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4353273
1.“民国清流”系列是民国大师集体演绎的史诗级传记。《民国清流4：大师们的抗战时代》系作者汪兆骞继《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之后又一力作。
2.作者汪兆骞是文学界、出版界的老前辈，“朋友圈”俱为文学名家和文化精英，辐射了中国的当代文坛。汪老先生经手孵化的名作，大多让人如雷贯耳；汪兆骞做过嫁衣的作家尤其是文学大家，几乎占据中国当代文坛的半壁江山。更可敬的是，汪兆骞是一位秉持道义与良知的知识分子型作家。由汪兆骞以客观公正的史家视角讲述的民国时代的文坛，在剖析人物的性格与人格方面，自然是游刃有余，功力深厚。
3.《民国清流4：大师们的抗战时代》中的时间节点，为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战时期悲壮而惨烈的文化景观。在大环境中，这些知识分子展现出来的风骨和气节让后人敬佩。他们没有为乱世所裹挟，而是站在统一战线的大旗下，在各自的领域中竭尽所能，救国救民，奏响一曲正能量爆棚的爱国主义赞歌。
4.《民国清流4：大师们的抗战时代》中，作者汪兆骞同样凭借翔实的史实与依据，实事求是地撰写历史，披露真相，还原历史，对历史人物客观公正的讲述与剖析，刻画出民国大文人、大知识分子在大环境中呈现出来的多种文化品格，彰显人性的光辉与卑微。
5.“民国清流”系列流畅优美的写作风格，纪年体式集体传记的写法，让这一系列的图书既适合作为文学和文学家史料的补充，又能让普通读者获得愉悦而充实的阅读感受。
50%’>大时代成就大人物，大人物影响大时代。中国现代的源头是怎么回事，那段时间*关键。汪先生用跟王蒙等当代大文人交往的方式跟民国大文人对话、沟通，把大历史关键时期的那些关键人物写得特别生动，特别活，现场感很强，就像在我们旁边一样。像汪先生这样对民国时代进行描述，对民国时代知识分子和20世纪中国的命运做探讨，非常有价值。
著名作家王跃文：
汪兆骞老师深谙《左传》笔法，其《民国清流》依照编年剪裁民国历史，将人物置于云诡波谲的大事件大冲突中摹形刻画，以史家手眼钩沉实录，以文学笔墨传神写照，于人物书写中别嫌疑，于叙事中富褒贬，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援史明志，其为士人清流招魂之深情苦心，令人感佩。
著名作家梁晓声：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镜，躬身自照，可助当下文化知识分子警鉴省思，保持立言、立行、立书、立品之原则与底线。重要的是对史事、史人做的评说须力求公正客观。而本书作者做到了，值得一赞，更值得一读，有可敬的文史价值。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
汪先生*近一连出了好几本书，都是系统地梳理民国文化史、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打个比喻，民国就像一艘沉没的豪华巨轮，上面有无数宝藏值得我们挖掘。汪先生的这套民国系列就在为我们打捞这些宝藏。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
《民国清流》这部书用汪兆骞老师这样士大夫的叙述，是精英文化的集中体现。本书有一种清朗感、优美感、知识感、历史感，是一部美文传记、文学传记、思想传记三合一的作品。本书不像一般的传记从头到尾只讲一个人，它讲的是一群人物，叙述角度非常具有难度和挑战性，足见汪老师的功底。中国那一代了不起的人，创造了一个时代，但他们的思想、行为、做人的方式，至今仍影响着今天的中国社会。
著名文化学者张颐武：
大时代成就大人物，大人物影响大时代。中国现代的源头是怎么回事，那段时间*关键。汪先生用跟王蒙等当代大文人交往的方式跟民国大文人对话、沟通，把大历史关键时期的那些关键人物写得特别生动，特别活，现场感很强，就像在我们旁边一样。像汪先生这样对民国时代进行描述，对民国时代知识分子和20世纪中国的命运做探讨，非常有价值。
著名文化学者叶廷芳：
为什么五四前后那段时间或者说民国时期能出现各种类型的大家？这个主题汪先生讲得很好。（《文坛亦江湖》）这本书勾勒了两种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一类以胡适为代表，胡适思想很先进，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别人也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他；另一类以鲁迅为代表，不同于胡适的宽容，鲁迅嫉恶如仇，对不同观点反唇相讥。
大师们的民族大义与家国情怀 大文人的悲壮迁徙和抗战史诗
★《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入选《作家文摘》2015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
