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不是重要的，爱才是

  我和我的丈夫都是从湖北“五线”小县城考到著名大学的，他北大物理，我清华建筑。

   我目前供职于北京某开发公司，负责高端住宅；他供职于北京某高中分校区，是物理学科的带头人。我们本科毕业后留京至今9年，其间搬了6次家，现在是第7次，正打包准备搬回武汉。近来总是能看到朋友圈里好多清华毕业生买不起房子而逃回二线城市的文章，文章里充斥着疑问、遗憾和不满。让我特别想述说一下我同丈夫这些年的故事，同样是关于房子但却是画风截然不同的故事。

   我们俩虽然9年搬家6次，但每次搬家都是欢欢喜喜的。 

   2008年毕业后，我从清华紫荆公寓搬到顺义区的新员工宿舍。公司在朝阳区，离宿舍很远，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但刚毕业那会儿薪俸微薄，租不起公司附近的房子，即便到现在我也很感恩公司提供的宿舍。每月400元不到的房租，朝北的小单间。我那时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而且从学校的4人间搬到小单间，反而觉得自己可以支配的面积明显增大。

   其间印象深的是父母带着奶奶与外婆一起来北京玩过一次，当时是夏天，父亲执意不肯住宾馆，我们一家人就只好在我的小单间里打地铺，两位奶奶睡在床上，我和父母睡在地上。父母当时看到我的状况其实有些心疼，毕竟是独生女，在家乡里虽然家境一般，但好歹也是住着大房子的，读了那么多的书，来了北京反而生活质量这么低。我安慰他们说，我很喜欢我在北京的工作啊，同事优秀，领导也很好，而且平时就我一个人，也睡不了两张床，小单间正好。就在顺义的这个小单间里，我完成了自己负责的个郊区小盘，那时候北京房价刚开始疯涨，400套房子一天内售罄。

   第二次搬家是在一年后，我与当时还在北大读硕士的男友结婚，为了他读书方便，我们便搬到万柳小区——租了个一居室。房东是一对老北京夫妇，听说我们是租来当婚房的，特地粉刷了墙面，绿色的门窗、水磨石的地板擦得明亮。贴上喜字后，我们在亲友的见证下办了一个简朴却温馨的教会婚礼，特幸福的裸婚。真的是裸婚，我记得自己用那个季度的奖金交完租金和婚礼的费用后，手头就只剩2000元钱。

   回忆起来真的特别幸福，我俩12岁相识，中学6年同班，大学6年恋爱，后终于能走到一起，真有那种情饮水饱的感觉。万柳离我们各自的大学都很近，新婚燕尔的我们，懒得开火就骑车去学校吃饭，周末在未名湖旁边散步，去紫操踢球，虽然住得简单，但回忆起来却都是甜蜜。

   那时我每天上班都路过万泉新新家园，也曾经酸酸地想过自己有一天是不是也能住上这么好的小区，记得那时万泉小区房子的单价是2万元，这样的价格于当时的我们而言已经是天文数字。所以对于房子也只是想想，有衣有食有相爱的人同住，就很知足。住在万柳的那一年，北京的土地市场还很活跃，负责一个郊区大盘之余，我还做了30多个拿地项目，没日没夜地加班，终于通过投标拿到了自己经手的块土地。

   第三次搬家是在婚后的第二年，我怀孕了，他也快要毕业，考虑到万柳离我上班的地方太远，而且有了孩子不够住，我们就租了一个朝阳区公司附近的两居室。

   其间，我发现单位的集体户口无法给孩子落户，才把买房提上日程。2010年，房价已然呈现出“爆裂式”飞涨的趋势，因此我们快速地在公司当时所有的楼盘中挑了一个能买得起的五环外的小两居室（特别巧的是，这就是我之前投标获取的那个项目）。首付30万，双方父母各支持了一部分，交完首付和各种手续费后，手里的积蓄几乎已经见底，我当时甚至都有点担心下个月工资发了够不够产检、生娃的费用。

   我们在租的团结湖小两居室里迎来了个宝宝。双方父母都未退休，我大姨来帮我看孩子，其间她女儿大学毕业，我建议表妹来北京找工作，也住在我们家。不巧我的好朋友被房东赶了出来，一时找不到房子，我又让她先住我们家。所以，在这个团结湖50平方米的小两居室里，多的时候住过6个人，闹哄哄的，很是拥挤。以至于我母亲都说我这时候要孩子不是好时机，应该等房子妥当之后再要。

   但每天下班后看到宝宝，我就会觉得特别幸福，只要是因爱而生的孩子，其实不在乎在什么房子里，也无所谓什么好时机。就在这个团结湖的两居室里，我完成了个20万平方米的大型商业综合项目，由于公司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接手，直到孩子生产前一天我都在工作。

   孩子一岁多断奶，我们终于搬到了属于自己的五环外的小房子里，从租住的“老、破、小”搬到自家的“远、小、新”，看着整洁干净的卫生间和厨房，幸福感瞬间爆棚，孩子和老人也都很开心。此时丈夫已经研究生毕业，其实物理系毕业的时候还是有好多选择的，可以去搜索公司、大国企，甚至当高中老师——诸多offer里，高中老师是收入的。他问我的期待，我说看你想做什么吧。他说他还是想当老师，也许干别的能赚得多一些，但他自己始终觉得做教育是有意义的工作。我说那好啊，反正我工作忙，这样你以后可以多看孩子，于是他就真的成了一名高中物理老师。

