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城市——终结蔓延的规划（第四版）（城市区域的规划讲解，实例案例解析。）

本书介绍了区域划分的方法，并用有说服力的实例告诉我们一个有序和谐的区域制度、设计、规划框架怎样才能自下而上内部运作。今天大多数美国人不住在离散的城市和城镇，而是住在城市和郊区的聚集处，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经济、多元文化、环境和公民的实体。这些“区域城市”能显著地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可提供互联的、多样化的经济中心，多种交通选择，以及各种以人为尺度的社区。本书中，土地利用规划和设计领域的两位*创新性的思想家对这种新的都市形态作了详细阐释，解释了以区域为衡量尺度的计划设计方案是如何帮助土地利用实现直接显著增长，并转变当今土地利用的趋势的。他们对新的都市形态的性质和基础加以讨论，提出了对于政策和实体设计原则的观点，这些是大都市转变为区域城市所必需的。本书对当前我国的城市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书描述了三种相关的现象：区域主义的出现、郊区的成熟以及旧城街区的复兴。每种现象都不是独立的，而是与另两种现象相关联的。

本书试图提出区域城市的框架，考察正在兴起的区域、正在展开的郊区以及得到更新改造的城区之间的关系。本书的*部分“蔓延的终结”，提出了这种新都市形式的性质和原则。我们认为，不能用传统的城市和郊区的理论来解释“区域城市”， 甚至也不能把新都市形式的原则解释为政治司法的汇编。必须从经济、生态和社会的角度把“区域城市”看成一个单元，它由街坊和社区综合而成，这些街坊和社区把大都市联合成一个整体。

第二部分“区域城市的建筑学”，提出了把我们的都市转变为区域城市的政策和形体设计原则。必须在区域和街坊的共同参与下，才能对区域城市和街坊层次的建筑环境和公共政策进行设计。如同区域城市，这些设计和政策本身也是一个整体，它要求包括联邦政府在内的各类相关机构的参与，比如不能忽略联邦政府在决定区域性质上所起的关键作用。

第三部分“区域规划的兴起”，记述了整个美国究竟有多少大都市正在通过形体设计、社会和经济政策向区域城市转变。我们集中研究了三个走在*前列的区域城市：波特兰、西雅图和盐湖城。我们也考虑到了在特大都市区域执行区域尺度上的政策的困难，特别注意到美国州政府所扮演的潜在的角色，如佛罗里达、马里兰和明尼苏达。

*后一部分“更新区域的社区”，集中讨论了两个街区尺度上的现象，蔓延郊区的成熟和市区街区的更新，这两个街区尺度上的现象正在地方层次上影响着都市区域。我们虽然分别研究了这两种现象，但是，事实上它们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都需要在区域上加以考虑。郊区的成熟和街坊的更新需要面对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也要考虑形体规划问题，例如，如何把那些失去的城市设计艺术重新安排在我们的街坊中，这些都需要在区域上加以考虑。

彼得•卡尔索普是“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的创始人之一和“新城市规划大会”（CNU）的组织者之一，是一位职业城市规划与设计师。

威廉•富尔顿是一位美国作家、城市规划师和政客。他是城市规划的“智能性增长”运动的倡导者

导言

第一部分 蔓延的终结

第一章 在区域里生活

第二章 场所的社区

第二部分 区域城市的建筑学

第三章 设计区域

第四章 公共政策和区域城市

第五章 联邦政府在区域发展中的角色

第三部分 区域规划的兴起

第六章 设计区域：波特兰、盐湖城和西雅图

第七章 超级区域：纽约、芝加哥、旧金山

第八章 州政府领导下的区域规划：佛罗里达、马里兰、明尼苏达

第四部分 更新区域的社区

第九章 郊区的成熟

第十章 更新市区街区

结论 把边缘城市变成区域城市

附录

新城市规划宪章

项目说明

参考文献

致谢

序

20
世纪初，美国面临的是工业城市的挑战。当时，像纽约、芝加哥这样的中心城市，在规模上已经是史无前例，在发展速度上也是前所未有，因此，种种问题与之相伴而生。例如，那些移民仍然恪守原有的生活方式与习俗，深受疾病、贫穷和社会冲突的折磨。然而，在20 世纪的上半叶，这些城市都是有世界影响力的美国财富的领军者。

