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8107693
晚清新政**人 开启中国近代化之门
解读乱世枭雄袁世凯的激荡与沉浮
透视中国千年大变局的激变与冲突
袁世凯纵横捭阖两时代，既是清朝重臣，又是民国元首，是中国近代化变革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袁世凯抵制侵略、力主维新、废科举、建铁路、推行立宪、发展经济……本书评说袁世凯功过是非众说纷纭的一生，解读乱世枭雄袁世凯的激荡与沉浮，透视中国千年大变局的激变与冲突。
引 言
章 豪门世子——袁世凯家事
一、豪门世家
二、世凯出继
三、青年生活
四、自立门户
第二章 崭露头角——朝鲜从军时期的袁世凯
一、登州从军 军中立威
二、出道朝鲜 初露锋芒
三、编练朝鲜新军
四、平定“甲申政变”
五、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
六、甲午战前的较量
第三章 锋芒初露——小站练兵时期的袁世凯
一、获得练兵权
二、模仿西法创建新式陆军
三、开办新式军事学堂
四、小站班底
第四章 政治漩涡——维新运动时期的袁世凯
一、跻身维新行列
二、“甲午条陈”
三、上翁同龢说帖
四、 “戊戌告密”的真相
第五章 平步青云——山东巡抚时期的袁世凯
一、袁世凯军事力量不断扩张
二、山东教案
三、剿杀义和团
三、参加“东南互保”
四、日隆的政治声誉
第六章 羽翼日丰——直隶总督时期的袁世凯（上）
一、直隶总督兼八大臣
二、组建北洋六镇
三、创建陆军学堂
四、把持练兵处
五、1905-1906新军河间、彰德会操
第七章 培植根基——直隶总督时期的袁世凯（中）
一、对外理性抗争 构建经济发展的基础
二、袁世凯与直隶工业的建设
三、袁世凯与直隶农业
四、袁世凯与直隶商业
五、袁世凯与直隶新式教育
第八章 祛锢革新——直隶总督时期的袁世凯（下）
一、整顿地方吏治
二、创建巡警制度掌控京畿警权
三、司法改革和狱政改良
四、天津地方自治
五、投身立宪
第九章 位极人臣——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时期的袁世凯
一、“杨翠喜案”与“丁未政潮”
二、调任外务部尚书
三、袁世凯对外务部的贡献
四、袁世凯的外交折冲
第十章 韬光养晦——洹上归隐时期的袁世凯
一、罢官回籍
二、归隐彰德
三、洹上三年的思想流变
四、洹上三年为了保命还是东山再起
第十一章 东山再起——辛亥革命时期的袁世凯
一、袁世凯出山
二、袁世凯缘何得以东山再起
三、上任内阁总理大臣
四、南北议和
五、逼清皇室退位
第十二章 铁腕手段——临时大总统时期的袁世凯
一、京津兵变与定都北京
二、临时大总统与《临时约法》
三、责任内阁及其终结
四、短暂的蜜月
五、“民国血案”：宋教仁案
六、善后大借款
七、镇压二次革命
第十三章 权力之巅——出任正式大总统时期的袁世凯
一、就任正式大总统
二、从《临时约法》到《约法》
三、“政治新生涯”
四、边疆交涉与妥协
五、镇压白朗起义
第十四章 帝制自为——走向洪宪帝制的袁世凯
一、二十一条
二、欲拒还休的造势
三、袁克定的太子梦
四、洋顾问和《共和与君主论》
五、“六君子”与“筹安会”
六、劝进与推让：称帝的筹备工作
七、登基大典
第十五章 梦断紫禁——帝制梦想的破灭
一、众叛亲离
二、《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三、护国军讨袁
四、列强的转变
五、骑虎难下 撤销帝制
六、羞愤而亡
七、归葬彰德
第十六章 余威尚存——后袁世凯时代
一、后袁世凯时代的政治局面
二、后袁世凯时代的经济局面
三、后袁世凯时代的教育文化局面
四、是非功过 历史评说
有关袁世凯研究的评价问题及其趋势
参考文献
袁世凯一生大事记
引 言
中国历史上著名人物中，袁世凯受关注指数非常之高。单论其知名度，黄皮肤的龙的传人除了少不经事者，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无论是贤达名流，还是乡野村夫，人们或通过学校教育，或借助社会阅读，或碰触影视戏剧，甚或口传闲谈，几至人尽皆知。在精英学术圈里，袁世凯也是备受青睐的研究对象，主题检索“袁世凯”，中国期刊网上就收有近万篇研究论文；国家图书馆收藏有袁世凯的著作约200部左右。
众人皆谈袁世凯，众人亦皆知袁世凯，那么袁世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宏观总体评价方面，民国初年，世人称袁世凯为：“中国华盛顿”、“中国的拿破仑”、“中国共和之父”；之后相当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骂他是窃国大盗、独夫民贼、杀人不眨眼睛的刽子手。
在具体的问题方面，关于年少时期的袁世凯，有人说是纨绔子弟，不学无术，也有人说是积极进取，胸怀大志；戊戌政变时袁世凯告密问题，有人说告密毋庸置疑，也有人说他有告密的可能；清末后十年改革问题，有人说袁世凯废科举，力行立宪，发展实业，编练新军，推动了我国的近代化，也有人认为他是发展个人势力，是假立宪；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的作为，有人说他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也有人认为他是清王朝灭亡的助推者；袁世凯帝制自为，有人骂其狼子野心、沐猴而冠，有人叹其晚节不保，失足千古；袁世凯与列强的关系，有人认为他是卖国贼，也有人认为他进行了积极的抗争……
