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93256
编辑推荐
《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和社会（第六版）》的文章均为各自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所写，他们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梳理人类社会进程中传播的历史，并阐释其与科技、文化等人类社会要素之间的联系。
内容简介
《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和社会（第六版）》以传播媒介的形态为线索，梳理了大众媒介形成的历史和传播学科的发展状况，是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的重要入门读物。书中文章的作者均为各自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所选文章跨度几十年，多为各研究领域内公认的名篇名作。本书研究视角丰富，为读者了解媒介和传播史提供了更为系统、专业的框架。本书对传播史的研究不仅对其发展历史本身具有广泛的意义，也有益于传播学研究对媒介的深入探索，进而对从传播学及其历史发展的角度全面理解人类行为和社会经历具有重要意义。
目 录
**部分早期文明的媒介
第1章文字的先驱 德妮斯·施曼特贝萨拉特/
象征物与符号
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象征物
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的象征物
新石器时代的象征物
传播与数据储存的转折点
第2章古代帝国的媒介 哈罗德·英尼斯/
从石头到莎草纸
文字的影响与平等权利
变革的效应
苏美尔城邦
泥版与楔形文字
泥版与社会组织
第3章无文字的文明——印加人与结绳记事 马西娅·阿舍、罗伯特·阿舍/
第4章文字的起源 安德鲁·罗宾逊/
文字的功能
文字的起源
文字的发展
文本、言语和语言
现代版“象形文字”
第二部分西方书面文化的传统
第5章希腊遗产 埃里克·哈弗洛克/
印刷机普及之前的读者
第6章文字与字母表的作用 罗伯特·K.洛根/
文字与字母表的作用：信息加工的新模式
零与位置数字系统
数学语言
数量标记、定量分析和质量标记、定性分析所产生的影响
第7章口语文化、书面文化与现代媒介 沃尔特·翁/
您知道您能够回想起什么：记忆法和固定说法
声音的内在性
次生口语文化
第8章中世纪的交流与信仰 詹姆斯·伯克、罗伯特·奥恩斯坦/
第三部分印刷革命
第9章纸张和雕版印刷术从中国来到欧洲 托马斯·F.卡特/
雕版印刷的起源
第10章印刷术的发明 刘易斯·芒福德/
第11章印刷革命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
第12章早期的现代读写能力 哈维·J.格拉夫/
印刷、改革和宗教运动
北美殖民地民众的读写能力
第13章新闻贸易 约翰·B.汤普森/
第四部分电流创造连线世界
第14章电报：维多利亚时代的因特网 汤姆·斯丹迪奇/
第15章新新闻 迈克尔·舒德森/
作为娱乐的新闻业：约瑟夫·普利策和《纽约世界报》
作为信息的新闻：《纽约时报》的兴起
第16章电话接管指挥 克劳德·S.费舍尔/
建立电话业
垄断时期：1880—1893
第17章时间、空间和电报 詹姆斯·W.凯瑞/
第五部分影像技术和大众社会的出现
第18章消费的梦想世界 罗莎琳德·威廉姆斯/
特罗卡迪罗广场上的学校
1900年世博会的重大意义
百货商店里的异国情调
电子仙境
第19章早期的图片新闻 乌尔里希·科勒/
照片新闻业的结构性要素
第20章刻下声音 丽萨·吉特尔曼/
第21章制造留声机 乔纳森·斯特恩/
第22章早期的电影 丹尼尔·茨特罗姆/
第23章电影中的谈话 斯科特·艾曼/
第24章大众传媒和明星制度 吉伯·伐勒斯/
第六部分无线电时代
第25章无线电世界 史蒂芬·克恩/
第26章无线电广播中的公众之声 约翰·杜哈姆·彼得斯/
第27章早期的广播 苏珊·J.道格拉斯/
第28章节目的黄金时代 克里斯托夫·斯特林、约翰·M.基特罗斯/
广播剧
政治广播
第29章广播的声音 米歇尔·希尔姆斯/
广播协作网的悲哀
第30章电视时代的广播 彼得·伏纳泰勒、乔舒亚·E.米尔斯/
第七部分电视时代
第31章电视初现 威廉·鲍迪/
制造业
捍卫商业电视
培训电视受众
寻求国家信号
美国家庭开始喜欢电视
社会影响
电视界面临的政治压力
第32章新语言 埃德蒙德·卡彭特/
第33章为电视让路 林恩·斯皮格尔
家庭团聚
第34章电视改造了新闻 米切尔·史蒂芬斯/
第35章两种文化——电视对阵印刷术 尼尔·波兹曼、卡米勒·帕格利亚/
第36章网络时代的电视 亨利·詹金/
频繁换台型、随遇而安型和忠诚型
在你们自己当中交谈
八卦闲谈如何促进聚合
为投票而比赛
第八部分信息时代的新、旧媒体
第37章控制权革命 詹姆斯·贝尼格/
新的控制技术
信息社会
第38章媒介如何成为新媒介 列弗·迈诺维奇/
第39章互联网的普及 珍妮特·阿贝特/
全球图景
万维网
建造万维网
第40章万维网 杰伊·戴维·博尔特、理查德·克卢辛/
文字和图像设计
万维网的各种修补
网络摄像机
第41章移动网络社会 曼纽尔·卡斯特尔/
坚韧的连接性
网络的选择
即时社群中的活动
个体活动中社会背景的模糊化
接入无线网络是个体价值的源泉，也是一项社会权利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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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早期文明的媒介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提起诸如”媒介”或”传播”这些概念时，许多人想到的都是科技无所不在的世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者们可能会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历史，想到两百多年前出现的报纸、15世纪发明的印刷媒介，或是起源于古希腊的字母。然而，传播媒介实际上更加古老–比刚刚提到的要古老得多。在这部分，我们将看到这些媒介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方面，以及复杂的文字系统在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和埃及地区的起源和出现。
