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20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9781326丛书名: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绪 言
部 懂得战争的悲惨与荒谬的一代
章 把生命托付给了战场的青春
第二章 重新回到学生时代激荡时代的斗争
第三章 人生转机结婚与通过司法考试
第二部 律师人生
第四章 身为市民派律师的自豪感
第五章 坚持司法独立
第六章 为什么必须实行律师自治制度
第七章 沉默是大罪
第三部 我与战后赔偿的斗争
第八章 为了解决“慰安妇”问题
第九章 731部队细菌战审判
第十章 重庆大轰炸受害诉讼的意义与**法院四?二七判决
结 语
附 土屋公献反战之歌
中文版序
得知土屋公献先生（以下尊称省略）的自传将在中国出版，甚感欣喜。土屋是我非常尊敬的长者，希望他的作为能够为更多的国人所知。但是，当接到操持本书出版事务的一濑敬一郎律师及北京大学徐勇教授提出的撰写中文版序言的请求时，我犹豫了。为这样德高望重的人作序，是需要一定的学识和见地的，我自知达不到。另外，我与土屋的交往有限，只是基于自己对中国民众的日军细菌战受害研究为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出庭做证，而得以与土屋在一些活动中同行，仅此恐怕难以把握全面。不过，我内心里也有着想借此机会深入了解一下土屋的念头。所以，尽管不才，我还是答应尝试着去追寻土屋的足迹、考察土屋的所为，再做出是否执笔的判断。
此后（因手头其他工作所迫，不得不搁置了一段时间以致延迟了本书的出版，深表歉意），我钻进地处霞关的律师会馆，翻阅日本律师联合会（以下简称“日律联”）的机关报《日律联新闻》和机关杂志《自由与正义》，查找关于土屋的报道，采访了一些熟知土屋的人士，如日文版序作者、土屋的老同学荒井信一，与土屋一起工作过的律师，在调查、事务、资金等各方面支援土屋所从事的战争受害诉讼的市民团体，与我同样为细菌战受害诉讼出庭做证的历史学者吉见义明，以及与土屋交往多年的原告团团长王选，还翻箱倒柜地找出了我所参加过的各种市民团体会议上土屋的发言记录，回忆起与土屋一起活动时的一幕幕情景，并且重读了这本《律师之魂》。
随着对土屋的人生经历以及他所从事的各种各样活动的了解，慢慢地，我感觉到逐渐接近了土屋那刚毅、严峻表情背后的理性内涵，开始理解他为什么总是以他独特的、简洁明了的语言执着、坚定地强调着一些不可动摇的原则﹕和平、人权、正义、在野。
从本书所叙述的土屋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些原则，牵系着他*深刻的人生教训，是亲身经历了军国主义式的整体主义时代、体验了相互残杀的战场之后，反思历史而得的。这些原则深深地渗透到了他的意识当中，成为他战后全部人生实践的基本准则，是他从事作为本职工作的律师业以及追究政府的战争责任、维护和平等各项国际市民运动的真实动机。
土屋坚守着这些原则。他拒绝遗忘，如他在绪言里所说，“忘却战争历史事实本身，便是迈向下一次战争的**步”。作为一个以法律为准绳的律师，他反对将原则相对化、模糊化，不厌其烦地驳斥着无论是于政府还是日本民间都存在的以各种历史背景、因缘为由为侵略战争开脱的说法。作为法律界的领头人，他始终保持着司法独立、依法监督权力机构、维护市民个人权利的警觉。同时，在实践这些原则时，土屋有着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彻底性，他丝毫不含糊的信念是：人都是平等的。这也是他为什么会为中国受害者辩护，为居住在日本的朝鲜人和韩国人维权。并且，对违反这些原则的行为，无论其出自政府、维护政府立场的法庭，还是民间右翼势力，甚或日本人一般不会说“不”的美国政府，都会直言批评，表明自己的立场，直至在法庭上抗争。土屋直言不讳地表示，他是爱国者，纠正国家的错误、为自己的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永久和平做些真正有意义的铺路工作，是他加给自己的责任。
在加深了对土屋理解的同时，我也意识到，土屋虽然独特，但并非独有。事实上，像他一样具有和平、人权、正义、在野的意识，并以自己的行动去实践的市民，在各行各业中都有。在日本存在许多以这些原则为活动宗旨的跨行业、跨地区的市民团体、非政府组织，跨学科的研究小组甚至全国性的学术组织。的确，就人数而论，这些人在总人口中是少数，影响范围有限，但是，他们忠实地发出自己想发出的声音，他们去做不是来自任何人的指令而仅是出于个人信念以为应当做的事。他、她、他们去发掘长眠于书库、资料馆中的或者刚刚被公开的历史资料，采访当年参战的日军将士等当事者，去亚洲各地访问受害者，召开讨论会、报告会，举办历史事实展，成立非政府、非营利团体与政府、国会议员等一次次地交涉要求公开历史资料、确立相关法律，等等。正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团体的努力，使日本政府长期保持沉默或者矢口否认的战争犯罪，如“从军慰安妇”、细菌战、化学战、虐待屠杀俘虏、南京大屠杀、重庆无差别大轰炸、抓劳工、掠夺殖民地文化遗产等战争遗留问题的由来和过程的真相，得以从历史的尘埃中逐渐浮出。是他、她、他们基于这些历史事实，利用在民主制度下的活动天地，与否定侵略、否定战争犯罪、主张修改和平宪法的政治势力以及民间力量展开了长期的抗争和拉锯战。是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在曾经的加害民族与受害民族之间，甚至是加害者与受害者个人之间，建立起交流的桥梁，扩展了国际的草根连带关系。
