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软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0196541
我从这本书记录下来的文字里，才再一次认识他；从那些我没来得及听见的话，听见了没听进去的话，听进去没听明白的话。——央视主持人 柴静
不仅是纪录片从业者，我觉得所有读到这本书的人都可能会受益，因为陈虻谈的是一种对人的理解，拥有这种理解力，将是一次精神上的整容。——央视制片人 李伦
陈虻的书能够在这个时候出来，也是喝这个时代的一个对话。——复旦大学教授 吕新雨
陈虻，一个被崔永元、白岩松、柴静等一众思想锐力的名嘴称为精神领袖的人。
本书汇集了陈虻生前在央视评论部的审片经典言论、讲座精华、报道文章以及影像，展示了纪录片从观念到方法、从栏目化管理到新节目研发的思想精华。本书由十八篇文章构成，从十八个角度解构他的思想，展示出一个思想深刻而诗意表达的纪录片人之有趣。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于2013年1月推出第一版，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已经连续印刷十次。在新的一次加印之际，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给了我修订的机会与时间，使我能够对本书的内容进行勘误、校正以及补充与完善，力求精益求精，以更高的品质，回馈读者的厚爱。
本次再版，主要进行了四处较大的修订：
一、18篇博文的次序、部分博文的结构，根据时间维度和逻辑关系做了适当的调整。将原来一些疏漏的内容以及新收集到的材料和对一些素材新的认识，一一补充、修正到书中，因而各个章节内部也基本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
二、2013年为纪念央视《东方时空》开播20周年，拍摄了8集电视专题片《点燃理想的日子——我与“东方时空”二十年》，三联书店同时推出了同名书籍。在这部专题片的拍摄过程中，摄制组曾先后采访了在《生活空间》工作过的15位编导、摄像。本书在修订过程中，参考了这15位被访者讲述的原始记录，从中摘取了一些内容，对有关章节做了充实。
三、附录部分置换了全新的内容：1.上海《东方早报》2013年3月13日在“文化专题”版推出《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的书评专题报道，该报记者对王韧、吕新雨、李伦的三篇访谈。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1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办的大型读书会2个半小时的现场全文实录。
四、重新设计了本书的版式、装帧，其中陈虻的艺术照，出自著名摄影家黑明先生之手，他曾供职于《中国青年》杂志，照片于2002年拍摄。23幅工作照以及生活照由原《生活空间》栏目组刘鸿彦和陈虻的家人提供。
今天所做的一切相加就等于未来
生命需要保持一种激情。一个人内心不可屈服的气质是会感动人的，并能够改变生活。
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一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你不改变这个过程就改变不了结果。
努力不是成功的根本，重要的是观念。而改变观念完全是由思维方式决定的。
你们遇到的问题，我都遇到过，思考过，总结了应该怎么做，还分析了这样做的道理。
“现在”就是小时候想过无数次要为之奋斗的未来。
《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做人和做饭，我以为做人更紧要，这个节目能不能服务于提高人文教养水平呢？
在前挤后压的情况下，我们寻找到了一个新的表现领域，新的题材领域。
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
安身立命的是一种态度：“目击者”的态度，人文关怀的态度，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选择了一种工作，实际上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要完成一件成功的作品，需要两种极具反差的品格——灵异奔放和老老实实。
