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63386918
编辑推荐
林乐知是著名的新教来华传教士，本书运用了大量藏于美国埃默里大学和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等地的林乐知档案，包括他的日记、书信、手稿等，对林乐知从出生到1883年的经历进行了详细、系统的研究，特别是他来华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来华后思想的转变，以及他创办的《教会新报》（后更名为《万国公报》）早期的内容。书中引用的档案资料很多在国内都是**次被披露。本书是迄今为止关于林乐知与《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的*权威的研究著作。
内容简介
本书为林乐知从出生到1883年的传记，包括他早年在美国埃黙里大学的学习、来中国后在上海所做的调整、在上海广方言馆教书、发展他自己独特的传教方式等，重点分析了其创办的《教会新报》（后改名为《万国公报》）的内容。林乐知重视发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他拓宽了对基督教的定义，他在其所创办的新闻杂志中不仅强调宗教内容，也强调教育、科学、经济和道德发展的重要性，并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改革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林乐知认为中国发展教育的关键是转变知识分子的观念，他通过新闻工作寻求到了一种与中国知识分子沟通的方式。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美国南方的背景
第二章 在上海的调整，1860-1867
第三章 拓展信息，1868-1883
第四章 《教会新报》，1868-1874
第五章 《万国公报》，1874-1883
结论
注释
附录一 1859-1860年林乐知从佐治亚州带往中国的图书目录
附录二 1871-1881年林乐知为江南制造局翻译的图书目录
附录三 常见传教士姓名中英文对照表
专业词汇中英文对照表
译后记
第一章 美国南方的背景
第二章 在上海的调整，1860-1867
第三章 拓展信息，1868-1883
第四章 《教会新报》，1868-1874
第五章 《万国公报》，1874-1883
结论
注释
附录一 1859-1860年林乐知从佐治亚州带往中国的图书目录
附录二 1871-1881年林乐知为江南制造局翻译的图书目录
附录三 常见传教士姓名中英文对照表
专业词汇中英文对照表
译后记
前 言
前言
19世纪中华帝国和西方世界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一个令人兴趣盎然的课题，时至今日却仍未被史家们理解透彻。众所周知，在19世纪下半叶，一方面美洲和欧洲之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另一方面，欧洲和中国的接触也日益增多。那么这种接触和在中国最终形成的改良及革命运动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西方对中国近代转型的具体贡献又是什么呢?
要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从研究中国内部的发展——包括文化和政治的——入手，因为它们对来自西方的影响作出了回应或抵抗。但是我们也有必要用尽可能具体的方式，来定义西方在中国的活动的本质。作为一种正确的历史研究方法，一个人在着手研究前，有必要了解西方为中国提供了什么，以及在中国自身发展的背景下理解中西方交流所带来的影响。
本书的研究试图通过一个传教士不足二十五年的传教生涯的有限视角，来确定西方文明的哪些要素被带到了中国，以及西方文明中哪些被西方人自己挑选出认为最能满足中国的需要。我选择的案例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为林乐知是中国第一份登载新闻报道和背景文章（backgroundessays）的杂志的创始人，该杂志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份关注社会批评和提供改革建议的刊物。这份杂志创办于1868年，最初起名为《教会新报》（ChurchNews），主要在中国的基督徒中发行，1874年更名为《万国公报》（ChineseGlobeMagazine），面向更加广大的读者，刊登的主要是公众关心的世俗内容。1883年林乐知接受了监理会（MethodistEpiscopalChurch，South）驻华传教士团负责人的任命，杂志一度停刊，1889年又恢复出版，林乐知仍然担任主编。这份杂志在中国19世纪90年代的改革者之间广为流传，今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它早期（1868—1883年）出版的内容，更无人对其进行研究。然而，在杂志创办的早期阶段，康有为曾于1883年在上海购买了这份杂志，此后他回到广东撰写了他影响深远的著作，其中描绘了人类进步、平等的乌托邦社会，以及建立相关机构推进个人福利和自治。
