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天下——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修订版）

柴静、王学泰、张越、刘瑜联合推荐

王学泰、张越作序

“他们用权力囚禁了万民，他们自己也被权力囚禁。”

皇帝是天下*自由的人，因为他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皇帝又是天下*不自由的人，同样因为他的权力没有边界。

权力过于巨大，给权力拥有者及其家族带来的往往是巨大的伤害和不幸。中国式皇冠既神奇、璀璨、法力无边，又沉重、巨大，令人举步维艰。这种独特的境遇是对人性的一个特殊考验，而不同的人在这同样的囚禁、重压、撕裂下，表现出人性中截然不同的断面，本书就是对其中几张断面的描绘和记录。

 张宏杰，1972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特聘签约作家。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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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一　张宏杰的历史作品为什么好看                   张越                     序二　四百零八位皇帝的九种命运                   王学泰

序　章　皇帝：不幸的人

在中国传统历史上，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整个国家，就是给皇帝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都是皇帝一家人的奴隶；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家的利益为核心。“皇帝”对于传统中国的重要性，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得更清楚，浩如烟海的中国史，归纳起来只记载了两件事：夺取皇位和保护皇位。

章　嘉庆：滑落曲线

从亲政初期的伟大，到谢幕时的尴尬，嘉庆的滑落曲线如此令人叹息。在全面盘点嘉庆皇帝的统治时，历史书给出的词汇是“嘉庆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统治，前面连着“康乾盛世”，紧接其后的，则是“鸦片战争”。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于需要伟大人物的时候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却是一个平庸的好人。

第二章　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

翻阅翁同龢的日记，我们发现，在大部分读者头脑中，那个清秀、文弱的光绪皇帝，有着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暴躁、偏执、骄纵。事实上，畸形的成长环境中，他的人格始终没有完全发育起来，许多心理特征仍然停留在儿童阶段。那场著名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与皇帝性格中的这种缺陷很难说毫无关系。

第三章  洪秀全（上）：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皇帝梦

19世纪中叶，中国历史巨流之所以出现那个惊天大弯，仅仅是因为被一个乡下年轻人的怪梦轻轻撞了一下腰。这个梦是如此离奇、如此绚丽、如此怪异，又如此惊悚。它似乎是上天的一个寓言，预示着它将把整个中国带入一个同样惊悚而狂乱的迷梦当中。

第四章 
洪秀全（下）：太平天国的覆灭

  宗教作为一种精神资源，成本极低而效用极大。它的成本只是教主的大脑，功用却像一颗精神原子弹，可以在短时间内激发出一个群体的极大狂热。

然而，宗教宣传毕竟是一种虚幻而非真实，它提供的是迷幻剂、兴奋剂乃至安慰剂，可收一时之效，却不能长久依恃。

第五章 
朱元璋：心理咨询记录

在一定意义上说，朱元璋的心理问题，就是这个民族的心理问题。另一方面，朱元璋个人，对整个民族心理疾病的恶化又起了很大的作用。面对这样的现状，解决的办法还该是中国式的，那就是相信时间，时间和耐心能给我们以帮助。

第六章　杨广：被大业压垮

他是一个聪明、热情、热爱生活的人，更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男人。如果在大业五年（609年）“及时”去世，隋炀帝就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功业显赫的帝王之一。导致他身败名裂的主要原因，是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的雄心催促他把车开得太快，终于车毁人亡。

第七章　王莽：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

刚刚上台的时候，王莽绝没有想到做皇帝。他确实想效法周公，做一个完美的道德标杆。然而，当民意大潮渐渐涌起的时候，他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需要自己挺身拯救这些可爱的人民，自己为什么不能献身呢？

后记　

序一：张宏杰的历史作品为什么好看

张越

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是一个做纪录片的朋友推荐的，说写得特别好。一开始我还犯嘀咕，因为我怕又遇到那种扒粪坑的专写阴谋、权术、情色的所谓“史书”，结果翻开这本书，整个阅读过程特别愉快。于是我开始向周围的人推荐，当推荐给白岩松时，小白说他已经买了好几本送人了。看来虽然没有宣传炒作，好书也能不胫而走。确实，《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的许多章节令我印象特别深，比如写封建主流文化的朱元璋、暴民文化的张献忠、清官文化的海瑞……

以前，我看过的中国人写的历史书大多可分为两类。一是所谓“严肃的”，相当学术化，无个性无情感无生命力，揪住一个小题目小角度小分歧不放，自己跟自己掉书袋绕脖子，与读者没太大关系；一是所谓“通俗的”，相当野狐禅，特爱讲政治阴谋宫廷秽闻，成全中国人民崇尚“厚黑”的阴暗心理。极少数历史书属于第三类，既有学术研究又有不腐朽的价值观支撑，还有温暖的人性关照和有个性的表达，张宏杰的书就属于这一类，从《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到《坐天下很累》，于我们有趣、有益、有关。

