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族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倍受争议的政治人物，他的家族也因些倍受关注。像曾国藩家庭这样有用人才之多，分布行业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值得后人加以梳理、考察和总结。 
    董丛林编著的《曾国藩家族》以晚清历史人物曾国藩为中心来写由他联系的家族群体百余年的变迁与延革。
 

开宗明义地对写作立意作个扼要交待，但愿对多数读者来说不是蛇足。
    既以《曾国藩家族》命名，自然表示是以曾国藩为中心来写由他联系的家族群体的。曾国藩，是稍有近代历史常识的人便不会生疏的人物，而近些年来形成的一股所谓“曾国藩热”，当使更多的人对这个晚清重臣耳熟能详。的确，从史学、文学、哲学等学术领域到社会谈助，关于曾国藩的话题都多且杂了不少，过去一些年里由一顶“汉奸刽子手”的帽子便“封杀”这个复杂历史人物的定局早已打破。在这正常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下，也不无新的简单化倾向及苗头的显露，譬如说似乎有股非把“曾文正公”拉到“天地之完人”境界不可的势头，这不能不说是走向另一个。笔者愚陋，在这里不拟全面寻究个中原因，只想妄谈一点方法论方面的偏弊：惯常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似乎存在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就是胶着于“评价”上绞脑汁、求“创见”，而像曾国藩这样的原定典型反面人物，在评价上似有着“翻案出新”的更大余地，于是就更易于诱致评价上跳跃的现象发生。
    诚然，“评价”是历史人物研究中的要项之一，但决非，甚至不应是主要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梁任公也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当年他写《李鸿章传》，别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理由就是：“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曰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此有识者所同认也。”显然，他写《李鸿章传》，主旨不在于仅仅给其人做个“政治鉴定”，而是有鉴于其人在中国“近世史”上至关紧要。写其人，可为知其世提供一条引线；另一方面，又是把其人放在中国近世历史当中来显示。对于在中国“近世史”上的“紧要”性来说，曾国藩自然应属与李鸿章同类同级的“流”者，我们何不可以也像梁任公那样想想，如是，给其人戴顶什么颜色的帽子也许就显得相对次要了些，而实现知其人与论其世的双向贯通自然会彰显出更大的意义。拙著就贯穿进了这样一种认识原则。当然，并不意味着因此书内容就与“评价”绝缘。“评价”是对历史人物认识中离不开也不应回避的，只是需要排除它的性和防止简单化、庸俗化而已。但具体写来，兴之所至，情之所激，不能自抑，流诸笔端，臧否月旦，或有不当，此亦笔者非敢辞其咎者。 
    曾国藩尽管是本书所写的中心人物，但又不是人物。因为总体上是要写他的家族。这就决定了，一方面，即使写曾国藩，也不能和单纯写他的个人传记一样，而要特别注重着眼他与家族的联系，把他作为这个家族的枢纽来写；另一方面，除了写曾国藩之外，还要兼写其家族别的成员，而写他们，同样也需要着眼家族群体的联系。并且，这种群体联系体现为活动的有机整体，决不等于个体履历的机械拼合。这样写其一个家族，较写其中任何一个单体成员，自然不但在所涉时间、空间上都有了更大的展拓，而且也有了立体地增加其内容涵量的更大余地，并限定了特别的方位角度。 
    关于家族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的重要性，清末某大臣在奏议中曾这样强调：“上征国史，下察民情，皆莫不以家族团体为国家之根本。”（《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本第五册，总第5974页）此决非妄语。显然，这比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分量更重许多。何况，当年曾国藩家族又是直接与中国历后一个帝制王朝晚期的命运息息相关，这就更有了下述典型意义：既可由该家族的历程作为探看那个时代变迁的一个窗口，又可凭那个时代的脉象变化来体察该家族的兴衰之谜。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山乡农家，是由于他的登科人仕，特别是因镇压了太平天国而成了晚清“中兴名臣”之魁，他的家族也随之显赫起来。