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软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1999781
在心理治疗历史上，罗杰斯是第yi个将自己的个案咨询过程真实、完整地公之于众的治疗师。本书不仅呈现了10个真实案例的治疗过程，同时汇编了相同和不同流派的心理治疗师对每个个案进行的分析和点评。阅读本书就如同亲自参加10堂由罗杰斯以及众多优秀心理治疗师主持的临床心理治疗观摩课。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可以亲身体验到影响心理治疗历史的三大流派之一“来访者中心治疗”的创始人是如何工作的。治疗师也可以通过对本书中每个案例进行句对句分析，更深入地掌握人本主义治疗的技巧和理念。本书的编写非常出色，不仅有罗杰斯心理治疗过程的完整记录（许多经典个案为首次公开发表），了解什么是罗杰斯治疗，什么是以人为中心的治疗思想，罗杰斯的哪些做法是成功的，哪些做法是失败的；还有其他心理治疗学派的专家们对这些个案的点评，每一篇点评都独具特色。
本书将使新一代心理治疗师领悟到真正的罗杰斯治疗，以及这些治疗方法的重要意义，使罗杰斯的思想在心理治疗领域得到继承和发展。
自从2006年9月《罗杰斯心理治疗—经典个案及专家点评》*次出版以来，它陪着我们走过了八个年头。在这八年中，它一直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和赞誉。本书不仅有罗杰斯心理治疗过程的完整记录（许多经典个案为首次公开发表），还有其他心理治疗学派的专家们对这些个案的点评。本书将使新一代心理治疗师领悟到真正的罗杰斯治疗，以及这些治疗方法的重要意义，使罗杰斯的思想在心理治疗领域得到继承和发展。在此软精装版本中，我们对译文重新进行了校正，修改了错误疏漏之处，同时从阅读的舒适度考虑，对本版的排版重新进行了设计，希望本书能以更好的品质面对读者。
对于从事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的专业人士来说，本书是一本不可不读的经典之作。对于选修心理学的学生和接受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训练的学员来说，阅读本书就如同上了十堂临床心理治疗的观摩课。我们希望本书的软精装版本能更加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第1章 罗杰斯临床治疗中的基本概念
情感回应
营造相互适应氛围
明确表达关注
理解核查
复述
表示理解
消除疑虑
解释
正视问题
直接提问
根据求助问题提出反问
保持沉默和打破沉默
自我暴露
接受更正
部分 人本主义学派治疗师对罗杰斯五例面询个案的点评
简 介
洛蕾塔个案
格洛利亚个案
吉尔个案
玛丽个案
路易丝个案
第2章 洛蕾塔个案（1958）
面谈记录
对洛蕾塔个案的点评 来访者中心疗法在精神病患者治疗中的应用
第3章 格洛利亚个案（1964）
罗杰斯和格洛利亚的谈话概要
对格洛利亚个案的点评 “来访者中心”治疗中的必要条件
第4章 吉尔个案（1983）
罗杰斯和吉尔的谈话记录
对吉尔个案的点评 “非指导性咨询”的来源与实践
第5章 玛丽个案（1986）和路易丝个案（1986）
罗杰斯和玛丽的谈话记录
罗杰斯和路易丝的谈话记录
对玛丽个案和路易丝个案的点评 来访者自我决定的重要性
第二部分 不同学派治疗师对罗杰斯五例面询个案的点评
简 介
蒂尔登个案
布朗个案
西尔维亚个案
“愤怒与受伤害”个案
马克个案
第6章 蒂尔登个案（1946）
谈话记录稿
第1次面询
第2次面询小结
第3次面询
第3次面询与第4次面询之间的情况
第4次面询小结
第5次面询
第6次面询小结
第7次面询摘要
第8次面询小结
第9次面询
第10次面询
第11次面询
随访信息
对蒂尔登个案的点评1 完整性注意在来访者中心治疗中的作用
对蒂尔登个案的点评2 从当代精神分析理论的观点看
罗杰斯治疗
第7章 布朗个案（1962）
谈话记录稿
对布朗个案的点评1 罗杰斯怎样为一个沉默的年轻精神病
患者作面询
对布朗个案的点评2 共情的力量—从“过程—体验”的
格式塔观点看罗杰斯的治疗
第8章 西尔维亚个案（1976）
谈话记录稿
西尔维亚个案点评1 罗杰斯如何帮助来访者学会自我治疗
西尔维亚个案点评2 从男女平等的观点看罗杰斯治疗
第9章 “愤怒与受伤害”个案（1977）
“愤怒与受伤害”个案点评1 非同寻常的指导
“愤怒与受伤害”个案点评2 罗杰斯对超自然心理疗法发展的贡献
第10章 马克个案（1982）—一个南非白人的两难处境
谈话记录稿
马克的批评和罗杰斯的回答
罗杰斯的反思
罗杰斯谈16个月之后与马克的通信
马克在面询3年之后写给罗杰斯的信
罗杰斯的结束语
对马克个案的点评1 一次性面询的持续性效果
马克个案点评2 对马克个案的实证分析研究和基于认知—行为
理论的述评