，有趣。我原本是非常不爱看历史书的，不喜欢的原因之一是很多历史书无趣，当然它可能有它的学术价值，但是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希望它是有趣的。我看过一份语言学的研究报告，将某学术杂志上刊登的七八篇完全不同门类的论文的自然段列出来，我一看吓一跳，完全像一个人写的，毫无个性。而且往往我们形成了这样的习惯：如果你使用个性化的语言，使用有情感的语言，大家就会觉得你写得非常地野，上不了台盘。慢慢地，大家都用一种很刻板的语言来写历史，就像我们曾经学过的历史书，让人觉得无趣。我对张宏杰的书有兴趣的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有趣的，他做到了自己说的那点：历史根本无须戏说，也可以让人读得津津有味。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者，所以没有完全被学术的条条框框所束缚，才有了具有生命力的表现方式。

第二，有益。我不喜欢看很多中国历史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无趣，其实很多文章是有趣的，包括很多电视剧、电影，你不能说它没趣，但是，它没益，这是特别糟糕的一件事。我觉得很多作品的价值观特别不好。

我们的中国历史的写作，尤其是给中国老百姓流传的这部分，我们所看到的价值观是什么？从中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老祖宗就会干两种事：一是上床搞女人；二是下床搞政治。男的都想当皇帝，女人都想嫁给皇帝；男人活着为了争权，女人活着为了争宠。我看了以后，觉得这样的祖宗特别不争气，我特别不喜欢他们，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后来慢慢地我长大了，我弄明白了一件事：不一定是我们的祖宗不争气，而是我们用现在的价值观去解读他们了，或者说是用我们的心去度古人的腹，而事实未必是这样。我们的祖宗未必活得像我们一样单调。

我们经常说要向国外输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我们能给别人看什么呢？给外国人看什么，看大片？你以为人家那么爱看丝绸，爱看在屋顶上打架啊？现在的电影大片里不是权力崇拜，就是金钱崇拜、暴力崇拜，没有独特而又有益的价值观输出。而我觉得张宏杰的书不错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的价值观是健康的。

第三，有关。我们的文化不太关心灵魂，只关心现世规矩。现在有人提倡国学，提倡读孔子。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一句话，就把彼岸踢出中国人的视野了。后世子孙沿着这条路不断地实用化、庸俗化。这样的文化传统，连灵魂都不管，又怎么能温暖人心？这种文化看不见真的自己，也看不见周围的活人，只看得见权力、势力。不关人心的创作，后会变成离人比较远的东西。而张宏杰的书我觉得有关，它的有关不是非要借古讽今什么的，而是有对人性的关照，它既关照了古人，也关照了我们；既关照了皇帝，也关照了普通百姓。因为人就是人，都是一样的，人性就是那样的，它关照了我们，我们就觉得有关，就觉得它好读。

这就是我看张宏杰作品的几点感受：有趣、有益、有关。

记者与作史者应有同样的精神，就如斯宾诺沙所说，不赞许，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柴静

很久以来，国人有个皇帝情结，而且至今尚不能完全消退，大家很奇怪。其实这反映了人性中对权力的渴望。权利平等的民主制度建立不起来，社会上存在着权利的不平等，人性中想要追求*权力的渴望就很难遏制。

——王学泰

我看过的历史书大多可分为两类。一是所谓“严肃的”：揪住一个小题目小角度小分歧不放，与读者没太大关系。一是所谓“通俗的”：相当野狐禅，成全中国人民崇尚“厚黑”的心理。极少数历史书属于第三类：既有学术研究又有不腐朽的价值观支撑，还有温暖的人性关照和有个性的表达，张宏杰的书属于这一类，于我们有趣，有益，有关。

——张越

章     嘉庆：滑落曲线

接 班

一

老皇帝又一次在凌晨三点多就醒了。贴身太监早就料到这一点，皇帝轻微的鼾声一停，他就从地上站起来，开始给乾隆一件件穿好衣服。然后，老皇帝就垂衣静坐在御榻之上，耐心地等待三个小时后的阳光。

这已经是近年来的常态了。乾隆皇帝的身体是有史以来中国帝王中好的，然而，自然规律毕竟不可违抗。《乾隆皇帝实录》记载，乾隆五十岁之后，睡眠即开始减少，“年高少寐，每当丑寅之际，即垂衣待旦，是以为常”。