并且，从业缘上，曾国藩对他的家族成员也有直接、间接的牵引作用。譬如，由于他的为帅统兵，弟弟们也多为将从戎；他倡导洋务，儿子及更后辈的人们则多在学事、官守上与此有关。当然，别说是曾国藩在同治末年就撒手尘寰，即使他下世再晚，不论是对于一度“中兴”的清王朝，还是他新兴的官宦家族的终没落，也都无力回天。况且，不管是曾国藩本人还是他家族的其他有关成员，虽然从根本上说与清王朝是一种藤瓜相连的关系，但他们与清廷之间，他们在那个王朝的官场宦海，又不只皂一种惟协惟和的情状，相疑相忌、明争暗斗也是经常性的，关系状况非常复杂微妙。而无论如何，既然曾国藩家族与国政王事、宦海谲波紧相牵系，那么，写这个家族，就离不开写其成员的军政活动、官场情态。 
    另一方面，既然写其家族，自又离不开写其“家事”。血缘亲情，天伦悲欢，养老育幼，家教家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既有一般人家的通则共性，也有他这个家族的特异之处。而关键的，是要把握其家门耕读与仕宦“杂交”的一种色调特征。曾由父亲曾麟书拟稿、儿子曾国藩书写有这样一副联语：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如果说，这对于本有科举人仕之志而未得竟，终只考得个秀才在乡教书兼务农的曾麟书来说，不免隐含着无可奈何地聊以自慰的几分矫情，那么，对于走通科举人仕之路有了官守的曾国藩来说，也许能表达他力求保持家门耕读本色的更多实意。他力督子弟读书，为求科举人仕但又不全然为之，甚至更着重于使他们能晓事明理，兼为家门营造一种书香氛围；他倡持农耕之道，当然有守园固本之意，但更主要的还是力求保持勤苦节俭的家族先风，防止仕宦之家骄奢淫逸痼习的浸染。于此，他也的确能够身体力行，垂范子弟。虽说子弟后辈未必能够全然遵奉，或有悖离，但总的看来，之于曾国藩家族，所谓“半读半耕”与仕宦之家的双重习气，的确又是相熏相染的。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曾国藩的家庭、家族的行为活动和精神习尚的全面内容来说，戏作这样一副“联语”来概括也许合适： 
    家事、国事、天下事，藤缠树，树裹藤，胶着一体，割不断瓜葛； 
    农门、士门、官宦门，水混乳，乳杂水，融合同器，分不开彼此。 
    进一步推究，可以说这便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修、齐、治、平法则在该家族身上的具体体现，便是“内圣”与“外王”境界的有机连通结合。其基础环节和内在肯綮是在“修身”。曾国藩便是特别注重修身养性并且于此有着艰苦探索经历的典型人物，他在这方面的思想活动非常复杂，精神世界颇显微妙。这种无形的内在的东西比有形的外在的表现所处层面隐深得多，笔者对此也注意着力发掘，以能寻根溯源。 
    这样看来，本书包罗的内容真可谓多料的“什锦”、“杂拌”了。具体成分虽然复杂，若作大类归纳，或可相对地分成“人文性”和“社会性”两者，大致可与“内圣”和“外王”的内容范畴相对应，前者侧重于“人”的本身，后者则侧重在与社会的关系。当然，“人”离不开社会，社会属性为其本质属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相对地剥离出具有普泛意义的“人性”本体的内容。笔者于本书的写作中，在决不忽略其“社会性”内容的同时，也特别注意发掘其“人文性”蕴涵，意在借此更能添些新意，不知能如愿否。 
    至于形式上，为了避免平铺直叙、拘泥呆板的弊病，同时也为了更利于在丰富的素材中选择典型而精致者，本书采取了有一定跳跃性地择取剖面、分篇连缀式的写法，同时又注意内容整体上的照应、连贯，力求使之“形散”而“神聚”，灵活而不紊乱，有相对集中和独立的多个场面而又不失其完整的组合性。这就需要借鉴运用某些文学技法来表述史学内容，姑为尝试。 
    敬请读者诸君帮助审察拙作总体立意上是否可取，并对其从内容到形式上的不妥之处予以教正，不胜感谢！

 1．大星陨金陵
    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千年古都，历尽风雨。
    到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乍暖还寒的季节，金陵（今南京）结束作为太平天国都城（称天京）的历史不过七年半的时光，饱经战火摧残的凋敝凄凉还留着醒目的痕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在“承平”时的故址刚刚重修起来的两江总督衙门却屋宇严整，气象一新，显示着“平乱致治”后皇朝“南洋”官衙的威严肃穆。
    然而，在这总督衙门的深处，并没有多少乔迁新署的欢怡，相反，倒是笼罩着一派哀愁沉闷的气氛。因为这里的主人久病缠身，每况愈下，已经预感到不会久于人世，连日来，不断发些悲生忧死的感慨，做些关于后事的铺排。身边的家人、僚属尽管不免总是说些宽慰的话语，但眼见他病症日重、神明日衰的样子，知道无力回天，心头自然压着沉重的悲苦。