在进入对《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的研究之前，有必要了解这份杂志的创办人。本书的前三章对林乐知从出生到1883年的人生旅程进行了描述，并聚焦于他自己发展的独特的传教方式，以及他扩展了的关于基督教的信息。他最早的活动可追溯至美国南北战争前他在佐治亚州埃默里大学（EmoryCollege）学习的经历，但对理解他的传教事业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上海做的一系列调整——学习中文、在隶属于政府兵工厂的一所学校教书、发掘中国的知识分子及其精神需求、重新定义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包括强调科学、经济和道德发展的重要性。中国的教育体制的创新——包括男女平等——逐渐变成林乐知最为关注的方面。因为他相信发展中国教育的关键在于转变知识分子的观念，因此他试图通过传教士的新闻事业寻求一种与中国知识分子沟通的方式。最后两章分析了1868年至1883年林乐知所创办的杂志的内容。这里涉及的不仅是林乐知，还有中国的基督徒、为杂志撰写文章的传教士（大部分是英国人）。毫无疑问，林乐知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这实际上也是林乐知与投稿者所进行的思想互动。林乐知不仅承担了编辑的工作，他还为整本杂志定下了基调，因此投稿者的文章与编辑的文章实现了和谐一致。我对林乐知本人撰写的文章进行了相对详细的分析，我也试图分析其他投稿者撰写的文章，以及杂志中的宗教、中国和西方的新闻、科学和技术类内容等板块。关于杂志的连续性以及转型期———特别是《教会新报》向《万国公报》的过渡阶段———本书特别给予了强调。我也调查了至1883年为止杂志的受众和发行情况。
该研究的第一部分主要是依据林乐知的个人档案，这些档案保存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伍德拉夫图书馆高级研究中心特藏部（SpecialCollectionsDepartmentoftheRobertC.WoodruffLibraryforAdvancedStudies，EmoryUniversity，Atlanta，Georgia）。我要感谢特藏部的主管DavidEstes及他的同事，没有他们的帮助，这项研究的大部分将无法完成。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南卫理公会大学BridwellLibrary图书馆的MarionK.Warnick在确认收藏于该馆的由林乐知撰写发表在杂志上的一些信件和文章方面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特别要感谢林乐知已去世的外孙GeorgeR.Loehr先生，1967年他在RichardG.Irwin的建议下公开了林乐知的信件、日记，以及其他由他保管的各种手稿。目前这些材料和林乐知的收藏品一起存放在埃默里大学伍德拉夫图书馆高级研究中心。
《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可以在数个地方找到。其中有一份被装订成册，藏于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Claremont）学院和诺德（Honnold）图书馆，可封面和目录在装订时被去掉了。该杂志的缩微胶卷则藏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华盛顿大学图书馆，1969年在台北出版的四十卷重印本即以此为依据。杂志最完善的版本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的东方印刷书籍和手稿部（DepartmentofOrientalPrintedBooksandManuscripts）。非常感谢该部职员为我提供1868年至1883年两份杂志每期目录的复印件。由于每一期的出版日期只标注在目录页上，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将无法确认任何一期杂志的准确出版时间。
在这里我必须提到来自刘广京（K.C.Li）的持续鼓励。如果没有他在过去十年中热情地支持，这一研究将是无法实现的。对于那些读了这本书的草稿并给予指导和评论的人士，我也在此一并感谢。在这些读者中，我特别要感谢下面这些人，他们是:已去世的罗荣邦（J.P.Lo），SuzanneBarnett，小海亚特（IrwinHyatt），DnielBays，Y.S.Leung，石汉椿（RichardShek）。我还要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和爱荷华州立大学对这项研究提供的资助。
其他人对本项研究的完成提供了间接的帮助。感谢我已去世的妻子Cynthia以及我的孩子们，感谢他们在周末让我能独自一人安心于学术。对于这种“伟大的隔离”，我非常感谢他们，并希望这些时间将来能用其他的方式予以弥补。我特别要感谢我已去世的妻子，当我们早些年在一起时，这项研究就已经开始构思、研究和写作，没有她的帮助和鼓励，我可能就不会如此勤奋地去完成它。令我感到特别悲伤的是，她没能活着看到这本书的脱稿和出版，这是她非常期待的成果。我知道她并不热衷于把书作为一种镌刻记忆的载体，但我还是要把这本书献给她作为对她的感谢。