★叶辛、何建明、张抗抗、梁晓声、李敬泽、叶廷芳、张颐武、王跃文、余世存、孙郁、解玺璋、李建军、北村、岳南等名家倾情推荐！
★联合早报、南方都市报、凤凰周刊、央广、人民网、新华网、北京晚报、腾讯、新浪等全国百余家媒体广泛报道。
本书系民国大师们的集体传记系列之四。
本书沿袭《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的风格，承接前三部的历史阶段（1917年至1936年），呈现出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战时期悲壮而惨烈的文化景观。
七七事变之后，国难当头，民国知识分子自觉站在统一战线的大旗下，演绎了一部壮烈激越的抗战史诗。无论是在国统区、解放区，还是在沦陷区，抑或上海的“孤岛”，“民族”“救亡”的主流都激起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让抗战时期的文化思想界空前统一。胡适、郁达夫、老舍、沈从文、梁漱溟、茅盾、张恨水、闻一多、郑振铎、马寅初、陈寅恪、吴宓、赵树理、丁玲、萧军等，做着他们认为文人应当做的事情，在抗日救国的路上披肝沥胆，以各自的姿态，演绎着知识分子的气节、风骨与担当。
作者不囿于故有定论，依据翔实的史料，书写被遮蔽的历史，刻画真实生动而丰富的人物命运，立体式地彰显了民国大师们独特而复杂的文化品格和人格。
第一章 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 / 003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拉开序幕；胡适提出不要放弃河北；郁达夫、李叔同、张恨水、老舍担起民族救亡的使命
“为谁万里御风行”——胡适以非官方身份出访欧美五十一天，作五十六次演说 / 007
“燕山柳色太凄迷”——躲在苦雨斋观望的周作人 / 017
“云何色殷红”——弘一大师“为护法故，不怕炮弹” / 024
“让诗人的声音像高射炮一样”——郭沫若、田汉参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 / 032
第二章 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 / 045
百城沦陷；汪精卫叛国投敌；名校南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组建；梁漱溟、周扬、徐懋庸来到延安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适就任中国驻美大使首战告捷 / 049
“中国的甘地”梁漱溟赴延安访毛泽东 / 058
“为全节概而免祸累”——陈寅恪在香港宁死不事倭督和汪伪 / 068
周扬、冯雪峰、徐懋庸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 078
第三章 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 / 089
国共摩擦加剧；吴佩孚拒绝汪伪邀请；周作人沦为汉奸；张爱玲、苏青和邵洵美与“孤岛文学”
“一生真伪有谁知”——方圆、冰炭集于一身的周作人 / 093
“忽而普罗，忽而民主，忽而民族”——写得一手漂亮小说的变节文人张资平 / 107
“孤岛”中的张爱玲、苏青和邵洵美 / 117
第四章 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 / 137
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茅盾到延安；吴宓讲授《红楼梦》；老舍别妇抛雏，走上抗日
巴金说，“其实我并不理解他”——抗日战争中的茅盾 / 141
“聊报国家于万一”——张恨水改写抗战小说 / 151
“血若停流定是灰”——老舍别妇抛雏，走上抗战征程 / 162
现在是一切对外的时候——“对政治一向有兴趣”的文人梁实秋 / 174
第五章 民国三十年（1941 年） / 183
民国教育文化大迁徙已过去四年；全国文化精英、作家、学者与亟待学成救国的青年学子云集于西南地区
《长河》是抗战文学最精彩的收获之一——沈从文在西南联大 / 188
“我想就是‘不苟’二字”——从日记中看“不苟”的爱国文人吴宓 / 199
被史学家忽略的文学批评家——因毛公鼎改变人生的叶公超 / 210
文学批评的一股理性冷峻之风——施蛰存的文艺批评 / 218
“君看白发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尺长白髯飘飞的冯友兰 / 224
第六章 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 年） / 235