什么是最早的传播媒介？这个问题恐怕无法得到科学的解答，但是其答案却是可以想象的。几乎从我们史前时期的祖先用木头、骨头、石头制造工具以帮助他们从物理上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开始，他们可能就已经在制作”用于思考的工具”了。这类工具最早的形态，可能只是一根刻有表示附近地区鹿群数量的木棍，或者是用来标识所在领地重要事项的圆木。而在这里，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即人类通过创造传播媒介扩大了他们的交流范围。
传播是信息和讯息的交换，是一种活动。大约在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最开始是通过非语言手势进行交流，而后又将语言体系加入进来。随着他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共同拥有的群体记忆就不足以帮助他们记住各种重要的事项了。他们时常需要所谓的体外记忆，也就是储存在人脑之外的记忆。因此，”传播行为”的增加导致了”传播媒介”的出现–人类需要开发媒介，来储存和提取日益增多的信息量。今天的芯片就是这一类介质，它是我们所假想的刻有记号的木棍的直系后裔。
有大量的证据显示，在史前阶段的晚期–大约从公元前50000年到公元前10000年之间，无论是传播活动，还是传播媒介都已经出现了。今天，考古学家和其他领域的研究者致力于重新考察旧石器时代（Old Stone Age）所谓的艺术–在西欧发现的、起源于最后一次冰河时代（Ice Age）末期的骨质工具、小型雕像和著名的洞穴壁画。先前的研究者们往往将这些人工制品看作巫术、图腾，或者是”为了艺术而创造的艺术品”，然而，我们从传播媒介的角度出发，可能会思考这些人工制品是否是最早的符号运用的系统性尝试，以便记录下有关自然环境的信息，换言之，它们是否就是传播媒介。
现当代所进行的研究使得我们有可能不断地获得关于古代文字体系发轫的新认知，我们在这一部分所收录的第一篇论文–德妮斯· 施曼特贝萨拉特（Denise SchmandtBesserat）的《最早的文字形式》（”The Earliest Precursors of Writing”），正是对古代文字更为直接的历史起源的描述。施曼特贝萨拉特的论证并不是以最新的考古发现为依据的，相反，她以一种新的传播研究方法重新阐释了先前的发现。她从12000年前开始，由此一直追踪到公元前4世纪，研究了在两河流域和埃及地区重要的近东文明（Near Eastern Civilization）的兴起–人们通常认为，这是由于文字的发明才成为可能的。
施曼特贝萨拉特提出了相当有说服力的论据，在文字出现之前，旧大陆（Old World）的一些社会已经开始记录经济方面的交易了，在这些贸易往来中，使用的是1厘米到3厘米大小、经过烧制的黏土符物。通常，人们将这些人工制品解释为符咒、玩具或工具，施曼特贝萨拉特在评论这样的解释时，向读者展示了一些极其有趣的考古发现，然后她独辟蹊径，提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传播媒介的解释视角。为此，她指出，许多此类的符物，类似于所谓的表意文字的字母，即被人们约定俗成的符号，从外形上看并不像这些符号所代表的事物（与其所代表的事物外形类似的字符被称作”象形文字”）。表意符号是世界上第一种成熟的文字系统–发轫于公元前3500年的苏美尔楔形文字（Sumerian）–的基础。因此，如果她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就意味着，这些符物是三维立体文字的一种抽象形式，它们用来回应因社会和经济的变革而必然导致的一种更为复杂的生活方式–文明社会的出现。
我们所收录的第二篇文章来自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他探讨了在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帝国建立之后，传播领域发生了些什么。英尼斯是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后来又转而研究传播理论。他在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读书期间所学到的传播学观点，时常会在他的早期经济学著作中呈现出来。不过，在他去世前不久出版的两部作品–《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1950）和《传播的偏向》（Bias of Communication）（1951）–真正标志着他转向了传播史的研究。英尼斯比20世纪的其他任何学者都更为强烈地主张，传播史这个领域应该获得学科或子学科的地位。虽然他几乎探索了有关传播和传播历史的各个方面，但是他的研究主线集中于媒介在古代帝国和早期西方文明的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
英尼斯围绕一系列核心概念详细阐述了他的传播史，其中有些可以从我们所收录的这篇文章中找到。这里最为重要的概念，可能是与时间、空间相关的概念。英尼斯认为，旧大陆的每一种文明都有特定的文化取向–或为时间偏向，或为空间偏向。这种取向部分源于该文化所使用的主要媒介的特性及用途。比如，古埃及所采用的石头是耐久的”时间偏向”的媒介，有利于神圣王权的集中化的绝对统治。从象形文字的使用到精确得令人惊讶的日历的出现–农耕周期正是以此为轴心而转动起来的，这些都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偏向。莎草纸是一种轻巧、便于携带的”空间偏向”媒介，它适合对广袤的疆域进行管理，因而莎草纸的出现，导致埃及的格局也发生了改变。随着领土的扩张，僧侣阶级的权力随之扩大，疆土更加广阔的帝国也应运而生，这样的帝国需要能够熟练使用新媒介的行政官僚。
接下来的文章来自马西娅玛丽亚·阿舍（Maria Ascher）和罗伯特·阿舍（Robert Ascher），这篇文章关注了直到最近都被大部分传播史研究者所忽略的一个领域：美洲新大陆（New World）的古文明。阿舍夫妇将注意力放在有别于其他新大陆国家（例如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的印加人（Incas）身上，他们没有文字。文字难道不是文明和国家一级的复杂组织存在的必备条件吗？两位作者指出了这个至今广为流行的观念的错误之处。他们令人信服地证明，使文明成为可能的并不是文字本身，而是能够有效且全面记录信息的媒介。在古代秘鲁的印加人中，结绳文字”基谱”（Quipu）就发挥了这样的功能。秘鲁的这种结绳文字，由不同长度、粗细、颜色的绳子组成，可以将它们打结或者编织。这其中的每一个要素都构成了信息，分别用来记录庄稼收成、税收、人口普查，以及其他各种信息。