贝奈特
林乐知这个名字对大多数学习过中国近代历史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他和利玛窦、李提摩太一样，都是探索“宗教对话”的先驱人物。读完全书之后，林乐知的形象变得更加丰盈和多面，并不能仅仅用“传教士”这三个字来简单概括，与他有关的也不仅仅是“宗教”。他在中国长达四十几年的生活中，更多扮演了社会活动家、教育家、中西方文化交流家和新闻出版业者的角色。林乐知为自己预设的传教的受众，既有普罗大众，又有精英官员。在华的生活经历帮助他不断修正自己与中国百姓、但更主要的是与知识分子接近的方式。本书所重点讨论的由林乐知创办的报刊《教会新报》（后改名《万国公报》）成为了他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沟通交流的平台，并进而影响了传教士和中国知识分子二者对中国社会的思考方式。
首先，林乐知毋庸置疑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本人具有十分强烈的传教愿望。他接受“圣召”、放弃安逸的生活、变卖了自己在美国佐治亚州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庄园凑足旅费，来到上海传教。他有着坚定的信仰。
其次，林乐知是一名尽职的传教士。在华传教期间，面对重重困难，比如得不到母国教会的支持、传教人员的匮乏（最初人员规模不超过3人）、经费不足、没有落脚点以及还受到清政府对其活动范围等方面的限制，他有过动摇和迷惑的时期。他曾在日记里写道:“曾经如火般的热情，永不止息的活力，引人入胜的兴趣，活泼的信仰，闪耀着光芒的眼睛，充满爱的灵魂……现在都变了，变得不强烈、衰退、缺乏自信、了无生气、分裂以及黑暗。”①他通常是在孤军奋战，既缺少经济上的赞助，也没有精神上的认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林乐知仍然努力地传教，即使接受洗礼入教的人数少的可怜，他还是坚持常规的传教活动，他对传教有着坚持不懈的韧性。
再次，林乐知是一名出色的变革家。他对中国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不是像大部分普通的传教士那样进行“防御性”的传教或“只遵循传统的福音传播模式”，他所实施的是开拓性的行动。林乐知推崇巡回布道，在嘉定、南翔等地都设立了站点。他学习中国的历史、接触中国人、自学中文，用中文来翻译《圣经》、用中文和中国人熟悉的观念来布道，实现了真正意义上传教的“在地化”。林乐知的宣教主题也呈现多样化。他认为教应该带来的是科学知识、先进的生活方式（卫生、有序）以及正确的世界观（上帝造物）。他还关心中国的妇女、积极推进女传教士团的建立。林乐知相信妇女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接近她们就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
担任监理会中国传教士团的负责人之后，林乐知开始塑造有组织、有效率又和谐的传教士团体。林乐知同时也反省在中国传教不成功的原因，他将之归纳为传教士总是追随了商人的足迹，活动的场所在通商口岸，让中国人误认为传教士和商人所追求的利益是一致的。他认为西方人在中国的世俗活动（如商业）对中国的进步是有贡献的。他们展示了西方文明中实用的一面，而要解释西方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就应该由传教士来担此重任。林乐知认为传教士同时应该是一名教师。他和其他传教士们都强调教育改革对于其他所有改革措施的重要性。因而创办了中西书院。在林乐知创办的学校里，即传播西学，也学习中国经典。他从来没有“全盘西化”的概念，他认为派遣赴美留学的学生必须先在母国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这样才能避免“去国家化”。在教育理念上，他关心的是“完整的人”。林乐知坚信基督教发展了“完整的人”，它照亮和控制了“完整的人”，更重要的是，它还包含（“包括”和“理解”）了整个人及其牵涉到的关系。目前在大陆和港澳台地区所推行的博雅（通识）教育中很多学校都提出了“全人”教育，如拥有比较悠久历史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这和它的基督教背景有关。这也表明基督教的这个理念在当今的教育领域里被普遍地接受了。
林乐知认为，传教士工作的成功与否，直接关涉到西方能否在一个国家产生影响。林乐知来到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社会制度遭遇批评且不断增加的时代。他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年老而虚弱”的国家，“借口因为太老而不思变革，但又不情愿屈服于其他更加年轻、充满活力的国家（如日本）”，但是他也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接受变革的速度。邻国日本的开放使得林乐知认为中国也马上会走上这样的道路，但是中国人“中庸”的思想根深蒂固，特别是在接受新的思维模式和新的法律体系方面，中国没那么容易改变。只有朝廷发生变化，其发出的政纲政令才能对广大的百姓发挥作用。如果中国政府的首脑皈依基督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民对该宗教的接受（虽然这并非决定性的）。