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中美英首脑举行开罗会议；赵树理创作的小说是解放区文艺最杰出的代表
“搞到不让他吃公粮”——萧军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 240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萧红从荒原走向世界 / 254
“坐近一点嘛，明年不要再写《三八节有感》”——丁玲是座谈会重要人物 / 266
王实味、吴奚如的冤案 / 275
受邀请而不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狂人”高长虹 / 283
“一手攥笔杆，一手握驴鞭”的作家——赵树理的小说是《讲话》后的最重要收获 / 292
第七章 民国三十三年（1944 年）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 / 307
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郑振铎抢救珍贵文化典籍；马寅初剑指四大家族；郁达夫为国献身；叶圣陶、李劼人等给历史留下几个真实的镜头
“一腔热血，爱国不敢后人”——郑振铎在沦陷的上海抢救珍贵典籍 / 311
“敢言敢怒见精神”——雄视阔步于各种压迫下的马寅初 / 319
“白者嫌其已赤，赤者嫌其太白”——郁达夫的抗战生涯 / 332
“相濡以沫沫成海”——珍视友谊并为抗击侵略者的壮丽年代留下几个真实镜头的叶圣陶、李劼人等 / 344
《南方都市报》：
《民国清流1》这部书详尽地记录了“五四”这一历史进程，能帮很多有志了解历史真相的人答疑解惑……汪兆骞先生的功德，就是真实再现了“五四”的现场。
《凤凰周刊》：
当汪兆骞老先生用明丽、晓畅的文笔，刻画这些有主意、有风骨、有本事的民国文化前辈时，清流澎湃，激荡鼓应，让人久久不能释卷……读者可以把这部书当成展示“五四”全貌的散文长卷来阅读，也可以把它当作诸位大师的集体传记，更可以借此机会重新反思，我等应该怎样做一个文化人？
是夜，大雨方歇，胡适又和罗隆基、陶希圣等在胡宅商量于7 月9 日前往江西九江庐山开会事宜。他们吃过晚饭，坐在庭院中开会。罗隆基对国民党应对七七事变态度不积极大为不满，言道：“国民党既不能不退出河北，何妨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胡适听罢，不以为然。他批评罗隆基，坚称此时此地只能跟着国民党政府进退，不能只搞什么党派活动（《胡适之先生二三事》，1962
年2 月6 日“中央日报”）。
胡适是当日离开南京的。他与儿子祖望乘船逆江而上，于11 日抵达汉口。安顿好儿子，胡适又于13 日与钱端升、张忠绂搭飞机离武汉，一路向南飞往香港。赶上台风肆虐，那个让胡适感到耻辱的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纪念日，就在香港度过。胡适感慨地说：“今日总算是用飞机炮火来纪念九一八了。”
周作人尽管早已躲进苦雨斋，放弃对历史和时代的责任，甘愿做一个“平凡的人”，但毕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其文学作品也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崇高地位。特别是他与日本及日本文化的特殊关系，使他无法避免成为当时中日各方政治力量可资利用的政治筹码这一宿命。郭沫若写的《国难声中怀知堂》，其夸饰性的语言掩盖不了其动机，那就是争取周作人莫忘祖国，使他成为爱国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
那是1906
年，李叔同在日留学，与日本姑娘福基邂逅。这是李叔同最讳莫如深的一段恋情。李叔同学习西洋画，需要一位人体模特。不经意间，他发现常给他送饭的房东女儿福基身材窈窕，福基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模特人选。李叔同询问姑娘是否愿做他的模特，姑娘大大方方同意了。合作是愉悦而有成就的，李叔同旅日期间画的油画《裸女》，便是他们合作的作品。接触多了，两个年轻人就有了感情。接下来就同居了。李叔同曾于1898 年，在母亲安排下，与天津一茶商女儿俞氏成亲。不久，举家迁到上海。1901
年，李叔同与上海有“诗妓”之誉的李香一见倾心，二人常以诗词相和。多年后，李叔同遁入空门，得李香所赠诗画，送给好友夏丏尊，以示情缘已了断。
1938 年2 月5 日，胡适结束一次演说，准备到他处演说，匆匆走下楼梯。这时，迎面一位美国人微笑着将他拦住，是位身着杂役制服的美国人。胡适也微笑着问他有什么要帮忙的，杂役从口袋里摸出三块银币，说：“胡先生，听了您的演说，知道中国抗战太艰苦了，这三块银币捐给贵国吧。”胡适听罢，眼睛湿润了。远在中国万里之遥的国度，一个毫不相干的美国工人，用自己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支援中国抗日，让胡适感动莫名，久久难以忘怀。
