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华人

    古今生民命 天下华人心
    海外华人研究大家
    香港大学原校长王赓武
    以史为镜 文明无界
 

    王赓武教授的文集《天下华人》主要对“华侨”一词的起源、历史著作中的华侨、中国革命与海外华人、“华人散居者”、海外华人的过去与未来等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该书充分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且参考资料详实、研究方法独到，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关于海外华人的学术文集，是读者了解相关问题的重要工具。
    《天下华人》为“世界华文大家经典”丛书中的一种。
    “世界华文大家经典”丛书汇集了全世界华文学术、文学、艺术大家的经典著作，既有大家的作品精选集，也有新完成的专著。以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展现当今华文世界的历史、文学、艺术的全新气象。所选的作者都是文化界一流的人物，在各个领域都有深远的影响，具有广泛的读者群。

    王赓武
    1930年生于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泗水，祖籍江苏泰州。1957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国大东亚研究所和李光耀公共学院主席，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主席。历任马来亚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远东历史系主任、太平洋研究院院长。1986—1995年任香港大学校长。
    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历史、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移民研究等。近年在国内出版有《1800年以来的中英碰撞》《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华人与中国》《王赓武自选集》等。

代序  古今生民命天下华人心苏基朗
“华侨”一词起源诠释
中国历史著作中的东南亚华侨
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背景论述
中国革命与海外华人
辛亥以后的民族国家
五四以前的正统与乡俗文化
海外华人与作为中国人
留学与移民：从学习到迁徙
单一的华人散居者？
海外华人：未来中的过去
华人新移民：何以新？为何新？
终而复始：全球化的中国历史

    王庚武的中国历史旨在通古今之变，故不为朝代时期正史学官所囿限；以世界为视野，故不以国界疆域语言肤色作计较；用心不离海内外华人生民的忧患与运命，故能避免唯我独尊的西方中心主义，亦不陷入排他的狭隘民族意结。
                                                                   ——苏基朗

    王赓武教授原籍江苏泰州，父亲王宓文先生(1903—1972)应邀至南洋执教华文，因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泗水(Surabaya)，时维1930年。其后在马来亚霹雳州怡保成长，在安德逊学校(Anderson School)接受西方正规英语教育，在家师承父母传统中文家学，因得兼擅中英双语，及得窥两者文化的堂奥。1947年举家回国，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就读，翌年因政局剧转而返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在历史系完成学业，留校攻读研究院，旋负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1957年获哲学博士，再回母校继续教研工作。王教授1962年出任文学院院长，33岁荣升马来亚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为首位华人出任该职位者。1968年作为首位华人应邀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讲座教授及系主任，其后并曾掌该校太平洋研究所所长(1975—1980)。由于学术成果丰硕，影响深远，故此获选为多个著名国际级研究机构的院士，包括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台湾“中央研究院”、美国文理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等。1986年王赓武教授应邀出任香港大学校长之职，主政十年之久，建树良多，有关其在香港的业绩及成就，在本港学界早为人所熟知，毋庸赘述。自1996年由香港大学荣休起，王教授复应邀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至2007年始退职为该大学的大学特级讲座教授。

    王赓武教授著作等身，至2003年初共出版英、中及马来文专著、论集等专书27种以上，独编合编专书18种。截至2008年夏，复增加8种至53种。其著述内容主要围绕三个学术领域：唐至明中国政治与外交(中国中古及近世政治史)、20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与外交(近代与当代中国政治史)以及海外华人历史与政治(海外华人史)。

    王教授早年的著述，包括他1957年在《亚细亚大陆学志》（Asia Major）所发表分析《旧五代史》笔法的文章；论述五代名相冯道而收入芮沃寿(Arthur Wright)及崔瑞德 (Denis Twitchett)主编的《儒家人格》(Confucian Personalities，1962)的论文；以及1963在马来亚大学出版，而由斯坦福大学于1967再版的《五代华北的权力结构》(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均属其中国中古历史的成名之作，而以五代为中心。其后王教授陆续发表若干研究传统中国的重要著作，涉及唐代政治与江南、宋代外交等课题，与及一系列有关元明至清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论文及专书。这些作品早成为从事有关领域的权威著作。

