉朝时还产生了好几个绿洲国家。汉朝有时在此驻军，其统治时断时续。斯坦因在尼雅的发现证实了他的观点，即中国新疆“是印度、中国和希腊化的西亚早期文明交流的孔道”1。1897 年，当斯坦因第一次向英属印度政府申请拨款时，他许诺找出古代文化交往的实证。埋在尼雅沙漠下面的木板恰恰就是他想要的。
尽管楼兰跟今天的英国差不多大，但是斯坦因到达这里时却是荒无人烟。昆仑山的冰川融化形成河流向北流，只有河床周围才有耕地。关于楼兰我们所知的一切都来自两个重要的遗址——尼雅和楼兰。米兰和营盘这两个遗址保存下了艺术品和织物。它们都在沙漠深处，只有靠骆驼或者四轮驱动的吉普车才能到达。由于沙漠的扩张，这些遗址在今天塔克拉玛干南缘的现代高速公路以北80 到160 公里处。
楼兰王国肯定是世界上最难到达的地方之一，但是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到达了这里。1900 年3 月，赫定沿着清澈碧绿的孔雀河2 前行，从罗布泊向西来到楼兰，只考察了一天就又上路了。
几个月以后，斯坦因从和田出发，1901 年1 月第一次抵达尼雅。他在1906 年回到此处，之后又去了楼兰。在这些最初的探险中，赫定和斯坦因挖走了这一地区绝大部分艺术品和文书。后来的调查队，特别是20世纪90 年代的中日联合探险队，也取得了重大发现。3
斯坦因提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成百上千在健陀罗地区（包括今天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巴米扬、吉尔吉特、白沙瓦、塔克西拉以及喀布尔）的人是如何翻过世界最高的山峰，跋涉1600 公里来到这里的？
斯坦因是从印度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的，与近2000 年前的移民走的是同一条路。他从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启程，翻越帕米尔高原。这里有30 多座海拔7600 米以上的山峰，其中包括险峻的南迦帕尔巴特峰（Nanga Parbat）。 这座世界上生长最快的山峰，每年增高7 毫米。1这些高山形成于大约五千万年前，那时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撞击，形成了螺旋状向四面八方伸展开来的诸多山脉，按顺时针方向分别为喀喇昆仑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帕米尔高原、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斯坦因那时走了一条英国人早他十年前开通的经吉尔吉特的路线。他计算好路程，在夏天无雪时翻过了特拉格巴尔山口（Tragbal Pass，海拔3642 米）和布尔兹尔山口（Burzil Pass，海拔4161 米）。斯坦因沿印度河前行，途经奇拉斯时他看到了高耸入云的南迦帕尔巴特峰，之后继续沿印度河而上到达吉尔吉特河，再沿吉尔吉特河进入罕萨河谷。
这一路一点也不轻松。斯坦因一行必须走在险峻的山间小径上，小径下面是几十米深的峡谷，谷底是结着冰的河。他们在峭壁上一寸一寸地挪动，走在一种叫做rafik 的人工栈道上，这种栈道是把树枝、石板嵌入山缝里修出来的。斯坦因雇了挑夫，因为牲口走不了这么艰险的路。他们从明铁盖山口（海拔4629 米）进入中国，继续前行到达喀什，再赴和田，最后到达尼雅。
在吉尔吉特附近的一些路段，人们可以看到古人在石墙上留下的画和字，那时人们通常必须停留数月才能继续前行。与斯坦因一样，他们必须等到夏天雪化了才能翻山，等到冬天气温下降才能取道沙漠。在等待期间，他们用锐器或石头在岩石表面刻下很短的句子，或者画下简单的画。2
斯坦因在路上看到了沿途石头上的涂鸦，可直到1979 年连接中巴两国的喀喇昆仑公路修通时，很多人才亲眼看到这里到底留下了什么。那时一队学者沿路记录、拍摄，发现了5000 条以上的题记和图画。1在喀喇昆仑山口看到的第一组画约作于一到三世纪，画着一个被叫
做窣堵坡的圆形坟堆，画下面还有梯子。窣堵坡起源于佛陀去世的公元前400 年左右。佛陀去世之后，追随者绕着埋有佛陀遗骨的土堆顺时针行走以示尊敬。这些土堆的形状慢慢发生了变化，变得越来越高，像一根柱子，最终成为了中国和日本的佛塔。早期佛教艺术并不描绘佛像，但是七八世纪的画里描绘了佛陀生涯中的不同场景，以及其他的佛和菩萨。人们相信菩萨在涅槃时为了普度众生而回到了世间。祆教徒遵奉先知琐罗亚斯德的教诲，画了一些描绘火坛的画。
古人用两种印度字母留下了题记：1000 条佉卢文题记，即尼雅使用的字母；4000 条婆罗米文题记，这种文字在公元400 年左右在西域全境取代了佉卢文。佉卢文表明有人来自健陀罗。2
从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健陀罗开始，这一地区就是希腊、印度和东亚文明交汇之处。最近在阿富汗发现的一批佉卢文健陀罗语写本显示，公元一世纪初佛教法藏部活跃于此地。3
尽管题记有数千条之多，喀喇昆仑山口的大多千篇一律，很多只是“A的儿子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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