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3917728
1.全彩印刷珍藏版
2.图文版早期华人移民传记
3.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沧桑40年
4. 永远坚忍的中国精神样本
5. 16开全彩印刷图文,典雅内文80克瑞典轻型，书香久远
《春秋》讲述早期在米兰闯荡的中国人的传奇故事，见证当地华人团体的诞生和发展。他们以街头游商为起点，慢慢开起了皮革产品加工工厂，一直到60年代中国餐馆的遍地开花，一代又一代……
吴立山是一位年轻的街头领带商贩。1931 年，他从浙江省青田县龙现村来到意大利米兰，他对意大利语一无所知，甚至没有栖身之所，但他热爱着这座城市，他马上明白自己命定于此，而且子子孙孙将在此地生根发芽。
本书由吴立山之孙以图文形式讲述吴立山的传奇生涯，从领带商走向企业总经理的成功、与年轻的意大利女人茱莉亚的爱情故事以及他眼中的中国社会变迁。
故事从这里开始
1940 年春 20 世纪40 年代 带
1950 年秋 20 世纪50 年代 盒
1960 年春 20 世纪60 年代 背
1970 年秋 20 世纪70 年代 包
后 记
后记1 功夫熊猫的教诲：“信巧合者不得道。”
柴·洛基
有梦想的人命中注定就会实现梦想！
这是作品教会我们的件事。
马泰奥和我此前一直在尝试，用尽各种花样，抓紧一切可能的时机，想要证明给我们的儿子看，人的一生也是有可能转化为一部艺术作品的。但尽管付出了许多努力，仍然没能取得一个受到广泛认可的满意结果。
用漫画的形式展现是马泰奥坚定的心愿，然而情况却把我们引向了其他海岸。不过时至今日，过去表达过的愿望的火花至今仍在闪烁，我们循着时光的轨迹重构那些愿望，然后终明白，一旦闯入了愿望的大门，我们就不得不开始为了实现它而奋斗，无论何时，无论用何种方法。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这种创作历程以及与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总是伴随着我们的共同踏过的岁月。马泰奥的外祖父，也就是故事中的吴立山先生，在马泰奥还年幼的时候就已经去世。刚一长大成人，马泰奥就强烈地感到，自己体内流淌着的四分之一的中国血液一定有其特殊的价值，必须要去一探究竟。我次遇到马泰奥时他还非常年轻，正在学习汉语语言文化，全部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练习精进一种中国传统武术——八极拳。这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向祖先的故土靠近，为自己创造一个环境，让祖先的文化变为自己的财富。然后，晚上回家之后，他就会将当日所学的所有拳法一一画下来：手的姿势、脚的位置、中文名称、意大利语翻译……就是从那时起，我将他的每一张画都扫描下来，以防丢失且方便整理。由此我开始想到，我们必须为这些材料做些什么才行。
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不少年头了，很多事情早已全无当初的模样，但他还是坚持绘画，而我也慢慢地依着他的图画开始构思一些故事。初我们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想法，然后自然而然地开始将重点集中在了吴立山先生的个人经历上。这是一段非典型的历史，但并不是他独有的；这段历史是一个象征，是用宏观的方法讲述米兰华人群体历史的一个比喻。其实从学术的角度看来，同样的主题早已有前辈研究过了。吴立山先生的故事是移民社会学中的经典案例研究之一。然而为了追求精准性，一项研究必然要失去主观的个人情感观点，将事实以确切的方式呈现，但如此一来历史便难以得到诠释。
图注：1945年7月16日中华民国驻罗马外交领事处发放的华侨登记证。
我们也做了同样的研究，但是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的，我们更习惯如此。我们是视频制作人，和伯格曼的电影一样，也倾向于制造梦境的氛围，主要人物置于少许边缘角色之中，有时甚至没有陪衬角色。伯格曼从话剧起步，在电影里广泛运用象征手法。我们也决定用象征标志来讲述我们的历史，或许正是因此我们才偏离了一直想做的漫画风格，变成了一个混合体，的确也使用了图像符号，但大多数情况下却用影视的模式来取景。宽画幅、水平延伸，就像呈现在一个视频电子板中一样，用层次的叠加来制造景深的效果。分层的手法也用在了叙述文字中，然后叙述扩展到涉及整个米兰华人移民群体的历史中，有时甚至涉及整个意大利。我们工作的绝大部分都是在研究那个年代的景象，从30年代到70年代这十几年历史中，米兰经历了深刻的社会结构改革，我们希望读者也能从我们的绘画中体察到这一点。米兰先是吞并了许多邻接的小地方（Niguarda、Greco、Lambrate、Ortica……），如今这些地方几乎变成了中心城区，然后继续向上发展，交流渠道日渐增多，公共交通越发便利，终人口密度显著增长，尤其是50年代到60年代间，米兰接收了上千新居民的到来，然后动用这上千人来共同滋养工业发展。在这个独一无二的背景下，吴立山、他的朋友和他的家庭也参与进来，并且终站在了我们的小小舞台上，将历史具象化。
对登场人物的研究也是十分严格的工作。他们的名字、面孔、所处环境等等，都是真实的！我们甚至和那些曾经在吴立山工厂工作的女工子女取得了联系，让他们在相册中一通翻找；然后又找到同乡伙伴的子女，向他们征询带有老华侨姓名的旧证件，以保证我们的工作能够尽可能准确，甚至禁得起考据学的推敲。
图注：1945年9月1日发放的米兰华侨工商联合会会员证。
此外，书中这些中国人虽然在他们之间总是讲中文，但面对意大利人的时候讲的都是米兰方言，也就是那个时代的通用语。电视是教会全意大利使用标准语言的老师，而在电视普及以前，意大利人讲的都不是意大利语，而是每个大区，甚至是每个乡镇、城市都讲自己的方言。对于吴立山这样已经会说一些法语的中国人来说，学会米兰方言可能要更容易些。茱莉亚毫无疑问讲的也是方言，先是克雷莫纳方言，然后是米兰话。对于我个人来说，有过学习外语的经验，研究他们的对话就好像让我回到了当年，埋在词汇表、动词变位练习中一样！
相对而言，中文的应用则是马泰奥从他的知识库中提取的。首先就是对于繁体字的选用，吴立山离开中国那年，简体字还不存在。吴立山留下的书信字迹都是用繁体字和古文写成的，所以我们也必须选用传统中文来标注。而在文字旁边加上注音和意大利语翻译，一来是因为马泰奥希望运用这种语言学方法，二来更是为了尽可能还原当时场景和音效的混合，没有这些我们根本无法将我们的故事讲述下去。
实际上，为了重构吴立山的故事，我们一定要完全融入到他的环境之中，也一定要尽量如实记录，不能找到文件的我们就从口述来源中获取信息。这时马泰奥的家人就登场了：他的母亲卢西亚娜和两位舅舅，也就是吴立山的儿子路易吉和安杰洛，他们向我们耐心而详细地讲述了他们的个人经历和集体记忆。他们的不同叙述反映着各自不同的性格，而一条共同主线又串联着整段剧情发展。他们的家庭是米兰城中早早的意中混合家庭之一。
图注：1978年从中国邮寄来信封正、反（右）面，收件人是吴立山，寄件人是他的亲人。