阿舍夫妇的文章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有关这一点，英尼斯在此之前也有所提及–结绳文字”基谱”是轻巧、便利的媒介，适用于对疆域辽阔的领土的管理；而且，事实上，力行扩张主义的印加帝国，在统治中的确非常倚重结绳文字”基谱”。尽管在英尼斯的研究中并没有提到印加人，但是他们的”文字”的确是空间偏向媒介的经典代表。而深受英尼斯影响的阿舍夫妇，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支持了前者这一有趣而有用的概念。
尽管有”基谱”这样的例外，但是世界上大多数的早期文明仍然是在使用文字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们都把文字作为自己的主要传播媒介。
在这部分所收录的最后一篇文章里，安德鲁·罗宾逊（Andrew Robinson）提出一些到目前为止恐怕仍然未能解决的问题，例如，像黏土符物之类的三维立体记录系统与之后的二维文字及字母表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后者标志着世界范围内的文字演化。罗宾逊探讨了人们针对书面语言体系和口头语言体系之间的联系而展开的争论，并且经研究发现，在不同的语言当中，文字形式和口语形式（语标符号与表音符号）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产生关联。他也指出，当今社会的全球化浪潮可能会需要新的传播形式（他提出公共场所对象形符号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这种传播形式将既不依赖于口语，也不借助于书面语。罗宾逊还向我们展示了古文字中运用的一些原理，比如象形的手法，这些原理至今仍然伴随着我们–无论是在路标上，还是在电脑键盘上。你是否能够将这个清单继续列下去呢？
第2章古代帝国的媒介
“由于摆脱了石头这个沉重的媒介”，思想获得轻灵的属性。”所有的形势都激发了人们的兴趣、观察和反思。”6手写文字的显著增多，使得文字、思想与活动的世俗化也随之产生。在埃及第3代至第6代王朝的古王国（Old Kingdom）到第18代至第20代王朝的新王国（New Kingdom）之间所发生的社会革命，有一个显著的标志，那就是雄辩之才如滔滔流水，世俗文学取代了宗教文学。
抄写员的组织
过去，文字曾经只局限于政治、财政、巫术和宗教目的。随着莎草纸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以及简化了的象形文字成为僧侣文字–以满足更快的草书书写、写作和阅读量不断增加的要求，行政管理也变得更加有效率了。抄写员和公务员成为有序的市政服务机构的一员，他们负责从农民那里征收并管理税金、地租和贡赋，而且他们要把账目做得让同事能够看得懂，让他们在人间的神明–也就是他们的最高上司–也要看得懂。
公元前2000年之后，中央政府雇用了一大群抄写员。识字被认为是飞黄腾达和平步青云的踏脚石。抄写员成为一个不对普通人开放的阶级，书写成为享受特权的职业。”他们进入议会，坐在议员当中……每位抄写员都能够享用王室供应的膳食。”7″把书写牢记在心上，你就可以使自己完全不用干任何繁重的体力活，还可以成为德高望重的文职官员。抄写员不必承担吃力的苦差。”8″而且抄写员指挥所有的人干活。对于他而言，不存在纳税的问题，因为他的贡赋就是他在抄写中的付出。对他而言，不需要缴纳任何税费。”9
文字的影响与平等权利
新宗教
民主革命之后出现了文字的普及，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狂热且持久的崇拜荷鲁斯（Horus）和奥西里斯（Osiris）的新宗教。对太阳神拉（Ra）的崇拜已经纯粹政治化了，而且人们在这位政治仲裁者地位的沧桑起落之外，发现了生命的终极意义和完满性。10奥西里斯是尼罗河神，他为了拯救人类而被杀，因而他成为善神、先王，并且也是他的儿子荷鲁斯的楷模。奥西里斯作为农业神，直面死亡，并且战胜了死亡。他的妻子伊西斯（Isis）是巫神。她制定法典，当丈夫奥西里斯征战世界时，她治理天下。伊西斯说服太阳神拉透露自己的名字。11因为有关名字的认识赋予诸神进行自我控制的神秘力量，所以在她知道了拉和其他神的名字以后，就拥有了控制他们的力量。到十二王朝时期，奥西里斯成为太阳神拉的灵魂，成为隐藏在拉身上的伟大的名字。所以，奥西里斯分享太阳神拉至上的宗教权威，并且映射出尼罗河与太阳的双重影响。昼与夜连成一体–奥西里斯代表昨天与死亡，拉则是明天和生命。下葬仪式由伊西斯所发明，最先用在奥西里斯身上。相对于不朽性，莫雷（Moret）将葬礼描述为：”这是埃及神曾经送给世界的最宝贵的发明。”12
巫术与文字
奥西里斯的辅佐神是月神透特（Thoth），透特是神圣的文书和高级行政官。在盘点了言语和文字之后，他成为”创造性声音之主，语词和书籍之师”13，他是不可思议的文字的发明者。奥西里斯成为通俗文学和僧侣文学的中心人物，这些作品是用来向人们讲授神圣的权利和义务的，语词充满了力量。神的名字成为存在的本质，抄写员发挥着神一样的影响力。因为宗教和巫术两者都是神圣的，所以它们各立门户。僧侣念颂祈祷文，向神献祭；与此同时，巫师却绕开祈祷和献祭而直接使用力量或骗术。家庭崇拜在对奥西里斯的狂热中保存下来；出于现实利益，人们也使用巫术。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就有了控制他的手段；说出一个人的名字，就是用声音造出一个精神意象；写下一个人的名字，就是画出一个实际存在的形象。在创造性语词的多种活动中，巫术渗透到形而上的观念之中。多神教保存下来，名字成为诸神的精神展现。巫术文学和流行故事传承了有关宇宙中伟大的诸神的传说。
图2.1埃及纳尼（Nany）莎草纸画卷的一个部分。整个画卷长17英寸，高2.5英寸，绘制于大约公元前1039-公元前991年，发现于1928年到1929年间；罗杰斯基金会（Rogers Fund）赞助，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版权所有（展品编号30.3.31）。
权力再分配
国王在这次变革中得到实惠，他们成为国王-诸神一体的化身，代表着鹰神（Falcon）、荷鲁斯塞特（HorusSeth）、拉、拉哈喇基提（RaHarakhati）、奥西里斯、伊西斯之子荷鲁斯，以及统治着埃及的主神阿蒙拉（AmonRa）。国王的虔诚在人民中掀起了信仰的巨浪。仪式使他能够指定一个代理人来扮演先知的角色。权力转交给了专职的僧侣。他们首先代表国王，并且每天都在神庙里主持仪式。对太阳神拉和天上神灵的崇拜仅限于僧侣和神庙。阿图姆神（Atum）的祭祀者将神的天启浓缩在神圣的礼拜仪式中，而狂热的崇拜使得在神庙中摆放生动鲜活的雕像成为必需。
