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生存

20年前，读它，是科幻书；20年后读它，像历史书。
一本影响千百万人的互联网启蒙经典著作；一本关于“智能时代”的“说明书”；预言帝尼葛洛庞帝坦率回应“我有什么地方搞错了吗？”尼葛洛庞帝、胡泳、刘九如、段永朝、吴伯凡等全新解读。

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兼媒体实验室主任。他同时也是数字化生活方式杂志《连线》的资深专栏作家。
尼葛洛庞帝就学于麻省理工学院，1966 年获该院教授席位。此后数年，他同时担任耶鲁大学、密执安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客座教授。
1968 年，他创立麻省理工学院建筑机械研究组。在此期间，他攥写了若干本颇具影响的书，包括《建筑机械》《柔性建筑机械和计算机对设计及建筑的支持》。
由于尼葛洛庞帝多年来在计算机及大众传播科技发展上的创见与贡献，他每年都应邀到全球各地演讲，为各国政要及企业界提供建议。1980年，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聘请他担任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日常生活中的计算机”会议组委会主席。两年后，他接受法国政府邀请，成为位于巴黎的“个人计算机与人类发展国际中心”的执行主任。此外，他也是若干个企业法人委员会的活跃成员，同时还是一个支持信息与出版新技术的风险基金的特别总合股人。
尼葛洛庞帝1996 年被《时代》周刊列为当代有影响力的未来学家之一。

胡  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政治学博士。
喜欢在文化、技术和政治的交叉点中发现有趣的东西，特别是解放性的文化实践，网络和网络社会理论，数字经济与管理，以及人的主体性。

1.重建世界/信息DNA //002
比特和原子 //002
比特究竟是什么？ //005
媒体世界改头换面 //008
智慧在哪里？ //011

1.序言
（1）数字化之后（Been Digital）
（文/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写于25年前。人们给予我多的评论是你怎么可能预测得这么准？其实我并没有预测，我只是推断。我把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实验和发明投射到未来，仅此而已。也就是说，这本书并不是由预言所构成的，但是书中推断的基础——计算机及其外设在速度上的提升以及价格上的下降——是明显可预见的。同样，也可以很容易地推断互联性，这主要是由于无线技术和设备的出现。这些事情出现得或早或晚，但多多少少都有端倪。
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关于这个新的版本，一个有趣的问题：我有什么地方搞错了吗？
任何关于未来的讨论，无论怎样立足于现实，相较于后见之明，许多细节都是不准确的。大家预计会是如此，这样的情况也多见诸本书。但是，与一个真正的、堪称是我有生以来的误判相比，这些只是细枝末节，事实上微不足道。25年前，我深信互联网将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我相信互联网将促进全球共识，乃至提升世界和平。但是它没有，至少尚未发生。
真实的情况：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管制在升级，贫富鸿沟在加剧。我也曾经期待，中国可以由于其体量、决心和社会主义的优势从而在引领全球互联网方面发挥更好更大的作用。实际情况如何呢？
很简单：全球化变成了本土化，尽管智识的、经济的以及电子的骨干设施都取得了飞速增长，但无所不在的数字化并没有带来世界大同。
在过去的25年中，“本土”并不是由几何结构（比如到地平线的距离）、人口统计学理论（比如人口的数量）抑或是民族疆域来定义的。事实上，世界被分成国家——一个早已过时、但却是构成我们过去和现在地缘政治世界DNA的前数字化时代的概念。大多数国家要么大到无以称其为“本土”，要么小到无以称其为“全球”——体量就是不对。想想看有哪一种分类方法能够涵盖这样的情况：的可以有超过10亿的成员（这里指人口），小的还不到1000。
雪上加霜的是，我们给以国家为中心的结构加入了一层竞争，使“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变得更加不幸。
可以这样来看，文化多样性丰富了生活，但同时也妨碍了交流。25年前我们似乎在迈向这样一个世界——只说两种语言：母语和英语。虽然这在未来仍然可能发生，但进程已经被放慢了：有些国家要求必须掌握本国语，比如印地语、斯瓦西里语；还有些国家要求人民学习正在消失的语言，比如盖尔语，或者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如加泰罗尼亚语。组成世界的房间变小了些，但是彼此之间的墙又增厚了些。现在的国家数量又多了几个，但毫无意义。“我们”与“他们”的概念被前所未有地强调。我们该怎样通过使用互联网——而不是通过长达数百年的大范围通婚（尽管这点子很妙）——来打破这一魔咒呢？
只需重要的一步——全面、彻底地开放互联网。不要试图通过向内看而遏制它，只因这样做的结果会造成隔离而不是连接。不要再封锁应用程序的入口了。公司和国家，出于商业和政治的原因，会对这一话题小心翼翼，但我不会。确实是时候这样做了：实现完全接入；做更多开放性的研究；减少专有软件；建设更高合作程度的、全球范围的发展共同体。
所以，我请读者思考未来的数字化世界，它将滋养心灵抵御无明；分享繁盛；以合作取代竞争。