从这样一个历史编纂学的视角看来，书名也承载着意义。《春秋》这部编年史书是孔子编纂的，是传统中国文学中的五经之一，讲述中国历史中从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间，鲁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军事行为以及封建家庭的各个方面。我们的《春秋》采取的也是同样的结构：书中分成5个十年，不仅考虑到吴立山的个人经历，也是米兰整个城市与其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线索。故事叙述中的“现实主义”正是来源于这种近乎执着的背景研究，我们希望沃尔特门社区的居民成为故事的主角，而不是简单地充当背景，帮助我们串联起社会的历史和个人的历史，两条线索互相参照，就如同书名所蕴含的意味那样，时光荏苒，存在的形象在其中完美展现。吴立山并不善言辞。或许是出于文化差异的缘故，又或许是因为语言渠道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能够收集到的关于他一生的信息非常有限。或许如果茱莉亚还活着的话，她肯定会为我们讲述更多细节，但很多年过去了，发生的事情已经无法回头；如今，轮到我们来保持这段独特历史的活力，让接下来的世代也能了解。
抬升祖先的历史和传统价值是中华文化的典型做法。对于中国人来说，子女尽孝是儒家道德观的基本美德之一，而在我们的世界中，家庭结构在尽可能缩减，越来越多的家庭只由父母和子女组成，因此永远将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这两点熟记于心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了解吴氏家族的历史对我们来说十分关键。
吴姓在中国是普遍的姓氏之一。吴国也曾经是一直延续到汉王朝的大国之一。这一姓氏讲述了古老的历史，传入意大利之后就被写作了“Ou”，因为当时的语音转写规则还并不清楚。初将中文转化为字母的是法国人，而在法语字母表中并没有“w”，因此就将接近他们语言的读音，也就是“Ou”，赋予了至今仍在沿用的马泰奥母亲家族的姓氏“吴”。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推行汉语拼音作为标准化汉字语音转写体系，并简化书写文字，从此类似的事情就很难再见了，但在当时的早期中国移民中很多人都认为拼音才是对自己名字的误写。如果在1930年，Rossi先生来到中国，他的名字很可能变成“罗氏”，因为在中文发音中并不存在意大利语中的“r”。但是中国人讲着成百上千的方言，每个词语的价值更多地融入进书写的汉字中，而非仅存于语音。“吴”这个字上半部分是一张口，下方是一个“天”，其传递的力量从未在历史中失去半分。我们或许通过绘制的这一段人生历程构建了一幅吴家的家族树，为氏族的未来成员用一种不同于文字记录和珍贵旧照片档案的方式，投影了家族血缘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图注：吴立山全家福，拍摄于50年代末。（左起：卢西亚娜、茱莉亚、路易吉、吴立山、安杰洛）
春秋：中-米家庭的写照
安杰洛·吴
安杰洛·吴于1947年出生于米兰，是吴立山的次子，他继承了吴立山的部分性格，却也表现出了不同的喜好。1997年，他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根源而进行了一场“追溯之旅”，体验了父亲当年带着微弱的确定性和强烈的决心所闯荡过的意大利。他与意大利籍妻子居住在米兰市，热爱中国文化，在当地十分有名望。他们生有一女，与其祖父同名。
我次听说这项计划的时候，人们还对漫画一无所知，而我的侄子马泰奥·德蒙特已经向我问起能否将当年与我父亲有关的资料扫描并电子化。我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这些资料，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明白他的目的。
马泰奥和柴·洛基试图用绘画的形式来讲述、描绘我们家族的历史，串起意大利中国移民历具重要性的几个十年。
对我来说，谈论有关中国移民的话题已经是家常便饭，经常出席辩论会、讲座会议等场合，因此他们的作品一下提起了我的兴趣。然后柴问我是否能够当面为我展示一些插图时，我立刻就知道了，我愿意也应该直接参与到这项工作中，用我的回忆为重构历史作出贡献。再次翻开旧档案，回到那个年代，让我有机会记起了很多往事，比如我的童年、父母当年的艰辛、共同面对的困难以及他们克服困难的方式，还有后几年的思念家乡等等。值得期许的是，我的回忆与历史见证结合在一起，能够用一种越来越坚实、越来越现代的集体记忆来诠释，不仅让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产生共鸣，而且还能为接下来肩负谱写新篇章任务的米兰华人提供养分。放眼未来，却也不忘本。
我把大部分当年的照片都饶有兴趣地再次分析、审视了一番，然后这些照片在柴和马泰奥的叙述中重焕生机。接下来，照片凭借着作者的想象力而扩展、分层，彼此之间诞生出连接的桥梁，穿插着生活日常与那些年代的真实历史背景。它们不再是简单的画面，而是按照顺序对经历过的事件之连续性进行还原，几乎变成我人生的纪录片一样。
插图的内部与框架中，我们家族作为一个整体得到解析，置于不同环境背景、不同时代之中，解析手法十分现实，技巧高超，非常专业。
马泰奥是吴立山孙辈之中深入学习过中文的人，因此很有可能，他正是讲述这段故事的人选。亲手绘制的图画，配上简练的词语，有时极具象征意味但永远围绕主题，很好地将吴立山先生生命中的点滴凝结在纸上，还有他的新家庭、他的子女、他的亲朋好友和他在意大利度过的时光——吴立山先生在那里带着些许苦涩结束了一生。而中国，唉，永远也回不去了！
而同时我也被马泰奥震惊了，尽管他与外祖父只共处了很短的时间，却十分坚定地渴望了解、回忆他的一切，然后将一个由日常琐碎事件构成的非常普通的存在，转化为一篇特殊的故事，一篇值得反复讲述、纪念的特殊故事。
此外，借助这本漫画，我们的家庭也一定会感到更加团结、亲密。有些意义与道理在第三代人中可能的确已经悄悄褪色，但幸运的是这些财富仍未遗失，为此我们倍感欣慰。
上图：王文涛神甫和一群圣三一礼拜堂的儿童。
下图：50年代末的吴立山和安杰洛。
你们可以想象，刚开始吸引我目光的是闪闪发光的封面。那封面给人无限遐想，又完美地镶嵌在真实自然的环境中。翻开前几页，我意识到这部作品唤起了我的好奇心和吸引力，这种感觉已经超越了封面绘画的美。因此我丢下了之前盯上的另外几本书，然后将这本小小的珍宝买回了家。……故事在字里行间不断切换着个人与集体的视角，或许这本身就能够创造出一本绝佳的历史小说，但将《春秋》推向杰出作品行列的是其背后的图像研究。德蒙特的能力非常突出，除了风格和色彩的灵感外，更有协调图像语言和文字语言的能力。更何况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绘画师，还是一位汉语语言文化学者，他的天赋更让两种有着天壤之别的语言分别表达得淋漓尽致。正是如此我们才有幸欣赏到这种图像晕染在字符里的插画，信息分别通过色彩与文字线条传递给读者。这种效果十分吸引人，*终创造出一种读者和故事中吴立山归属的华人群体直接进行接触的观感。
——Chiacchiere Letterarie （文学评论博客）
这本书让我们想起，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多么的脆弱，又是多么的自然而无法抗拒，就像一个天然的矛盾体，就像之前的旧中国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意大利一样。作者通过祖父吴立山的一生，重构了米兰华人融合的历史以及华人群体的发展历程。这段历史向来鲜为人知，因为总是有些因素令人们无法接近。