变革的效应
入侵
从倚重石头转向倚重莎草纸的同时，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为埃及文明带来了非同寻常的压力。埃及很快就在外族的入侵下崩溃。这些外族装备了新的攻击性武器。他们用长剑、强弓和远程武器，击溃了埃及人用战斧和短剑构成的防守。叙利亚（Syrian）的闪米特人（Semitic）在希克索斯王朝（Hyksos）–或称牧羊王朝的率领下，带着青铜的或者甚至可能是铁制的武器，骑着战马或是坐着双轮敞篷战车占领了埃及，并在公元前1660年到公元前1580年间统治着那里。
文化抵抗
埃及的文化元素在抵制异质文化入侵的过程中，促进了重组，并且发动了反攻。征服者接受了象形文字和埃及的习俗。而埃及文化的复杂性，使得埃及人能够抵制并驱逐入侵的异族。他们可能是从西方的利比亚人（Libyan）那里得到了马匹14，并学会了制造轻便四轮敞篷马车，因而在公元前1580年之后，尼罗河流域终于得到了解放。公元前1478年15，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Ⅲ）在美吉多（Megiddo）大获全胜，给希克索斯王朝以致命的最后一击。在第十八王朝的统治下（公元前1580-公元前1343年），新底比斯王国（New Theban Kingdom）建立起来了。
僧侣、财产与权力
在新王国时期，法老定都底比斯（Thebes），这是文明的东方的大都市。法老恢复了王权，侵占了神庙的财产，并且结束了神职人员分封割据的局面。与王权集中相伴而生的是宗教的集中。诸神都”化为太阳神”。底比斯家族之神阿蒙，在公元前1600年以后成为阿蒙拉，他成为凌驾于埃及一切神之上的主神。帝国扩张的胜利使得僧侣攫取领土并牢牢地站稳脚跟，他们的权势也随之日益上升。王室家族内部争夺王权的问题又赋予了僧侣额外的权力。
巫术与医药
在驱逐了希克索斯人之后，莎草纸的使用迅速增加。透特崇拜在新王国时期，以及在驱逐希克索斯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透特成为巫术之神。他的名字具有巨大的权势和魔力。他的名号被视为符咒，足以抵抗或驱赶邪恶的精灵。到公元前2200年左右，医药和外科手术取得长足的进展，因为木乃伊的制作使得人体解剖知识得到普及，而且，几乎无所不在的有关医学的偏见也得以克服。不过，希克索斯人入侵以后，医学成为仪式和固定的程式，16而这为希腊的医生和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的解剖学家开辟了道路……
苏美尔城邦
在埃及，计时和预测尼罗河汛期的能力成为权力的基础。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底格里斯河（Tigris）与幼发拉底河（Euphrates）的河谷地带，两条河流17经过改造后被用于灌溉，而且得到了有序的控制，因此并不需要对于它们的汛期进行相当精确的预测。苏美尔是一个由小城邦组成的国家，大祭司是神的直接代表。城市之神是国王，而管理俗世的统治者是一位佃农，他拥有管理市民的地位和权力。
这意味着苏美尔文字的发明与记账或者制作清单有关，可以说，它也是数学发展的产物。现存最早的泥版，包括大量的法律合同、买卖契约和土地交易文书，反映出世俗和功利的兴趣。清单、库存目录、记录、神庙和小城邦的账目等，都说明作为资本家、地主和银行家的神的兴趣所在。随着收入的增加，同事和继任者能够看懂的复杂的计账和文书体系就不可或缺了。庙堂的管理机构就变成了持续运转的、永久性的公司。随着神庙不断发展其组织机构，并且占有越来越多的土地，它们也积累了逐渐增多的资源，其内部分工也变得越来越细密。专业化和财富的增加带来了竞争和冲突。
泥版与楔形文字
在巴比伦（Babylonia）和亚述（Assyria）找到的冲积平原黏土被用来制作砖块，也可以做成在上面书写的媒介。现代考古发现了大量的文字记录，有助于我们阐释苏美尔及其后的文明的重要特征。而且，这些特征可能反映了某种由传播材料的特质而导致的偏向。另一方面，尽管这样的偏向只是传播材料偶然带来的副产品，但是它指明了该文明的显著特征。
图2.2古巴比伦时期的圆柱形印章及其印记。上帝之子阿姆茹（Amurru）。安大略皇家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藏品。
在书写之前，先要将上等黏土反复揉搓，做成薄片或薄版。由于必须在湿润的黏土上刻写，而泥版干得很快，因而写的时候要快速而且准确。18几乎像刀一样锋利的芦苇秆，可以在泥版上刻出笔画纤细的象形文字，而且在这里也采用了易于刻写在石头上的线形文字。但是，在用芦笔划出直线时，笔容易把泥版黏起来，而且圆筒形的芦笔笔尖可能会垂直或倾斜地陷入黏土当中。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后半期，出现了笔杆呈四方形、笔尖呈三角形、长短和今天的铅笔差不多、笔端削去一角呈斜面的芦笔。这种芦笔的关键是锋利的边缘，因而如果笔尖用力刻写，就会在泥版上刻出楔形线条。如果轻轻地用这种芦笔在泥版上刻写，就需要划出许多次短线条，才能够形成一个字符。
省力的原理要求减少刻画的次数，所以泥版上象形文字的痕迹如今已荡然无存。黏土这种媒介本身就要求从象形文字变为井然有序的模式。”图画和文字之间的鸿沟因此而填平。”19楔形文字的特征是三角形，是由平行的线条集合而成的。线条长短深浅不一。楔形文字所带来的麻烦，以及泥版的尺寸逐渐加大，导致书写者手握泥版的角度发生了变化，这一切都使文字加速走向程式化。手握泥版角度的变化20决定着笔画或者楔形的走向，并且使图像转变为符号的过程也随之加速。21象形文字的程式化开始于最常用的符号，于是楔形的笔画很快就取代了一般的线条。象形文字不足以表现长篇的宗教文本或历史文本，于是许多符号被用来代表音节。
到公元前2900年，文字的形态和符号的运用都趋于成熟；而到了公元前2825年，书写的走向和词语的排列，都依照它们在句中的逻辑位置而固定下来了。符号在大型泥版上分区排列。书写的方向是从左至右，笔画的走向也是从左至右，行与行之间平行排列。圆形筒可以在湿润的泥版上滚压，形成连续的印记。在一个多数人都不识字的社群里，印刻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图案，可以被用作代表个人的标志，也可以被用作表示所有权的记号。人们把私章挂在脖子上，把它盖在涉及财产和归属的契约上。
具象的象形文字体系包含了表达大量事物、设计复杂而精巧的词汇。