    或许，他实在不需要通常的祝愿式宽慰，因为他对人生已有太多的感悟；或许，他也同样需要常人所需的宽慰，因为他也是血肉之躯，有着珍惜生命的本能；或许，他更渴望在他身上出现妙手回春的奇迹，因为他还有很多割舍不下的重要事情有待了结。然而，病痛折磨下做事力不从心的“苟活”状态，对他来说似乎真的没有多少值得留恋，给予他的只是莫大的伤感：
    ……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事，苟活人间，惭悚何极！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
    这是其人临终前三四天日记中的言词。他一生有着记日记的习惯，一直记到他去世的当日。这天一早，他起床后记下这样寥寥三十余字：“既不能振作精神，稍尽当为之职分，又不能溘先朝露，同归于尽，苟活人间，惭悚何极！”显然是上引前几天日记中悲叹的重发，可见当时他牢不可破的心结所在。
    莫非，他的生命真的成了一支摇曳不定的风中残烛，说不定在哪会儿就要一下子永远地熄灭？一个曾力挽狂澜，支撑起晚清“中兴”大厦的栋梁人物，在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面前也竟是如此软弱无力。
    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二月四日（3月12日）午后，他强支病体，由儿子陪伴，扈从跟随，到署内的西花园散步，忽然一阵强烈的眩晕袭来，腿脚麻木得再也不听使唤，顿时无法走路。从者赶忙呼人搬来坐椅，把他扶掖上去，抬回屋内。家人环集跟前，他已不能说话，只是在椅子上静静地倚坐着，也许，并没有显出什么痛苦，而是那么平和，那么安详，仿佛只是过度劳累后的酣甜小憩。就这样到戌刻（晚七点至九点间）时分，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这一天，正好是他父亲去世的忌日。据说，几天前他曾预言，自己也会在这一天撒手尘寰。
    又传，就是在他去世的这个夜晚，城内有不少人忽见督署方向火光映天，想是失火，赶来救火而又无火可寻。更有许多人看见一颗晶亮的大星陨落城中。
    这种有意无意的附会渲染给此人之死平添了几分神秘。但这也正好说明当时世人对他的看重——他竟有惊天动地的非凡。
    的确，他堪称一代雄才，三朝（道光、咸丰、同治）重臣！
    他的死，震动了金陵，震动了大江南北，也震动了千里之外的京都。清廷为之辍朝三日．并特颁上谕：
    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由翰林蒙宣宗成皇帝（按：指道光帝）特达之知，洊升卿贰。成丰三年间，创立楚军，剿办粤匪，转战数省，迭著勋劳。文宗显皇帝（按：指咸丰帝）优加擢用，补授两江总督，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朕（按：同治帝自称）御极后，简任纶扉，深资倚任。东南底定，厥功多。江宁之捷，特加恩赏给一等勇毅侯，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历任兼圻，于地方利病尽心筹画，老成硕望，实为股肱心膂之臣。方冀克享遐龄，长承恩眷，兹闻溘逝，震悼良深。曾国藩着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由江宁藩库发给。赐祭一坛，派穆腾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国史馆。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
    此谕中，盖棺论定地评述了曾国藩一生的为臣履历和军政功勋，给予了很高规格的封赐。特别是谥号“文正”，在有清一代也只有寥寥数人，这与他生前的破格封侯，同为汉臣所获的荣誉。接着，又相继御赐数道祭文，并颁御制碑文。真可谓“哀荣式备”，“恩眷优隆”。
    与此相呼应，铺天盖地的挽联、祭词，包围了这位“曾文正公”。从亲眷到乡人，从同僚到下属，从文友到门生，都不惜呕心沥血献上自己的“呜呼”辞章，俨若进行一场志哀文体的创作大赛。几多发自肺腑的哀思？几多形诸笔端的谀颂？
    只有大江东去依旧，逝者如斯夫。
    只有钟山峻姿不改，冷眼看世情。
    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曾国藩也不过是早为历史长河荡去的一朵浪花，他并无力扭转历史洪流的趋势。但是，我们又不能否认，他曾影响过一个王朝的气数，更牵连着一个家族的兴衰显隐。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