——《意大利晚邮报》
吴立山（Wu Li Shan）和米兰之间的故事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结束于70年代。这本图文书不但励志,还充满了上世纪华人的浪漫主义精神。故事中所描绘出的坚强的意志力以及同胞间团结友爱的精神都值得被重新发扬光大。
——壹读
寿与福。
我的外祖父以此来祝福他真心相待的人们。
故事从青田县开始。这是位于中国东方的一座群山环绕的小镇……
青田，青色的田野。
……她连接着大海，跟随命运的指向。
他先是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航船……
然后从香港，向着欧洲前进。
米兰。1931年，中央火车站。
吴立山从阿姆斯特丹来到法国，又从法国乘火车辗转至此。那年他26岁。他的行李中装满了需要贩卖的小饰品，除此以外就仅剩一个地址。
1931年的米兰是一座飞快成长中的城市。中央火车站就是于同年落成的，来到米兰的人无不赞叹其国际大都会的宏伟形象。
是的！地址在洋葱店城。
当时，“卡诺尼卡路”位于紧邻城墙的古城地带，人们常称其为“洋葱店城”（burg di scigulatt），即蔬菜商之城，历史上一直是手工艺人和商人居住的一片区域。这片居民区以古老的院落、有凉台的住家、小工厂、老仓库为特点，物价平易近人，为批华侨的融入提供了便利。
Z先生居住在卡诺尼卡路35号一间有凉台的公寓中。
Z先生于20年代来到米兰，是卡诺尼卡路华人聚集区的缔造者之一。
居住在米兰的中国人全都是来自青田县的同乡，他们是当时活跃的假珍珠游商，此后才逐渐开始贩卖丝绸领带。
吴立山与Z先生之间谈成了一项合作约定。
Z先生要为吴立山提供：待销售的领带、一张床位和一日两餐。
拧带娘你拿一条！（领带两里拉一条！）
冰淇淋！
冰糕！
奶油冰淇淋！
而吴立山刚刚踏上米兰的土地，没有工作，没有固定财产，作为交换条件，他要担负起领带游商的职责，由Z先生亲自教导，在市场中打拼。所有的贩售场所都可以乘0路电车、几站火车到达，然后到了晚上，吴立山就回到米兰Z先生的工厂中，吃一盘饭菜、喝一杯热茶，暂作休息。
每天早上，中国游商都要在黎明降临前醒来，吃过早饭直接来到Z先生的工厂，取走当日需要销售的商品，将十几条色彩鲜艳的领带搭在胳膊上，其中一些人要乘坐前往布里安扎的火车。他们不会讲意大利语，也不熟识那一片土地，单凭数站的方式每晚也能安全返回。
吴立山则会留在米兰市内，他喜欢城市的喧嚣，喜欢人行道上有节奏的步伐、跑路的马车和牵着子女的优雅女士……他迈开步伐向着市中心走去，衣着绅士讲究，努力模仿别人的动作神态。
吴立山脚下的米兰城是一座开放的大都会，随时准备全心全意地迎接每个人的天赋与勤劳。吴立山也已整装待发，手中是有待出售的商品。
他在人群中感到十分自如，人群的喧闹在世界各地都大同小异，让他感到仿佛置身家乡。试炼意大利语的时间到了。
只售一里拉，上等丝绸、做工精细！
您还满意吗？
夜晚，吴立山满意而归，一天的忙碌收获丰盈……不过还有一件事是吴立山仍然缺少的，而且对其社会地位的稳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娶个妻子。
是的，他想要的正是一个妻子，还有可以传承祖名的子女，但此时想要回到中国已经不可能了，而若要让当时父亲为其挑选的妻子来到意大利，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想在意大利成家，吴立山就不得不找到一名意大利女性成婚。
1931年，20岁的茱莉亚·巴齐妮也是一名“移民”。她与妹妹安杰丽娜一起从克雷莫纳的乡下来到米兰。
她们曾经是裁缝，来到米兰后却改做洗衣工维持生计。
茱莉亚和安杰丽娜每天都要去玛西亚喷泉清洗衣物。
玛西亚喷泉是一座公共喷泉，建在竞技场的后方。
为了能有更多零散的收入，她们也帮一些单身男士洗衣服。吴立山和茱莉亚·巴齐妮就是这样次相遇的。
（方言）啊！您真是位英俊的先生……不知有多少女人追求您呢……
（方言）我希望能有一天在教堂结婚，周围是漂亮的花朵，还有马车和全身雪白的婚纱……
吴立山和茱莉亚对于身边正在奔腾的历史风云几乎一无所知，只管过着甜蜜而安详的幸福生活。茱莉亚深深陷入爱河：吴立山外表俊美，且游历世界、眼界开阔。而此时此刻，在神秘命运的指引下，他恰恰选择了她。
于吴立山来说，茱莉亚对他也有着非凡的意义：是她将自己带入了开启新生活的可能性之中，他们共建爱巢，每次返回都有家的温馨萦绕。不过，与同乡朋友间的情感联系对他来说比什么都更强烈。
与此同时，米兰的法西斯宣传热情高涨，已经深入社会的每个领域。
1935年，意大利将准心瞄向了埃塞俄比亚。
墨索里尼将自己的权威强行施加给意大利。
军队在非洲展开的战争助长了意大利的工业发展。但国际联盟指控意大利对一个君主国进行侵略后，导致了无数国家解除了与意大利的贸易关系。
墨索里尼宣布了自给自足的对策：但因为缺少原料，他要求人们将铁栅栏和金质婚戒全部捐献给祖国。大教堂广场上种上了小麦，出租车由脚踏车取代，进口贸易被完全封锁，汽油已经断货……工业被迫向再循环模式发展，原料变为定量供给，民族产业受到鼓励。意大利开始了与希特勒的德国结盟的时代。
1938年，法西斯政府颁布了种族法令，吴立山不得不快速确立他作为米兰中国籍市民的合法身份。同年，日本与意大利、德国结盟，入侵了中国。对于居住在意大利的中国人来说，情势更加复杂了，许多人甚至被驱赶到了国境边缘，或流放到劳动集中营。
吴立山因为与茱莉亚结婚，逃过了所有灾难。
1938年2月26日，吴立山与茱莉亚·巴齐妮成婚。他们的结合是米兰市政府早记录的中意跨国婚姻之一。
一时间，或许吴立山已经以为一切势在必得。他从中国出发，从一无所知到创建新的家庭，拥有了一份工作，一位妻子……还有成群亲朋好友组成的大家庭！
茱莉亚的梦想也实现了，她找到了自己的王子、马车和纯白婚纱，正是曾经只存在于她想象中的场景！
从来到米兰开始，吴立山就一直在Z先生手下做着流动商贩的工作。结婚后，他决定自己创业。
曾经做过裁缝的茱莉亚协助吴立山，开办了自己的小型工厂，缝制领带再卖给他的中国同乡去进行出售。
茱莉亚知道科莫地区出产丝绸，于是他们启程去科莫采购批零碎布料。
吴立山已经凭借多年经验熟知领带生意的方方面面，因此刚一着手创办企业便大获成功，开始了这种男士专用配饰的产业。
后记2
法西斯意大利时期的中国人
高龙亶
高龙亶生于1967年生于波尔扎诺，是一位杰出的汉学家、移民学社会学家。他毕业于米兰大学政治科学专业，1995年开始以移民主题领域应用社会学研究为职业。他是社会调查公司CODICI的创办合伙人之一，负责开展移民及文化差异主题的调查、培训、咨询等活动。他曾在米兰大学与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系的外语培训中心学习中文。除了社会研究院的本职工作之外，他还多年从事米兰城市地区服务系统的语言文化调解员工作，包括教育及社会两个领域。他也担任科莫市因苏布里亚大学中国语言文化教师，以及中国语言短期研究员，多次发表文章谈论意大利移民问题及意大利境内呈上升趋势的文化、种族、语言、宗教多元化现象——这些多元化现象已经开始改造意大利社会文化。此外他也对现代中国社会中，中国人与非中国人之间的跨文化互动主题有研究。