为了表示对原始意义的改进，符号被加入到图画之中–大约使用了2000个符号。到公元前2900年，随着音节符号–大部分是单音节符号–被引入词汇表，符号的数量大概减少为600个。这些符号中，大约有100个表示元音，可是没有表现单个的辅音的符号，也没有形成字母表。楔形文字部分是音节文字，部分是表意文字，或者一个字就是一个词语。许多符号是多音节的，而且具有不止一种含义。苏美尔文字没有性的区分，而且常常忽略数、人称和时态的变化。单词或音节是一种符号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形成。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已经具有表示语音的抽象价值，研究文字和研究语言被联系起来。
晒干的泥版容易变形；不过，用火烤干就克服了这一缺陷。只有不容易毁坏的泥版，才能够确保商务函件和私人信札不被篡改。尽管泥版具有能够长期使用这种令人赞叹的优势，然而因为它的笨重，所以不适合用作远距离的传播媒介。泥版的这种基本特性，使得我们今天有可能看到从分散各处的社区所流传下来的永久的记录。
泥版与社会组织
宗教权力
适合远距离传播的文字重视书写上的统一性，以及对稳定且被认可的符号规范的开放。广泛的商业活动需要大量专业的书记员或大批识字、会写字的人。复杂文字的书写意味着长期的训练，因而需要建立专门的学校。神庙的账目和僧侣的姓名清单被编成了课本。为了培养书记员和行政人员，专门的学校和培训中心成立了，这些学校常常和神庙有联系，它们尤其强调对语法和数学的训练。
图2.3泥版及其封套，波斯（Persian）晚期，约为公元前400年。安大略皇家博物馆藏品。
由于作为教育基础的书写受到僧侣的控制，所以书吏、教师和法官都将宗教观点看作普遍通用的知识，并且在司法判决中把它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依据。书记员负责记录神庙浩繁的账目往来，也要在宗教法庭上记下审判的细节。尤其是与法律相关的民事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被记录下来，契约各方和证人都通过盖上印章来表示确认。在每一个城市，法庭的判决成为民法的基础。神庙增加、崇拜力量延伸，使得僧侣的力量和权威也随之增加。黏土的特性有利于文字的规范、城市的去中心化、神庙中组织的延续和宗教控制。特别是不同社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所提出的记账的需求，以及对数学的运用，都进一步地推动了抽象思维的发展。
僧侣和神庙组织手中的财富和权力都在日益增加，与此同时，数学和文字也得到发展，这可能导致了城邦之间残酷的战争接连而起，专门的军队和雇佣兵也随之出现。可以看到，宗教组织对文字和教育的控制，必然忽视了技术的变革和军事力量的崛起。神庙政府或由僧侣组成的委员会没有能力直接指挥战争，于是，与僧侣比肩而立的世俗政府就应运而生。世俗政府享有至上的权力，它把王公带进神的世界。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提起诸如”媒介”或”传播”这些概念时，许多人想到的都是科技无所不在的世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者们可能会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历史，想到两百多年前出现的报纸、15世纪发明的印刷媒介，或是起源于古希腊的字母。然而，传播媒介实际上更加古老–比刚刚提到的要古老得多。在这部分，我们将看到这些媒介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方面，以及复杂的文字系统在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和埃及地区的起源和出现。
什么是最早的传播媒介？这个问题恐怕无法得到科学的解答，但是其答案却是可以想象的。几乎从我们史前时期的祖先用木头、骨头、石头制造工具以帮助他们从物理上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开始，他们可能就已经在制作”用于思考的工具”了。这类工具最早的形态，可能只是一根刻有表示附近地区鹿群数量的木棍，或者是用来标识所在领地重要事项的圆木。而在这里，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即人类通过创造传播媒介扩大了他们的交流范围。
传播是信息和讯息的交换，是一种活动。大约在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最开始是通过非语言手势进行交流，而后又将语言体系加入进来。随着他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共同拥有的群体记忆就不足以帮助他们记住各种重要的事项了。他们时常需要所谓的体外记忆，也就是储存在人脑之外的记忆。因此，”传播行为”的增加导致了”传播媒介”的出现–人类需要开发媒介，来储存和提取日益增多的信息量。今天的芯片就是这一类介质，它是我们所假想的刻有记号的木棍的直系后裔。
有大量的证据显示，在史前阶段的晚期–大约从公元前50000年到公元前10000年之间，无论是传播活动，还是传播媒介都已经出现了。今天，考古学家和其他领域的研究者致力于重新考察旧石器时代（Old Stone Age）所谓的艺术–在西欧发现的、起源于最后一次冰河时代（Ice Age）末期的骨质工具、小型雕像和著名的洞穴壁画。先前的研究者们往往将这些人工制品看作巫术、图腾，或者是”为了艺术而创造的艺术品”，然而，我们从传播媒介的角度出发，可能会思考这些人工制品是否是最早的符号运用的系统性尝试，以便记录下有关自然环境的信息，换言之，它们是否就是传播媒介。
现当代所进行的研究使得我们有可能不断地获得关于古代文字体系发轫的新认知，我们在这一部分所收录的第一篇论文–德妮斯· 施曼特贝萨拉特（Denise SchmandtBesserat）的《最早的文字形式》（”The Earliest Precursors of Writing”），正是对古代文字更为直接的历史起源的描述。施曼特贝萨拉特的论证并不是以最新的考古发现为依据的，相反，她以一种新的传播研究方法重新阐释了先前的发现。她从12000年前开始，由此一直追踪到公元前4世纪，研究了在两河流域和埃及地区重要的近东文明（Near Eastern Civilization）的兴起–人们通常认为，这是由于文字的发明才成为可能的。