梁漱溟自然记得，1918
年年初，他几乎每晚都到杨怀中家里拜访。每次开院门的，是一个高大英武的湖南青年，彼此总是点头一笑，没有互报姓名。梁与杨交谈，这位青年从不在场。杨怀中告诉他，青年叫毛泽东，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时的学生，很有才华。此次到来，经他推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得月薪八元的管理员一职。白天还到学校里当旁听生，晚上回杨家住宿。
毛泽东批评梁漱溟，认为要求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随后几天的会议上，毛泽东还对梁漱溟说：“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自己却把自己写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毛泽东最后说：“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书呆子梁漱溟被老朋友气头上的话惊呆了，书生意气又犯了，他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与毛泽东发生了激辩，要求毛泽东要有“雅量”，最后被轰下了台。
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每次上课，都要步行一里多地。每天，昆华路上，都有一道这样的风景：穿着蓝布长衫的陈寅恪，腋下挟着用一块花布或黑布裹着的一大包书，沉重地走向教室，晨阳照着他的满是汗的额头，亮晶晶的。那时，他的右眼视网膜已脱落。学生见他如此辛苦，多次提议轮流去家里接他上课，都被他婉拒。
钱夏是钱玄同在日留学时，为反抗清王朝而起的名字。此举寓意打倒清王朝，恢复中华，不再亡国亡民的信念。日寇占领北平后，钱玄同致信老友周作人，说“我近来忽然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他写信给迁到陕西城固的北京师范大学同事黎锦熙先生等人，表达出“钱玄同决不污伪命”的坚贞、磊落的胸襟。
张爱玲在1944
年发表了一篇并不大为人重视的小说《年青的时候》。内容是上海青年潘汝良，爱上了一位十月革命后逃离苏俄，侨居上海的白俄姑娘。在侵略者的刺刀下，二位沦为难民的年轻人的异国之恋，本身就具的象征意义，给作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张爱玲把一切文学技巧都隐在了极朴素的叙述之中。可以发现，她的小说风格的悄然变化：从以前的繁复浓烈，向平淡自然转化。看不到的技巧，是文学中最高超的技巧。
陈公博请并不熟悉的苏青吃饭，推杯换盏之后，借着酒力，浇出心中块垒，黯然说出自己的人生经历：一介热血文人，参加革命，但严酷的社会现实又使其希望幻灭，心灰意懒，为了友情，以自己的命相报。看着眼前堂堂男儿，听着他内心流出的悲怆命运，一个涉世不深的弱女子动了恻隐之心，合乎人之常情。但世事的残酷是，事物对错，并不取决于常情，苏青受到攻讦和付出的代价，是因她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坚持报知遇之恩的私人性选择，是因她毫不掩饰地同情丧失民族气节者之流。
邵洵美在《十日谈》发表文章批判“文人无行”，说“有些‘没有饭吃’或‘有了饭吃不饱’的人”，以为当文人是“无本生意”，就“人人想做”，“我们的文坛便是由这种文明人组成的”，“这般东西便永远在文坛里胡闹”。于是，就有人猜测，这是骂鲁迅的，因此这种挑衅，势必遭到鲁迅的痛击。有人还言之凿凿，说鲁迅写的《各种捐班》（1933年8 月26 日《申报·自由谈》），就是回应邵洵美这篇文章的。似也无根据。依《鲁迅全集》的编辑原则，大凡鲁迅批评文字指向谁，都在注释中说明。此论无非是说，邵洵美先惹了人家鲁迅，鲁迅为了自卫，才发动反击批判邵洵美的。
6 月初，一个上午，茅盾在窑洞里正读《中国文化》杂志，毛泽东来到他的住处。毛泽东进屋就说，实在太忙，一直没看过你和夫人、孩子。说着，又拿出一本自己写的，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新民主主义论》送给茅盾：“刚刚出版。你是大作家、评论家，请你看后多多批评啊！”两个老朋友兴致勃勃地从《新民主主义论》谈到古典文学。毛泽东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谈到鲁迅，也有独特的见识，让茅盾惊叹不已，自愧弗如。