土屋是这些市民当中的一员。他的反战、战争受害赔偿诉讼、维护和平等活动是与众多市民一同进行的。比如，以土屋为律师团团长的战争受害诉讼，先后有二百多名律师参加，得到由各行业市民参加的民间团体的支持和资助，有历史学、防疫学、法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出庭做证。的确，不论是在战争受害赔偿诉讼的律师团内，还是在市民组织及和平运动的活动中，土屋的感召力都很大，总是充当着领导者的角色，但是，工作是投身于其中的参与者们共同做的，是每一个人出于自己的自觉意识的奉献。土屋的作用在于把大家的力量协调起来，使之更好地发挥出来。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察和思考，我有一些感想要对中国的读者说，我决定接受一濑的请求。在此序言中，我想尽可能地不仅勾画出土屋的全貌，亦尝试着走近他的精神世界，以便读者跨越民族间的一些屏障，更深地了解他这个人。
而且，我还想介绍一下日文版序言作者荒井。他与土屋同样是经历了军国主义时期的一代人，作为历史学者，战时的亲身体验在战后就成为他审视历史的原点。而且，荒井同样是具有不妥协精神和责任感的。如果说，土屋是通过法、利用法来践行自己的历史责任的话，荒井则是通过历史研究来揭示真相，反思历史的进程，从而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可以说，土屋和荒井，代表了日本市民在追究战争历史的真相、推动战后赔偿方面所起作用的两个不同侧面。从这个意义上，介绍荒井，有助于读者立体地把握土屋以及日本社会。
日文版序
上高中的时候，有一门《论语》讲读课，直到上这门课之前我都认为《论语》是圣人君子的学问，给人以忽略人性、伪善的印象。但在认真地领会了内中的含义之后，我意识到这是一部理解人类精神的古典文献。
至今我还记得其中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即“无恒产者无恒心”。“恒产”是指固定的财产，意思是说没有一定财产的人难以长期地保持自己的意志。
时至今日我还时常琢磨这句话，是因为如今的日本，国家没有恒产的状况持续已久。已经作古的前首相小渊惠三曾说过，“日本是世界上的‘借金王’”。日本现今已经借款800兆或900兆日元，所以历代首相持续着没有“恒心”的政治，*典型的是小泉纯一郎首相，竟然以临场的蛊惑口号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大胜。
我虽然是个没有法学素养的外行人，但亦感觉到司法界也似乎有染于无“恒心”的风习。说到国家的“恒心”，自然应该是宪法，但是给人们的一般印象是，日本的法院采取了尽量回避宪法判决的态度。
毋庸讳言，《论语》是统治阶级的伦理学说。与我同班的土屋公献，既不是“治者”也没有“恒产”，但是，土屋在战后身份的转变中，却是一位始终如一地贯彻了“恒心”的人。
为什么他没有失去“恒心”呢？从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战后史来看，直到冷战终结的1990年前后，一直都是意识形态的时代。所谓意识形态，即是关于人们头脑的问题，土屋原本就是一位有着自己的“精神世界”之人。学徒出阵时他的心境是：“如果把弱者推到前面，而自己作为年轻人却逃掉了，那不是男子汉应当做的。”
土屋读高中时就已经获得了剑道二段，与我这样相对文弱之人相比，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真正男子汉的风采，而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内心一直有弱者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他选择律师职业实在是再正确不过了，他总是站在弱者的一边致力于实现社会正义。
如果用一笔勾画他的人生的话，那该是一条笔直的粗线，是一条凹凸不平甚至有些笨拙的直线，绝不是一条故作美丽的直线，但是，这线条明确地显现出了土屋坚韧的内心和他的力量。
他那能够折服很多人的人格魅力，正源于他这不屈不挠的“恒心”。
荒井信一
译者的话