施曼特贝萨拉特提出了相当有说服力的论据，在文字出现之前，旧大陆（Old World）的一些社会已经开始记录经济方面的交易了，在这些贸易往来中，使用的是1厘米到3厘米大小、经过烧制的黏土符物。通常，人们将这些人工制品解释为符咒、玩具或工具，施曼特贝萨拉特在评论这样的解释时，向读者展示了一些极其有趣的考古发现，然后她独辟蹊径，提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传播媒介的解释视角。为此，她指出，许多此类的符物，类似于所谓的表意文字的字母，即被人们约定俗成的符号，从外形上看并不像这些符号所代表的事物（与其所代表的事物外形类似的字符被称作”象形文字”）。表意符号是世界上第一种成熟的文字系统–发轫于公元前3500年的苏美尔楔形文字（Sumerian）–的基础。因此，如果她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就意味着，这些符物是三维立体文字的一种抽象形式，它们用来回应因社会和经济的变革而必然导致的一种更为复杂的生活方式–文明社会的出现。
我们所收录的第二篇文章来自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他探讨了在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帝国建立之后，传播领域发生了些什么。英尼斯是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后来又转而研究传播理论。他在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读书期间所学到的传播学观点，时常会在他的早期经济学著作中呈现出来。不过，在他去世前不久出版的两部作品–《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1950）和《传播的偏向》（Bias of Communication）（1951）–真正标志着他转向了传播史的研究。英尼斯比20世纪的其他任何学者都更为强烈地主张，传播史这个领域应该获得学科或子学科的地位。虽然他几乎探索了有关传播和传播历史的各个方面，但是他的研究主线集中于媒介在古代帝国和早期西方文明的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
英尼斯围绕一系列核心概念详细阐述了他的传播史，其中有些可以从我们所收录的这篇文章中找到。这里最为重要的概念，可能是与时间、空间相关的概念。英尼斯认为，旧大陆的每一种文明都有特定的文化取向–或为时间偏向，或为空间偏向。这种取向部分源于该文化所使用的主要媒介的特性及用途。比如，古埃及所采用的石头是耐久的”时间偏向”的媒介，有利于神圣王权的集中化的绝对统治。从象形文字的使用到精确得令人惊讶的日历的出现–农耕周期正是以此为轴心而转动起来的，这些都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偏向。莎草纸是一种轻巧、便于携带的”空间偏向”媒介，它适合对广袤的疆域进行管理，因而莎草纸的出现，导致埃及的格局也发生了改变。随着领土的扩张，僧侣阶级的权力随之扩大，疆土更加广阔的帝国也应运而生，这样的帝国需要能够熟练使用新媒介的行政官僚。
接下来的文章来自马西娅玛丽亚·阿舍（Maria Ascher）和罗伯特·阿舍（Robert Ascher），这篇文章关注了直到最近都被大部分传播史研究者所忽略的一个领域：美洲新大陆（New World）的古文明。阿舍夫妇将注意力放在有别于其他新大陆国家（例如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的印加人（Incas）身上，他们没有文字。文字难道不是文明和国家一级的复杂组织存在的必备条件吗？两位作者指出了这个至今广为流行的观念的错误之处。他们令人信服地证明，使文明成为可能的并不是文字本身，而是能够有效且全面记录信息的媒介。在古代秘鲁的印加人中，结绳文字”基谱”（Quipu）就发挥了这样的功能。秘鲁的这种结绳文字，由不同长度、粗细、颜色的绳子组成，可以将它们打结或者编织。这其中的每一个要素都构成了信息，分别用来记录庄稼收成、税收、人口普查，以及其他各种信息。
阿舍夫妇的文章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有关这一点，英尼斯在此之前也有所提及–结绳文字”基谱”是轻巧、便利的媒介，适用于对疆域辽阔的领土的管理；而且，事实上，力行扩张主义的印加帝国，在统治中的确非常倚重结绳文字”基谱”。尽管在英尼斯的研究中并没有提到印加人，但是他们的”文字”的确是空间偏向媒介的经典代表。而深受英尼斯影响的阿舍夫妇，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支持了前者这一有趣而有用的概念。
尽管有”基谱”这样的例外，但是世界上大多数的早期文明仍然是在使用文字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们都把文字作为自己的主要传播媒介。
在这部分所收录的最后一篇文章里，安德鲁·罗宾逊（Andrew Robinson）提出一些到目前为止恐怕仍然未能解决的问题，例如，像黏土符物之类的三维立体记录系统与之后的二维文字及字母表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后者标志着世界范围内的文字演化。罗宾逊探讨了人们针对书面语言体系和口头语言体系之间的联系而展开的争论，并且经研究发现，在不同的语言当中，文字形式和口语形式（语标符号与表音符号）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产生关联。他也指出，当今社会的全球化浪潮可能会需要新的传播形式（他提出公共场所对象形符号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这种传播形式将既不依赖于口语，也不借助于书面语。罗宾逊还向我们展示了古文字中运用的一些原理，比如象形的手法，这些原理至今仍然伴随着我们–无论是在路标上，还是在电脑键盘上。你是否能够将这个清单继续列下去呢？
第2章古代帝国的媒介
“由于摆脱了石头这个沉重的媒介”，思想获得轻灵的属性。”所有的形势都激发了人们的兴趣、观察和反思。”6手写文字的显著增多，使得文字、思想与活动的世俗化也随之产生。在埃及第3代至第6代王朝的古王国（Old Kingdom）到第18代至第20代王朝的新王国（New Kingdom）之间所发生的社会革命，有一个显著的标志，那就是雄辩之才如滔滔流水，世俗文学取代了宗教文学。
抄写员的组织
过去，文字曾经只局限于政治、财政、巫术和宗教目的。随着莎草纸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以及简化了的象形文字成为僧侣文字–以满足更快的草书书写、写作和阅读量不断增加的要求，行政管理也变得更加有效率了。抄写员和公务员成为有序的市政服务机构的一员，他们负责从农民那里征收并管理税金、地租和贡赋，而且他们要把账目做得让同事能够看得懂，让他们在人间的神明–也就是他们的最高上司–也要看得懂。