更何况今天的日子是多么特殊。就在三小时前的交子时分，大清帝国使用了六十年的乾隆年号永远地成为了历史。今天已经是大清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乾隆比平常更早醒了近一个小时，就是因为心中惦记着今天的“禅位大典”。生性周密的他在心中把所有的环节又盘算了一遍，再一次确认，万无一失。

二

从乾隆中期开始，接班人问题就成了全大清帝国关心的焦点。

虽然有清一代，严禁皇子与大臣交接，然而通过皇子师傅这一渠道，朝野上下对四位皇子也并非毫无了解。几位皇子都各具才华，却大多缺陷明显：八阿哥喜爱酒色，十一阿哥出名的吝啬，十七阿哥则轻佻浮躁，胸无大志。只有年仅十三岁的皇十五子，声名好。当时出使天朝的朝鲜使臣回国后，向他们的国王汇报见闻时多次说：“第十五子嘉亲王颙琰，聪明力学，颇有人望”，“皇子见存四人，八王、十一王、十七王俱无令名，唯十五王饬躬读书，刚明有戒，长于禁中，声誉颇多”。

岁月不待人，年过花甲的乾隆必须作出决定。他在传位密诏中小心翼翼地写下了颙琰的名字，不过放下笔后，他一直不能驱走心中的忐忑。毕竟，十三岁这个年龄对于一个继承人来说，是太小了，这棵看起来不错的幼苗能否长成参天大树，谁也不能确定。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至，六十三岁的老皇帝到天坛祭天，跪在圜丘中心，默默向苍天祷告：

“我已经秘密立颙琰为皇储，然而此子年仅十三，性情未定。如果颙琰有能力继承国家弘业，则祀求上天保佑他诸事有成。如果他并非贤能之人，愿上天让他短命而死，使他不能继承大统。我并非不爱自己的儿子，只是为祖宗江山计，不得不如此。”

虽然感情丰富，然而在这个政治超人心中，儿女之情与帝王的责任感比起来，恰如鸿毛之于泰山。

好在上天似乎对颙琰也比较满意，从乾隆三十八年到六十年（1773—1795年），颙琰一直身体健康，他的表现也越来越得到乾隆的肯定。到了举行禅位大典的这一刻，乾隆心中为这个接班人打了八十分。

让乾隆满意的有四点：

，从性格上看，皇十五子少年老成，他性格中的特点是自制力强。他起居有常，举止有度，学习勤奋，办事认真，从不逾规矩一步。这是让乾隆欣赏的。

第二，此人品质“端淳”，生活俭朴，为人谦逊，特别是富于同情心，待人十分真挚，善于为他人着想。

第三，从学业上看，经历了二十多年严格、系统、高质量的帝王教育，颙琰对儒家心性之学颇有心得。他的修养是建立在学养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根基牢固。另外，此子武功骑射成绩虽然比不上他的父亲和曾祖父，但在兄弟当中也是首屈一指。

第四，从外表看，颙琰是清朝历代皇帝中长得端正、上相的一位。他中等身材，皮肤白皙，五官端正，一副雍容华贵的相貌。脸形介于方圆之间，显示出他性格的平衡和理智。经过从小就开始的仪表训练，他在出席大的场合时，总是举止高贵，镇定自如，讲话不慌不忙，富有条理。

另外，这一年，嘉庆三十六岁。这个年龄，既精力充沛又富有经验。生命由青春期的青涩、青年期的热烈，转为中年前期的稳健有力，正是主掌一个庞大帝国的年龄。

让乾隆担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个孩子性格过于老实端方，似乎就缺了那么一点机智圆滑，或者说缺了一点就通的那么一点“灵犀”。比如，在当上了“皇帝”之后，是否知道如何处理与他这个“太上皇”的关系，乾隆就不是十分有把握。不过，凡事不能求全，在成功地统治了六十年之后，能够找到这样一个能让他基本满意的接班人，乾隆认为自己这一生已经称得上完美了。

配合乾隆的好心情，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举行的这个盛大典礼仪式盛大华美，气氛祥和安宁，连天气都是如此晴朗灿烂。上午九点整，头戴玄狐暖帽，身穿黄色龙袍衮服、外罩紫貂端罩的乾隆，坐上了太和殿宝座。殿前广场上，翎顶辉煌、朝服斑斓的上千名王公大臣在庄重的“中和韶乐”中，如潮水一般拜兴起跪。九时三十二分，随着坐在宝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颗宽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宝”微笑着递到跪在他面前的嘉庆皇帝手中，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空前的纪录诞生了：中国历平稳的权力交接顺利完成。千百年来，权力授受之际，曾发生过多少腥风血雨、骨肉相残，甚至天下动荡、民不聊生。只有乾隆帝独出心裁，想出这招“生前传位”。历代王朝权力交接之际的血腥、紧张、能量自我冲突都被乾隆巧妙化解。这确实是一个的创举，堪称中国专制政治史上一个辉煌、伟大的瞬间。