本书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讨论林乐知创办的报纸:《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益智新录》。编办报纸可以说是出于机缘巧合。一方面，为了维持生计，给报纸做编辑通常是传教士们的副业；另一方面，林乐知将办报的宗旨进行了提升。通过办报，他希望能建立起与控制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阶层接触的渠道，对他们性格层面上儒家道德理念和精神施加影响，从而以西方（或基督教精神）取代儒家思想中不完备和不合时宜的体系。林乐知对中国士大夫阶层有很多的批评。他觉得他们虽然非常善于从经典中引章摘句，并利用这些知识成功地进入政府工作，但一旦进入政府便一事无成，这一弊病的根源在于他们所受的教育。
阅读他的报纸的群体中不乏中国当时的思想家和官员，比如改良派的冯桂芬，后来出任驻英大使的郭嵩焘，以及时任上海道台的应宝时。在林乐知的报纸里，他调整了“世俗”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在一般人的理解里，宗教和科学貌似是矛盾的，宗教是一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科学是人了解和解释世界的方法论。但是在林乐知那里，他将两者的信息同时传递给读者。《教会新报》的主要内容是介绍三种“光”——物理之光（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的技能）、智慧之光（西方的发明和思想）、道德之光（宗教的任务、传播福音）。当《教会新报》改名为《万国公报》之后，其功能就发生了转变。前者除了传递知识，更多地是作为联结在华西方传教士的纽带。到《万国公报》时期，则关注国内外的新闻更甚于教区的信息。后来发行的《益智新录》中有一个创办声明，体现了林乐知等传教士对广义的基督教概念达成了共识，即基督教融合了科学、人与上帝及人与人的关系。在这份报纸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林乐知对中国事务及情势的准确判断。林乐知及他在中国的作为所代表的中西方关系是哪一种呢?通常在归纳中西方关系的时候我们会采用以下三个理论来阐释:（1）冲击———反应模式，（2）传统——近代模式，（3）帝国主义在中国（本书的作者将它定义为文化帝国主义，参看本书213页）。作为监理会派来的传教士，林乐知的主要任务是传播西方基督教，但是我们也看到林乐知的确为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理念和实施内容输入了新的元素。他既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挑战、也对中西方文化交流注入了能量。林乐知认为，基督教能满足中国所有的需要。他将基督教的定义进行了拓宽。林乐知眼里的基督教是—将人和上帝连接在一起的宗教，是一种规范人与其同伴交往的道德，同时是教会人认识万物的特性和用途的知识。在传教的初级阶段，主要的任务是展示西方的知识和物质资源，从而启蒙、安慰、拯救中国人。他还对中国的宗教进行了分析。林乐知承认儒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并列性，特别是儒家有关孝道、仁、义、信、利和智的理念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如果从狭隘的传教的定义上来看，林乐知算不上是一个成功的传教士，但是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上来看，林乐知树立了一个典范，即将西方（宗教、科学、文化）进行了打包式的销售，并同时与影响了中国近代进程的知识分子们实现了对话，而这些人日后成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他似乎又是成功的。
自林乐知的日记，请参见本书第二章的注23。
译者2013年7月于上海
19世纪中华帝国和西方世界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一个令人兴趣盎然的课题，时至今日却仍未被史家们理解透彻。众所周知，在19世纪下半叶，一方面美洲和欧洲之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另一方面，欧洲和中国的接触也日益增多。那么这种接触和在中国最终形成的改良及革命运动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西方对中国近代转型的具体贡献又是什么呢?
