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1148735
何士光对生活的发掘，具有一定的深度。他逼着我们不得不去理解和思考隐藏在事件里的深刻意义。
——蹇先艾（五四运动以来于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卓越的短篇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
这位从边远一隅偏僻之乡步入文坛的作家，长期置身在山野乡民中，亲身经历过新旧交替时期，凭着他那敏感的心灵，清高的气质，挚爱的人道精神，终于用充满抒情和地方色彩的笔调，记录下了他所经历的人生和时代，发出了新时代关于人性、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呼唤，而这时代的人性的呼唤，却又带着作者深深的个性的印记。
——徐兆淮 丁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上世纪80年代,以何士光老师为代表的贵州作家群崛起，他们敏锐、有力地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如果我们在文学中寻找改革浪潮的记忆，可能我们首先想起的就是何士光老师的《乡场上》。
——李敬泽（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原《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何士光在文坛或者文化界存在的意义，并不是他在文坛的高度，而是他用自身的实践和选择，提供了另外一种路径和可能。不管是纯文学厚度，还是跨文化研究的心得，还是精神世界的自我诠释和解构，还是小说到散文甚至“去文体”的述说。
——《贵州日报》
一
从省城北上的早班火车，在正午过后不久，把汽笛拖得长长的，驶进了途中的第一个大站，重重地喘息着，晃荡了几下，最后停下来，开始往站台上卸下大批的旅客。
这正是一九七五年的三月末尾。
要是匆忙地赶着上下车的人们，能够猛然地在那么一个瞬间抬起头来，就会发觉阳光原来已经那样明亮，春风正一阵又一阵地掠过站台，把纸屑吹得窸窸作响，把灰尘掀起来。我们的前人说：“大块载我以形”；我们置身的大地是不会怠倦的，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把时令代谢着了。
……站台上冲撞和喧嚷得厉害。上车和下车都同样拥挤和困难。为什么老是有这样多——而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愈来愈多——的人，挤在车厢中和守候在站台上?这是很费解的。人们都风尘仆仆，焦急不安，急于上去和抢着下来，在车门那儿努力地、却是徒然地僵持着，以至值勤人员怒气冲冲的吆喝显得那样无力，那样多余。
这当中，一个年青人挤到了车厢的门限那儿，等他前面一位扛着一只沉甸甸的麻布袋的旅客挤下车之后，他便一手紧紧地握住车门的扶手，抢到那个出口，奋力把两三个乘势挤上来的人抵挡住；同时，他微微侧过身子，把他身后的一个姑娘的手拉好，一同跳到站台上来。他们留下的空隙，立即被别的人填得严严实实的了。
从人群中推搡着出来，他们在一个水泥灯柱旁站住。
“玉君，挤着了吗?”
年青人把一只浅灰色的人造革挎包往肩上挂好，问那姑娘。
姑娘用手掠开一缕零落到眉上来的发丝，微微地摇了一下头。
这时可以看清楚，年青人很清瘦，疲乏中依旧显出一种年青人的风姿。姑娘呢，长得很匀称，容貌秀丽柔和，使人一望之下，即觉得她性情温和，心地善良。
他瞥了一眼那拥挤不堪的出站台，说：“我们等一会吧。”