今天，美国面临的是彼得·卡尔索普和威廉·富尔顿所称的“区域城市”的挑战。现在，20 世纪早期的工业城市已经发展成为21 世纪的“都市区域”，这些“都市区域”是中心城区和郊区凝结起的“大饼”，它们绵延百里，包括了数不胜数的地方立法机构。人口和工业的非人性化集中是旧城市的主要问题，而由人口分散引起的低效和环境恶化已经成为今天大都市区域的毒瘤，这个病源来自蔓延。旧城市的疾病有它可见的症状，如烟尘和水污染；而新的城市病，则潜伏在区域之中，如污染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如果说旧城市的贫穷随处可见，那么，现在的贫穷人口更孤立，与社会更疏远，生活状况更糟糕。

郊区蔓延和内城衰落这一对危机引发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高技术的发达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高技术的发达社会与社会平等的关系。部分议员、城市与郊区不同利益的代表，以及联邦政府内的各个部门，都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了他们对这两个根本问题的抱怨和争议。然而，问题越积越多，矛盾越积越深。当各国政府对全球经济的控制能力日益衰落时，区域就变成了世界范围的关键单元了。那些对区域增长加以管理，并注意发展教育、维持生活质量的都市区域就有可能获得成功，而那些运行维艰又无所作为的都市区域则不免衰落。

本书对“区域城市”发起了挑战，区域城市是我们处理社会的经济、生态和社会问题的必要的尺度。彼得·卡尔索普和威廉·富尔顿登上了拦在我们面前的两座大山——城市危机和郊区蔓延，他们为那些被堵塞在路上的人们、失去了开放空间的人们、因种族划分而得不到社会公正的人们呐喊，虽然不可能完全搬走这两座大山，至少可以去求得矛盾的化解。在我看来，与近年出版的有关区域论的著作相比，本书是最综合、最实际和最具想象力的一本。彼得·卡尔索普和威廉·富尔顿告诉读者，区域城市“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他们从卡尔索普设计事务所（1983 年成立）的大量工作中精选了项目说明和图示来证明这一观点。他们用彼得·卡尔索普创造性的和以区域为方向的实践和经验，对这些项目进行了讨论。

也许，本书的主旨是：若想区域项目获得成功，对区域整体的设计必不可少。对于彼得·卡尔索普和威廉·富尔顿来讲，区域论不仅意味着往大了思考，还意味着往进步方向去思考。例如，区域设计要考虑土地使用和交通之间的联系、开放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的联系、区域的增长边界与重建城市核心区之间的联系。传统政策分析倾向于割裂这些联系，而形体设计则必定包含和揭示这些联系。区域设计为区域内不同利益集团的联合行动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基础。本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区域设计是一个综合的学科，它把经济、生态、社会和美学结合在一起。

因此，“区域城市”是关于现在和未来的设计。当然，“区域城市”的基础继承了美国已有的区域思考和区域规划的传统。拿彼得·卡尔索普和威廉·富尔顿与他们的先驱相比，我们就可以认识本书对美国区域思考和区域规划传统的批判和发展。早在20 世纪20 年代，以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克拉伦斯·斯坦 （Clarence Stein）、亨利·赖特（Henry
Wright）及本顿·麦凯 （Benton MacKaye）为核心的建筑师、规划师和社会活动分子所组成的“美国区域规划协会”（RPAA），曾希望把美国的规划重心放到区域上。他们当时已经看到，那个时代的新技术——汽车、电力、电话和广播，将会带来工业城市的危机，如克拉伦斯·斯坦所说的“恐龙城市”。因为新技术的发展，城市不需要继续把它的功能全部集聚在核心区，相反地，城市可以向周围广袤的绿色世界和小城镇扩展，曾几何时，城市蔓延被看成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当时，“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的领导者们把城市向区域的转变看成是希望之所在。他们认为，只要规划得当，分散化就能够创造出“新城”：集工作和居住于一体的大约3 万人的社区，这个规模大体上可以形成一个城市，并由绿带围合出一个鲜明的边界。与老工业城市的贫民窟和污染相比，新城能够把效率、美和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恐龙城市”会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由分布在绿色景观中的“新城”组成的新的“区域城市”——融合于大自然之中的发达社会的归宿。