    王教授对近现代中国史及政治的兴趣，可以上溯至他在大学时期对孙中山及康有为的研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越来越专注东南亚史及东南亚华人史研究时，自不免对近现代的中国政治产生更大的关注。这在他70年代中后期发表的一系列专书及文章内清楚反映出来。如《重生的中国》(The Reemergence of China，1973)；《中国社会与中国外交政策》(Chinese Society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收《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Affairs，1973)；《今日中国之古为今用》(Juxtaposing Past and Present in China Today) 收《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1975）；《1949年前中国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 in China before，1949) 收《中国：20世纪革命的冲击》 (China：The Impact of Revolution，A Survey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1976)；《1949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独立、现代性以及革命的冲击》(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949：The Impact of Independence，Modernity and Revolution，1977)等。王教授在这些论述近现代中国的著作中，仍是从政治史及政治学的视野出发，探讨百年来中国在革命及西方的国家民族主义浪潮下，在政治思想、政策、制度等方面所作的回应。与当年流行的中国观察家(China Watchers)著作的比较，王教授论当代中国时，往往能从纵深的历史文化角度切入，高瞻远瞩地透视杂乱无章的政治纷争表象。其代表作之一，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权力、权利与义务》(Power，Rights，and Duties in Chinese History，1979)。该文原为“马礼逊讲座”(Morrison Lecture)演辞，体大思精，气势磅，由先秦儒家理念综论到“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兼及中国文化内权力、权利与义务三者互动的理论与实践，并进而积极探索三者平衡的前景。此外，王教授曾编辑套全面论述香港的参考丛书，并以其丰富的中国历史、政治、文化等知识为基础，就香港回归而发表不少语重心长的评述，在警世恒言之中，犹充满对未来的希望。

    后是王教授近数十年来用功深、影响广的领域：海外华人史及政治论述。哈佛大学孔非力(Philip Kuhn)教授曾对他的相关学问作详尽的评论，收苏基朗等编《中华世界秩序的权力与身份认同》(Power and Identity in Chinese World Order，2003)，以下兹略举数端以明其梗概。他在这方面的著作可以追溯至1958年由皇家亚细亚学会马来亚分会出版的专刊《南海贸易》。该书专论汉至五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内容即涉及华人在东南亚的活动及其意义。王教授在马来亚大学的年代，正是当地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而独立建国的前后，历史课程及研究方向均面对全新的挑战，一方面要处理如何重新理解马来亚民族国家的历史根源，以为立国的国家身份认同的文化根基；另一方面要处理当地数世纪以来累世定居以及19世纪大量徙进的移民的民族性问题，其间关键的莫过于王教授个人所属的华人社群。在这方面，王教授的贡献非常重要，例如他的《南海贸易》以翔实的史料证据，说明历史上以陆权及农业为基础的历代中华帝国政权，长期以来对海上扩张并无野心；11世纪以前华人在南洋活动仍以贸易为主要内容，商人才是主角；因此中国自始对东南亚的影响，主要是非官方的商业行为及华人对当地经济与文化的贡献。据他后来的研究，后期中国皇朝对海上发展的兴趣亦不大，政策主调仍是以松散形式的朝贡外交关系来维持贸易来往。中国东南沿海地方经济，因而与此变得息息相关。不少儒家士大夫似乎亦对此有所体谅与包容。福建商人团体形成首个中国式的前近代“无帝国商人”(merchants without empires)，这与西方的海上帝国政商结合的历史轨迹，可谓南辕北辙。南洋华人从未建立任何殖民政权，亦与中国本土的政权缺乏政治上的联系。这种历史认识，对理解华人在马来亚建国过程中应该何去何从，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王教授另一篇影响甚巨的文章是1970年发表在《中国季刊》的《马来亚的华人政治》(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文章分析当地华人群体的五花八门，指出以中国利益为依归而与中国维持紧密关系的，与世代在此土生土长而英国化甚深的海峡华人(Babas)均属少数，人数多的一类，仍是一方面希望落地生根，融入当地社会与国家，对政治比较冷漠，另一方面则盼望能继续保留华族文化及华语。他的论文消除了认为这类大多数华人对马来亚具有威胁的恐惧。王教授在此领域的另一重要理论，则集中分析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的问题。见其合编的《二次大战以还东南亚华人转变中的身份认同》(Changing Identities of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1988)。他提出精致的分析架构，阐明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一直按族裔、政治、经济、文化四轴的处境，因时因地而不断调适变化，以求存于当地，故不可能具有共同的目的论方向。他们既非“同化论”(assimilation theory)所预期的洗尽中华文化而蜕变成完全的异乡人，亦不是“中介型少数民族论”(middleman minority theory)所论定的一直抱着落叶归根情怀而客居他乡。这种由文献根据出发而对海外华人多样性加以论述的新见，对澄清海外华人身份认同问题的历史根源，有发凡开创之功。