1940年5月20日， 意大利内政部公共安全总局要求，意大利王国内各地区政府应禁止外籍公民入境，以保证意大利在与德国结盟参战后不会有“敌国公民”或被认为是敌国公民的人群出现。在这些被禁止的国家中也包括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已经连续三年遭受日本侵略攻击，而意大利与日本则于此前的1937年共同参与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几周后，法西斯政府对亲日的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承认将会迎来次外交裂痕，在内政部的眼中这足够证明应该将居住在意大利的中国公民看作潜在的敌国公民这一假设。于是各地区政府马上对当年居住在意大利的中国人进行了快速人口调查，共有431名中国公民居住或出现在各级区划中。其中将近半数人口居住在米兰，15%居住在博洛尼亚。还有一小部分（20~30人）在都灵、的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当时意大利95个省份中还有20个省份中有中国居民的记录，每个省内分别只有不到10名。这些中国人大多都来自浙江省青田县的小村庄和小山区，位于重要的港口城市——温州市的内陆地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在30年代左右移居至意大利的，不过也有一些勇敢的先驱早在20年代就已经在此定居。少数人终就留在了轮船上工作，终日往来于意大利与中国之间，特别是的里雅斯特劳埃德集团从的里雅斯特开往东方的几条航线（Oriens公司），主要的职务包括厨师和洗衣工等。
不过，几乎所有那些于20年代到30年代间离开浙江奔赴欧洲的人们还是怀着渴望经商的理想去实现自我的。 法国与荷兰是20年代人们向往的国度，但到了30年代意大利也开始吸引中国移民的到来，并终成为受他们偏爱的目的地。他们从基础的商业形式——流动商贩出发，初的货物都是他们自己从中国带来的，然后更常见的方式是直接从欧洲批发商手中进货。对于这些以民众的领路人来说，欧洲就像是一个市郊集市、乡村大集、民族展销会和环球展览会所交织成的密网，华侨们通过口耳相传开拓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广场，找到新鲜独特的商机和利润。他们全部是男性（只有极少数的特例），多数只有二十几岁，将家人、古老的方言留在了身后。不过他们通常也已经通过在家乡小本经商，比如经营百货店、药店、旅店等，为自己赚取了足够多的资本。的确，那时候的移民已经不再是穷人的活动，而更多的是相对富裕的家庭成员在参与，并且有能力通过河海港口与世界接轨（青田、温州、上海）——自19世纪末起，越来越多的国际交通线路开始连接两地。通过熟人和朋友，他们不断结识新的同乡，有的移居上海、日本和欧洲。一部分人初是抱着搬去日本而踏上移民旅程的，毕竟那里是温州和青田人民在20世纪20年代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但却在中途因各种不可抗力而被迫改变目标。随着外交关系的变化，人们常因为不利的市场条件，或仅仅因为有更好的赚钱商机而打乱原有计划和移民方向，一般来说都会由青田的中间人来协助操办，或至少是提供部分引导，他们依靠在上海、新加坡、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的接应人员，将这些移民分成小波，向不同地点分配。
批看准意大利“广场”对流动商贩非常有商业潜能的浙江人，很可能在米兰从1906年起举办过的各大国际展览会中做过参展商或参观者。尽管他们那时只是短暂造访，但这些经验还是让他们将米兰加入了中国出口市场的可能销路名单之中。1926年至1927年，中国流动商贩首次取得了意大利商业市场的探索经验。一家用上釉玻璃生产仿珍珠的中日合资企业在巴黎创建了一家子公司，负责在各个欧洲市场销售自产商品。为了进行销售，他们与浙江代理商合作，因此不论是在中国还是法国，负责销售的人员几乎都是来自该省的移民，他们从阿尔卑斯山的另一侧赶赴意大利，人数可观（估计应该在150~300人之间）。 这些外籍的廉价珍珠零售商引发了人们的巨大兴趣，同时也遭到不少抗议。他们的生意立刻大获成功，但法西斯政权还是将他们视作“政治可疑”分子而不予以信任（甚至还有人害怕其中有布尔什维克的间谍！），更何况这些流动商贩之间的合作显而易见地透露着敢作敢为的气势，进一步深化了意大利王国对他们的疏远态度。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人，至少是初的一些流动商贩成功避免了被驱逐的命运，在米兰定居，将地址就选在了米兰重要的展览会、销售会的地区附近，也是米兰与阿尔卑斯山北国家之间通商的主要铁路枢纽站——法里尼货运站。这一区域被称作“Bôrgh di scigôlatt”，即“蔬菜商城区”，是西班牙城墙围起来的城区地带与乡村牲畜养殖区之间的历史过渡地带。卡诺尼卡路（via Canonica）就在圣三一老教区的附近，人们可以在一些古旧的有凉台的房子中找到一间宿舍或床位，只需要支付几里拉的膳宿费。由此，初的中国移民聚居区核心就在此扎根，此后发展为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重要、壮大的一个华人区。1929年，35号楼中出现了名因肺结核去世的浙江人，后他被埋葬到了木索克（Musocco）的大公墓中，此后几年中的很多其他人也是如此。不过直到30年代初的几年开始才能谈得上是真正的移民潮，那时中国移民开始从欧洲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逐渐转向卡诺尼卡路及周边的莫拉佐内路、罗斯米尼路、焦尔达诺·布鲁诺路，有的甚至直接从中国远赴而来。对米兰中国人聚居区的首次确立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正是那些先驱，他们从走街串巷销售仿珍珠的工作，过渡到开办手工制品和小商品的生产作坊，尤其以皮革和领带类饰品生产为主，产品所用的原材料都是直接在意大利购买的。这些人将自己的亲戚和同乡伙伴从欧洲的其他国家或从遥远的家乡召唤到米兰，为他们提供在意大利各个广场上转卖货物的工作机会。在30年代从流动商贩起家的这些人就此确立了自己的亲戚圈和米兰熟人圈，但也总还是希望能够终拥有自主经营的企业，也能够经常与非中国人批发商来往，特别是能将企业扩展到港口城市，如热那亚，拉斯佩齐亚，威尼斯和那不勒斯。同样是在那几年，专门生产提包和钱包的企业人开始向博洛尼亚迁移，因为十分接近皮革制品区域以及政府大力推动的罗马涅海岸线上繁荣的旅游区，所以有绝佳的供销机会可以利用。与此同时，30年代中后期中国日渐衰落的政治和社会情况也助长了新一波移民从浙江向欧洲启程，强化了移民的浪潮，将青田县的人口输出背景与米兰和博洛尼亚直接联系起来。1936年，米兰市已经有133名中国籍居民记录在册。面向意大利的移民其实也与30年代初期法西斯政权和中华民国政府之间的“蜜月期”有关，从1930到1933年这段短短的时期内，意中之间进行了密集的外交、政治、经济交流，意大利王国驻上海领事加莱亚佐·恰诺（Galeazzo Ciano）也积极推动促成。有些记录档案显示，那一时期的上海领事处是容易获得赴意签证的地方，顺应了大趋势——当时前往欧洲的浙江移民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意大利作为终目的地。