（2）承认并庆祝人的境况
（文/胡泳）
从科幻书到历史书
在为1996年出版的《数字化生存》平装本所写的《后记》中，尼葛洛庞帝写道：“观察翻译成30种语言的《数字化生存》在各国被接受的不同程度，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在有些地方，例如法国，这本书与当地的文化制度格格不入，因此似乎比依云矿泉水还显得淡而无味。在其他国家，例如意大利，这本书则广受欢迎，引起热烈讨论。”是时，《数字化生存》的中文译稿尚未出版，作者和译者都没有想到，这本书会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掀起滔天巨浪。
在被称为中国互联网“盗火”阶段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尼葛洛庞帝的声望几乎堪比家喻户晓的明星，《数字化生存》成为很多人踏上网络之旅的指路“圣经”。韩寒在《三重门》里写到一位师大毕业的语文老师：
是我们学校年轻的一个老师，她给我的印象很深，记得上节课时她说不鼓励我们看语文书，然后给我们讲高晓松 ——那个制作校园歌曲的。她节课给我们唱了《青春无悔》，说我们不要满足于考试之内的死的没用的东西、要在考试外充实自己，这样才能青春无悔。然后她推荐给我们惠特曼的书，小林多喜二的书，还有一本讲知识经济的，还有《数字化生存》……
中学生韩寒在读这本书，日后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嘉璐也在读。2009年5月17日，《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这样描述：
许嘉璐坐在写字台前，悄然合上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后一页。望着窗外阑珊灯火，他思绪万千，强烈地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挑战，信息高速公路上时刻存在安全隐患，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
日后，许嘉璐对信息安全的忧患催生了著名的“花季护航”上网管理软件。
受到影响的是年轻的中国互联网创业者们。美团的王兴在《数字化生存》中译本问世时正念高二，读到《数字化生存》说，互联网的本质是移动比特比移动原子的速度更快、成本更低，从此这个理念深植他的脑海中，成为他后来系列创业始终不渝的法则。是年，海南出版社想大力推广《数字化生存》，到北京请圈子中人做高参指点，个请的就是后来创办凡客的陈年。张朝阳和尼葛洛庞帝的渊源更深，后者是他的融资对象。在2013年1月31日的一次沙龙活动中，张朝阳称李彦宏和马化腾的创业都和他有关：“1998年我去美国硅谷找人，问李彦宏想不想回国做互联网，他在硅谷说中国搜狐做起来了，于是硅谷一些投资人给了他投资。1999年的我特别火，到深圳受到摇滚歌星式的接待，听众700人中就有马化腾，他听了我的故事激动不已，回去做了QICQ。”由这个故事可知，尼葛洛庞帝堪称中国互联网创业者的一代“教父”……