卡尔·罗杰斯的著作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他于1939年出版了自己的本著作，直到1987年去世，这期间，他的思想一直在变化和发展着。多年来，罗杰斯的学说始终没有离开“关系”这一主线，他不断完善“关系”概念的含义，同时也不断扩大其应用的范围。初，罗杰斯感兴趣的是心理治疗中治疗师与来访者的一对一关系。后来，他把自己的理念应用到小团体治疗中。随后，又扩展到参加者更多的团体治疗中。在他的著作中，有许多关于教育环境中和生活伴侣之间“关系”问题的论述，并把这一学说应用到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讨论中，例如，如何解决种族矛盾和国际冲突。在罗杰斯生命的后10年中，他应邀到欧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开展工作，他也去过日本、南非和前苏联等国家，影响遍及世界各地。临终前，罗杰斯依然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促进世界和平的事业中。
过去，心理治疗过程是保密的，我们无从知道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能事后听治疗师做一点解释。罗杰斯是个勇气非凡的人，他打破了这种禁忌，允许对自己的治疗过程进行录音和录像，并允许公开发表那些治疗过程的文字记录稿，大胆地把自己置于同行和批评者的审视之下。这样，罗杰斯也为我们讲授心理治疗课程提供了一套非常有价值的个案和方法。
本书中不仅介绍罗杰斯的心理治疗个案，而且邀请其他心理治疗专家点评和分析这些个案，使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为什么罗杰斯的治疗工作会那么有效，那么成功。每一位专家都有自己的观点，他们的偏好不同，使用的理论框架也不同，因此，他们对罗杰斯工作的评论将是百花齐放式的。然而，当专家只针对一例个案进行评价和分析时，有时就可能会忽略罗杰斯治疗工作的整体性。这里的风险在于，一个部分从整体背景中分离出来之后，可能被赋予与原意不同的含义。同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观点或主观看法，因此，点评者可能选取个案中符合自己观点的内容，只谈一点，不及其余。因此，我们应抱着博采众长的态度阅读这些个案和点评，了解不同专家的意见、判断、理解和观点，从他们丰富的思想中得出自己的见解和结论，而不是专注于某位权威的一家之言。
对于研究心理治疗的人来说，阅读罗杰斯与来访者谈话的文字记录稿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文字记录稿并不能反映心理治疗师工作中一些关键的要素。例如，在那些谈话录音记录稿中，我们无法看到罗杰斯那种难以置信的个人魅力，无法看到他如何通过眼神、体态和声调来传达自己的意图，而这些方面无疑是罗杰斯心理治疗的核心部分。在更多的情景中，真正影响治疗效果的因素并不是他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而是当时他说话的方式，以及与来访者相处的方式。
本书所选取的个案展示了罗杰斯在不同情景下的工作状况。其中有些是连续治疗过程中的一部分，如布朗个案，罗杰斯每周为他作两次面询，一共持续了11个月；也有的个案是演示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留录像资料或在治疗师培训班上示范教学之用，有些会谈仅仅进行了半个小时。人们可能要问：这样短暂的面询是否真能反映出罗杰斯的风格？这样的面询是否真能对来访者有所帮助？1942年，罗杰斯在《心理咨询与治疗》（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一书中首次阐述了他的心理治疗学说。他在书中写到，即便治疗时间非常短，也一定能使来访者得到某种帮助，因为“我们可以让来访者自由地表达他们的问题和感受，使他们在回家时对自己所面对的问题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Rogers，1942）。我们会在罗杰斯心理治疗的个案中清楚地看到这种效果。
这些个案的时间跨度很大，其中有几个是罗杰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工作，如布朗个案和迪尔顿个案。需要说明的是，罗杰斯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一直全力以赴地投身团体治疗工作，几乎没有时间进行个别面询治疗。1976年，在俄勒冈州举办了一个培训班，题为“以人为本的心理治疗”。在此期间，学员们请求罗杰斯做一次示范性面询。于是，罗杰斯与西尔维亚进行了面询。此后，罗杰斯开始系统地为培训工作准备用于教学演示的个案。他挑选来访者时总是非常谨慎，首先，他要知道以后是否会有其他治疗师继续为这位来访者提供帮助，然后，他才会决定是否为这位来访者作观摩性的面询。1963年，罗杰斯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从此便没有他进行长期心理治疗的任何记录了。现在能找到的1963年之后的资料，大部分是现场观摩性面询的记录资料。遗憾的是，我们对罗杰斯在他后20年中所做的长期心理治疗几乎一无所知。我们知道，治疗师为来访者作次面询时的情景，与他们后来建立了彼此信任关系后的面询情景是不同的，因此，我们无法判断罗杰斯的这些演示性面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展现出真正的“罗杰斯疗法”。