随着这些移民想要尽快回家的愿景逐渐消失，很多人开始与意大利女性结成家庭。通常来说这些女性都是农村出身和刚搬入城市不久的工人，他们之间相互结识也大多是在工作场合。这也让移民在出发前就在中国定下的婚约面临挑战。在中国，那时人们接受订立婚约的行为，以此方式来保证继承家业的需要。而在意大利，转变为天主教信仰是缔结婚约、合法拥有子女的必要前提，只要做到这一点，根据教会法典的规定，就可以正式将信仰外的婚约作废，让婚约双方免除重婚罪的指控。中国人之所以能够越来越深入地融入意大利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一些虔诚教徒的引导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从30年代初起就在祖国不遗余力地展开了某种传教工作。.米兰城中先发起此工作的就包括艾布拉莫·马丁尼尼先生（Don Abramo Martignoni），他负责为好几名转变信仰的中国人及他们的子女进行洗礼。教会的行动也是出于帮助那些生育了中国男人子女的意大利妇女考虑，她们面临着自己的孩子不能得到合法身份的危险。中国人由此更加接近了天主教会组织，尤其是在每个独立教区的层面上，这在极大程度上帮助了中国人融入他们在意大利的生活社区，而且还让他们能够经常通过朋友关系提供的专业帮助从而解决除此以外别无他法的难题，尤其是在战争期间。这些结合被施与怜悯般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经常会引起一些争议。但是从1937年开始，随着不断升温的种族政治体制，跨国婚姻终成为了所谓“人种保护”瞄准镜中的目标。 结婚的情况发生（被称作“madamato”），但是到了1938年7月所谓的“种族宣言”发表几个月后，中国男人与意大利女人之间的婚姻也开始被公开谴责批判，甚至经常是以非常蛮横粗俗的态度进行。1938年11月17日，皇室政令第1728号《意大利种族保护措施》正式开始实施，其中条内容复述如下：“雅利安种族的意大利公民禁止与其他种族进行通婚。违反该禁令而完成的婚姻被视作无效。”尽管天主教教会权威机构表示了抗议，但禁令还是阻断了从1938年至1944年9月期间的中意婚姻，直到墨索里尼之后的任政府——巴多格里奥（Badoglio）政府将禁令废除（1944年1月20日皇室政令第25号）。在那几年中甚至有个别中国男子和意大利女子的行为被群众告发并详细记录在案，他们坦白了自己的感情关系或肉体关系，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男性被拘留、女性受到众人嘲笑。
1940年5月进行的人口调查目的是为了决定如果真正到了战争期间，不同区划应该建议何种类型的方式来对待出现在辖区内的外国居民：驱逐、遣返，军事敏感度较低的情况下则是疏散，或送去集中营流放或拘禁。在对待中国人方面，他们总体倾向于遣返或疏散，但一系列的环境条件让这些措施难以实现。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正式参战，与英国发生冲突，而英国控制着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和印度洋，因此与东方的交流线路也无可挽回地被阻断了。考虑到中国和意大利之间还并未存在正式的战争对抗状态，而在当时中共控制范围内的领土上又有无数意大利人，大多是传教士，所以内政部选择了容许中国公民在持续监视下的自由权利，只要他们没有引起公共秩序的担忧，在固定住所落户且拥有合理的方法来保证自己及家人完全拥有生活来源。这项规定让那些于30年代已经拥有了小型手工业和商贸企业的大部分中意家庭免遭流放或拘禁的命运。然而，那个时期在意大利的大部分中国人仍然是流动商贩，习惯于在朋友与同事之间来往，总在奔赴各个展会之中，居住在短租宿舍里，所以他们的命运就这样被敲定了。尤其有一些顽固的行政区坚信拘禁关押是处理这些“无固定居所”人们的恰当的方式，他们整天在人行道和广场上徘徊，在意大利各个大区内大范围迁移，行为看起来“自然值得怀疑”，因为流动商贩可以非常轻易地为侦查员和间谍提供掩护。因此敏感的军事地带对于这些主体而言就完全禁止接近，因为这些地区靠近对法战争前线、国境线、工业地带或海军要塞。此外，同时代的权力机关并不清楚这些中国流动商贩是如何依靠销售领带、皮带和钱包赚取的微薄收入来维持生计的，因此默认他们是贫困群体，没有自主生活来源，在监禁集中营里至少应该享受到国家补贴。
内政部反复表明，这些人应该以平等的方式对待，不得虐待，而且也是由于上文提到的在蒋介石政府领导的中国领土内的大量意大利藉公民正处于十分敏感的处境之中。
拘禁地点一般选在遥远的意大利中部、南部的民政部门或宗教场所内，直到真正意义上的集中营建设完成（专门建造的场所，由一排排长长的营房组成，每个房间都用栏杆围起来，严格监控着），就像科森扎省塔尔西亚的费拉蒙迪（Ferramonti di Tarsia, Cosenza）集中营那样。1940年9月初受到逮捕拘禁令影响的中国人主要都被送往了阿布鲁佐大区的托西恰市（Tossicia）和伊索拉德尔格兰萨索市（Isola del Gran Sasso），不过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一个人数众多的小分队也汇入了费拉蒙迪大集中营中。中国人遭到拘捕正是在三国同盟条约签订条件成熟的同一个月中发生的，这一点并非偶然，因为三国同盟条约正式规定了以罗马-柏林-东京构成的轴心（意大利官方将其写作“RoBerTo”，即罗马“Roma”、柏林“Berlin”和东京“Tokyo”的合称），并且明确提出在亚洲也要以法西斯政权为支撑，由大日本帝国负责在此充当“新秩序”的捍卫者。不到一年之后，1941年7月，意大利与德国正式承认了汪精卫的亲日政府（“汪精卫国民政府”），扰乱了蒋介石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
图注：吴立山递交的申请，为了请求撤销其堂兄、合作人，居住在亚力山德里亚区的Pan Tzy Dyagne的拘捕令。
这时在意大利的中国居民都受到“敌国国民”言论的影响，因此处境进一步恶化。被拘留人员已经不只是流动商贩了，就连多年为意大利人提供数十个工作机会、受人尊敬的大企业家和手工艺人也受到了牵连。只要发现一幅挂在墙上的蒋介石图片、几份中国流亡者印刷的报纸，就足以被视作反对法西斯政权的敌对行为。1940年至1943年，遭到关押的中国人共有300名左右，超过意大利全部中国居民的65%。而免受拘留命运的中国人大多都在米兰，尤其是已经与意大利女性成婚并拥有自己的手工工厂的商人，可能也是因为多年以来他们与当地社会团体和一些有权势的人物来往密切的缘故。而在博洛尼亚，情况大有不同。超过半数的中国居民都遭到拘留，包括一些非常出名的企业家，他们本来绝不应该列在可拘捕人员名单之中，不过可能正是因此而引起了当地手工业者的嫉妒。
大部分被拘留的中国人一直到1945年才从集中营中释放出来。他们在物质匮乏中度过了漫长的三到五年时间，还经常遭到无端欺压，可能是因为语言障碍、环境饮食的不相容，加之随着希望瞬间破灭而突如其来的不解与迷茫，还有无从与在国内的至亲联络，再也无法收到消息的焦虑折磨。这些情况根据不同关押环境有可能得到一些缓解，比如在伊索拉德尔格兰萨索，被拘留的中国人就可以在有限的自由程度下在城内行动，甚至经常分配到在当地居民手下开展的小型工作。然而那段时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难熬的，冬季漫长而寒冷，社交和与外界联络的机会总是被严格监控甚至禁止。