不幸的是，这些预言只对了一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城市无控制地扩散了，可是，城市蔓延的结果并非是“美国区域规划协会”所期望的“区域城市”。战后的发展不仅是郊区的膨胀，还是“城市化”的膨胀。中心城市被分割开来，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城市形式，低密度开发迅速地在整个区域散开，消除了城区、郊区和农村之间的传统区别。当刘易斯·芒福德回眸这个无约束的“反城市”时，他定会对美国社会本身也大失所望。

彼得·卡尔索普和威廉·富尔顿汲取了这些早期的错误和教训后，再一次把早期区域论的愿望和理想提出来讨论：

第一，20 世纪20 年代的区域论者把贫民窟和交通拥堵看成是巨型城市的压倒一切的问题，他们希望看到这种城市的坍塌。他们几乎没有设想，人口和产业的分散会给我们的城市中心，特别是那些被留下来的穷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与此相反，彼得·卡尔索普和威廉·富尔顿的区域论认识到了振兴市区中心的重大意义。在本书中，他们着重讨论了重建内城街区的方式。正如他们提出的那样，必须把内城问题放到区域战略中去考虑，包括在区域范围内考虑经济住房、城市与郊区的税收分配，振兴大规模公共交通，确定区域增长边界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把开发重新引回到市区。他们坚持认为，经精心设计的那些混合使用的街区，能在消除区域不公正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本书的最重要的部分也许是有关联邦政府“6 号希望工程”的结论部分。

第二，早期区域论者认为，自给自足的“新城”是代表高级文明社会的唯一的理想形式。他们期待大部分美国人生活在这种自给自足的“新城”里。但是，事实上，这种插上羽毛的“新城”是飞不起来的（如马里兰州的哥伦比亚、弗吉尼亚州的雷斯顿等新城），私人开发商不可能去建设这样的“新城”，甚至福利国家也很难实现那样的理想模式，如战后的英国和瑞典所经尝试的那样。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乌托邦的时代已经逝去，20世纪20年代的区域论者希望建设他们的理想城市的开放空间已不存在了。与绿色田野里的“新城”不同，彼得·卡尔索普和威廉·富尔顿的区域主义把重点放到郊区土地的填充开发和更新改造上、放到了郊区布局结构的更新换代上，以便形成可步行的镇中心、土地与空间混合使用的街区和公共空间。

最后，20 世纪20
年代的区域论者仍然没有跳出现代派对新技术发展的乐观主义愿景，他们认为技术革新就像奴隶解放运动一样。在他们看来，完全抛弃旧的城市形式，仅仅依靠最新的技术，“区域城市”便可以诞生了。特别是20
世纪20 年代的区域论者完全沉浸在汽车时代到来的喜悦之中，这是刘易斯·芒福德应该感到愧疚的失误。彼得·卡尔索普和威廉·富尔顿着眼于将21
世纪的区域论植根于复杂的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上。正如彼得·卡尔索普于1986
年所写：“我们的城市在它们出生时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智慧和成长的力量。”彼得·卡尔索普和威廉·富尔顿把目光转向旧的城市形式，不是怀旧，也不是出于保护的动机，而是希望从旧的城市形式中挖掘出可供未来发展使用的资源。正如他们饱含激情地表达的那样，他们的目标是坚持“一些简单的和基本的城市设计原则，按照它们来创造一个场所，如哪里是可以步行的、哪里按人的尺度安排建筑物、哪里的人口和土地使用是多样性的、哪里是围绕有意义的和值得留念的公共场所来构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