（3）启示未来
（文/刘九如）
《数字化生存》给中国大众带来了数字化环境下的新的生存观，它向社会大众畅想从网络中获得信息、从游戏中获得知识、从应用中开启创业，这是何等的新鲜和惬意。由此，我认为，对中国大众来说，这本书的出版意义在于：
一是大众启蒙。读完此书，人们仿佛走出“中世纪”，看到了更加五彩斑斓的世界，积极跟上了互联网的发展步伐，快速适应了数字化生活，并引领了互联网的应用。
二是开阔视野。通过此书，让国人看到了当时我国与发达国家信息技术及网络发展的距离，逼使业界同仁抓住机会，从起步时的新浪、搜狐、网易三小巨头，到今天的腾讯、阿里、百度三大巨头，促使中国的互联网超越了世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1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
三是契合发展。这本书的预言预测，无论应验多少，简单回顾和梳理，我们都可以发现，书中的众多观点，与中国互联网20多年的发展是如此密切的契合，甚至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进程也非常契合……
（4）从“数字化”到“生存”——重读《数字化生存》
（文/段永朝）

媒介与信息
2016年，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出版20周年。3月底在杭州参加阿里巴巴湖畔大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与胡泳在一起，他提到正筹备《数字化生存》20周年纪念版的事情，并向我约稿。
这部书在我自己的阅读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于是我满口允诺，写一篇纪念文字。
几个月过去了，交稿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却怎么也找不到思路。
重读畅谈未来的著作，的诱惑、也是省事的办法，就是盘点作者的全部“预言”。我从书架上找出这本书，努力把记忆拉回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渐次梳理一年又一年跌宕起伏的业界风云，常常止不住地赞叹作者深邃的洞察。当然，也有个别笨拙的“失言”之处，但统统不要紧（比如第177页，尼氏猜测2000年世界网民就会达到10亿，实际达到这一数字要到2006年）。如果苛求作者每言必中，那倒是显得多少有点浅薄。恰恰是作者彼时彼地的时代处境，让那些睿智与迷障共处同一时空。
尼葛洛庞帝是媒体情结很浓厚的人。他调侃起传统媒体的败相来，毫不留情。比如这句，“高清晰度电视就是个笑话！”（P30）还有这句：“著作权法已经完全过时了。它是谷登堡时代的产物”（P51）。
作为媒体中人，我钦佩尼氏对媒介的洞悉，并从我自身在媒体从业15年的历程，得到会心的印证。诚如尼氏所言，站在传播者一端，以广播模式传播的旧媒介已经消亡，“数字化会改变大众传播媒介的本质，‘推’送比特给人们的过程将一变而为允许大家（或他们的电脑）‘拉’出想要的比特的过程”（P79）。
但是，重读《数字化生存》，在为尼葛洛庞帝点赞的同时，也不由得有一点后知后觉的感悟：尼氏用大量篇幅，描绘了一幅个性化的、流动性的、随处感知的新媒体形态，“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P171），并断言“界面设计的秘诀”，就是“让人们根本感觉不到物理界面的存在”（P87）……

（5）一本关于“智能时代”的“说明书”
（文/吴伯凡）
一本好书是经得住回头再读的，它似乎能在时间中悄悄生长，多年后再读它，你会惊奇地发现它在你面前已焕然一新。其实不是这本书变了，而是你变了——随着你见识和阅历渐增，当初那些无缘、见面不相逢的内容对你悄然显现。所以古人说，读书随年龄、阅历的不同有三种状态，初读如“隙中窥月”，再读如“庭中望月”，三读如“台上赏月”。
至今仍记得20年前一个朋友把《数字化生存》这本书送给我时说的话：“好好读读，接下来是个全新的时代，这本书就是关于这个时代的‘说明书’。”于是我郑重其事地读完了这本书，并且在各种场合谈论、引用它，越来越相信自己读懂了它。
20年后重读这本已经被我翻得破旧的书，看着自己在书中画下的线、写下的批注，不禁对自己那种不得要领的认真觉得好笑，同时对尼葛洛庞帝惊人的洞察力油然而生敬意……