中国读者对土屋公献先生并不陌生。1997年，浙江、湖南等地的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诉讼，土屋先生担当日本辩护律师团团长，从那时起，他在日本法庭上进行了长达10年之久的司法斗争。此后，土屋先生又担任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赔偿诉讼的辩护律师团团长，直到谢世，土屋先生一直奋斗在“战争善后处理”的**线。其间，土屋先生多次亲赴中国战争受害现场，考察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民众带来的巨大灾难，倾听战争受害者的证言，亲身感受到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并痛下决心为恢复战争被害者的尊严，敦促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和加害历史反省谢罪，做出应有的赔偿。
土屋先生在学生时代被强征入伍，亲身体验过战争的残酷和悲惨，甚至在军令下险些犯下虐杀战俘的过失。痛定思痛，在战后的日子里，骨子里原本就充溢着浩然正气的土屋先生，积极投身到反战和平的运动潮流之中，以至一度被解除学籍，但他仍然矢志不悔，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神圣事业之中。
土屋先生从事律师职业以后，更把维护正义、捍卫人权视为职业的**生命。正是出于此“公心”，土屋先生不惧强权，不畏攻讦，毅然决然地参与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诉讼和重庆大轰炸受害诉讼，率领200余名有良知的日本律师，与原告团一道，进行了不退缩、不妥协的法庭斗争。其间经历了几多挫折、几多误解和几多磨难，甚至日本右翼分子的威胁和恫吓。土屋先生置己身于度外，慷慨激昂，据理力争。尽管中国人的受害赔偿诉讼均因日本**法院*后的“国策判决”败诉，然而，日本各级法院面对证据确凿的桩桩事实，不得不承认日本战争期间犯下的斑斑罪行，为清算日本战争责任和战后处理奠定了有力的基石。土屋先生及其率领下的日本辩护律师团功不可没。
遗憾的是，我虽与土屋先生神交已久，却一直未曾谋面。记得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开庭前的冬季，731细菌战被害诉讼辩护律师团事务局局长一濑敬一郎先生与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冒着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严寒来到黑龙江社会科学院，收集731部队的犯罪证据，商谈法庭辩论事宜。众所周知，731部队的大本营在哈尔滨，它的几个重要支部也在黑龙江地区，所以，我在从事伪满洲国史的研究过程中对731部队多少有些了解。此次中国人细菌战受害诉讼提交日本法庭，更引起我的特别关注。在日本市民团体ABC企画委员会的帮助下，我得以及时收集诉讼的进展情况以及社会各界的反响。其中，尤对日本辩护律师团和许多市民团体对中国人细菌战受害诉讼的大力支持感怀颇深。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中国人的战争受害诉讼势必会遭遇更多的波折和磨难。而土屋先生站在维护人间正义的立场上，在几次判决后的声明，以及记者招待会上大义凛然地斥责日本司法机关及政府，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必须对细菌战受害者谢罪赔偿，土屋先生慷慨陈词，掷地有声，更使我的敬意油然而生。
2001年12月26日，东京地方法院以“国家无答责”“个人无申诉权”“超过时效”等为由，宣判遭受日军细菌战毒害的原告方败诉。土屋先生代表日本律师团郑重发表声明称，“日军实施细菌战，同纳粹德国残杀犹太人一样，是人类史上罕见的野蛮行径，是无可类比的肆无忌惮的战争犯罪”，“我律师辩护团坚信，在细菌战审判的斗争中，一定能够打开突破口，打破法庭延续使用的关于战争赔偿的陈腐法理的坚冰壁垒”，“我们相信，当了解细菌战事实的人们大幅度增加，民众的声音包围法院，打动了法官的良知之时，赔偿和谢罪的判决一定能够实现”，“我辩护律师团决心同原告团、声援团一起，为审判斗争的*后胜利而战斗”。
土屋先生的声明掷地有声，不仅代表了日本律师团的庄严立场，也表达了中国细菌战被害者的心声。我看到这份声明后，不禁为土屋先生的浩然正气和战斗意志而感动。
在日本**法院做出*后判决之前，律师团又接手了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诉讼案件。为了收集整理日军轰炸重庆等地的证据，在北京大学徐勇教授的推荐下，受一濑敬一郎先生的委托，我接手翻译从事重庆大轰炸研究的学者前田哲男先生的大作——《战略轰炸的思想》（中文版为《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中华书局，2007），并以此为契机，有幸受一濑先生的邀请多次赴重庆，忝充一濑先生的翻译，一同访问大轰炸受害者，倾听他们的证言，考察大轰炸遗址，因而对重庆大轰炸诉讼案件略有了解。