姑娘仍不出声，只是点点头，稍微挪动了一下脚步，站到他的身边来。
人们出站出得很慢。检票口控制得很严，时时故障起来：有人被扣下了；有人的竹筐被打开了，里面有不准捎带或超量捎带的商品；有人在大声地辩解——又有人在厉声地训斥他；一个戴红袖套的女值勤人员，则始终握着一只半导体的话筒，站在铁栅旁边，对所有的人呵叱着；……而火车依旧喘息；一道铃声尖厉地响起来了；不断有人沿着站台边缘奔跑，脚步声噼噼啪啪地响；还不断有人在呼唤。
但终于，站台又慢慢地沉寂下来。那些成“丫”字形而支撑着棚架的柱子，一道接一道伸延出去的栅栏，小方块的水泥砖铺成的地面，在人们走散之后，都静静地现出来了。
“现在，”年青人说，“总可以该我们了。”
验过票，从车站出来，他们望见了一个参差十万人家的城市。
“这就到了吗？”
姑娘轻声地问，青黛的双眉底下的眼睛里，有着迟疑犹豫的神色。
“我想，是的吧。”年青人回答说。他的嘴角浮起一个嘲讽的微笑，接着说：“不至于不是吧。”
他站住，微眯着眼，瞅着前面的那一片街市。姑娘没有再说话，但也停下步子，把原来微微低着的头抬起来。
市廛被淡淡的阳光映照着，有轻雾在蒸融，春风兀自地掠过那些高高低低的屋顶和瓦檐。
他偏了一下头，淡漠地说：“玉君，……看来，我们和这城市有的就是这样一点缘分：此情、此景。”
姑娘听着，看着他，不作声。
近处，一辆满载着火车站出来的旅客的公共汽车，轰响着驶走了，留下一团浓烈的油烟，被风吹散开来；那浅蓝色的车身不知从多久起就沾满了泥浆，后窗的玻璃脱落了，从那儿清楚地现出乘客的帽子和后背。一些似乎对乘车失望了的人，也开始离开麇集在路旁候车的人群，步行往市里去。
他扭过头问姑娘：“你说，我们要不要乘车呢？”
“……我们，慢慢地走吧。”姑娘回答说。她的声音很轻，像怀着什么惧怕。
他们顺着尘土很多的大街往前走。
“我觉得，玉君，你好像有一点不舒服。”
“不，没有……”
他们混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混在不绝于耳的汽车呜呜声和自行车的叮当声之中了。迎面驶过来的自行车中，有一辆又快又轻佻；她不由得停住了脚步。
“这不是因为烦闷和无聊，还会是因为什么呢？”他说，等着自行车歪斜地从近前划过去。“但也许，你是饿了。昨天一天你都吃得很少。要不要找一点东西吃呢？”
“不，不，……不是饿。”她说，“我们走吧……”
他们继续往前走。开始，年青人似乎着意地打量着这座陌生的城市的街市，但不多久，他便显得疲倦起来。
“玉君，”他懒懒地、若有所思地说：“你觉得怎样呢？‘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只要瞥上一眼就够了。依旧不过是一间一间接下去的房子，大大小小的铺面，窄窄的街道和拐角，加上竟日来往不歇的人们，不过是这样罢了。对了，再有，也无非还是贴下去、贴下去的大幅标语和大字报，战斗的铜管乐，一个版面、两个版面的社论，报告我们在一切方面的伟大胜利。……真是出奇的熙攘，而又异常的寂寞。都一样，都一样的……”
姑娘抬起头来，望着他，那明净的眼里似乎有一种无言的请求。
但他还是把话说下去：“那么，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要走到这陌生的街头来呢？为什么呢？真有什么意义吗？真有什么必然性吗？——玉君，你好像累了，要不要歇一会呢？”
“不，不要紧……”
后来，他们走到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年青人坚决地停住了步子。
“不，玉君，你一定很不舒服。”
他聚拢双眉，用他的很炯锐的目光直视着她的眼睛。
她垂下眼帘，低下头，承认了：
“……我觉得心里不好过。也许是坐了车吧……”
