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2013奥斯卡最佳导演自传，李安唯一授权并亲自审订传记，一个导演的自我修养，一个男人的征服与温存）

　　李安特别审订并**授权传记
　　特别收录李安与柴静、陈文茜对谈《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李安**一次出镜剧照首次曝光
　　做电影二十年，以我现在的成绩，我就是再拍十年烂片，还会有人找我拍电影。可是对于观众，对于期待你的人，要有一个交代。这是你作为一个有天分的人，欠观众的一个人情。
　　——李安
　　2010年，据民调显示，*受台湾民众信任的名人，排在第三名的，是李安。
　　2012年，美国《娱乐周刊》评选出全球25位仍在坚持拍电影的“*伟大导演”，**上榜的华人导演，是李安。
　　站在荣耀的**，李安没有食言，他珍惜自己的天分，他没有拍烂片。2013年，他交出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样一部近乎“神作”的作品，并借此片获得第85届奥斯卡**导演等4项大奖。他还了观众一个人情，却欠下观众一个更大的人情。
　　用李安的话说，“拍电影是个很真切的体验，里面有着我多少的挣扎”。
　　“它是一种颠倒众生、真情流露的做作。”
　　“它是我的青冥剑，是我心里的玉娇龙，是我心底深处那个自作多情的小魔鬼。”
　　“它是我企图自圆其说所留下的一笔口供。”
　　“它是我想要了解这个世界的一点努力。”
　　《十年一觉电影梦》，讲述一个导演的自我修养。

　　《十年一觉电影梦》是导演李安以第一人称口述的方式，讲述自己电影生涯第一个十年的追梦历程。这不仅是一个坚持“理想不死”的电影人的成长告白，更是一部探究“如何面对磨难和荣耀”的自我对话。
　　美国《时代》周刊说，李安荣膺“全球*影响力的艺术与娱乐人士”，当之无愧。
　　张艺谋说，在东西方世界里游刃有余地行走的导演，恐怕华语影坛里只有李安一人。
　　陈文茜说，李安终于跃上*，成了东西方电影世界没有人可以忽视的导演。
　　站在荣耀的*，李安却通过《十年一觉电影梦》告诉所有人，他眼中的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
　　他，两次高考落榜，却意外步入舞台生涯；
　　他，在纽约名校高分毕业后，遭遇“毕业即失业”；
　　他，在美国煮饭、带孩子，做全职“家庭煮夫”，整整六年；
　　人往四十岁走，他才华满腹，却只能在剧组守夜看器材，扛沙袋，做苦力。他“不好意思再谈什么理想”，却不知理想已深埋心底。
　　李安活得很明白。他说，我真的只会当导演，做其他事都不灵光。
　　《十年一觉电影梦》，讲述一个导演的自我修养。

　　张靓蓓，原籍山东省桓台县，出生于高雄县左营，成长于台中县梧栖。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毕业，美国佐治亚大学视听传播硕士。
　　曾任：《中国时报》主任记者，台北市立美术馆编辑，辅仁大学大传系、东海大学美术系讲师，纪录片《无米乐》及“全景映像季：《生命》、《部落之音》、《梅子的滋味》、《天下第一家》”媒体总监。
　　现任： 财团法人国家电影资料馆馆长，并持续写作。
　　著有：《凝望?时代：穿越悲情城市二十年》、《声色盒子：音效大师杜笃之的电影路》、《电影灵魂深度的沟通者：廖庆松》、《不见不散：蔡明亮与李康生》、《梦想的定格：十位跃上世界影坛的华人导演》、《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等书。
　　主编：《边缘视角：吴其谚文集》。
　　译有：《再见楚浮》、《大都会博物馆美术全集：埃及和古代近东》、《大英视觉艺术百科全书》等。
　　李安(AngLee)，1954年10月23日生于台湾屏东潮州，祖籍江西。自幼生长在书香门第，父亲是一所中学的校长，治家严格，颇有古风。
　　1975年毕业于台湾“国立艺专”戏剧电影系，1978年赴美留学，获伊利诺斯大学戏剧系学士学位，纽约大学电影制作硕士学位。
　　1984年以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所第一名毕业后，因未得拍片机会而在家带小孩六年，直到1991年，台湾的中央电影公司找他拍摄《推手》一片，方才一举成名。
　　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他在“东西方世界里游刃有余地行走”，除了拍出《推手》、《喜宴》、《饮食男女》、《卧虎藏龙》、《色?戒》等华语片外，也派出了《理性与感性》等英语片，同时还拍摄了《冰风暴》、《与魔鬼共骑》、《绿巨人》等商业片，取得三金人、四金球、双金熊、双金狮的惊人获奖战绩。
　　2013年，凭《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夺奥斯卡*导演等4项大奖。