2005年11月，一濑先生来电话，告之土屋先生准备去四川乐山考察，邀请我届时务必前往，一同调查乐山大轰炸受害情况，并与受害者会面，整理和收集被害者证言等。遗憾的是，由于当时课题压力缠身，又想来日方长，所以未能成行，却不料失去了与土屋先生晤面的*后机会，成为终身憾事。
后来，得知土屋先生辞世的消息，我悔恨不已，连夜写了一篇短文发给一濑先生，以寄托对土屋先生的哀思和敬慕：
土屋先生及其律师团……作为日本人，敢于正视自己国家过去的罪恶，并且毅然站在正义和战争被害者的立场上，与本国政府、司法当局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为的是维护人类的正义，谋求东亚乃至世界的永久和平，这该是多么了不起的心胸和境界！不能不使人们肃然起敬。从这一意义言，土屋先生及其律师团可称之为大爱无疆，他们与那些口口声声自诩为爱国主义的右翼势力对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土屋先生走了，带着人们对他的爱、对他的崇敬走了，日本人民不会忘记他，中国人民也不会忘记他，历史更不会忘记他……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荒井信一在本书的序言中，评价土屋先生是一位有“恒心”之人，称赞他“总是站在弱者的一边致力于实现社会正义”。
土屋先生在诗作中写道：
老骥伏枥日，
余生赍志行。
为了和平愿，
何惜奉此生。
土屋先生在日本律师界是一位十分有影响、有威望和有深厚法律修养的人物，曾任日本东京第二律师会会长及日本律师联合会会长。更重要的是，土屋先生是一位普通人。为了获取**手资料，他不计年老体病，多次利用节假日深入中国的偏远地区，耐心倾听战争受害者的痛诉，和蔼地向受害者宣讲诉讼的意义。凡是接触过他的中国受害者以及学术界和司法界人士，无不敬慕他的人格魅力。他对中国人民及战争受害者的深厚感情，对恢复人间正义的强烈诉求，对倒行逆施、泯灭人性行径的凛然大义，又表明他是一位高尚的人、正直的人、值得中国人民尊敬的人，更是一位闪耀着律师正义之魂的人！
由于译者能力所限，对原著的翻译可能有舛误之处，敬希大家指正。另对文中读者可能生疏的事件、人物或词语等，均加以注释，附在页下。
借此机会，感谢北京大学徐勇教授，感谢多年来为中国战争受害者奔波辩护的日本律师团事务局局长一濑敬一郎先生以及他的同事，尤其要感谢在日学者聂莉莉先生在百忙之中帮助修改校译，并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表示由衷的谢意。
王希亮
2012年清明节
于哈尔滨方裕斋
绪 言
1943年12月，我作为学徒出阵参加了海军，后来在小笠原的父岛迎来了日本的战败。1943年这个时点，许多日本人已经看出日本战败的迹象，但是，那是一个不能发出自己声音的时代。
与我同代的人成长于抹杀人们良心和言论的时代，经历了战争动员，体验过战争的残酷，为战争耗费了青春，还有许多同学朋友在学业中途战死而去。
回首自己的战争体验，我对现今政府所进行的种种战争准备之举绝不能漠然置之。作为懂得战争之惨绝人寰的一代人，为了和平，趁着战争还没有成为现实发出反战的声音，正是我们应该负起的责任。我有一个很强的意识：沉默是大罪！
事实上直到今天，有关战争受害的许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但大半的日本人会说已经是六七十年前的事了，为什么还要旧话重提呢？而与此同时，受害各国的战争受害者们的愤慨愈来愈强烈，喷发出怒火。
今天，日本在战争时期的加害行为，不断遭受到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再三发出了要求日本采取措施的劝告。
然而，日本完全无视国际动向，一直摆出一副已经解决了的样子。政府之所以表现出这样的态度，与其推进战争的政策不无关系，这样的政府非常令人遗憾，是不能容忍的。
关键问题在于，战后60年乃至70年间，日本国家对战争受害者丝毫没有任何作为。为了实现世界和平，发动了战争的加害国政府首先必须承认对受害者的加害行为，并从内心予以反省和谢罪。
忘却战争历史事实本身，便是迈向下一次战争的**步。**不能让战争再度重演。我作为亲身奔赴战场的一名日本人，而且作为一名律师，决心把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前的余生奉献给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
基于上述所思所想，在本书**部里讲述我的战争体验及学生时代；第二部陈述我所投身的律师事业及司法之使命；第三部是对战后赔偿问题的思考以及我所参与的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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