本书中收集了持不同观点的专家对罗杰斯治疗的各种评论，其中既有赞同者也有批判者，但这些学术性讨论都不是在给罗杰斯的工作下定论。不同的评论和批评将有助于启发读者更多的思考。希望这本书能够给读者提供思想营养，能够激励治疗师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为他人的幸福做出自己的奉献—这将是我们对罗杰斯好的纪念。
- V-B. 博温
B.A. 法伯
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1902—1987）是20世纪卓越、有影响的心理学家之一。本书有两个目的，一是展示罗杰斯本人所做的一系列心理治疗的过程，二是邀请知名心理学家对这些心理治疗过程进行评论。
有关心理治疗的书籍中，一般只是介绍各种治疗技术，通过一些简短的说明解释技术中的要点，但还没有一本书能够详细介绍一位治疗师的实际治疗过程。本书将展示给读者的，就是罗杰斯在10个心理治疗个案中的实际工作过程。读者将有机会看到其中8次治疗中罗杰斯与来访者对话的完整文字记录1，同时还将看到一些理论观点各异的治疗师对这些个案的评论。本书分为两部分：部分中有5例个案，每一例个案由一位持“来访者中心”理论观点的心理治疗专家点评。第二部分也有5例个案，每一例个案由两位专家点评，其中一位是持“来访者中心”理论观点的心理治疗专家，另一位是持有其他理论观点的心理治疗专家。我们邀请的这些专家阅读罗杰斯治疗过程的完整文字记录或观看录像带，对治疗中的技术要点、不足、理论思想、矛盾之处和治疗过程的重要特征进行评论，从不同的理论角度近距离地审视这些个案。这些心理治疗实践者的评价不但更加充分地体现出罗杰斯思想的价值，同时也使罗杰斯对心理学的杰出贡献不再被神秘的光环所笼罩。我们相信，这样的批判性评价也是符合罗杰斯本人一贯思想的。
一些人只看过一部心理治疗的教学短片，或对罗杰斯治疗的某一例个案或某一项技术略之一二，他们却凭着这种一知半解刻板地看待罗杰斯的工作，甚至错误地理解。在罗杰斯从事治疗工作的时代，一些人对罗杰斯的治疗有明显误解，甚至说他那一套是“简单”和“幼稚”的做法，这是罗杰斯所不能容忍的。1986年，他曾对我说：“有些人写的文章晦涩难懂，而我写东西追求简洁清晰。这绝不意味着文章难懂就是有思想深度或更有意义，而文章易懂就缺乏深度。”后来，本书编者之一布林克（Debora C. Brink）提议，编辑出版一本介绍罗杰斯心理治疗个案的书，以使人们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以来访者为中心”的心理治疗，罗杰斯表示赞成。罗杰斯本人列出了应收录在这本书中的一些个案，并由他的助手亨德森（Valerie Henderson）在罗杰斯发表的文章中找出了这些个案。1986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授予罗杰斯荣誉奖章，借那次机会，我和布林克一起去见他，与他进一步讨论了本书的出版计划。一年后，罗杰斯去世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廷潘（P. Michael Timpane）院长希望能够找到一种好的方式来纪念这位备受尊敬、贡献卓著的校友，而的方式莫过于编辑和出版这样一本书。为此，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资助了对本书中所选个案音像资料的文字整理工作。
本书中介绍的十例个案各有特点，是罗杰斯1946—1986年的代表作，涉及各种类型的来访者，有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有心理功能正常但受到内心冲突困扰的人。其中，有两个案例是在医院里进行的，即洛蕾塔个案（The Case of Loretta）和布朗个案（The Case of Jim Brown）；一个是在大学的咨询中心进行的个别面询，即蒂尔登个案（The Case of Mary Jane Tilden）；一个是作为系列短片中的一部分，即格洛利亚个案（The Case of Gloria）；五个是在讲习班中的公开教学示范，包括吉尔个案（The Case of Jill）、玛丽个案（The Case of Mary）、路易丝个案（The Case of Louise）、西尔维亚个案（The Case of Sylvia）和马克个案（The Case of Mark）；还有一个是面询的录像教学片，根据片名称为“愤怒与受伤害”个案（The Case of“Anger and Hurt”）。其中，罗杰斯在为洛蕾塔作的面询中表现了始终如一的共情，而在与吉尔和路易丝的谈话时则多次提问，给出解释，并表达自己的感受。这些材料使我们有机会看到，罗杰斯总是那样真诚和恭敬地倾听来访者的诉说，40年始终如一。同时，随着经验的积累，罗杰斯在临床治疗中的技术应用越来越灵活多样，正如博温（Maria Villas-Boas Bowen）在对吉尔个案的评论中所说，罗杰斯对解释、比喻、幽默、引导等方法的运用显得越来越得心应手。