众说如此纷纭，莫衷一是，那么袁世凯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人们心存一个又一个的疑窦，真实的袁世凯在浩瀚的记载、评说之中，消失了；耳熟能详的袁世凯，变得模糊了。
人们需要了解真实的袁世凯，研究界需要进行史实重建。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历史可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存在过的史实，另一部分是历史学家对史实的叙述，即“藉人力以成之”的史籍遗存。前者不需要任何记载依然客观，而后者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完全客观，史学的求真，好的结果是无限接近、却永远无法完全探究出历史的真相。这里的原因很多，固然有历史学学科的属性所致，即自然科学得出的结论是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反复试验检验的，而史实却是已经发生过了的，无法加以重现，因此史学家得出的结论也就无法加以验证是否符合历史真实。但我个人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源自史实的复杂性和史学家认识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
如何克服这一矛盾以获取真知呢？
我们应当保持一颗平静的心，全面客观地评价和鉴定袁世凯，不因其丑而肆意夸大其恶，也不因其美而无限张扬其善，而应当充分发掘史料，澄清史实，尽可能准确地把握其历史活动，只有遵循这个原则，对其评价才有可能做到中允确当。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也是鲜活的，我们认为，对袁世凯这样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应当把他放置于清末民初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场域中去分析，对于复杂的历史事件，绝不可简单地用优、劣来界定，把握好评价尺度，恢复历史的原始风貌，还原一个真实的袁世凯。
我们需要重建史实，需要了解历史的底色、对比色……正如福柯在疯癫史研究中说：有必要试着追溯历史上疯癫发展历程的开端，在没有经过皴染和涂抹的历史时间中重走一趟，再度确定眼中之历史。
毕竟，袁世凯不是别人，他是袁世凯！
百年而后的今天，很难一句话说清楚袁世凯，且回到历史现场去看个究竟吧！
第四章 第四节 “戊戌告密”的真相
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不失时机的向光绪皇帝上了第五书，书中沉痛地写道，如不采纳他的意见，将来国破家亡，皇帝求为普通老百姓而不可得。还引用明末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吊死的故事以为警策，说他不忍此种祸事重见于今日，请求变法维新，明定国事。光绪看罢上书，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激起了他变法的决心。
1898年6月11日，刚刚亲政不久的光绪皇帝正式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令进行变法，此前他已任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叫他统筹新政。16日，这位年轻的皇帝打破了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小臣的旧例，在紫禁城仁寿殿单独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授以专折奏事的权力。不久，又命拥护新政的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以四品卿衔为军机处章京，参与新政。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也称为“百日维新”。
光绪接着连续颁布除旧布新上谕一百余道，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如：取消詹事府和光禄寺等闲散繁冗的机构；栽撤腐败的绿营；科举考试废八股，改策论；京师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和农工商总局；提倡民办新式工业；准允自由开办报馆和组织学会；允许士民上书言事；开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大小书院为学校，兼习西学；选派留学生等等。新政诏书虽然一道一道地颁布，可是光绪皇帝并无很多的实权，上有慈禧，下有军机处，外面有掌握军权的直隶总督和地方封疆大吏，地方官员虚与委蛇，敷衍观望，按兵不动。当时，慈禧太后表面上已归政于光绪，但事事干预，实际上仍掌握着朝廷大权。帝、后为争夺权力，不断发生矛盾，王公大臣中也分化为帝、后两党。在百日维新期间，维新与保守、帝党与后党之间斗争激烈。在下诏变法后的第四天（6月15日），慈禧太后首先迫使光绪罢免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的各项职务，光绪帝的宫廷师傅开缺出京回籍。太后还命以后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要到她面前谢恩，借以显示自己仍然大权在握。