几乎所有人都会去提交释放申请，或者请自己的中意亲朋好友帮忙，动员所有人来撤销拘捕令。然而终真正同意的撤销申请少之又少，而且几乎全部是中国外交领事馆公开署名的申请。伊索拉德尔格兰萨索的集中营里中国人数量非常多（峰时期能达到150人），全部都挤在一个宗教场所（所谓的“宿舍”）中，这里紧邻圣加布里埃尔圣堂，原本是接待朝圣者的地方。成功自荐充当调停人员来帮助他们的是一位中国籍的方济各修士安东尼奥神甫（Tchang Kan-I.）。他不遗余力地努力劝解那些还未投入天主教怀抱的被拘捕的中国人信教。由于他是有能力充当翻译的人，因此他为这些中国人提供的实际性帮助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他们转变信仰的可能性，而这一点引起了一些中国人的不满，很多人都向中国的领事机构抱怨此事，包括罗马的领事处和外交关系破裂之后仍然可以代表中华民国办事的瑞士领事处。意大利的中国拘捕人员中没有一个承认汪精卫的傀儡政府，他们都是忠诚的爱国人士，反日态度非常强烈。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中华民国的领导者曾公开仰慕墨索里尼，而意大利为何在与中华民国建立了如此紧密的联系之后，反而终选择了与日本侵略者站在同一战线上。同盟国从意大利南部上岸登陆半岛后，成功解放了卡拉布里亚和阿布鲁佐大区的集中营，但大部分被拘捕的中国人仍然留在了集中营里，只是那时的集中营已经变成了战争难民收容所在使用。实际上他们并不能回到家人那里，因为北部城市还在德国占领之下。这样他们就和上千名失散的以及被拘禁的犹太人、罗姆人和辛提人一样拥有了共同的命运，无法返回家人身边，有些甚至永远不能回去。战争末期，许多中国人都已在被监禁期间失去了全部家产，只得投奔家人和同乡同胞，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再立家业。有些人返回了中国，有的甚至选择带着意大利妻子儿女一起回国（他们其实都获得了中国国籍，因为妻子在结婚之时就要放弃自己的意大利国籍，转为丈夫的国籍），但也因此暴露了一个还有着其他妻儿的扩大的家庭。不过中国刚刚历尽艰辛争取来的和平脆弱至极，抗日战争的结束只是缥缈的前奏，一场同样残忍的毁灭性战争还在后面。国共内战以的胜利告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对很多以前的移民来说，这样的解放听起来就像是一场宣判，他们在国外拼命打拼换来的田地全部被征收，因此不得不再次踏上远赴国外的寓居道路。
不过几乎半数的在意大利的中国人选择了留在意大利。他们固执地愿意继续建造战争企图摧毁的一切。他们愿意继续信任一个曾经嘲笑他们、侮辱他们、背叛他们、剥夺他们一切财富与个人梦想的国家，终他们选择的是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里能够称为“家”的地方。他们的子女，子女的子女至今仍在这里，继承了百年的遗产。这是我们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更是值得人们怀着敬意永远牢记于心的永恒财富。
法西斯意大利时期的中国人
高龙亶
高龙亶生于1967年生于波尔扎诺，是一位杰出的汉学家、移民学社会学家。他毕业于米兰大学政治科学专业，1995年开始以移民主题领域应用社会学研究为职业。他是社会调查公司CODICI的创办合伙人之一，负责开展移民及文化差异主题的调查、培训、咨询等活动。他曾在米兰大学与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系的外语培训中心学习中文。除了社会研究院的本职工作之外，他还多年从事米兰城市地区服务系统的语言文化调解员工作，包括教育及社会两个领域。他也担任科莫市因苏布里亚大学中国语言文化教师，以及中国语言短期研究员，多次发表文章谈论意大利移民问题及意大利境内呈上升趋势的文化、种族、语言、宗教多元化现象——这些多元化现象已经开始改造意大利社会文化。此外他也对现代中国社会中，中国人与非中国人之间的跨文化互动主题有研究。
1940年5月20日， 意大利内政部公共安全总局要求，意大利王国内各地区政府应禁止外籍公民入境，以保证意大利在与德国结盟参战后不会有“敌国公民”或被认为是敌国公民的人群出现。在这些被禁止的国家中也包括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已经连续三年遭受日本侵略攻击，而意大利与日本则于此前的1937年共同参与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几周后，法西斯政府对亲日的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承认将会迎来次外交裂痕，在内政部的眼中这足够证明应该将居住在意大利的中国公民看作潜在的敌国公民这一假设。于是各地区政府马上对当年居住在意大利的中国人进行了快速人口调查，共有431名中国公民居住或出现在各级区划中。其中将近半数人口居住在米兰，15%居住在博洛尼亚。还有一小部分（20~30人）在都灵、的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当时意大利95个省份中还有20个省份中有中国居民的记录，每个省内分别只有不到10名。这些中国人大多都来自浙江省青田县的小村庄和小山区，位于重要的港口城市——温州市的内陆地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在30年代左右移居至意大利的，不过也有一些勇敢的先驱早在20年代就已经在此定居。少数人终就留在了轮船上工作，终日往来于意大利与中国之间，特别是的里雅斯特劳埃德集团从的里雅斯特开往东方的几条航线（Oriens公司），主要的职务包括厨师和洗衣工等。
不过，几乎所有那些于20年代到30年代间离开浙江奔赴欧洲的人们还是怀着渴望经商的理想去实现自我的。 法国与荷兰是20年代人们向往的国度，但到了30年代意大利也开始吸引中国移民的到来，并终成为受他们偏爱的目的地。他们从基础的商业形式——流动商贩出发，初的货物都是他们自己从中国带来的，然后更常见的方式是直接从欧洲批发商手中进货。对于这些以民众的领路人来说，欧洲就像是一个市郊集市、乡村大集、民族展销会和环球展览会所交织成的密网，华侨们通过口耳相传开拓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广场，找到新鲜独特的商机和利润。他们全部是男性（只有极少数的特例），多数只有二十几岁，将家人、古老的方言留在了身后。不过他们通常也已经通过在家乡小本经商，比如经营百货店、药店、旅店等，为自己赚取了足够多的资本。的确，那时候的移民已经不再是穷人的活动，而更多的是相对富裕的家庭成员在参与，并且有能力通过河海港口与世界接轨（青田、温州、上海）——自19世纪末起，越来越多的国际交通线路开始连接两地。通过熟人和朋友，他们不断结识新的同乡，有的移居上海、日本和欧洲。一部分人初是抱着搬去日本而踏上移民旅程的，毕竟那里是温州和青田人民在20世纪20年代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但却在中途因各种不可抗力而被迫改变目标。随着外交关系的变化，人们常因为不利的市场条件，或仅仅因为有更好的赚钱商机而打乱原有计划和移民方向，一般来说都会由青田的中间人来协助操办，或至少是提供部分引导，他们依靠在上海、新加坡、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的接应人员，将这些移民分成小波，向不同地点分配。