不论是在整个心理学领域还是在临床心理学领域，罗杰斯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即使是在心理治疗这样具体的领域中，重视程度也是不够的。但是，近年来人们对罗杰斯工作的兴趣又有所增长，例如，出版了罗杰斯传（Thorne，1992），书虽然不长，但写得很好；还出版了罗杰斯文集（Kirschenbaum & Henderson，1989b）以及一本罗杰斯与杰出心理学家、教育家、哲学家对话集（Kirschenbaum & Henderson，1989a）。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关于罗杰斯心理治疗与精神分析学派的学者科胡特（Heinz Kohut）理论之间联系的分析文章（如Kahn，1985；1989）。但是，罗杰斯工作中突出的方面是他的心理治疗风格，而这些书籍和文章竟然没有一篇直接涉及这一方面。对于罗杰斯的工作，广为人知的也许是他对心理治疗的研究、团体治疗和冲突解决的技术。然而，有深远影响意义的则是罗杰斯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2和以这种理念为基础的治疗方式。
本书有两个独到之处。其一，此前没有一本书呈现罗杰斯的实际治疗过程，其中的某些个案以前从未发表过；另一个特点是，书中以百家争鸣的方式把不同的理论观点展示给读者。个案的点评者中包括一些了解罗杰斯或与他一同工作过的人，他们继承了“以人为中心”治疗或人本主义治疗的模式，同时也包括一些其他学派思想的继承者，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使用着其他治疗模式，如经典精神分析治疗、认知－行为治疗、格式塔治疗、体验治疗和心灵治疗等。那些持其他学术观点的专家的批评，能够使读者更为全面地认识到罗杰斯治疗风格的长处和短处，更为明确地了解到这种治疗模式的实用性，更为清楚地看到“以人为中心”的学术思想与其他心理治疗理论之间的区别和共同点。此外，本书作者的立场差别很大，批评所针对的问题各不相同，其中包括基于男女平等政治观点的评论、作品分析方法的评论和文本分析研究的评论。这些评论反映了作者们的创造性，从不同角度解读罗杰斯的那些看似简单而蕴涵丰富的治疗技术。
罗杰斯的心理治疗，给人印象为深刻的是他与来访者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即使是他为来访者作次面询，这种相互信任和理解关系也能够建立起来。在经典精神分析式的面询中，治疗师应该是置身事外的观察者，倾听时要排除个人情感。罗杰斯的风格截然不同，他是一位情感投入的倾听者。不论是对于有一般心理问题的来访者还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他都会全神贯注地听他们倾诉，了解他们的情感、思想、恐惧和心理冲突，理解他们的心理世界。在他的共情反应中，包含了自己对来访者在智力、情绪和精神方面的理解。同时，他的共情也打动了来访者。尽管他说话时使用的词语总是非常简单，但是罗杰斯对来访者的情绪状态极为关注并异常敏感，因此，他所使用的词语都是经过选择的。遗憾的是，在本书中只能读到罗杰斯工作过程的文字稿和专家的评论，我们无法听到他的声音，也看不到他的体态表情。但是，如果你有机会看到录像带，就会发现罗杰斯是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到与来访者的交流中，使来访者意识到治疗师每时每刻都能理解自己的感觉。在罗杰斯所处的时代，大部分治疗师心理治疗时重视的只是对患者的情况进行理性分析，而罗杰斯则开创性地提出了临床工作中的一种新的理念，即不但要对来访者的情况做出理性的分析，而且要了解他们的情感体验和精神需要。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心理治疗中的主流思想是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人生充满冲突和痛苦。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精神分析能够把我们无法认识到的精神痛苦解释为可以认识到的一般性痛苦。按照当时流行的传统精神分析观念，人格是由非理性、非人性的“本我”（id）驱动的，因此，个体要在强大的环境压力下完成其社会化过程。如果没有内化的“超我”（superego）的控制，人就会放纵自己的性欲和攻击性等原始本能。尽管弗洛伊德似乎对宗教思想嗤之以鼻，但他的学说中认为“本我”具有破坏性倾向，而这种观点与“人天生有罪”的宗教信仰十分相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似乎印证了弗洛伊德关于“本我”的破坏性的理论，例如，洛伦兹在他的《论攻击性》一书中试图说明，人的“敌意”和“攻击性”生而有之，都记载在我们的基因里，会通过本能的方式表达出来（Lorenz，1963）。