   我们搬到南边的时候，他本来联系好要调到家门口附近的中学，但那是他带的届学生，还没有高考，所以他就想着把他们送走再调过来，于是就有了西南五环到东北五环的痛苦通勤，没办法，只好住在学校，周末再回家。

   我那会儿正负责北京个地铁上盖项目，在地铁车辆段上建商业综合体、普通住宅和公租房，各种规范限制，做得特别艰难，也常常不着家。这样过了小半年，虽然住得很好，但我们都觉得挺难以忍受的，我和孩子一周只能见到他一两次——如果家人不能住在一起，房子再好有什么意义？

   为了让他安心带完那届毕业班，我们第五次搬家。寄居到东五环他们学校提供的宿舍里，里面所有的家具是一张床、一个衣柜、一把椅子。女儿很有意见，她很喜欢自己的那个房子，但我跟她说，住这里虽然小，但你可以天天见到爸爸了啊。房子不重要，一家人在一起才是重要的！于是在这个小小的不足30平方米的房子里，我们一家生活了10个月，每天爸爸都有时间陪孩子，尽管家里的东西少到孩子都能数清楚，但这又如何——人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所需的空间更不大。在这个小房子里，我完成了自己做设计师以来一个不挣钱的项目——一所大型养老公寓；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小房子里，我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

   在二宝出生之前，毕业后的第六年的第六次搬家，我们终于真正搬回了南五环外的小家，丈夫也开始在家门口的学校上班。我自己设计的房子住起来确实很舒服，地铁房、大商场、大公园，从幼儿园到中学全程教育。说实话看着之前在模型、PPT里看到的方案变成真正的建筑、鲜活的社区，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生活在其间，是特别奇妙又有成就感的，这感觉也许只有做建筑的人才能体会。有时想到在这个装修标准的两居室里的我，却负责着北京市场上端的精装别墅项目，常常自嘲“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大姨继续来帮忙带老二，丈夫则负责接送在旁边上幼儿园的老大。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我们的生活也渐渐宽裕。想着父母快退休，孩子大了也需要独立房间，去年我们把手头的小房子卖掉作为首付，贷款买了一套四居室。本来筹划着第七次搬家和父母一起住上大房子，我们却特别意外地决定回武汉发展。

   跟朋友道别的时候他们都特别不理解，有房有车有户口有事业，按说我们是不可能“逃离”的那一类人。但其实丈夫一直想回去，回武汉也能去国内的中学，而且离父母近，孩子也能得到更好的照料。恰好我们公司有一个内部调动去武汉的机会，我参与竞聘之后才发现武汉的变化也是日新月异，在一线城市限制人口的格局下，二线城市开始强势崛起，“大江、大湖、大武汉”也有着不逊于北京的事业空间。但确实很纠结，毕竟在北京待了14年，我们早已将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与丈夫商量了许久，就家庭而言，去武汉的话父母和孩子都能得到更好的照顾，可以提升整体幸福感，武汉的基础教育质量也不错；就个人的职业发展而言，我们俩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武汉都有很好的发展。后促使我们下定决心走的是：我们俩觉得相比留在北京，去武汉尽管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肯定会有更大的行业影响力。

   不好的是，武汉也限购，回去之后估计还是得继续租房子，不断搬家。但是我现在真觉得这已经不是重要的了。记得之前丈夫加班的时候，我为了催他回家，就给他发微信：费曼（196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说：“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在我心中,物理不是重要的, 爱才是!” 后来我去了地产公司，一天到晚折腾各种房子，他就调侃我：“老婆，在我心中，房子不是重要的，爱才是！ ”

   说来惭愧，很多人觉得房价上涨，地产行业的从业者至少应该是受益者。其实不是，家庭没有积蓄对谁来说都很难，从2008年到2017年，我们也错过了无数上车的好机会，而且在地产公司，看着自己做的好多楼盘明明知道买了就会涨，但是那种没钱的感觉好纠结啊！但这又如何呢，我真的想明白了——房子不是重要的，爱才是！

   其实在北京的14年里，回忆起来确实没住过什么所谓的好房子，可能住过的属于所谓上层阶级的房子就是清华和北大的宿舍了。但是，在我工作的9年间，我亲手设计建设了数以万套的公租房、商品房、高端别墅、老年公寓、商业综合体、幼儿园，影响和改善了千千万万北京人的生活。虽然这些项目不一定都那么完美，但我真的是怀着敬畏之心，竭尽所能地认真对待着我生活的城市，以及在这城市中生活的倾尽所有购买房屋的人们。

   看近的好多讨论，好像大家对Top2的人物设定就是：Top2毕业就打上了上层阶级的烙印，理所当然应该留在一线住上大房子，孩子上好学校，不然就是社会出了问题。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们所受的教育，从来没有承诺我们会过上Top级的生活，更多的是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不失德，都不丧志。

   就像先贤孟子所说的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像我喜欢的圣徒保罗说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和丈夫都特别喜欢北京大学前身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侍”。我们深信我们所受的教育，绝不仅仅是为了留在北京获取户口，或是为了自身更好的物质享受，更不仅仅是为了后代能保住所谓的Top2阶层，而是因着立定的心志。既然通过教育晓得真理并得以自由，便不应追随世俗潮流，而是努力去服务和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至于我们的孩子，若是始终能在父母的爱中长大，那他或在北京，或在武汉，或进渣小，或上牛中，或居豪宅，或居陋巷又怎样？他始终处在一个比所谓有房阶层更高的、永远不用担心滑落的被爱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