当时张恨水已搬到南京郊外上清河。他每天下午顶着酷暑烈日，匆匆步行十几里地，赶到报社，然后就伏在办公桌上，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旭日东升，才疲惫地往城外赶。到了家里，倒头便睡。有时，在半路上会碰上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听到空袭警报响起，他不得不趴在田埂或伏在树下。空袭之后，他即奔向报馆，马上撰写夜里就要印刷的重要社论和时评。
那时的张恨水四十来岁，身材高大，胖墩墩的，为人和蔼可亲。其嗓门大，未见其人，已闻其声，因在北京多年，便操一口京腔徽调。每次撩起长蓝布衫，拿着折扇上得楼来，总是高喊：“今天真热。”报社同人回忆，他一来编辑部，首先翻阅当日各家报纸，拆阅稿件和私人信件，然后与同人谈谈情况。等他坐下来，会全神贯注笔走龙蛇，不多久，漂亮的社论或时评就写出来。
被人过度宣传的老舍与沈从文的矛盾，更多地赋予意识形态的色彩，或故意挑拨二人的关系。事实是，老舍与沈从文并无芥蒂。早在1935 年1月5 日《人间世》征询“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时，老舍回答的第一本书就是沈从文的《从文自传》。1946
年，老舍在《八方风雨》中回忆愉快的云南之行时，就说见到了闻一多、沈从文等人。“诸先生都见到或约我吃饭，或陪我游山逛景。这真是愉快的日子。”而沈从文在1952 年被迫逃离文坛，填写《博物院工作人交待社会关系表》时，便将老舍列入“作家中较熟悉的”之人（沈从文《交待社会关系》）。在那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沈从文依然将老舍引为朋友。
一次，日寇飞机来昆明轰炸，师生听到警报后，纷纷跑向防空洞。刘文典忽见沈从文从身边经过，甚是不悦，对身边学生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该死的，他跑什么呀！”刘文典素来看不起新文学作家，认为他们的创作不是真正的学问。刘文典的可爱，在于他敢于当面直言不讳地贬损他认为没本事的人，对大人物蒋介石同样敢于犯颜，而对他服气的人，不管年纪长幼、身份贵贱，总是十分谦恭，如他曾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
弟子汪曾祺在联大写的稿子，几乎全部由沈从文修改后寄出去的。李霖灿在丽江画玉龙雪山的画，也多由沈从文代为出手。那时通货膨胀，邮费上涨，有时信封上贴满邮票。一两封尚可，像沈从文几乎天天都自费给学生寄稿件，那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票子堆起来的。是薪金不多的沈从文，从自己生活费里挤出来的。他毫无怨言，默默地这么做了多年。
据汪曾祺回忆，吴宓讲《红楼梦》，深受学生欢迎，常常尚未开课，教室已被学生坐满。来迟的女生没有椅子坐，吴宓见到，就转身到其他教室去搬椅子，等到大家都有座位，才开始上课。此等骑士风度，感动了学生，遂有大量男士纷纷效仿，一时成为风气，传为美谈。
昆明有家牛肉馆，老板为招徕食客，以雅号“潇湘馆”为店名，生意果然不错。一贯以“怡红公子”自况，深爱林妹妹的吴宓闻之，认为这是一个俗商对《红楼梦》的亵渎，甚是恼怒。他选好时机，趁“潇湘馆”宾客盈门之时，提着一根很粗的黄藤文明棍登上门去，然后不由分说，一通乱砸。仍不解气，还要老板立刻摘下“潇湘馆”匾额。
有次出游，吴宓见一军官举枪打鸟，遂上前劝阻：“子弹应留着打鬼子，打鸟岂不浪费。”军官见吴宓西装革履，不知是哪方神仙，只好收手。正巧这时西南联大学生从此经过，齐向教授鞠躬问候。军官知吴宓乃一穷书生，面生怒色，准备发难，学生见状，拉起吴宓离去，避免一次激烈冲突一次，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在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上讲话。马寅初突站起来，当面质问，孔被问得面红耳赤，结结巴巴说：“我是孔子后人，不会贪污的。”有人见状，给孔一个下台阶的机会，提议会议休息十分钟。解了围的孔祥熙落荒而逃。为了拉拢马寅初，蒋介石和孔祥熙曾派中央银行会计处处长金国宝去马寅初处，传达政府恭请马寅初出任财政部次长的命令。马寅初识破蒋、孔之计，说：“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嘴巴封住，怕办不到。”此后，蒋、孔几番派人游说，马寅初终不改不予合作的初衷，令蒋、孔很丢面子。
一日清晨，在去往课堂的途中，白髯飘飞，手上拿着一个用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裹着的书包的冯友兰，与一身旧西装的金岳霖相遇。金故作认真状：“老兄，修到什么境界了？”冯一本正经曰：“到天地境界矣！”二人大笑，各奔课堂而去。
1940 年，萧军由重庆再到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当教员。1941 年出版了报告文学《侧面》的续集《从临汾到延安》。毛泽东与萧军关系密切，交往多，通信多，喝酒碰杯多，谈文学多。故萧军与朋友谈天时，常狂妄且有江湖气地放言：鲁迅是我父亲，毛泽东是我大哥。说者大言不惭，听者莫不瞠目。当时，除了丁玲，在延安的作家中，萧军算是重量级的了。