传统精神分析式的心理治疗属于“指导性”治疗，治疗师以权威身份出现，许多治疗师模仿医院中“名医”的样子，让患者把他们视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救星。他们总是显示出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让患者感到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知之甚少，甚至全然无知。事实上，精神分析治疗的做法就是要求患者接受治疗师的指导，而治疗师从不鼓励患者自己去做任何重要决定，甚至连结婚、生孩子也不能擅自决定。
那么，人本主义心理学又是怎样在精神分析学说盛行的时代里产生的呢？首先，杜威（John Deway）提出了一系列哲学、宗教和教育的进步思想，他的学说中更强调个体经验和宗教态度在生活中的作用，并认为儿童具有一种天生的能力，即知道自己需要去学习什么；杜威的观点在很多方面是与精神分析学说截然相反的。另外，生物学研究证明，生命系统有着很强的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的能力，这些证据也对精神分析学说提出了挑战。1939年，戈尔斯坦的名著《生命体》一书出版（Goldstein，1939），成为心理治疗领域中思想进步的一个里程碑，因为该书不仅影响了罗杰斯，也影响了一批著名心理学家，如马斯洛（Abraham Maslow）、安雅尔（Andras Angyal）和埃里克森（Milton Erickson）等3。罗杰斯早年主修神学，20世纪40年代在罗切斯特儿童指导中心做心理治疗工作，对霍妮（Karen Horney）和兰克（Otto Rank）的新精神分析学说非常了解。因此，他能够把当时美国出现的新思想与他自己的神学知识、心理治疗工作的实践经验、新精神分析学说的思想（特别是其中兰克的“个体自我定向”概念）结合在一起，从中发展出一套新的价值观念和治疗过程，建立起罗杰斯心理治疗的范式。罗杰斯提出，终能够改变自己的人是自己，而不是别人。根据这一新的理念，罗杰斯称前来咨询的人为“来访者”，而非“患者”；他和他的追随者们由此发展出一套非指导性的、来访者与治疗师之间更加平等的、以来访者为中心的心理治疗模式，而治疗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来访者的“个人成长”。在临床工作中，治疗师必须根据来访者本人的发展来确定治疗的方向，要把治疗重点更多地放在解决现实问题上，而不是以前的问题上；要更重视来访者的感觉，而不是其想法；要更重视来访者自身的资源，而不是治疗师的资源；要更注重来访者的潜能，而不是病态；要更重视治疗中双方的关系，使这种关系能够给来访者提供积极体验，而不是给来访者提供某种合理的解释。罗杰斯相信，每一个人都具有理解和处理自己问题的能力；这也是罗杰斯心理治疗的核心思想。毋庸置疑，由于治疗师相信和认为来访者能够向健康的方向进行自我改变，来访者的这种改变总是会得到鼓励或强化。一些持其他理论观点的治疗师会通过干预指导来访者提高对自己内在心理的认识，而罗杰斯不同意做这种干预，因为他认为治疗师永远不可能比来访者更了解他们自己的心理。
罗杰斯的本书《心障儿童的临床治疗》出版于1939年，书中还没有提出“来访者”的概念。他的第二本书《咨询与心理治疗》出版于1942年，罗杰斯在书中次使用了“来访者”一词，并提出了“来访者中心”治疗的核心概念，同时，也使我们能够次在一本书中读到完整的心理治疗过程的文字记录。当时，人们对这本名著的反应褒贬不一，正如有的评论所说：“有些人把这本书奉若至宝，俄亥俄州的许多研究生经常将其称为‘圣经’。但这本书对整个心理学界的影响不大，在一些主要的专业期刊竟然找不到任何有关书评。”（Thorne，1992）。在罗杰斯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对他的评论一直这样，推崇者有之，漠视者亦有之。
罗杰斯并不是个倡导人本主义取向心理治疗的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兰克提出了意志治疗（will therapy），这种治疗方法强调创造性、个体的独特性、自我指导性和个人成长。但是，罗杰斯个找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精神分析的理念和治疗方式，并提出了一套新的概念和术语。当然，任何一种新思想都是在借鉴已有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罗杰斯的思想也是如此。