简体中文版序／李安
繁体中文版序／李安
“知”之喜悦／张靓蓓
种树记／张靓蓓

童年往事
电影梦　生命
推手
喜宴
饮食男女
理性与感性
冰风暴
与魔鬼共骑
卧虎藏龙
奥斯卡
电影梦

李安导演作品年表

　　从1992年的《推手》直至2012年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二十年间的李安作品不断在突破边界，展示“柔性”——首先是囿于自我的束缚，之后是家庭的边界，最后李安融通了东方与西方，种族与宗教间的膈膜。
　　——《纽约时报》中文网
　　《十年一觉电影梦》的价值即在于，它精确地描述了李安风格形成的复杂动因，对父权的敬畏与逃离，对大洋两岸生活的体验与深刻理解，以及对电影惟一的爱。这本书的另一个价值，是对于所有热爱电影的人而言，它揭示了电影人已经进入一种*化生存困境：你只能选择做一个殚精竭虑的成功者，否则，就离开电影。
　　——《新京报》
　　“中庸”这个字本身是笼统的，很多人认为李安懂得儒学，所以电影如何如何，这样理解并不太对，李安不是为了‘四平八稳’和‘面面俱到’而得到赞誉和肯定的，他只是用一种害羞的、埋头工作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台湾作家 舒国治
　　 李安不惜一切要达到那个他想象的世界，所以他会逼周围的人，必须达到那个他心中的水准。他的眼里有一个完整的世界。”
　　——演员 章子怡
　　李安跨越了心理和真实，跨越了欲望和理教的挣扎。当每一个人都被以上的某一个框架死死束缚住的时候，他可以理解这一切，从而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
　　——台湾媒体人 陈文茜