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是需要一级保护的产品
国际纪录片有各种流派，你说我们这种拍法算哪一派的？
电视纪录片要利用观众的感性到场，达到观众的理性到场。
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关注现实的此刻当下，这是中国纪录片的生命和基础。
纪录片最终的结果是和社会发生关联。中国纪录片面临的挑战，还包括创作者对社会关注能力的挑战。
纪录片有剥削性，就是把本来属于个人的问题公众化了。
影像纪录比文字叙述更有文献价值。
大道无术 万法归心
作为第一代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制片人，真的是很自豪的事情。
塑其行易，塑其心难，所以“万法归心”；心正则权正，出于我心，归于公心。
尊重，始终贯穿在我与人的相处关系中，也是我管理中一脉相承的东西。
我更在意你接受新信息的能力和方法。
永远把你的思想、经验和精力贡献给新来的以及水平最差的同志。
最重要的是修炼自己，首先改变自己、提升自己，而不是学什么与人斗的方法。
我不是在改片子，是在改人
既然文如其人，为何不从做人开始？
不能说不好，只能说怎么更好；不是告诉你怎么改，而是激发你自己修改的欲望。
审片的四层次：主题、结构、细节、节奏。
别用排斥的方式来接受我的信息。
自我教育所取得的效果胜于他人枯燥乏味的说教。
兄弟你看，我眼里有泪。
找到属于电视本体的表现手法
我们自身掌握影像方式传达信息和思想的能力，也是限制我们发展的重要原因。
纪实影像有三个功能，或者说三种境界——叙事、抒情、思想。
视觉词汇更多的是一种创造，不是继承。是用新的词汇、构图、运动来体现你的表达。
在全局战略上是编导说了算，在局部战场上就是摄像说了算。
影像风格是由景别和长度决定的。
视觉解读能力是要训练的，你必须经历精读和泛读两个过程。
真实永远取决于认知的主体
中国电视纪录片里程碑性的人物之一、中国电视著名栏目《东方时空》的缔造者之一、中央电视台高级记者陈虻同志，在与胃癌抗争九个月后，于2008年12月23日0时23分，不幸与世长辞，年仅47岁。他的离去，使中国电视事业失去了一位不懈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中央电视台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新闻中心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战友，家庭失去了一位挚爱的亲人。
从1985年至今，在23年的电视职业生涯中，陈虻同志为中国电视事业奉献了经典作品、奉献了品牌栏目、奉献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奉献了青春、奉献了健康、奉献了生命。
—— 摘自《陈虻同志生平》
记者问：不想一直连胜下去吗？为什么不派出最强阵容和巴西拼一下试试？
郎平答：我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最近买了一本书，书名叫《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我觉得用来回答关于连胜的问题挺合适的。
《陈虻，我们听你讲》系列博文之三
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是需要一级保护的产品 一部深夜播出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意外蹿红，收视率完胜同期所有的电视剧。
本片的总导演陈晓卿，比陈虻小四岁，他说，我和陈虻首先是哥们儿，然后才是同行。
此处的同行，不仅指他们共同供职于中央电视台，更因为他们都属于纪录片圈儿里的人。
2008年12月，陈虻去世。陈晓卿在一篇纪念文章里称他为“央视新闻中心纪录片的带头大哥”。文中提及20世纪90年代陈虻当制片人的《生活空间》，陈晓卿更形容那个时候的陈虻是“纪录片教父级的人物”。