罗杰斯的创新之处在于，他的学说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认为人是可能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的；这一观点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美国人的价值观和对生活的期望产生了共鸣。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的心理是由“生”和“死”的本能驱动的。罗杰斯则认为，人在本质上是理性的、有责任感的和有现实感的。正如马斯洛认为人具有“自我实现倾向”一样，罗杰斯认为人具有“自我成长”的本性，使得他们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并创造性地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这就是“以来访者为中心”治疗与“精神分析”治疗的根本差别。
1985年12月，在凤凰城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题为“心理治疗的革命”。罗杰斯年事已高，他出席了大会并发表演讲。一些批评认为罗杰斯对人性的看法过于乐观，对此罗杰斯这样说：
当然，我并不是对各种人的邪恶行径和各种正在发生的、不负责任的暴力事件视而不见。…… 很多次我都在想，我是不是没有对人性中丑陋、罪恶的一面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每当我又开始会见来访者并触及人性的核心问题时，我总是再次发现，人总是抱着一种希望，在追求着更充分的社会化、更完美的和谐和更为积极的价值观。是的，这个世界上遍布着形形色色邪恶的东西，但我相信那些邪恶的东西不是人性中固有的，我相信人在本性上不会比动物更加邪恶。（Zeig，1987）
按照罗杰斯的理论，如果来访者能够感到治疗师是在真挚、诚恳地与自己谈话，而不是在掩饰自己和扮演医生的角色，他们就会认为治疗师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自己内心隐秘的世界，即使自己说出一些“不可被他人接受”的观念或行为，也能得到治疗师的积极关注。此时，来访者就会感到有一种安全的谈话氛围。如果治疗师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这样一种关系氛围并鼓励来访者自我探索，就能够促进来访者的个性改变，形成自我成长的自然过程。罗杰斯（1957）把这种治疗者与来访者之间的关系称为“使个性改变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来访者一旦认为治疗师是在真诚地帮助自己、关心自己和理解自己，其自身就会发生明显和持久性的改变。
尽管有关心理治疗研究的结论不尽相同（Watson，1984），罗杰斯关于关系氛围是治疗中“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学说在心理治疗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心理治疗中，真正起作用的有效成分是什么？经典精神分析学说认为技术层面的因素重要，比如“在适当时机做出解释”。罗杰斯学说则提出了一个看问题的新视角，认为真正产生治疗效果的因素是治疗关系的突变。在过去20年有关心理治疗效果的研究中，罗杰斯的这个观点得到反复证实，这些研究得出一个共同的结果：来访者对治疗关系性质的认识与临床治疗效果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Bergin & Garfield，1994）。
20世纪60年代，许多持行为主义观点的治疗师和经典精神分析学派的治疗师都坚信自己所信奉的理论是可取的，而其他治疗方式即使有效也一定是“歪打正着”。持行为主义观点的治疗师认为，精神分析治疗的效果并非出于什么解释，而只是无意之中使患者降低了对恐惧体验的敏感性；持精神分析观点的治疗师则认为，行为治疗的效果不外是因为患者在偶然之中得到了某种解释、领悟或“起矫正作用的情绪体验”，使患者得到心理解脱，并得以去选择新的适应方式。回顾当时的学派之争，两个学派都提及在治疗中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重要性，而这恰恰是任何心理治疗中均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罗杰斯曾大致提出这种良好关系中应包括的成分，如真诚、积极关注和共情，但没有做出具体的定性解释或更准确的解释。通过研究，我们也许可以确定一种有效治疗关系中的特定成分，而这种关系的性质应是涉及患者和治疗师双方的多个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应包括性别、年龄、文化背景、具体诊断结果、从前接受治疗的情况等。今天，罗杰斯的关于治疗关系重要性的观点已经被来自各种不同学派的心理治疗师所接受。