　　窝居的六年
　　1985年2月，我把所有东西打包成八个纸箱，准备回台发展。就在行李被运往港口的前一晚，我的毕业作《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两个奖，当晚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es Agency)的经纪人当场要与我签约，说我在美国极有发展，要我留下来试试。
　　当时太太惠嘉还在伊利诺伊念博士，带着一岁不到的阿猫(李涵)，学位还差半年就拿到。
　　我想：孩子还小，太太学位还没拿到，也好，在美国再待一阵子陪陪他们，也试试运气。经纪人当时极力捧我：“你将来在美国没问题的，若有人认为你是中国人有问题，那是他们的问题。”捧到我没有抵抗力，觉得好像是真的，当然后来成真，但当时谁晓得。
　　1986年1月，惠嘉毕业后找到工作，从伊利诺伊搬来纽约郊区同住，刚开始的半年，她真的很难过，都不想活了。不过后来她好像也想开了，家里只要过得去就好。
　　同一年我与乔尔?罗斯(Joel Rose)合写了个剧本《不是迷信》(Is notSuperstition)，也开始到好莱坞去试试，两个礼拜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他们都是看了我的《分界线》，然后一直吹捧，令我觉得充满了希望。有人建议剧本的某部分得加以修改，两个月后再去，又要再改，就这样来来回回，都没有付费。
　　在美国攻读电影的人都尝过写英文剧本的苦头，那几年，我主要做的就是发展剧本的工作：自己写的，找美国编剧润饰、合作的剧本就有好几个；别人的剧本，请我以导演身份改写的，也有几个；自己的构想，找美国作家写的，也有几个。
　　这些剧本的初稿，若有人喜欢，就叫你改写，三番五次地修稿，这样一两年耗下去，不是无疾而终，就是继续发展，预算从美金六十万到七百万不等，这是美国所谓的企划炼狱(developmenthell)。据说平均一个本子从初稿到开拍要缠斗五年，那还是指千万分之一顺利拍成的剧本。
　　那时期每隔一阵子，就有人说，看到我的学生片，很棒，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吧!因为经纪人会把学生片拷贝一大堆，送到各公司去推销。
　　就这样，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计划又来了，总有几个在进行，所以老不死心，人像是悬在半空中。
　　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绝望，计划全部死光，锐气磨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回台湾?老是举棋不定，台湾电影那时也不景气。
　　1980年初，台湾新电影崛起，但后来受到商业考验，开始消沉。这段期间我跟“中影”洽谈过，企划小野、吴念真虽然好意热心，但讲话都很低调：“没什么希望!”当时真是一筹莫展。有时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点吃不下来，就会带我出去吃个饭，那时我们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老大阿猫就说：“我们去吃老公公炸鸡。”
　　平常我在家负责煮饭、接送小孩，分担家事，惠嘉也不太干涉我，我们经济不够宽裕，所以我也不太愿意进城。
　　我天天待在家里很无聊，有时间就看报纸练练英文，也没什么进步。我这个人是有片拍就来劲，没片拍就没劲，所以惠嘉说过：“他不拍片像个死人，我不需要一个死人丈夫!”如果有案子做，我就会很高兴，到城里找人写剧本，自己做研究，很来劲。如果我看起来很忙，她就不来管我；如果看我从早到晚呆坐在那儿，她就会问：“你到底在干吗?无聊的话找个事做，不一定要是赚钱的事。”
　　就这样耗了六年，心碎无数，却一直怀着希望，久久过一阵子，你会看见某位同学时来运转，当然大多数都是虚度青春、自怨自艾地过日子。
　　这么多年看下来，我觉得电影这一行真是形势比人强。我那时发现，身边当上导演、又做出点成绩来的，都是持续写剧本的人，而不是打工的人。许多人一出校门就有工作，如剧务、剪接或制作，到后来就继续那份工作，很难再往导演方面发展。
　　我曾在纽约街头碰到一个NYU的学弟，比我晚几届，当年他也因学生片红极一时，人又高又帅、口才又好，片子艺术性强，比我的《分界线》受注目。但他至今仍无机会拍片，最多执导HBO(HomeBox Office电视台)的片子，不过他还在埋头笔耕创造新的契机。
　　NYU毕业的校友，在我之前那几届最杰出的就是斯派克?李(SpikeLee)，他也不是上班族，而是持续写作及申请基金会的补助。那时拍电影的老中很多也走这条路，但我对这个没兴趣，因为拿补助拍的都是社会片、实验片，和我的路数不合，加上我又没入美国籍，不是市民。申请基金补助好像还得靠行，混入圈内大家轮流当评审，相互给补助。我资格不够，又不会弄，所以没朝这方面发展。
　　当年我就很怕自己像闽南语歌《烧肉粽》歌词里所唱的：“自悲自叹歹命人，父母本来真疼惜，让我读过几年书，毕业之后头路无，暂时来卖烧肉粽……”自怨自艾，久而久之竟不知不觉地就叫卖了一辈子的“来呷烧肉粽”。所以我就赖在家中，不肯去做赚钱的工作。我若是有日本丈夫志节的话，早该切腹了。
　　毕业快六年，一事无成，刚开始还能谈理想，三四年后，人往四十岁走，依旧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于是开始有些自闭。
　　这期间，我偶尔去帮人家拍片，看看器材，帮剪接师做点事，当剧务等等，但都不灵光。还有一次到纽约东村一栋大空屋去帮人守夜看器材，好恐怖，真怕会遇上宵小或抢匪闯入抢劫。为了身份，还曾干过两天的剧务打杂，做得很笨拙，大家一看我去挡围观的人就觉得好笑，有个非裔女人见我来挡就凶我：“敢挡?我找人揍你!”我连忙走开，闹了很多笑话。后来我只好去做些出苦力的事，拿沙袋、扛东西，其他机灵的事由别人去做。
　　我真的只会当导演，做其他事都不灵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