她的脸色有些苍白，说话时也微微地喘气。
他说：“我们歇一会。”
但没有什么地方可供他们歇下来。十字路口是很嘈杂的，满是攒动着的面孔和背影，形形色色的地摊。往人丛中现出来的缝隙一瞥，便看见奄奄一息了的生葱，沾了泥污的鸡蛋，标记很华丽的瓶装酒，劈开的腌肉，用稻草缚了爪子而显得那样孤苦的小公鸡，冒着热气的炸酱面条，小虾子和花生米，半新的料子上衣，油污的齿轮，弹子亮晶晶的轴承……，是一处违法的、虽被严厉地驱赶却像阴魂一样不散的市场。
他牵引着她，试着走到离他们不远的一道檐下。
一个穿棕色上衣的女人跟上来，在年青人的面前晃动着一包前门牌香烟。“要吧？”她说，那是在商店里见不到的一种牌子。
年青人摇摇头，谢绝了。
“那么，”那女人凑近了说：“这个有没有呢？”她伸出另一只手，把拇指和食指轻轻地碰了一下。
年青人笑了，说：“可惜，这个也没有。”
“有的是什么呢？”女人问。
年青人更开心地笑了：“真是对不起。你也把我看成资产者吗？可我真是一无所有。”
“仲连，”姑娘拉了一下他的衣角，忧心地说：“我们还是走吧。”
他收住了笑，沉吟了一会，终于说：“看来，也只好是如此，早一点找到建民。”
他们又沿着那窄狭不平的人行道往前走了。
“张建民，朝阳西路……职工宿舍，三栋二单元，三楼七号，”他掏出一个小小的记事本来念道。“……这可是在哪儿呢？”
……倏地，一阵风从拐角那儿吹来，扬起一片风尘。他挽住她，背过身子。风把壁上的标语吹落了一张，那是一方褪了色的红纸，看得清是一个大大的、黑体的“斗”字，飘荡着，落在姑娘的脚边，又往前滑，在路面上飒飒作响……
三楼七号房间。
这是一个狭小的单间，被一幅蓝底绛花的塑料幔子隔成大小不等的两半：一半放卧床，一半放桌椅和所有的杂物。
一个男人懒懒地倚在一张椅子上看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端庄的女子在收拾屋子。她打开窗页，屋里比较地亮起来。
“几点啦？”她问。
他随手丢开报纸，打呵欠：“看报上这些提法，厉害得很呢，上头又怕要有变故。——咦，这屋子像亮一些了？……十二点多了。”
“说起来呢，这屋子早就该收拾一下了。”
“当然啰，”他喃喃地说，“收拾一下……”
“这家，像一个什么样子呢？”她继续擦窗子，并不看他，显得有抑止着的火气。“你说你那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要来，多久来呢？我忘了，他叫什么？”
“谢仲连。”
“他来干什么？”
“我不知道。”
“哼，……你就像只会说不知道。”
“嘿，”他把身子坐得正了一些，“你这个人才怪。他信上没有说嘛……”
“好，好，我不和你说。”她的声音提高了：“十二点多了，要做什么就做；老是坐着、坐着。”
他淡淡地说：“做什么呢?”
他是一个三十三四岁的男人，双肩宽阔，身板厚实，头发多而蓬松，黧色的脸上配着一副黑色宽边的眼镜。他就是张建民。
“嘿，”她叫道：“你倒来问我做什么。上街去逛一逛，看能不能买到一点菜，行不行?别的人家，谁不是一大早就上街?要不，晚饭吃些什么呢?都往自由市场上去买，哪来那样多的钱?这家，像一个什么样子呢?别人家……”
她认真地说着，看起来心中像有不少郁积。他抬起头，露出一点恼怒，但并没有爆发，随即变得茫然起来，一声不响，决心听凭妻子徐萍把话说下去。
这时，有人从打开的门那儿探进半截身子来：“呵，在打扫屋子?”
徐萍回过身来：“严大叔?请进来坐。”
“好的，我就坐一会。”
进来的是同一层楼的邻居，老工人。他五十多岁，瘦瘦的，戴一顶黑呢帽，颧骨很高，架着一副老式的、圆圆的眼镜。
“严大叔没上班?”徐萍殷勤地问，显得贤淑温婉。“——啊，是星期天呀，你看我这人。”
“是星期天。”严大叔同意地说，往徐萍挪过来的一张椅上坐好，接着说：“你们想想看，今天一大早的，我就跟谁搞斗争来着?”