同时强制光绪帝任命她的心腹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使之掌握军政实权。16日，任命刑部尚书崇礼署步军统领。24日，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派刚毅管理健锐营，把北京城内外和颐和园的警卫权抓到手里。后来，从颐和园传出风声，慈禧太后与直隶总督荣禄密议，拟定于月间光绪帝前往天津阅兵之际，宣布废掉光绪帝。此时的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已被罢官遣返回籍，他能够依赖的人只有维新派的康有为、谭嗣同等手无寸铁的书生。变法进行过程中，光绪帝深感局势严重，皇位甚至生命难保，乃连发密谕两道，命康有为“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康有为认识到形势十分险峻，非兵力不可能保护光绪帝和变法的继续开展。他曾经想通过王照拉拢驻军于直隶芦台的聂士成，作为维新派的军事后盾。被王照拒绝，未果。当光绪帝位岌岌可危、天津阅兵黑云压城之时，康有为想到的救上人物即是袁世凯。他认为：“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知其人与董（福祥）、聂（士成）一武夫迥异，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
于是，康有为转而求助于袁世凯。
维新派对袁世凯还觉得放心不下，袁世凯和西太后的亲信荣禄关系太密切了，袁世凯是荣禄的门生，又是由荣禄推荐主持训练新军，现在，荣禄又是袁世凯的顶头上司，直接节制着袁世凯，怎能保证袁世凯靠得住？在此之前的戊戌六月，康有为曾派亲信弟子徐仁禄到小站“游其幕与之押，以观其情，”此中情形有两种记载，其一为康有为的自编年谱：“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当徐挑拨其与荣禄的关系时，袁以满汉矛盾应之。徐仁禄“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荐之，于是事急矣。”
其二是王照在《方家园杂詠二十首并纪事》中所道：“往小站征袁同意者，为子静之侄义甫。到小站未得见袁之面，仅由其营务处某太史传话，所征得者模棱语耳。夫以死生成败关头，而敢应以模棱语，是操纵之术，已蓄于心矣。”
不论哪一种说法可靠，有一点十分清楚，就是到了帝后两党摊牌的紧要关头，康有为手中已没有救上的第二人选了。
9月11日，康有为代徐致靖上折保荐袁世凯：“臣窃见督办新建陆军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泰西务国兵制及我国现在应行内治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袁世凯昔使高丽，近统兵旅，谋勇智略，久著于时。然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则权轻，呼应不灵，兵力不增，皆为此故。臣以为皇上有一将才如袁世凯者，而不能重其权任以成重镇，臣实惜之。伏乞皇上深观外患，俛察时局，特予召对，加以恩意，并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
对此，袁世凯感激涕零，他致函康有为表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9月11日，光绪召袁世凯来京陛见，14日袁世凯到达北京。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接见了袁世凯。详细询问了新建陆军的情况，袁世凯一一回答。当问及变法时，袁世凯向光绪面奏：“国政腐败，必须积极变法图强，方能有转机”。光绪帝见袁世凯极力赞扬新政，遂大信之，以为得一有力之助手。当天就提升他为候补侍郎，继续专办练兵事宜。次日，袁世凯入宫谢恩，称“臣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悚万状”光绪又夸奖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暗示以后不必受荣禄节制各事。
袁世凯的突然进京以及被皇上超擢为候补侍郎，非常时期的破格之赏意味着的是非常的利用。对此，袁世凯十分清楚，袁世凯明白他此刻已陷入了清王朝的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之中了，自6月份新政推行以来，帝党和后党两派势力日趋势不两立。帝党虽拥有皇上的思眷却毫无实力，并且未免书生气十足。相比之下，后派虽迂腐鄙陋，但却有太后的宠信，并拥有荣禄北洋军和宫内禁卫军的坚实后盾。无论对于哪一派，自己拥有的7000之众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新建陆军都是举足轻重的。他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和重要性。
徐世昌日记载，9月17日晚，他与袁世凯晤谈，同宿法华寺。富有政治经验的袁世凯，断定光绪帝和维新派的力量，是远远敌不过西太后和顽固保守派的。与其效忠光绪帝而白送性命和前途，倒不如投靠后党走升官之途。他与徐世昌都认为：“光绪脆弱，廷臣将帅均为慈信心腹；成败之数，可以预知。与其助光绪而致祸，莫如附慈禧而得功名。”此时何去何从，袁世凯心中有数了。9月18日袁世凯分别拜访守旧王公大臣，表白心迹，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和刚毅、裕禄、王文韶等大臣，表示“自知非分，汗流浃背”，“备述无功受赏，万不克称”云云。甚至对军机大臣王文韶说：“拟上辞疏”，“立意硫辞”。王文韶劝他说：这事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甚谓不可。袁世凯连连自称：“此心怦怦，殊不自安”