想当年，《生活空间》每天讲述一个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陈虻尝试将纪录片的创作理念和表现手法引入电视栏目，把先锋的、实验的、拍摄周期长、表述精英化的纪录片，做成了一个日播的电视节目，并获得了栏目化生存。
于是，处于“江湖之远”的独立纪录片创作者，处于“庙堂之高”的央视新闻人，聚合在这个平台之上，电视新闻节目改变了语态，接上了“地气儿”，而中国纪录片在这里获得了技术、政策的支持，找到了一个新的出口。
陈虻始终认为：纪录片在电视台，在中央电视台，在全国电视台乃至世界各国电视台，都是一个需要一级保护的、需要特别呵护的一个产品。
他多次语气诚恳地表态：如果我个人的能力能够对纪录片有所帮助，我是义不容辞的。
本篇博文的关键词：电视纪录片、影像纪实、理性到场
陈虻：国际纪录片有各种流派，你说我们这种拍法算哪一派的？
中国的“新纪录片运动”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
1993年10月，央视《生活空间》从服务性栏目向纪录片栏目转身，很快成为这个运动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它带动了电视纪录片这一节目形态风行全国。1995年，全国共有36家电视台设立了纪录片栏目，1997年这一数目增至46个。
而且这种节目类型在国际纪录片的众多流派中已经自成一派。
1997年8月17日至26日，陈虻在北京组织召开了“首届北京国际纪录片学术会议”。包括怀斯曼在内的10位国际纪录片大师以及全国近500名纪录片创作者、实践者参加了会议。会议规模之大、学术水平之高，赢得了国内外纪录片业同行的赞誉。
会徽，是陈虻设计的，左边是电影胶片的齿孔图案，右边是汉字的一“点”，这个“点”取自王羲之的墨迹。简朴、雅致，体现着陈虻的审美观。
会上，陈虻与台湾纪录片界的一位学者李道明，私下里有一个交谈。
陈虻问：你们都是大师，知道国际纪录片的各种流派，你说我们这种拍法算哪一派的？
李道明不解地说：陈虻，你太不自信了。你们这种节目类型已经独树一帜、自成一派了。而且，全世界很少有人可以把这种类型的纪录片栏目化播出，你们做到了，很厉害。
陈虻还不自信。到北京国际电影周，他又听到了一位专家的评价，鲍波说：在看过许多纪录片以后，有一部片子胜过了所有的片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鲍波推崇的这部片子叫《姐姐》，正是《生活空间》的作品。
陈虻说：拍《姐姐》的编导李玉，大专毕业，她从济南电视台辞职，到央视《生活空间》应聘。我记得李玉当时提交给我的应聘作品是一条电视新闻，类似《焦点时刻》的现场报道。后来她拍出了《姐姐》这样的纪录片，并且自己开始写剧本，自己导演故事片，用社会集资到的45万块钱拍了一部故事片，获得了亚洲最佳影片奖。她的成长让我感到非常欣慰。不是每一株小苗都能长成参天大树的，但是如果能长成参天大树的人才，我们会为之感到非常欣慰和骄傲。
李玉曾经说：她加入《生活空间》团队的这段时光是“吸取营养最多的几年”。她当时拍摄的纪录片《守望》、《光荣与梦想》在央视内部评奖中频频获奖。
而《生活空间》的纪录片在央视内部各种节目形态中也自成流派。有一年央视台内选送金鹰奖节目，内容包括文艺晚会、电视剧，还有广告、动画片等，《生活空间》报送的节目是《大凤小凤》。审看节目的时候，来的都是各部门相应的领导，一个部门一个代表坐在那儿看。所有的节目一般看个开头，大家就说：明白了。只有放《大凤小凤》时，大家都说这个别停，30分钟的节目，从头到尾破例看完。文艺中心主任高健民说：中央电视台还有这样的节目？没看过。
在《东方时空》内部评奖时，《生活空间》所运用的纪录片拍摄手法也受到推崇。第一次评奖，这个栏目送上《久远的音符》。据说在场的制片人都被此片的镜头与视觉表现力折服，纷纷表示自己组的片子放弃金奖。评选揭晓，不仅这部片子获得了金奖，摄影也获得了金奖。此片的编导李晓旻回忆当年：“我和孙华拉忽然就变成公认的腕儿了，好多人都打听，拍这片子的是谁呀。”
陈虻：电视纪录片要利用观众的感性到场，达到理性到场。
在首届北京国际纪录片学术会议期间，陈虻和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学者、上海复旦大学吕新雨老师有一场对话，其中谈到的一个话题是看纪录片的心理和看虚构故事片心理的区别。
