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大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1812315
《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延续了超稳定结构的分析假说，探讨了1840～1956年中国社会宏观结构的变迁，用超稳定结构假说来诠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提出超稳定结构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行为模式。《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繁体字版初版于1993年香港，是《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续篇，2010年由法律出版社在内地初次出版。
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扑朔迷离，《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则简明清晰地勾画出社会变迁的主线，以新的视角来考察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作者金观涛、刘青峰探讨1840至1956百多年间中国社会宏观结构的变迁，观点新颖并富挑战性。作者不同意海内外的流行见解，即把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视为传统社会的断裂，而认为共产党建立的政权不过是传统的某种变构。作者企图超越国共两党和西方学术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用大量史料证明，传统深层结构如何左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其实是超稳定结构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行为模式。
书与人生——写在《兴盛与危机》（增订本）、《开放中的变迁》再版之际
导言：寻找历史之路
章 超稳定系统的两种行为模式
1.1 对新历史观的渴求
1.2 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的统一观
1.3 中国社会的独特组织方式
1.4 一体化结构和王朝周期性更替
1.5 西方冲击下的行为模式
1.6 各章 内容简介
第二章 对外开放和洋务运动
2.1 对西方冲击反应的迟钝
2.2 太平天国大动乱的历史功能
2.3 “官办现代化”的开始及其局限
2.4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
2.5 甲午之战：中国大惊醒
2.6 意识形态危机的类型和阶段
2.7 从戊戌变法到义和团运动
第三章 一体化结构解体的逻辑
3.1 王权衰落与地方主义
3.2 清末新政：旧体制的自我摧毁
3.3 绅士城市化和新知识分子
3.4 长期趋势：宗法家族的解体
3.5 城市兴起与绅商资本主义
3.6 辛亥革命：绅权与王权的对抗
第四章 社会整合危机
4.1 共和国幻象
4.2 民主政治为什么失败？
4.3 行政现代化的困难
4.4 洪宪帝制流产和军阀失控
4.5 军绅合流与农村的破坏
第五章 意识形态更替机制
5.1 新文化运动的三个前提
5.2 批判绅权
5.3 走出传统角色的新知识分子群体
5.4 突破伦理中心主义
5.5 “整体性反传统主义”
5.6 在“科学”、“民主”、“白话文”运动背后
5.7 启蒙的异化
5.8 逆反价值与传统结合
5.9 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
第六章 中国社会的重建
6.1 开放条件下的社会整合
6.2 列宁式政党的功能
6.3 党军和北伐
6.4 工农大革命：新意识形态的传播
6.5 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
第七章 国民党及其脆弱的统一
7.1 三民主义向传统的回归
7.2 金字塔的倒砌：国民党政治结构
7.3 内忧外患下的“黄金十年”
7.4 八年抗战和过度动员
7.5 泥足巨人的末路
第八章 中国共产党的兴起
8.1 共产革命怎样与中国农村关联
8.2 贫农经济与农村建党
8.3 马列主义儒家化
8.4 思想与当代“圣王”
8.5 干部队伍大扩张
8.6 逐鹿中原城乡决战
第九章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9.1 超级官僚社会的确立
9.2 利用农业积累实现工业化
9.3 商品粮短缺和“统购统销”
9.4 城乡隔离和农业合作化
9.5 市场的萎缩
9.6 政治经济一体化：放弃新民主主义
第十章 大历史观
10.1 解除魔咒
10.2 一体化结构的束缚
10.3 超稳定系统应付外来冲击的模型
附录一 图表目录
附录二 参考文献
附录三 索引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些接连不断的救亡的燃眉之急，要求把一盘散沙的社会组织起来，因而集体主义便代替了个人主义，专制强权后淹没了知识分子对人权和自由的追求。如果我们看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现代史，这种说法似乎是不错的。但是，这种解释的困难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存在亡国危险，“救亡”是一百年来中国命运的主题，不能仅仅把这个现象用于191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在20世纪，对军绅政权的不满和批判，以及对社会整合危机之焦虑，正是新文化运动之推动力，亦即五四知识分子反传统、提倡启蒙本身正是出于救亡的需要。救亡压倒启蒙说不得不面临一个二律背反：“救亡”既然导致早期的“启蒙”，为何又会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中断“启蒙”？事实上，自1840年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就始终存在“救亡”意识，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至于辛亥共和革命，都是因“救亡”而作出的反应。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救亡危机并不见得比其他历史时期更为迫切。为何独独在这时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说法的毛病在于，它忽略了在“救亡”的背景下，思想文化的变迁还有自身的内在演变机制和路向，“救亡”是通过对旧意识形态的抛弃而和“启蒙”联系在一起的。
其实在任何一种带普遍性的社会运动或潮流中，“救亡”都是动员力量的，它确实可以推动某些观念兴起，使某些价值具有压倒性优势。但是，仅仅有“救亡”的动员力量，不一定导致价值独断。正如辛亥革命期间，反清排满、共和也是出于“救亡意识”，但民初时并没有因之而出现某种价值独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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