三

直到真正禅让了皇位之后，乾隆才发现他选的这个接班人其实是应该打一百分的。

虽然为传位准备了很多年，但是当禅让大典的日期越来越近，乾隆心中还是不免浮出丝丝紧张。毕竟，自古及今，还没有一个太上皇是幸福的：

唐高祖李渊还没当够皇帝，就被儿子李世民用刀逼下了皇位，当了九年寂寞的太上皇之后，悄无声息地死去。唐玄宗成了太上皇后，日日在儿子的猜忌中胆战心惊地生活，身边的大臣和朋友一个个被流放，终自己被儿子软禁，郁郁而终。中国历史上的另几个太上皇，比如宋徽宗、宋高宗、明英宗，也无一不是悲剧人物，下场都十分悲惨。

因此，在举行禅让大典的同时，乾隆皇帝已经为了保证自己不落入囚徒境地，做了无数准备：

在退位之前，他就明确宣布，自己只将那些接待、开会、祭祀、礼仪之类的日常工作交给皇帝，至于“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听我训导，将来知所遵循，不至错误，岂非天下之福哉”。

在退位之后接待朝鲜使臣的时候，他又明确向各国宣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

他规定，退位之后，他仍称朕，他的旨意称“敕旨”，文武大臣进京陛见及高级官员赴任前都要请示他的恩训……

虽然在退位前花费巨资修建了宁寿宫，可是真正退位之后，他并没有从象征着皇权的养心殿搬出来，用他的话说：“予即位以来，居养心殿六十余载，为安吉。今既训政如常，自当仍居养心殿，诸事咸宜也。”

一句话，虽然退了位，他还是处处昭示自己仍然是一国之主。

握了一辈子权柄的老皇帝对权力爱如自己的眼睛，防卫过度，眷恋到了近乎失态的程度。

事实证明，老皇帝过虑了。正当盛年、血气方刚的嗣皇帝比他想象的要聪明乖巧，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他十分恭谨地做着大清国的皇帝，每天早睡早起，认真出席每一个他应该出席的活动，却从来不作任何决定，不发任何命令，不判断任何事情。他十分得体地把自己定位为老皇帝的贴身秘书，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一个原则：听皇爷处分。

朝鲜使臣的记述，把嘉庆韬光养晦的状貌描绘得跃然纸上：“（嘉庆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赐宴之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清史稿·仁宗本纪》也记道：“初逢训政，恭谨无违。”

人们常说，老年意味着智慧和练达，老年其实更意味着身体和精神上的不可逆转的退化。不论多么英明伟大的人，都不能避免老化给自己的智力和人格带来的伤害。乾隆皇帝一生刚毅精明，到了晚年，却像任何一个平庸的老人一样，分外怕死。或者说，他比一般的老人更怕死。他畏惧与死亡有关的字眼、器物和消息，认为这些会带来晦气和不吉祥。嘉庆二年（1797年）二月，嘉庆的结发妻子、皇后喜塔腊氏病故。嘉庆帝十分悲伤，然而他十分清楚太上皇的心理。继位后，他次单独作了一个决定：他命令礼部，皇后的葬礼按简单迅速的方式处理，虽处大丧，皇帝只辍朝五天，素服七日。皇帝还特别命令大臣们，因为“朕日侍圣慈（我日夜侍奉在太上皇身边）”，“朝夕承次，诸取吉祥（凡事都尽量营造吉祥氛围）”，凡在大丧的七日之内来见太上皇的大臣，不可着丧服，只要穿普通的素服就可以了。

时人记载说，国丧的七天之内，嘉庆皇上从不走乾清宫一路，以防把丧事的晦气带到太上皇日常经过的地方。皇帝去皇后灵堂时，俱出入苍震门，不走花园门。去奠酒时，他一直走到永思殿才换上素服，一回宫立即换回常服，随从太监也穿着天清褂子，不带一点丧气。“且皇上其能以义制情，并不过于伤感，御容一如平常。”

太上皇有意无意间，会把和珅叫过来，问问他皇帝的心情怎么样，有没有因为妻子去世而耽误国事。听过和珅的汇报，太上皇闭上眼睛，微微地点点头。

儿子如此“懂事”，乾隆的心很快放了下来。他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他六十年的柄政生涯，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整个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谓“嘉庆元年”，不过就是“乾隆六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