吕新雨说：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问题。纪录片最重要的是唤起我们的理性到场。它不是让你仅仅进入一种本能的感官享受，就像有人开玩笑说要论好看最好看的是黄片。而纪录片不是诉诸人的非理性，靠感官来席卷观众。相反，它让你的理性到场，让你去思考这个问题，进入这个问题的核心。因为它就发生在你所居住的社区，所生活的城市，你的国家，和你作为人类唯一拥有的地球，所以你无法逃避，你必须面对。实际上是一种对话，你的心灵和创作者心灵对话的过程，唤起你的理性介入，这是纪录片的观众和故事片的观众观看心理上的本质区别。
听到这番话，陈虻的感觉就像捅破了一层窗户纸。他又进一步考虑到电影纪录片观看和电视纪录片收视状态的不同，日后他以“感性愉悦”和“理性交流”为起点，开始了对电视纪录片创作的思考。他说：
电视纪录片和电影纪录片，最需要考虑的差异在哪儿呢？我觉得最本质的区别是观赏状态，也就是观赏环境、观赏方式不同。电影纪录片是把人关进黑屋子里，买票进去出不来了，怎么都得看完。你舍得花几十块钱买票到电影院，肯定有理性到场的心理准备。而电视纪录片的播放环节脱离了电影院，坐在家中电视机前，屏幕小了，但是看的时候更随机了，选择性更多了，因此电视纪录片的观众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观赏环境一变，给电视纪录片，同样用影像方式表述社会的这样一种样态的品种，提出了新的问题。
电视纪录片观众是没有做到理性到场，没有做好这种接受深刻的心理准备。所以，电视纪录片需要戏剧性的东西，它就需要更刺激的、更直观的、更有悬念的这样的东西，来通过感性愉悦，达到理性交流，电视的观赏状态决定了节目的构成。电视首先是在家里摆放的，人们生活娱乐的工具，它是不花钱的，随便看的，想看什么看什么的，这样决定了它是高端技术、低端产品、大众消费的。
综上所述，陈虻说：我的观点是什么？电视纪录片要利用观众的感性到场，达到观众的理性到场，或者说通过“感性愉悦”达到“理性交流”。如果达不到理性到场、理性交流，就达不到利用电视播放纪录片的目的。它就是娱乐。
陈虻看重纪录片以及记录影像的思想价值可见一斑，这也是他对现实问题的基本态度：严肃与理性。沿袭这个思路，他继续思考同属于非虚构作品的电视纪录片和电视新闻报道有什么区别？
陈虻说：纪录片介入的方式和新闻介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先不说舆论环境的问题，咱就说抽象的，在真空模式里讨论。新闻的介入可能更希望的是把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回事说清楚。而纪录片的介入，可能需要创作者本身对这个事件有个人的思想或者理念，或者是媒体的思想或者理念。总之，他对待这个事件，不再是简单的传播，而应该有对事件的认识，有一种思考。这样的东西就可以称之为非新闻化的，而是记录化的。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拍一个新闻纪录片，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肯定。其实拍新闻，确实也可以用记录的方式表现。但是不一定表现在追求新闻的第一落点，即新闻的时效。可以追踪新闻的第二落点、第三落点。比如说现在的足球黑哨事件，不是今天采访，明天就播出，那是《新闻联播》的任务。可以沉淀很长时间，在一个适当时候，在中国足协或者中国司法介入以后的时段，推出新闻性的纪录片节目，如果谁能够拍得好，也会有很高的收视率。《生活空间》给中国纪录片带来了误区，都去拍老百姓，都拍非主流事件。其实有些主流事件，主流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可以被我们记录的，纪录片工作者应该介入。
2001年1月陈虻就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以后，对纪录片与新闻的关系有了更明确的认知和思考，他多次提出“新闻”才是纪录片的主要题材。他一直鼓励从《生活空间》分支出的两个栏目《社会记录》和《纪事》，尤其《社会记录》在选题上要介入新闻主战场。他指导《纪事》，栏目定位也是“行进中的影像中国”。陈虻对现实题材、对转型期中国的关注可见一斑。这也是有原因的，从转行到跳槽，他就是奔着做电视新闻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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