虽然目前各种理论都在强调“治疗关系”，但所侧重的方面各有不同。过去20年中，精神分析学说一直在心理治疗领域中占主导位置。现在，精神分析治疗已把分析中的焦点问题从“内驱力”转向“关系”，即从患者的人际关系入手去寻找产生心理困扰的根源和解决困扰的办法。（也许有人会说，精神分析学派一贯都强调医患关系。但是，经典精神分析治疗中所注重的是患者与治疗师之间的移情，并不是罗杰斯所说的关系。罗杰斯所强调的并不是通过“关系”去理解患者，而是给他们提供一种进行自我治疗所需的条件。）科胡特（Kohut）是自我心理学理论的创始人，他提出的是，治疗师要在治疗中能够为患者起到一个可证实的“自我客体”的作用。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的人际关系理论认为，治疗者与患者两个人在一个房间中作面询时，首先需要建立一种相互之间基本的“联系感”。这些学说中所说的“关系”虽不相同，但其间有着明显的共同之处。因此，大多数人认为，这些理论之所以都强调医患关系是出于一个相同的观点：既然“心理疾病”是由于患者对他们所遇到的某些“邪恶”客体的内化所致，那么，如果治疗师能够成为他们遇到的“善良”客体，以善去恶，治疗就会成功（Strupp，1978）。
当代心理治疗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把治疗工作的重点从“技术”转至“关系”；罗杰斯是这一实践的先行者。然而，作为先行者他的贡献并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我们知道，罗杰斯的工作得到了美国整个心理学界的高度认可，他本人是个同时获得APA两项大奖（“杰出科学贡献奖”和“杰出职业贡献奖”）的人。但是，罗杰斯对心理治疗工作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并没有在临床心理学领域得到充分的重视。如前所述，在一般学术刊物和临床心理学的学术刊物中，几乎找不到对罗杰斯著作的完整介绍。在大学教科书中，凡是介绍现代心理治疗及其发展的内容，大多都是在讲精神分析或认知－行为治疗等学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罗杰斯说:
在大学课堂上，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工作不但没有得到很好地介绍，还往往被曲解，甚至被错误地说成是肤浅的东西。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的观点使那些经院派学者感到了一种威胁。我们认为，在书本中学习和在实践中学习是同样重要的。实践经验会使学生对书本中的某些理论提出质疑，而一个只懂得书本知识的教授则会害怕自己无言以对。（Rogers，1986a）
一直以来，对罗杰斯心理治疗的介绍主要限于心理咨询领域和咨询师培训工作，此外很少提及。当然，他的许多思想已经广泛融入心理治疗工作之中。在美国，绝大多数治疗师都称自己是“折中主义者”，他们已经无保留地接受了罗杰斯的许多概念和观点，如“共情”、来访者与治疗者“平等”、“治疗关系至上”、“研究价值取向”，等等。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说罗杰斯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呢？正如桑恩所说：“虽然罗杰斯的很多理论概念已经融入日常心理学术语中，但人们却忘记了它们初是怎样提出来的。……现在，这些概念被各种学派治疗师们采用，好像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了。然而，罗杰斯当年提出“来访者中心”的治疗学说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提出的大部分概念都是具有革命性的理论”（Thorne，1992）。
精神分析治疗中有许多具体的技术或方法可供使用，如解释梦的方法、移情解释方法、发现和应对阻抗的方法等。相比之下，来访者中心疗法中没有那么多具体的技术或方法。但是，这种治疗方式的效果是不可低估的。生活中，许多人都感到自己离“真实自我”越来越远，正因为如此，如果有一个人能够认真地倾听你的表白，一直和颜悦色、关心地向你询问以保证能够准确地理解你，那么，你会体验到一种感人的真情。治疗师坦诚的态度、及时的反应、准确的表达和对你的信任都可能使你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对一些人来说，这种来访者与治疗师的互动关系可以使他们突破长期自我封闭的障碍，并重新开始认识自己。