我请读者思考未来的数字化世界，它将滋养心灵抵御无明；分享繁盛；以合作取代竞争。
——尼古拉•尼葛洛庞帝

在为1996年出版的《数字化生存》平装本所写的《后记》中，尼葛洛庞帝写道：“观察翻译成30种语言的《数字化生存》在各国被接受的不同程度，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在有些地方，例如法国，这本书与当地的文化制度格格不入，因此似乎比依云矿泉水还显得淡而无味。在其他国家，例如意大利，这本书则广受欢迎，引起热烈讨论。”是时，《数字化生存》的中文译稿尚未出版，作者和译者都没有想到，这本书会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掀起滔天巨浪。
——胡 泳

《数字化生存》给中国大众带来了数字化环境下的新的生存观，它向社会大众畅想从网络中获得信息、从游戏中获得知识、从应用中开启创业，这是何等的新鲜和惬意。
——刘九如

20年前胡泳、范海燕翻译的《数字化生存》，是中国互联网启蒙的经典著作，打那以后，尼葛洛庞帝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相信很多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记得自己一口气读完后，那种心潮澎湃的思绪。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迄今仍精心收藏着这部译作1996年的首版，以及夹在书中业已泛黄的读书笔记。
——段永朝

20年后重读这本已经被我翻得破旧的书，看着自己在书中画下的线、写下的批注，不禁对自己那种不得要领的认真觉得好笑，同时对尼葛洛庞帝惊人的洞察力油然而生敬意。
——吴伯凡

3.虚拟现实

矛盾修饰与重复修饰

麦克•哈默（Mike Hammer，不是那个侦探[1]，而是全球首屈一指的企业名医或者所谓的“企业形象再造工程师”，他将“企业变革”（corporate change）形容为一种几乎要变为重复修饰的矛盾修饰（基础稳固的大企业却需要变革！）。所谓“重复修饰”，是指像在“某人自己的心目中”这类重复累赘的表述；而矛盾修饰，则是像“人工智能”或“飞机食品”等显而易见的矛盾组合。重复修饰和矛盾修饰是否恰好相反，还有争论的余地，但倘若我们要颁发“矛盾修饰奖”，那么“虚拟现实”一词一定榜上有名。
假如我们把组成“虚拟现实”一词的“虚拟”和“现实”两个部分看成“相等的两半”（equal halves），那么把“虚拟现实”当成一个重复修饰的概念似乎更有道理。虚拟现实能使人造事物像真实事物一样逼真，甚至比真实事物还要逼真。
比如说，飞行模拟，这一复杂和使用时间久的虚拟现实应用，就比驾驶一架真正的飞机还要逼真。刚训练出来的、但已练就一身好本领的飞行员之所以能在初试牛刀时就驾驶一架满载乘客的“真正”波音747客机，原因就是他们在飞行模拟器上学习驾驶技术，要比他们在真正的飞机上学到的还要快、还要多。在模拟器中，飞行员会置身于在现实世界里可能不会出现的所有罕见的情况中，包括飞机几乎相撞或裂成几段。
另外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虚拟现实应用，就是汽车驾驶学校的驾驶训练。在一条湿滑的路上，突然有个小孩冲到两辆汽车中间，如果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况，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作何反应。虚拟现实容许我们“亲身”体验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身临其境
虚拟现实背后的构想是，通过让眼睛接收到在真实情境中才能接收到的信息，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更重要的一点是，你所看到的形象会随着你视点的变化即时改变，这就更增强了现场的动感。我们对真实空间的感觉来自各种视觉线索（visual cues），例如物体的相对体积、亮度以及在不同角度上的运动情况。其中强烈的线索来自双眼透视（perspective），由于左右眼看到的形象并不相同，双眼同时使用时就会产生特别强有力的效果。把这些不同的形象合成一个三维图像，也就构成了立体视觉（stereovision）的基础。
每只眼睛的深度知觉（perception of depth）略微不同，造成了两只眼睛所看到的形象不尽相同。这种现象称为视差（parallax）。当近距离观察物体时（假如在6英尺以内），视差的效果为显著。距离较远的物体基本上会在两眼上投射相同的影像。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立体电影（3-D movie）里总是有许多近距离内来来回回的动作？为什么影片里的物体总是朝观众席里飞来？因为那些移动正是设计在立体影像的效果距离之内。
虚拟现实的典型道具是一个头盔（helmet），上面有两个护目镜（goggle）般的显示器，每只眼睛对应一个显示器。每个显示器都显现稍微不同的透视影像，与身临其境时的情景完全一样。当你转动脑袋的时候，影像会以极快的速度更新，让你感觉仿佛影像的变换是因你转头的动作而来（而不是计算机实际上在追踪你的动作，后者才是实情）。你以为自己是引起变化的原因，而不是经由计算机处理后所造成的一种效果。
视觉经验的真实程度是由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一是图像的质量，即图像中显示的边和其间结构的数量的多少，数量越多，质量越好。其二是响应时间，即画面更新的速度，速度越快越好，响应时间越短越好。这两个变数都要求计算机具有十分强劲的性能。直到近，对大多数的产品开发商而言，这样威力强大的计算机还不可得，现在情况刚刚有了改变。
虚拟现实技术早在1968年就已诞生，当时个头戴式的显示系统正是由伊凡•苏泽兰制造成功的。后来，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以及国防部所作的研究，为太空探索和军事应用开发了一些价格昂贵的虚拟现实原型机。虚拟现实特别适合用在坦克和潜水艇操作训练上，因为在“真实的”战争中，同样必须透过望远镜或潜望镜来观察外面的景象。
直到今天，当我们拥有了威力强、成本低的计算机时，才可能把虚拟现实技术当作一种满足消费者娱乐目的的媒介。而在虚拟现实的新面貌中，少不了令人惊恐万状的镜头。