    后一例，是他对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本身所作的系统性分疏。他厘清“华侨”(overseas Chinese)及“华侨圈”(Chinese diaspora)两词的含混意义，指出其不特不适用于海外华人，并且引起非华人的广泛误解，令人以为海外华人一致团结地抱持落叶归根、效忠母国的侨居心态，而漠视其多元多变与忠于居留国的动态实情。基于对西方历史文化的深度理解，他也对英文 “China”“Chinese”“Chineseness”等一系列近代输入中国的概念，从事历史的剖析，以说明其随着当代政治经济的变动无常而产生多元多变的内涵，故此不能简单地望文生义，用以规范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王教授提倡的“海外华人”(Chinese overseas)一词，也已渐为学界所通用。

    综观王赓武教授的治学关怀，似可分为两点。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亦可说千丝万缕，不易清楚分割。

    其一，古今生民命——综观古今中国政治文化之演化，及其左右中国乃至海外华人运命的轨迹，进而寻索海内苍生福祉的愿景。

    王教授的治学领域之一是中国中古近世史，早期并以五代为中心。《五代华北的权力结构》第二版2007年刚在新加坡出版。王教授在再版序上，对是书的出发点作了更清楚的交代。按分崩离乱的五代，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中向属冷门范围，当日这本书以五代为研究对象，自有深意。中国二千年来，正统政治文化均以大一统为常轨，分裂割据为恶世，所有从朝代兴衰史观出发的正史及重要史籍，均以一统盛世及统一中央集权政权的维持为旨趣，故此往往忽视五代。但若不为这种过时的朝代史观所囿，则五代之世，上承中唐百载以还的分裂割据形势，下开宋元明清四代千载大一统的局面，而没有让中国走上千年分割的命运，其在历史上的举足轻重，与其向受忽视的现实，岂非毫不相称？五代各政权的军人文士，如何通过各种策略及制度变更的持续努力，为政权争取天下，前仆后继，终缔造成宋代重现统一南北的局面，王教授的研究正好说明这种一统天下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巨大动力。五代虽然距今千年，但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大一统心理，在由西方输入的近代主权国家意识及其民族主义之内仍不断发酵孕育，因此也变成百年来中国政治的一大课题。王教授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三十余岁之年，能别出心裁地钻研五代政治史的关键课题，并能透视其在中国政治文化内贯通古今的重要历史位置，充分体现史家洞察时代，关怀世情的敏锐触角。

    其二，天下华人心——由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分析出发，分疏十九世纪至今世界各地华人的认同困境与内外心理张力，进而提出可行的出路与理想。