不等回答，他挺直腰板，扬起他细细的脖子来：
“是的，我就要对她说：‘同志，’——我叫她同志——‘你别这样欺侮人。你这位女同志是干什么的?你是国家工作人员，你卖蔬菜，这就是售货员嘛。这就该怎么说?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她怎么说?她说：‘我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服务。’好得很。‘我，难道不属于人民?’我说。”
张建民：“……”
“哼，查我的三代吧。查吧，看有一点问题没有?运动初期，还有后来清理阶级队伍，就算是厉害得很，我严老头又让谁抓住一点毛病?我做了一辈子工，过去伪政府时候是做工吃饭，现在也还是做工吃饭。”
徐萍：“说起来呢，也还该多有两张椅子……是啦，严大叔。”
“是呀，”严大叔继续说：“我问她：‘可你干吗理也不理我?我是阶级敌人啦?’‘不是对你说：卖完了?’她说。好得很。我说：‘我先来，站了半天，你一直给别人称菜，就惟独不称给我。而芹菜，我看见的，在那桌子下面，还选好了，放着一大堆。’你们想想看，她怎么说?她把头一扭，说：‘一大堆’，有，怎么样?留来开后门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们想想看，你们想想看。于是我说:‘这可不行。’‘不行？’她说，‘你去提意见好了。贴大字报，找领导，随便你。我见过的。谁不在开后门？别人开的后门还大得吓死你。我这一点点哟，你以为我在怕？’她就是这样说。是的，我就要对她说：‘同志，’——我叫她同志——‘你……’”
徐萍擦完了窗子，绞着揩布，走近张建民：“……街上要是有什么好买的东西，就买一点来准备着。”
“准备？”建民不解地问：“准备什么？”
徐萍瞥他一眼：“你说呢？——莫非你空着两只手，能到别人家里去？”
“唔、唔……”他醒悟过来。
“是嘛，”严大叔说：“我就是要对她说……喂，喂，老魏。”
一个矮胖的老头，正低着头从门前的走廊上走过。那是魏大伯，也是邻居。
“不进来坐坐？”严大叔喊道。
“不啦。”
但魏大伯被严大叔起身去拉了进来：“聊聊天嘛，怎么，好像有几天都没有见你了？”
徐萍：“魏大伯，没有上班？——啊，是星期天呀，你看我这人，才说过一次。”
建民也说：“魏大伯，你坐。”
“老魏，你想想看，”严大叔把老魏压在椅子上坐好，说：“今天一大早的，我就……”
老魏突然长叹了一口气：“又坏事啦。”
“什么？”严大叔吃了一惊。
“有一关通不过。”
“什么关通不过？”
“叫食品仓库赵什么家的儿子，把名额占去啦。”
“呵？”
“还不说，他的一个远房的侄子，正负责这次招工的事……”
“究竟是什么事哪？”
徐萍对建民说：“有什么好买呢？还是只有买酒吧，别的我们也买不到、买不起。我们不是还有几张工资券？一瓶酒要收几张工资券呢？”
“我去问，去问……”
“不够，就借几张，以后再还吧。”
严大叔提高了声音：“究竟是什么事，老魏，你可说话呀。”
魏大伯抬起头来，直愣愣地望着前面——望着桌上的那一只彩花玻璃杯：“我那儿子，你是知道的，下乡已经五年啦，知识青年嘛。同他一道去的，差不多都已经抽回来，工作了……”
“呵，”严大叔恍然大悟，“是的……这就该……”
门外，一个男孩大声地叫着“呜——呜——”，推着一只装有小铁轮的自制木板车，奔跑过去。一只被车惊吓了的鸡扑打着翅子，逃进屋来。
徐萍挥着揩布把鸡吆喝出去，却在门那儿碰到像一阵风一样跑来的李志坚。他是青年工人，住在左面一栋楼里。
“对不起对不起，徐姐，”他一面道歉，一面径直走进屋里：“老张，打牌，三缺一，就差你啦。”
“唔，唔……”
但小李突然想起了另外一件事。他从上衣袋里掏出一张图纸来，打开，递给建民：“你不是说要做两把折叠椅？这是才托人带来的新式样，——你比较比较；我上个月做的那几把，看来式样又嫌旧了。”
张建民接过图纸，并没有表示出热情，看了一回，说：“我看……过一阵再说吧。”略一停又才说，“已经吹出了风，用厂里的材料做私活的太多了，要整治一下呢……”
“那不要紧。”小李在窗台上坐下来。“要整治，那人就多得很。要缴出来，就从头头们先缴起，那我也不在乎。不然，怕也就不那么容易。”
建民迟疑了一会，说：“不过，小李，你也要知道，有的时候，别人吃了一袋盐也没有咸着，你只吃了一两呢，却咸死了。难说啊，还是注意一点的好。”
小李一摇手，跳落到地上来：“你们知识分子嘛，现在就是胆小怕事。”
“我？”建民慢慢地摇头，“算什么知识分子啊……”
“哎，”魏大伯也叹气说，“这一次，又落空啦。”
小李扭过头问：“什么落空？”
魏大伯没有回答，大家也没有说话。
“呜——呜——”小男孩的车又往回开过去了，鸡又咯咯地叫个不停。
这时，一个陌生人出现在门限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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