要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从研究中国内部的发展——包括文化和政治的——入手，因为它们对来自西方的影响作出了回应或抵抗。但是我们也有必要用尽可能具体的方式，来定义西方在中国的活动的本质。作为一种正确的历史研究方法，一个人在着手研究前，有必要了解西方为中国提供了什么，以及在中国自身发展的背景下理解中西方交流所带来的影响。
本书的研究试图通过一个传教士不足二十五年的传教生涯的有限视角，来确定西方文明的哪些要素被带到了中国，以及西方文明中哪些被西方人自己挑选出认为最能满足中国的需要。我选择的案例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为林乐知是中国第一份登载新闻报道和背景文章（backgroundessays）的杂志的创始人，该杂志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份关注社会批评和提供改革建议的刊物。这份杂志创办于1868年，最初起名为《教会新报》（ChurchNews），主要在中国的基督徒中发行，1874年更名为《万国公报》（ChineseGlobeMagazine），面向更加广大的读者，刊登的主要是公众关心的世俗内容。1883年林乐知接受了监理会（MethodistEpiscopalChurch，South）驻华传教士团负责人的任命，杂志一度停刊，1889年又恢复出版，林乐知仍然担任主编。这份杂志在中国19世纪90年代的改革者之间广为流传，今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它早期（1868—1883年）出版的内容，更无人对其进行研究。然而，在杂志创办的早期阶段，康有为曾于1883年在上海购买了这份杂志，此后他回到广东撰写了他影响深远的著作，其中描绘了人类进步、平等的乌托邦社会，以及建立相关机构推进个人福利和自治。
在进入对《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的研究之前，有必要了解这份杂志的创办人。本书的前三章对林乐知从出生到1883年的人生旅程进行了描述，并聚焦于他自己发展的独特的传教方式，以及他扩展了的关于基督教的信息。他最早的活动可追溯至美国南北战争前他在佐治亚州埃默里大学（EmoryCollege）学习的经历，但对理解他的传教事业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上海做的一系列调整——学习中文、在隶属于政府兵工厂的一所学校教书、发掘中国的知识分子及其精神需求、重新定义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包括强调科学、经济和道德发展的重要性。中国的教育体制的创新——包括男女平等——逐渐变成林乐知最为关注的方面。因为他相信发展中国教育的关键在于转变知识分子的观念，因此他试图通过传教士的新闻事业寻求一种与中国知识分子沟通的方式。最后两章分析了1868年至1883年林乐知所创办的杂志的内容。这里涉及的不仅是林乐知，还有中国的基督徒、为杂志撰写文章的传教士（大部分是英国人）。毫无疑问，林乐知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这实际上也是林乐知与投稿者所进行的思想互动。林乐知不仅承担了编辑的工作，他还为整本杂志定下了基调，因此投稿者的文章与编辑的文章实现了和谐一致。我对林乐知本人撰写的文章进行了相对详细的分析，我也试图分析其他投稿者撰写的文章，以及杂志中的宗教、中国和西方的新闻、科学和技术类内容等板块。关于杂志的连续性以及转型期———特别是《教会新报》向《万国公报》的过渡阶段———本书特别给予了强调。我也调查了至1883年为止杂志的受众和发行情况。
该研究的第一部分主要是依据林乐知的个人档案，这些档案保存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伍德拉夫图书馆高级研究中心特藏部（SpecialCollectionsDepartmentoftheRobertC.WoodruffLibraryforAdvancedStudies，EmoryUniversity，Atlanta，Georgia）。我要感谢特藏部的主管DavidEstes及他的同事，没有他们的帮助，这项研究的大部分将无法完成。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南卫理公会大学BridwellLibrary图书馆的MarionK.Warnick在确认收藏于该馆的由林乐知撰写发表在杂志上的一些信件和文章方面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特别要感谢林乐知已去世的外孙GeorgeR.Loehr先生，1967年他在RichardG.Irwin的建议下公开了林乐知的信件、日记，以及其他由他保管的各种手稿。目前这些材料和林乐知的收藏品一起存放在埃默里大学伍德拉夫图书馆高级研究中心。
《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可以在数个地方找到。其中有一份被装订成册，藏于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Claremont）学院和诺德（Honnold）图书馆，可封面和目录在装订时被去掉了。该杂志的缩微胶卷则藏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华盛顿大学图书馆，1969年在台北出版的四十卷重印本即以此为依据。杂志最完善的版本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的东方印刷书籍和手稿部（DepartmentofOrientalPrintedBooksandManuscripts）。非常感谢该部职员为我提供1868年至1883年两份杂志每期目录的复印件。由于每一期的出版日期只标注在目录页上，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将无法确认任何一期杂志的准确出版时间。