批看准意大利“广场”对流动商贩非常有商业潜能的浙江人，很可能在米兰从1906年起举办过的各大国际展览会中做过参展商或参观者。尽管他们那时只是短暂造访，但这些经验还是让他们将米兰加入了中国出口市场的可能销路名单之中。1926年至1927年，中国流动商贩首次取得了意大利商业市场的探索经验。一家用上釉玻璃生产仿珍珠的中日合资企业在巴黎创建了一家子公司，负责在各个欧洲市场销售自产商品。为了进行销售，他们与浙江代理商合作，因此不论是在中国还是法国，负责销售的人员几乎都是来自该省的移民，他们从阿尔卑斯山的另一侧赶赴意大利，人数可观（估计应该在150~300人之间）。 这些外籍的廉价珍珠零售商引发了人们的巨大兴趣，同时也遭到不少抗议。他们的生意立刻大获成功，但法西斯政权还是将他们视作“政治可疑”分子而不予以信任（甚至还有人害怕其中有布尔什维克的间谍！），更何况这些流动商贩之间的合作显而易见地透露着敢作敢为的气势，进一步深化了意大利王国对他们的疏远态度。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人，至少是初的一些流动商贩成功避免了被驱逐的命运，在米兰定居，将地址就选在了米兰重要的展览会、销售会的地区附近，也是米兰与阿尔卑斯山北国家之间通商的主要铁路枢纽站——法里尼货运站。这一区域被称作“Bôrgh di scigôlatt”，即“蔬菜商城区”，是西班牙城墙围起来的城区地带与乡村牲畜养殖区之间的历史过渡地带。卡诺尼卡路（via Canonica）就在圣三一老教区的附近，人们可以在一些古旧的有凉台的房子中找到一间宿舍或床位，只需要支付几里拉的膳宿费。由此，初的中国移民聚居区核心就在此扎根，此后发展为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重要、壮大的一个华人区。1929年，35号楼中出现了名因肺结核去世的浙江人，后他被埋葬到了木索克（Musocco）的大公墓中，此后几年中的很多其他人也是如此。不过直到30年代初的几年开始才能谈得上是真正的移民潮，那时中国移民开始从欧洲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逐渐转向卡诺尼卡路及周边的莫拉佐内路、罗斯米尼路、焦尔达诺·布鲁诺路，有的甚至直接从中国远赴而来。对米兰中国人聚居区的首次确立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正是那些先驱，他们从走街串巷销售仿珍珠的工作，过渡到开办手工制品和小商品的生产作坊，尤其以皮革和领带类饰品生产为主，产品所用的原材料都是直接在意大利购买的。这些人将自己的亲戚和同乡伙伴从欧洲的其他国家或从遥远的家乡召唤到米兰，为他们提供在意大利各个广场上转卖货物的工作机会。在30年代从流动商贩起家的这些人就此确立了自己的亲戚圈和米兰熟人圈，但也总还是希望能够终拥有自主经营的企业，也能够经常与非中国人批发商来往，特别是能将企业扩展到港口城市，如热那亚，拉斯佩齐亚，威尼斯和那不勒斯。同样是在那几年，专门生产提包和钱包的企业人开始向博洛尼亚迁移，因为十分接近皮革制品区域以及政府大力推动的罗马涅海岸线上繁荣的旅游区，所以有绝佳的供销机会可以利用。与此同时，30年代中后期中国日渐衰落的政治和社会情况也助长了新一波移民从浙江向欧洲启程，强化了移民的浪潮，将青田县的人口输出背景与米兰和博洛尼亚直接联系起来。1936年，米兰市已经有133名中国籍居民记录在册。面向意大利的移民其实也与30年代初期法西斯政权和中华民国政府之间的“蜜月期”有关，从1930到1933年这段短短的时期内，意中之间进行了密集的外交、政治、经济交流，意大利王国驻上海领事加莱亚佐·恰诺（Galeazzo Ciano）也积极推动促成。有些记录档案显示，那一时期的上海领事处是容易获得赴意签证的地方，顺应了大趋势——当时前往欧洲的浙江移民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意大利作为终目的地。
随着这些移民想要尽快回家的愿景逐渐消失，很多人开始与意大利女性结成家庭。通常来说这些女性都是农村出身和刚搬入城市不久的工人，他们之间相互结识也大多是在工作场合。这也让移民在出发前就在中国定下的婚约面临挑战。在中国，那时人们接受订立婚约的行为，以此方式来保证继承家业的需要。而在意大利，转变为天主教信仰是缔结婚约、合法拥有子女的必要前提，只要做到这一点，根据教会法典的规定，就可以正式将信仰外的婚约作废，让婚约双方免除重婚罪的指控。中国人之所以能够越来越深入地融入意大利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一些虔诚教徒的引导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从30年代初起就在祖国不遗余力地展开了某种传教工作。.米兰城中先发起此工作的就包括艾布拉莫·马丁尼尼先生（Don Abramo Martignoni），他负责为好几名转变信仰的中国人及他们的子女进行洗礼。教会的行动也是出于帮助那些生育了中国男人子女的意大利妇女考虑，她们面临着自己的孩子不能得到合法身份的危险。中国人由此更加接近了天主教会组织，尤其是在每个独立教区的层面上，这在极大程度上帮助了中国人融入他们在意大利的生活社区，而且还让他们能够经常通过朋友关系提供的专业帮助从而解决除此以外别无他法的难题，尤其是在战争期间。这些结合被施与怜悯般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经常会引起一些争议。但是从1937年开始，随着不断升温的种族政治体制，跨国婚姻终成为了所谓“人种保护”瞄准镜中的目标。 结婚的情况发生（被称作“madamato”），但是到了1938年7月所谓的“种族宣言”发表几个月后，中国男人与意大利女人之间的婚姻也开始被公开谴责批判，甚至经常是以非常蛮横粗俗的态度进行。1938年11月17日，皇室政令第1728号《意大利种族保护措施》正式开始实施，其中条内容复述如下：“雅利安种族的意大利公民禁止与其他种族进行通婚。违反该禁令而完成的婚姻被视作无效。”尽管天主教教会权威机构表示了抗议，但禁令还是阻断了从1938年至1944年9月期间的中意婚姻，直到墨索里尼之后的任政府——巴多格里奥（Badoglio）政府将禁令废除（1944年1月20日皇室政令第25号）。在那几年中甚至有个别中国男子和意大利女子的行为被群众告发并详细记录在案，他们坦白了自己的感情关系或肉体关系，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男性被拘留、女性受到众人嘲笑。