鲁迅是喜欢萧红的。一次，萧红穿着火红的上衣、咖啡色的裙子，请鲁迅评价。鲁迅坐在躺椅上，很有兴味地看着她，微笑着说：“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混浊得很，所以把红衣裳弄得不漂亮了。”鲁迅还对她以前穿过的短统靴子批评了一番，让萧红很吃一惊。鲁迅说，那短靴是军人穿的，应把裤子塞在靴里。萧红问，为什么你以前不告诉我？鲁迅说：“你不穿了，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一说你该不穿了。”
在重庆时，高长虹俨然成为政论家。他写的大量关于抗战的时评，角度新颖，思想深刻，见解卓异，也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一日，他的一个崇拜者，曾是狂飙社成员，现已成为阎锡山二战区驻重庆办事处任主任的梁武，突然到高长虹居住的旅馆拜访，特奉上白花花的大洋五百。高长虹微微一笑，摇头拒不接受，并不无讥讽地道：“那是刮地皮的钱！”
严文井老人在他走后，讲了不少赵树理的趣闻，说老赵酷爱家乡戏上党梆子，常常主动“送戏上门”。有时天色已晚，他常会“推门而入”：“老严，我来给唱段上党梆子！”接着，他不用等“老严”让座，已一屁股坐在书桌边，双手并用，代替打板和锣鼓，同时高亢地哼着过门。一段惊天动地的曲调，便大屋子里回响。还没等醒过神，琢磨出意思，老赵又主动说：“还有一段更好的！”又是双手并用，哼过过门，放声高唱，又是声高震屋，曲调飞扬。严老说：“这个晚上，老赵倒是尽了兴，而我则有苦说不出。”
穷其四年，郑振铎竟收购珍贵古籍八百三十余种，并做大量整理工作，或写题跋，或写札记，并在日记中详记版本、内容等。他的努力付出，艰苦备尝，大类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自云：“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
1949 年3 月，中共已将国民党赶到台湾，留在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党的安排下，从全国各地区集中到北平。在北平西郊机场举行的欢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仪式上，马寅初突然见周恩来正乘坐在一轻吉普车上指挥大会，不顾会议秩序，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人跑到周恩来身边，大声而激动地说：“遵照你的指示，我已平安来到北京。
1942 年2 月，日军占领毫无抵抗能力的新加坡。郁达夫躲到苏门答腊西部高原一个叫巴爷公务的偏僻小市镇。一天，化名赵廉的郁达夫，装扮成工人模样，登上市镇的公共汽车。车子行在半路，突被一队日本宪兵拦住。几个宪兵冲上汽车，其中为首的日军军官哇啦哇啦说了一通。车上人听不懂日语，以为大祸临头，都吓得面色苍白，惊恐万状。车上的郁达夫，早就听懂，日本人只是上车问路。郁达夫用日语为他们指了路。日军军官临走前，问了郁达夫的姓名、住址，向他举手敬礼，然后带兵走了。
日本人立即到东京、上海等地进行秘密调查。很多朋友闻之，都劝郁达夫赶紧躲到别处去，以防不测。郁达夫却镇静地对胡愈之等人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宪兵每天都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没说穿，显然已被监视了。”
此后一段时间，日本人虽已改称“赵先生”为“郁先生”，那张窗户纸，已经捅破，但一切都维持原状，常来喝酒，常来闲扯，常来借钱。日本人怎么想，郁达夫难以揣摸。他自己早就对结局有了心理准备。
1938 年，李劼人在成都近郊东沙河堡菱角堰购置土地，约两亩。1939年，日军轰炸成都时，建成一批泥墙草顶的简易房舍。李劼人家自八世祖从湖北入川定居，从未有过自己的房子，很多书籍在迁徙中散失，有了“菱窠”，他可不再担心自己多年置备的近万部书籍和积存的大量报纸遗失。为了方便信件、图书投递，他在门楣题“菱窠”二字，意指此菱角堰之窠臼也。又因此地处于市郊，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故可供进步作家栖身，一时成为成都文学界的一个据点，借机掩护了不少地下党作家。作家唐山在其《李劼人，被忽略的“中国左拉”》一文中，曾说“马识途（作家，电影《让子弹飞》原著作者）被通缉时，就住在‘菱窠’”。叶圣陶多次到“菱窠”访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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