    王教授1997年以《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寻觅自我》为题在哈佛大学作赖孝和讲座，探讨古今海外华人移民的轨迹，分析过去数十年来华人移民潮的重大质变，即由以商人及劳动者为主力的19世纪形态，转变为以知识、学历与专业为基础的20世纪末新移民。同时，新一波移民主要定居地区的西欧、澳纽、美加等社会，亦经历了70年代以还的所谓包容性多元文化主义(tolerant multiculturalism)运动洗礼而变得更为开放、包容、多元，因而在新一辈海外华人间催生了新的诉求，即希望一方面完全地融入当地社会及其主流语言、文化，一方面仍然保留若干基本的中华文化生活意态。他们无须再在全情投入当地社会政经活动的同时，面对必须放弃个人及家庭维持华人文化生活的抉择。孔非力教授认为西方多元文化主义为海外华人所带来的新机遇，正与王赓武教授一向追求的自由主义理想不谋而合，因而成为他对海外华人困境的一个新希望。王教授在此开拓出海外华人作为个人的主体性与自主性(autonomy)的理论。孔教授将之归纳为“可以自由自在地选择如何作一个华人，不必迫于狂热浪潮而虚与委蛇，或畏于偏执流言而不敢自陈。”(The freedom to be as Chinese as one wants，without feeling coerced either by zealots to be more so，or by bigots to be less so)。所谓“有碍个人抉择的狂热与偏执”，既可以是来自中国的压力，要求在政治及经济事务上忠其所好，亦可以是生自居留地方的压力，不容保留可资辨认的中华文化作为身份认同的基础。正因为此种包容的渴求，使得比较自由的西方社会成为热门的移民选择。至于这种可以维系海外华人、可以有助说明中华性(Chineseness)的中华文化，到底包含什么具体内容？王教授强调其核心价值包括尊重教育、唯才是尚、勤劳节俭、忠于家族纽带 (respect for education and meritocracy; hard work and thrift; and loyalty to family networks)。2003年王赓武教授引英国诗人艾略特 (TSEliot)《荒原》(The Waste Land，1922)名句而作演讲《记忆与诉求，忽已难分》(Mixing Memory and Desire)，从个人体验畅谈海外华人的回忆记录与数代人之间身份诉求的今昔。见其半生真情关注与严格学养所谱成的生命组曲，情理兼备，演绎升华，闻者动容。

    通观王教授的学问取向，以贯通古今为治史之经，以科际整合为会通之纬，以史料实证为取信之道，贯通中英双语学术文化世界，古汉语及中国古典汉学造诣甚深，同时兼通马来语、若干欧洲语文、日本语及多种中国方言。正如他在接受刘宏教授访谈时所强调，他的学术中心领域，要之就是中国历史。但他的中国历史旨在通古今之变，故不为朝代时期正史学官所囿限；以世界为视野，故不以国界疆域语言肤色作计较；用心不离海内外华人生民的忧患与运命，故能避免唯我独尊的西方中心主义，亦不陷入拒外排他的狭隘民族意结。十岁开始阅读《太史公书》的王教授，自言中国古籍对其发生毕生影响的，莫如《史记》。综观其半世纪以来的学问路向及治史胸襟，可谓并无虚言。王赓武教授1966年在马来亚大学的讲座教授就职演辞，亦以《史用》(The Use of History)为题(收《社群与民族（国家）》Community and Nation，1992)，指出历史学的典范在东西方皆不断转移：西方近代学术流变，常以学院内部的思辨能量为发端；亚洲的典范转移，却更受当地政经发展所左右，区内的史家因而具有更大的时代使命，参与重新建构了解当地新国度所不可缺少的实证史学知识。可见王教授进出中西史学的堂奥，强调“言必有据”的严谨治史方法，却又洞察史学与时代的息息相关，抱持经世致用的务实胸怀，对他所处的时代，克尽西方所谓“公共知识人”或儒家传统所谓“士”的社会责任。

    后，仅引王赓武教授在近一次访谈中对当代知识人角色的两点按语，以为总结：“致知当达天下绳准，睿智可修无穷境界；为学可以经世济民，立命竟非徒然虚妄。”(“To attain world standards of knowledge and build up their own intellectual capacity.To lead the world in terms of scholarship should be a realizable goal.”In Diasporic Chinese Ventures：The Life and Work of Wang Gungwu，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