1940年5月进行的人口调查目的是为了决定如果真正到了战争期间，不同区划应该建议何种类型的方式来对待出现在辖区内的外国居民：驱逐、遣返，军事敏感度较低的情况下则是疏散，或送去集中营流放或拘禁。在对待中国人方面，他们总体倾向于遣返或疏散，但一系列的环境条件让这些措施难以实现。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正式参战，与英国发生冲突，而英国控制着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和印度洋，因此与东方的交流线路也无可挽回地被阻断了。考虑到中国和意大利之间还并未存在正式的战争对抗状态，而在当时中共控制范围内的领土上又有无数意大利人，大多是传教士，所以内政部选择了容许中国公民在持续监视下的自由权利，只要他们没有引起公共秩序的担忧，在固定住所落户且拥有合理的方法来保证自己及家人完全拥有生活来源。这项规定让那些于30年代已经拥有了小型手工业和商贸企业的大部分中意家庭免遭流放或拘禁的命运。然而，那个时期在意大利的大部分中国人仍然是流动商贩，习惯于在朋友与同事之间来往，总在奔赴各个展会之中，居住在短租宿舍里，所以他们的命运就这样被敲定了。尤其有一些顽固的行政区坚信拘禁关押是处理这些“无固定居所”人们的恰当的方式，他们整天在人行道和广场上徘徊，在意大利各个大区内大范围迁移，行为看起来“自然值得怀疑”，因为流动商贩可以非常轻易地为侦查员和间谍提供掩护。因此敏感的军事地带对于这些主体而言就完全禁止接近，因为这些地区靠近对法战争前线、国境线、工业地带或海军要塞。此外，同时代的权力机关并不清楚这些中国流动商贩是如何依靠销售领带、皮带和钱包赚取的微薄收入来维持生计的，因此默认他们是贫困群体，没有自主生活来源，在监禁集中营里至少应该享受到国家补贴。
内政部反复表明，这些人应该以平等的方式对待，不得虐待，而且也是由于上文提到的在蒋介石政府领导的中国领土内的大量意大利藉公民正处于十分敏感的处境之中。
拘禁地点一般选在遥远的意大利中部、南部的民政部门或宗教场所内，直到真正意义上的集中营建设完成（专门建造的场所，由一排排长长的营房组成，每个房间都用栏杆围起来，严格监控着），就像科森扎省塔尔西亚的费拉蒙迪（Ferramonti di Tarsia, Cosenza）集中营那样。1940年9月初受到逮捕拘禁令影响的中国人主要都被送往了阿布鲁佐大区的托西恰市（Tossicia）和伊索拉德尔格兰萨索市（Isola del Gran Sasso），不过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一个人数众多的小分队也汇入了费拉蒙迪大集中营中。中国人遭到拘捕正是在三国同盟条约签订条件成熟的同一个月中发生的，这一点并非偶然，因为三国同盟条约正式规定了以罗马-柏林-东京构成的轴心（意大利官方将其写作“RoBerTo”，即罗马“Roma”、柏林“Berlin”和东京“Tokyo”的合称），并且明确提出在亚洲也要以法西斯政权为支撑，由大日本帝国负责在此充当“新秩序”的捍卫者。不到一年之后，1941年7月，意大利与德国正式承认了汪精卫的亲日政府（“汪精卫国民政府”），扰乱了蒋介石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
图注：吴立山递交的申请，为了请求撤销其堂兄、合作人，居住在亚力山德里亚区的Pan Tzy Dyagne的拘捕令。
这时在意大利的中国居民都受到“敌国国民”言论的影响，因此处境进一步恶化。被拘留人员已经不只是流动商贩了，就连多年为意大利人提供数十个工作机会、受人尊敬的大企业家和手工艺人也受到了牵连。只要发现一幅挂在墙上的蒋介石图片、几份中国流亡者印刷的报纸，就足以被视作反对法西斯政权的敌对行为。1940年至1943年，遭到关押的中国人共有300名左右，超过意大利全部中国居民的65%。而免受拘留命运的中国人大多都在米兰，尤其是已经与意大利女性成婚并拥有自己的手工工厂的商人，可能也是因为多年以来他们与当地社会团体和一些有权势的人物来往密切的缘故。而在博洛尼亚，情况大有不同。超过半数的中国居民都遭到拘留，包括一些非常出名的企业家，他们本来绝不应该列在可拘捕人员名单之中，不过可能正是因此而引起了当地手工业者的嫉妒。
大部分被拘留的中国人一直到1945年才从集中营中释放出来。他们在物质匮乏中度过了漫长的三到五年时间，还经常遭到无端欺压，可能是因为语言障碍、环境饮食的不相容，加之随着希望瞬间破灭而突如其来的不解与迷茫，还有无从与在国内的至亲联络，再也无法收到消息的焦虑折磨。这些情况根据不同关押环境有可能得到一些缓解，比如在伊索拉德尔格兰萨索，被拘留的中国人就可以在有限的自由程度下在城内行动，甚至经常分配到在当地居民手下开展的小型工作。然而那段时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难熬的，冬季漫长而寒冷，社交和与外界联络的机会总是被严格监控甚至禁止。
几乎所有人都会去提交释放申请，或者请自己的中意亲朋好友帮忙，动员所有人来撤销拘捕令。然而终真正同意的撤销申请少之又少，而且几乎全部是中国外交领事馆公开署名的申请。伊索拉德尔格兰萨索的集中营里中国人数量非常多（峰时期能达到150人），全部都挤在一个宗教场所（所谓的“宿舍”）中，这里紧邻圣加布里埃尔圣堂，原本是接待朝圣者的地方。成功自荐充当调停人员来帮助他们的是一位中国籍的方济各修士安东尼奥神甫（Tchang Kan-I.）。他不遗余力地努力劝解那些还未投入天主教怀抱的被拘捕的中国人信教。由于他是有能力充当翻译的人，因此他为这些中国人提供的实际性帮助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他们转变信仰的可能性，而这一点引起了一些中国人的不满，很多人都向中国的领事机构抱怨此事，包括罗马的领事处和外交关系破裂之后仍然可以代表中华民国办事的瑞士领事处。意大利的中国拘捕人员中没有一个承认汪精卫的傀儡政府，他们都是忠诚的爱国人士，反日态度非常强烈。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中华民国的领导者曾公开仰慕墨索里尼，而意大利为何在与中华民国建立了如此紧密的联系之后，反而终选择了与日本侵略者站在同一战线上。同盟国从意大利南部上岸登陆半岛后，成功解放了卡拉布里亚和阿布鲁佐大区的集中营，但大部分被拘捕的中国人仍然留在了集中营里，只是那时的集中营已经变成了战争难民收容所在使用。实际上他们并不能回到家人那里，因为北部城市还在德国占领之下。这样他们就和上千名失散的以及被拘禁的犹太人、罗姆人和辛提人一样拥有了共同的命运，无法返回家人身边，有些甚至永远不能回去。战争末期，许多中国人都已在被监禁期间失去了全部家产，只得投奔家人和同乡同胞，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再立家业。有些人返回了中国，有的甚至选择带着意大利妻子儿女一起回国（他们其实都获得了中国国籍，因为妻子在结婚之时就要放弃自己的意大利国籍，转为丈夫的国籍），但也因此暴露了一个还有着其他妻儿的扩大的家庭。不过中国刚刚历尽艰辛争取来的和平脆弱至极，抗日战争的结束只是缥缈的前奏，一场同样残忍的毁灭性战争还在后面。国共内战以的胜利告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对很多以前的移民来说，这样的解放听起来就像是一场宣判，他们在国外拼命打拼换来的田地全部被征收，因此不得不再次踏上远赴国外的寓居道路。
不过几乎半数的在意大利的中国人选择了留在意大利。他们固执地愿意继续建造战争企图摧毁的一切。他们愿意继续信任一个曾经嘲笑他们、侮辱他们、背叛他们、剥夺他们一切财富与个人梦想的国家，终他们选择的是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里能够称为“家”的地方。他们的子女，子女的子女至今仍在这里，继承了百年的遗产。这是我们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更是值得人们怀着敬意永远牢记于心的永恒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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