公元前2000年之后，中央政府雇用了一大群抄写员。识字被认为是飞黄腾达和平步青云的踏脚石。抄写员成为一个不对普通人开放的阶级，书写成为享受特权的职业。”他们进入议会，坐在议员当中……每位抄写员都能够享用王室供应的膳食。”7″把书写牢记在心上，你就可以使自己完全不用干任何繁重的体力活，还可以成为德高望重的文职官员。抄写员不必承担吃力的苦差。”8″而且抄写员指挥所有的人干活。对于他而言，不存在纳税的问题，因为他的贡赋就是他在抄写中的付出。对他而言，不需要缴纳任何税费。”9
文字的影响与平等权利
新宗教
民主革命之后出现了文字的普及，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狂热且持久的崇拜荷鲁斯（Horus）和奥西里斯（Osiris）的新宗教。对太阳神拉（Ra）的崇拜已经纯粹政治化了，而且人们在这位政治仲裁者地位的沧桑起落之外，发现了生命的终极意义和完满性。10奥西里斯是尼罗河神，他为了拯救人类而被杀，因而他成为善神、先王，并且也是他的儿子荷鲁斯的楷模。奥西里斯作为农业神，直面死亡，并且战胜了死亡。他的妻子伊西斯（Isis）是巫神。她制定法典，当丈夫奥西里斯征战世界时，她治理天下。伊西斯说服太阳神拉透露自己的名字。11因为有关名字的认识赋予诸神进行自我控制的神秘力量，所以在她知道了拉和其他神的名字以后，就拥有了控制他们的力量。到十二王朝时期，奥西里斯成为太阳神拉的灵魂，成为隐藏在拉身上的伟大的名字。所以，奥西里斯分享太阳神拉至上的宗教权威，并且映射出尼罗河与太阳的双重影响。昼与夜连成一体–奥西里斯代表昨天与死亡，拉则是明天和生命。下葬仪式由伊西斯所发明，最先用在奥西里斯身上。相对于不朽性，莫雷（Moret）将葬礼描述为：”这是埃及神曾经送给世界的最宝贵的发明。”12
巫术与文字
奥西里斯的辅佐神是月神透特（Thoth），透特是神圣的文书和高级行政官。在盘点了言语和文字之后，他成为”创造性声音之主，语词和书籍之师”13，他是不可思议的文字的发明者。奥西里斯成为通俗文学和僧侣文学的中心人物，这些作品是用来向人们讲授神圣的权利和义务的，语词充满了力量。神的名字成为存在的本质，抄写员发挥着神一样的影响力。因为宗教和巫术两者都是神圣的，所以它们各立门户。僧侣念颂祈祷文，向神献祭；与此同时，巫师却绕开祈祷和献祭而直接使用力量或骗术。家庭崇拜在对奥西里斯的狂热中保存下来；出于现实利益，人们也使用巫术。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就有了控制他的手段；说出一个人的名字，就是用声音造出一个精神意象；写下一个人的名字，就是画出一个实际存在的形象。在创造性语词的多种活动中，巫术渗透到形而上的观念之中。多神教保存下来，名字成为诸神的精神展现。巫术文学和流行故事传承了有关宇宙中伟大的诸神的传说。
图2.1埃及纳尼（Nany）莎草纸画卷的一个部分。整个画卷长17英寸，高2.5英寸，绘制于大约公元前1039-公元前991年，发现于1928年到1929年间；罗杰斯基金会（Rogers Fund）赞助，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版权所有（展品编号30.3.31）。
权力再分配
国王在这次变革中得到实惠，他们成为国王-诸神一体的化身，代表着鹰神（Falcon）、荷鲁斯塞特（HorusSeth）、拉、拉哈喇基提（RaHarakhati）、奥西里斯、伊西斯之子荷鲁斯，以及统治着埃及的主神阿蒙拉（AmonRa）。国王的虔诚在人民中掀起了信仰的巨浪。仪式使他能够指定一个代理人来扮演先知的角色。权力转交给了专职的僧侣。他们首先代表国王，并且每天都在神庙里主持仪式。对太阳神拉和天上神灵的崇拜仅限于僧侣和神庙。阿图姆神（Atum）的祭祀者将神的天启浓缩在神圣的礼拜仪式中，而狂热的崇拜使得在神庙中摆放生动鲜活的雕像成为必需。
变革的效应
入侵
从倚重石头转向倚重莎草纸的同时，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为埃及文明带来了非同寻常的压力。埃及很快就在外族的入侵下崩溃。这些外族装备了新的攻击性武器。他们用长剑、强弓和远程武器，击溃了埃及人用战斧和短剑构成的防守。叙利亚（Syrian）的闪米特人（Semitic）在希克索斯王朝（Hyksos）–或称牧羊王朝的率领下，带着青铜的或者甚至可能是铁制的武器，骑着战马或是坐着双轮敞篷战车占领了埃及，并在公元前1660年到公元前1580年间统治着那里。
文化抵抗
埃及的文化元素在抵制异质文化入侵的过程中，促进了重组，并且发动了反攻。征服者接受了象形文字和埃及的习俗。而埃及文化的复杂性，使得埃及人能够抵制并驱逐入侵的异族。他们可能是从西方的利比亚人（Libyan）那里得到了马匹14，并学会了制造轻便四轮敞篷马车，因而在公元前1580年之后，尼罗河流域终于得到了解放。公元前1478年15，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Ⅲ）在美吉多（Megiddo）大获全胜，给希克索斯王朝以致命的最后一击。在第十八王朝的统治下（公元前1580-公元前1343年），新底比斯王国（New Theban Kingdom）建立起来了。
僧侣、财产与权力
在新王国时期，法老定都底比斯（Thebes），这是文明的东方的大都市。法老恢复了王权，侵占了神庙的财产，并且结束了神职人员分封割据的局面。与王权集中相伴而生的是宗教的集中。诸神都”化为太阳神”。底比斯家族之神阿蒙，在公元前1600年以后成为阿蒙拉，他成为凌驾于埃及一切神之上的主神。帝国扩张的胜利使得僧侣攫取领土并牢牢地站稳脚跟，他们的权势也随之日益上升。王室家族内部争夺王权的问题又赋予了僧侣额外的权力。
巫术与医药
在驱逐了希克索斯人之后，莎草纸的使用迅速增加。透特崇拜在新王国时期，以及在驱逐希克索斯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透特成为巫术之神。他的名字具有巨大的权势和魔力。他的名号被视为符咒，足以抵抗或驱赶邪恶的精灵。到公元前2200年左右，医药和外科手术取得长足的进展，因为木乃伊的制作使得人体解剖知识得到普及，而且，几乎无所不在的有关医学的偏见也得以克服。不过，希克索斯人入侵以后，医学成为仪式和固定的程式，16而这为希腊的医生和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的解剖学家开辟了道路……
苏美尔城邦
在埃及，计时和预测尼罗河汛期的能力成为权力的基础。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底格里斯河（Tigris）与幼发拉底河（Euphrates）的河谷地带，两条河流17经过改造后被用于灌溉，而且得到了有序的控制，因此并不需要对于它们的汛期进行相当精确的预测。苏美尔是一个由小城邦组成的国家，大祭司是神的直接代表。城市之神是国王，而管理俗世的统治者是一位佃农，他拥有管理市民的地位和权力。