在这里我必须提到来自刘广京（K.C.Li）的持续鼓励。如果没有他在过去十年中热情地支持，这一研究将是无法实现的。对于那些读了这本书的草稿并给予指导和评论的人士，我也在此一并感谢。在这些读者中，我特别要感谢下面这些人，他们是:已去世的罗荣邦（J.P.Lo），SuzanneBarnett，小海亚特（IrwinHyatt），DnielBays，Y.S.Leung，石汉椿（RichardShek）。我还要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和爱荷华州立大学对这项研究提供的资助。
其他人对本项研究的完成提供了间接的帮助。感谢我已去世的妻子Cynthia以及我的孩子们，感谢他们在周末让我能独自一人安心于学术。对于这种“伟大的隔离”，我非常感谢他们，并希望这些时间将来能用其他的方式予以弥补。我特别要感谢我已去世的妻子，当我们早些年在一起时，这项研究就已经开始构思、研究和写作，没有她的帮助和鼓励，我可能就不会如此勤奋地去完成它。令我感到特别悲伤的是，她没能活着看到这本书的脱稿和出版，这是她非常期待的成果。我知道她并不热衷于把书作为一种镌刻记忆的载体，但我还是要把这本书献给她作为对她的感谢。
贝奈特
林乐知这个名字对大多数学习过中国近代历史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他和利玛窦、李提摩太一样，都是探索“宗教对话”的先驱人物。读完全书之后，林乐知的形象变得更加丰盈和多面，并不能仅仅用“传教士”这三个字来简单概括，与他有关的也不仅仅是“宗教”。他在中国长达四十几年的生活中，更多扮演了社会活动家、教育家、中西方文化交流家和新闻出版业者的角色。林乐知为自己预设的传教的受众，既有普罗大众，又有精英官员。在华的生活经历帮助他不断修正自己与中国百姓、但更主要的是与知识分子接近的方式。本书所重点讨论的由林乐知创办的报刊《教会新报》（后改名《万国公报》）成为了他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沟通交流的平台，并进而影响了传教士和中国知识分子二者对中国社会的思考方式。
首先，林乐知毋庸置疑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本人具有十分强烈的传教愿望。他接受“圣召”、放弃安逸的生活、变卖了自己在美国佐治亚州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庄园凑足旅费，来到上海传教。他有着坚定的信仰。
其次，林乐知是一名尽职的传教士。在华传教期间，面对重重困难，比如得不到母国教会的支持、传教人员的匮乏（最初人员规模不超过3人）、经费不足、没有落脚点以及还受到清政府对其活动范围等方面的限制，他有过动摇和迷惑的时期。他曾在日记里写道:“曾经如火般的热情，永不止息的活力，引人入胜的兴趣，活泼的信仰，闪耀着光芒的眼睛，充满爱的灵魂……现在都变了，变得不强烈、衰退、缺乏自信、了无生气、分裂以及黑暗。”①他通常是在孤军奋战，既缺少经济上的赞助，也没有精神上的认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林乐知仍然努力地传教，即使接受洗礼入教的人数少的可怜，他还是坚持常规的传教活动，他对传教有着坚持不懈的韧性。
再次，林乐知是一名出色的变革家。他对中国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不是像大部分普通的传教士那样进行“防御性”的传教或“只遵循传统的福音传播模式”，他所实施的是开拓性的行动。林乐知推崇巡回布道，在嘉定、南翔等地都设立了站点。他学习中国的历史、接触中国人、自学中文，用中文来翻译《圣经》、用中文和中国人熟悉的观念来布道，实现了真正意义上传教的“在地化”。林乐知的宣教主题也呈现多样化。他认为教应该带来的是科学知识、先进的生活方式（卫生、有序）以及正确的世界观（上帝造物）。他还关心中国的妇女、积极推进女传教士团的建立。林乐知相信妇女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接近她们就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
担任监理会中国传教士团的负责人之后，林乐知开始塑造有组织、有效率又和谐的传教士团体。林乐知同时也反省在中国传教不成功的原因，他将之归纳为传教士总是追随了商人的足迹，活动的场所在通商口岸，让中国人误认为传教士和商人所追求的利益是一致的。他认为西方人在中国的世俗活动（如商业）对中国的进步是有贡献的。他们展示了西方文明中实用的一面，而要解释西方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就应该由传教士来担此重任。林乐知认为传教士同时应该是一名教师。他和其他传教士们都强调教育改革对于其他所有改革措施的重要性。因而创办了中西书院。在林乐知创办的学校里，即传播西学，也学习中国经典。他从来没有“全盘西化”的概念，他认为派遣赴美留学的学生必须先在母国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这样才能避免“去国家化”。在教育理念上，他关心的是“完整的人”。林乐知坚信基督教发展了“完整的人”，它照亮和控制了“完整的人”，更重要的是，它还包含（“包括”和“理解”）了整个人及其牵涉到的关系。目前在大陆和港澳台地区所推行的博雅（通识）教育中很多学校都提出了“全人”教育，如拥有比较悠久历史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这和它的基督教背景有关。这也表明基督教的这个理念在当今的教育领域里被普遍地接受了。