我们可以在本书的每一个案例中看到，罗杰斯是一个极为认真的倾听者，总是全身心地投入与来访者的谈话。他耐心地听着，积极地理解来访者话语中的含意，来访者难以表达自己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时，罗杰斯似乎总是能够找到确切的词汇，使那些含糊的或自相矛盾的陈述变得清晰和有意义。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能够理解那些思维非常混乱的来访者的原因。罗杰斯注重对来访者内在需求的感受，并根据这种感受进行反应。在面询过程中，罗杰斯的反应从不超出治疗原则和价值观规定的范围，同时，他总是能够自如地、恰到好处地做出反应，包括：表示接受来访者的观点，用一个词概括出来访者的意思，用一个陈述句总结出来访者的话，确认自己的理解是否准确（如“我的理解对吗？”）；用自己的话解释来访者的话，偶尔的自我表露（如“我也有过这种念头。”），等等。罗杰斯认为，治疗师也会犯错误。实施以人为中心疗法时，治疗师不是权威。罗杰斯发现自己的观点与来访者不一致，他会认可这种不一致，而不是去尝试劝说对方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看待问题；罗杰斯的这种治疗方式体现了非权威性治疗的基本理论思想。
在实行以人为中心治疗的过程中，“共情”反应同样体现出罗杰斯的理论思想。我们将在本书的个案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与来访者交谈时，共情是治疗师对来访者的情感回应。罗杰斯说，这种反应的作用是检验或核查治疗师的理解或知觉是否正确（Rogers，1986b）。不论称之为“对来访者情感的回应”、“理解检验”或“知觉核查”，这种反应的临床效果非常好。来访者感到自己能够被理解，他们就会进一步更深入地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接纳。然而，有时治疗师虽然表现出真诚的关注和理解，但来访者并不一定感到舒服，有些来访者甚至认为治疗师是在装模做样，不能理解自己，破坏了自己的情绪。正如一些评论中所说，如果过于依赖这种“回应”技术，反而可能妨碍治疗效果。实施以人为中心疗法要求治疗师少做解释，这会使治疗师感到自己被捆住了手脚，治疗也变得毫无效果。例如，思龚巴是一位使用“非指导性”疗法的治疗师，在她的亲身经历中，曾遇到过一位来访者，认为她“不懂情感”（Schonbar，1968）。一次，思龚巴接待了一位年轻的女性来访者，她给思龚巴讲述了她的一个梦。思龚巴感到：
我使用的这种疗法中，似乎没有能够用于有效处理此类情况的办法。我只能对她在梦中的心境和情绪做一两句无关痛痒的评论。这时我意识到，好像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被拿进这间屋子，但却马上被扔到一个角落里。更恰当地说，这件东西就放在我们俩个人之间，而我却无法使用它，使其失去了重要的价值。这样就可能使来访者愈加感到我对她讲述的一些内容听而不闻，觉得我并不是真的关心她。（Schonbar，1968）
以真诚和关注的态度表现真正的共情是罗杰斯治疗工作的核心（Brink，1987）。但是，如何在实施来访者中心治疗时恰当地做出“回应”、“理解检验”或“知觉核查”呢？这是一个复杂但有趣的问题，是罗杰斯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实际上，非指导性的“回应”反应仅仅是向来访者表达共情的方法之一。但为什么人们往往认为所谓以人为中心疗法就是“回应”技术呢？布林科通过回顾罗杰斯研究的发展过程解释了其中的缘由：
罗杰斯和他的学生初开始介绍他们的研究和治疗方法时，他们没有强调治疗师在倾听时的共情态度，而主要是谈治疗师在反应时是怎么说的。这样，就造成了一些人对这种治疗方式的误解或曲解，有人把非指导性治疗讽刺为一种‘把来访者说出的情感体验再重复说给来访者听’的技术。当时真是一片批评声（Rogers，1980）！那些由于对罗杰斯治疗的曲解而产生的讽刺和批评不仅被流传至今，而且变为一种偏见。有趣的是，虽然罗杰斯在过去30年工作中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并没有能够消除人们的这种偏见，而罗杰斯广博的哲学思想和整套的关于有利治疗条件的理念也被曲解为一种简单的技术。罗杰斯的思想中，并没有什么简单的‘共情’技术。共情反应是能力、态度以及交流技能等成分的复杂组合。治疗师要有敏锐的意识和感受力，要对来访者抱以不评判、开放、尊敬、灵活、自信、敏感以及温和的态度，要关心来访者，愿意听他们把话说完，自己要有错认错。治疗师表达共情可以通过若干种方式，而‘回应’是其中之一，这一反应不仅是把来访者的情感体验的陈述再重复说出来，而且必须清楚地表达出治疗师所感受到的情感。由于这种回应是非指导性治疗中的独特要求，一些人就把‘回应’与‘非指导性治疗’等同起来。如此一来，‘回应’似乎成了一种简单的反应，一种谁都可以模仿和掌握的操作技术，而其中所强调的对来访者情感的关注则被抹杀了。只谈‘回应’而不谈共情和非指导性治疗的环境气氛，就好比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是我们人类中经常出现的一种谬误。（Brink，1987）
颦儿 –
书印制的很好，很喜欢封皮，是人本主义的经典之作。
秋天雨 –
不错的书，对罗杰斯的人本主义疗法有深入的阐释，也有其他学派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