这意味着苏美尔文字的发明与记账或者制作清单有关，可以说，它也是数学发展的产物。现存最早的泥版，包括大量的法律合同、买卖契约和土地交易文书，反映出世俗和功利的兴趣。清单、库存目录、记录、神庙和小城邦的账目等，都说明作为资本家、地主和银行家的神的兴趣所在。随着收入的增加，同事和继任者能够看懂的复杂的计账和文书体系就不可或缺了。庙堂的管理机构就变成了持续运转的、永久性的公司。随着神庙不断发展其组织机构，并且占有越来越多的土地，它们也积累了逐渐增多的资源，其内部分工也变得越来越细密。专业化和财富的增加带来了竞争和冲突。
泥版与楔形文字
在巴比伦（Babylonia）和亚述（Assyria）找到的冲积平原黏土被用来制作砖块，也可以做成在上面书写的媒介。现代考古发现了大量的文字记录，有助于我们阐释苏美尔及其后的文明的重要特征。而且，这些特征可能反映了某种由传播材料的特质而导致的偏向。另一方面，尽管这样的偏向只是传播材料偶然带来的副产品，但是它指明了该文明的显著特征。
图2.2古巴比伦时期的圆柱形印章及其印记。上帝之子阿姆茹（Amurru）。安大略皇家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藏品。
在书写之前，先要将上等黏土反复揉搓，做成薄片或薄版。由于必须在湿润的黏土上刻写，而泥版干得很快，因而写的时候要快速而且准确。18几乎像刀一样锋利的芦苇秆，可以在泥版上刻出笔画纤细的象形文字，而且在这里也采用了易于刻写在石头上的线形文字。但是，在用芦笔划出直线时，笔容易把泥版黏起来，而且圆筒形的芦笔笔尖可能会垂直或倾斜地陷入黏土当中。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后半期，出现了笔杆呈四方形、笔尖呈三角形、长短和今天的铅笔差不多、笔端削去一角呈斜面的芦笔。这种芦笔的关键是锋利的边缘，因而如果笔尖用力刻写，就会在泥版上刻出楔形线条。如果轻轻地用这种芦笔在泥版上刻写，就需要划出许多次短线条，才能够形成一个字符。
省力的原理要求减少刻画的次数，所以泥版上象形文字的痕迹如今已荡然无存。黏土这种媒介本身就要求从象形文字变为井然有序的模式。”图画和文字之间的鸿沟因此而填平。”19楔形文字的特征是三角形，是由平行的线条集合而成的。线条长短深浅不一。楔形文字所带来的麻烦，以及泥版的尺寸逐渐加大，导致书写者手握泥版的角度发生了变化，这一切都使文字加速走向程式化。手握泥版角度的变化20决定着笔画或者楔形的走向，并且使图像转变为符号的过程也随之加速。21象形文字的程式化开始于最常用的符号，于是楔形的笔画很快就取代了一般的线条。象形文字不足以表现长篇的宗教文本或历史文本，于是许多符号被用来代表音节。
到公元前2900年，文字的形态和符号的运用都趋于成熟；而到了公元前2825年，书写的走向和词语的排列，都依照它们在句中的逻辑位置而固定下来了。符号在大型泥版上分区排列。书写的方向是从左至右，笔画的走向也是从左至右，行与行之间平行排列。圆形筒可以在湿润的泥版上滚压，形成连续的印记。在一个多数人都不识字的社群里，印刻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图案，可以被用作代表个人的标志，也可以被用作表示所有权的记号。人们把私章挂在脖子上，把它盖在涉及财产和归属的契约上。
具象的象形文字体系包含了表达大量事物、设计复杂而精巧的词汇。
为了表示对原始意义的改进，符号被加入到图画之中–大约使用了2000个符号。到公元前2900年，随着音节符号–大部分是单音节符号–被引入词汇表，符号的数量大概减少为600个。这些符号中，大约有100个表示元音，可是没有表现单个的辅音的符号，也没有形成字母表。楔形文字部分是音节文字，部分是表意文字，或者一个字就是一个词语。许多符号是多音节的，而且具有不止一种含义。苏美尔文字没有性的区分，而且常常忽略数、人称和时态的变化。单词或音节是一种符号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形成。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已经具有表示语音的抽象价值，研究文字和研究语言被联系起来。
晒干的泥版容易变形；不过，用火烤干就克服了这一缺陷。只有不容易毁坏的泥版，才能够确保商务函件和私人信札不被篡改。尽管泥版具有能够长期使用这种令人赞叹的优势，然而因为它的笨重，所以不适合用作远距离的传播媒介。泥版的这种基本特性，使得我们今天有可能看到从分散各处的社区所流传下来的永久的记录。
泥版与社会组织
宗教权力
适合远距离传播的文字重视书写上的统一性，以及对稳定且被认可的符号规范的开放。广泛的商业活动需要大量专业的书记员或大批识字、会写字的人。复杂文字的书写意味着长期的训练，因而需要建立专门的学校。神庙的账目和僧侣的姓名清单被编成了课本。为了培养书记员和行政人员，专门的学校和培训中心成立了，这些学校常常和神庙有联系，它们尤其强调对语法和数学的训练。
图2.3泥版及其封套，波斯（Persian）晚期，约为公元前400年。安大略皇家博物馆藏品。
由于作为教育基础的书写受到僧侣的控制，所以书吏、教师和法官都将宗教观点看作普遍通用的知识，并且在司法判决中把它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依据。书记员负责记录神庙浩繁的账目往来，也要在宗教法庭上记下审判的细节。尤其是与法律相关的民事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被记录下来，契约各方和证人都通过盖上印章来表示确认。在每一个城市，法庭的判决成为民法的基础。神庙增加、崇拜力量延伸，使得僧侣的力量和权威也随之增加。黏土的特性有利于文字的规范、城市的去中心化、神庙中组织的延续和宗教控制。特别是不同社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所提出的记账的需求，以及对数学的运用，都进一步地推动了抽象思维的发展。
僧侣和神庙组织手中的财富和权力都在日益增加，与此同时，数学和文字也得到发展，这可能导致了城邦之间残酷的战争接连而起，专门的军队和雇佣兵也随之出现。可以看到，宗教组织对文字和教育的控制，必然忽视了技术的变革和军事力量的崛起。神庙政府或由僧侣组成的委员会没有能力直接指挥战争，于是，与僧侣比肩而立的世俗政府就应运而生。世俗政府享有至上的权力，它把王公带进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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