但是由于袁世凯手握重兵，地位重要。光绪的召见与骤然提擢，加之，袁世凯平时与维新派人士往来密切，还是引起后党官僚的不安，使得“举朝惊骇”。此时已是警惕万分的荣禄，也迅速做出了反应。荣禄调直隶提督聂士成的武毅军一万七千人进驻天津陈家沟切断袁世凯新军入京之路，以防袁世凯有变；调甘肃提督董福祥所部一万二千人，进驻宛平、长辛店一带，其中—部直入北京，以加强慈禧太后居第颐和园的安全；三次致电总理衙门和袁世凯，谎称军情，说英俄开战，英国军舰多艘游弋在大沽口，要求袁世凯立即返回天津听候调遣；授意御史杨崇伊等到庆王奕劻府，呈递奏请太后训政。上述部署完成之后，北京卫戊军总数超过4.8万人，从山海关至北京沿途驻军即达13．8万余人，总路兵力是袁世凯新建陆军的二十倍。待袁世凯回到小站，才发现这不寻常的气氛，立刻觉察出了事情的复杂性。
自从颁行新政以后，光绪这位年轻皇帝真是朝乾夕惕，日理万机，但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年轻皇帝，在实力强大的后党面前，深感危机日深。9月13日光绪帝在开设懋勤殿的提请遭到慈禧太后的当场否决后，更是忧惧不安。当夜给谭嗣同等下密诏，交杨锐带出。诏书内容如下：
朱谕：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律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又有一道密谕交杨锐带给康有为：
朱谕：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光绪连写两份密诏，着林旭带给外面的康有为，一面向他告急，一面向他求援。其措辞之急切凄惨，是光绪帝此时已有大难临头的预感。
康有为一见诏书，急忙于当晚召集梁启超、谭嗣同、杨锐、康广仁、林旭等人研究援救光绪帝的办法，后讨论的办法是“劝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光绪帝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形势所迫，忠诚刚烈的谭嗣同乃于当晚，径往法华寺，劝袁勤王。
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就是带着密诏，夜走法华寺造访袁世凯。据袁世凯自称当时他“正在内室秉烛拟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室。即索片视乃谭嗣同也。余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乃停笔出迎。渠便服称贺，谓有密语，请入内室，屏去仆丁。心甚讶之。延入内室，叙寒暄，各申久仰见晚周旋等语。”
随之，谭嗣同开门见山，两人为救光绪帝展开讨论。关于他们的对话有两个版本的记载，一个是梁启超在其《谭嗣同传》中记载，另一个是康有为所撰写的《康南海自编年谱》。下面分别摘录于下：
两人寒暄以后，谭问“：君谓皇上如何人也？”
袁：“旷代之圣主也。”
谭：“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
袁：“然，固有所闻。”
谭：“上方有大难”。“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之则救之”；又以手抚自己的脖子说：“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说：“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君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潭：“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色，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答：“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外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
谭问：“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
袁笑而不言。
……
谭说：“荣禄固（曹）操（王）莽之才，绝世之雄之恐不易易。”
袁怒目而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谭嗣同夜走法华寺造访袁世凯的事情在袁世凯的《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是这样的记载：
初三日（9月18日）早，暾谷（即林旭）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起程出京……筹划求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徐世昌）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嘱谭复生（谭嗣同）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袁曰：“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赋臣也。”