总是慢半拍
比这还要糟的是，虚拟现实的速度还不够快。所有的商业系统，尤其是许多电子游戏生产商即将推出的新产品，都有慢半拍的问题。当你转动头部的时候，影像会很快地改变，但是还不够快。图像总要慢半拍才出现。
三维计算机图形刚出现的时候，人们使用各式各样的立体眼镜来达到观看效果。有时是廉价的偏光镜片（polarized lenses），有时则是较昂贵的电子快门（electronic shutter），会轮流让双眼接收不同的影像。
我还记得，我次操作这类装置时，所有的人——不是大多数人，而确确实实是每个人——生平次戴上这种眼镜并在屏幕上看到立体图像后，都会把头转来转去，想看看图像怎么变，结果就和看立体电影一样，图像并没有改变，把头转来转去没什么用。
人们这种“扭动脖子”的自然反应正说明了一切。虚拟现实必须紧密配合对用户的动作和所在位置的感应，让观看者能够引发图像的变化，而不是完全由机器来控制。重要的莫过于计算机能跟踪头部的转动并能回应它的快速变化。图像更新的速度（频率响应）实际上比分辨率更为重要。由此可见我们的运动神经系统是多么敏锐，即使轻微的反应迟钝也会破坏整个感官经验。
大多数的制造商大概都会完全忽略这一点，而把早期拼命强调图像的高分辨率的虚拟现实系统推向市场。这样做的结果是牺牲了响应速度。其实，假如他们减少图形显示，加强图像的防锯齿技术，并且加快响应速度，那么他们所提供的虚拟现实体验将会更加令人满意。
另外一个办法是，完全放弃为左右眼分别提供不同透视影像的头戴式显示器，而改用所谓的自动立体效果技术，让真实的物体或全息影像（holographic image）在空中浮现，使双眼一起收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