林乐知认为，传教士工作的成功与否，直接关涉到西方能否在一个国家产生影响。林乐知来到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社会制度遭遇批评且不断增加的时代。他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年老而虚弱”的国家，“借口因为太老而不思变革，但又不情愿屈服于其他更加年轻、充满活力的国家（如日本）”，但是他也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接受变革的速度。邻国日本的开放使得林乐知认为中国也马上会走上这样的道路，但是中国人“中庸”的思想根深蒂固，特别是在接受新的思维模式和新的法律体系方面，中国没那么容易改变。只有朝廷发生变化，其发出的政纲政令才能对广大的百姓发挥作用。如果中国政府的首脑皈依基督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民对该宗教的接受（虽然这并非决定性的）。
本书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讨论林乐知创办的报纸:《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益智新录》。编办报纸可以说是出于机缘巧合。一方面，为了维持生计，给报纸做编辑通常是传教士们的副业；另一方面，林乐知将办报的宗旨进行了提升。通过办报，他希望能建立起与控制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阶层接触的渠道，对他们性格层面上儒家道德理念和精神施加影响，从而以西方（或基督教精神）取代儒家思想中不完备和不合时宜的体系。林乐知对中国士大夫阶层有很多的批评。他觉得他们虽然非常善于从经典中引章摘句，并利用这些知识成功地进入政府工作，但一旦进入政府便一事无成，这一弊病的根源在于他们所受的教育。
阅读他的报纸的群体中不乏中国当时的思想家和官员，比如改良派的冯桂芬，后来出任驻英大使的郭嵩焘，以及时任上海道台的应宝时。在林乐知的报纸里，他调整了“世俗”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在一般人的理解里，宗教和科学貌似是矛盾的，宗教是一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科学是人了解和解释世界的方法论。但是在林乐知那里，他将两者的信息同时传递给读者。《教会新报》的主要内容是介绍三种“光”——物理之光（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的技能）、智慧之光（西方的发明和思想）、道德之光（宗教的任务、传播福音）。当《教会新报》改名为《万国公报》之后，其功能就发生了转变。前者除了传递知识，更多地是作为联结在华西方传教士的纽带。到《万国公报》时期，则关注国内外的新闻更甚于教区的信息。后来发行的《益智新录》中有一个创办声明，体现了林乐知等传教士对广义的基督教概念达成了共识，即基督教融合了科学、人与上帝及人与人的关系。在这份报纸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林乐知对中国事务及情势的准确判断。林乐知及他在中国的作为所代表的中西方关系是哪一种呢?通常在归纳中西方关系的时候我们会采用以下三个理论来阐释:（1）冲击———反应模式，（2）传统——近代模式，（3）帝国主义在中国（本书的作者将它定义为文化帝国主义，参看本书213页）。作为监理会派来的传教士，林乐知的主要任务是传播西方基督教，但是我们也看到林乐知的确为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理念和实施内容输入了新的元素。他既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挑战、也对中西方文化交流注入了能量。林乐知认为，基督教能满足中国所有的需要。他将基督教的定义进行了拓宽。林乐知眼里的基督教是—将人和上帝连接在一起的宗教，是一种规范人与其同伴交往的道德，同时是教会人认识万物的特性和用途的知识。在传教的初级阶段，主要的任务是展示西方的知识和物质资源，从而启蒙、安慰、拯救中国人。他还对中国的宗教进行了分析。林乐知承认儒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并列性，特别是儒家有关孝道、仁、义、信、利和智的理念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如果从狭隘的传教的定义上来看，林乐知算不上是一个成功的传教士，但是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上来看，林乐知树立了一个典范，即将西方（宗教、科学、文化）进行了打包式的销售，并同时与影响了中国近代进程的知识分子们实现了对话，而这些人日后成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他似乎又是成功的。
自林乐知的日记，请参见本书第二章的注23。
译者2013年7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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