从这两则记载可以反映出当时袁世凯已经委婉地流露出了自己不愿附和谭嗣同等人立即发动政变的计划，虽然口头上说“杀荣禄乃一狗耳！”杀荣禄必须有一个重要条件的，就是光绪皇帝必须到自己的营中来亲自下令。袁世凯经过十几年的朝鲜外交生涯的磨炼，他懂得政治上的审时度势、留有余地，对于政治权利上的利害关系，已经认识的十分透彻了。此时他当然知道，在这场帝后两党的政治权利争斗的漩涡中，他的举动直接关系到政治格局的变迁，同时他更清楚自己的命运前途也在这一搏中，所以他肯定会慎重考虑，衡量成功和失败的轻重。一方面是软弱无力的年轻皇帝和几个文弱书生；一方面是政治经验老辣的慈禧太后和军政权臣，而且后党一方有二十倍于己的军队。这些都会被袁世凯考虑在内。在袁世凯看来，康有为的“杀禄围园”计划根本行不通，故当谭嗣同走后，他“反复筹思，如痴如病”。后党大权在握，而光绪当国日浅，再加上顶头上司荣禄与自己的密切关系，以及为了飞黄腾达而苦心孤诣经营的既得利益，这一切都促使袁世凯未成为维新派的同路人，未执行康有为的指令。到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后，袁世凯却并未与维新派站在一起，而是滑入后党的阵营。
而几乎是同一天，由后党策划的戊戌政变已经揭开了序幕，首先是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上密折奏请维新变法不当，请西太后重新训政以转危为安，疏云：
掌广西道监察御史臣杨崇伊跪奏：为大同学会盅惑士心，紊乱朝局，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恭折仰祈慈鉴事：臣维皇上入承大统，兢兢业业廿余年，自东瀛发难，革员文廷式等冒言用兵，遂致割地偿款。兵祸甫息，文廷式假托中愤，与工部主事康有为等号召浮薄，创立南北强学会，幸先奉旨封禁革逐，未见其害。乃文廷式不思悔过，又创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得黄遵宪、陈三立标榜之力，先在湖南省城开讲，抚臣陈宝箴倾言崇奉，专以讪谤朝廷为事，湘民莫不痛恨。今春会试，公车骈集，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幸士子读书明理，会讲一二次即烛其奸诈，京官亦深知其要，遇有贪鄙者依附之，而唾骂者十居八九。不知何缘，引入内廷。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即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臣身受国恩，不忍缄默，再四思维，惟有仰恳皇太后追溯祖宗缔造之难，俯念臣庶呼吁之切，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周谘博访，密拿大同会中人分别严办，以正人心，庶皇上仰承懿训，天下可以转危为安。臣愚昧之见，缮折密陈，伏乞皇太后圣鉴。谨奏。
密折除了攻击维新党和帝党外，特别指出要防止维新党同本人勾结乱政，“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即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当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正来中国访问，京城政坛就开始弥漫着一种即将重用伊藤的气氛。用翰林院编修黄曾源的说法就是:“道路纷纷，佥谓新政需才，有建议借用日本旧相伊藤者。”
这对于慈禧来讲，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如若重用伊藤，慈禧权力势必遭到削弱。慈禧不担心维新派上书言事，却招心他们拿握武装、与外国势力联合。
9月20日清晨，袁世凯向光绪帝请训告别。据袁世凯在他的《戊戌日记》中说：“帝召见于乾清宫，极其慎密，用尽方法，不使其外闻”。光绪帝告袁世凯以所定机密，又付以上谕一道。言及办理钦差事竣，即任为直隶总督，来京陛见。袁世凯奏曰：“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等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人，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
这里袁世凯委婉地流露出了不愿附和谭嗣同等人立即发动政变的计划，他不愿皇上鲁莽从事，以贻后祸，并且希望皇上重新引用稳健派人物主持变法。袁世凯于20日谒见过光绪帝后，已经意识到了局势的紧张，就没有返回寓所，径直赶回天津。据天津《国闻报》载：“练兵大臣袁慰亭侍郎于初五日早赴宫门请训，即于是日出京，乘坐11点40分钟火车，至下午3点钟到津圣安棚”，“同城文武官员咸往迎迓”。
9月20日下午，光绪帝按计划召见了伊藤博文。当时庆亲王奕劻也在场。在召见中，光绪当面称赞伊藤博文:“久闻贵爵大名，今得延见，深感满意。”并表示:“贵国自维新后，庶绩咸熙，皆出贵侯手定，各国无不钦仰，无不赞美，朕亦时佩于心。”
赞美之后，光绪直接提出:“我国与贵国同在一洲，至亲至近。现在我国亦要变法，贵爵可将变法次序详细告知总理衙门王、大臣。”光绪的这句话说得十分直白，就是要通过总理衙门，和伊藤建立一种政治咨询关系。对此，伊藤的回答是:“敬领大皇帝谕旨，如承王、大臣下问，凡有益于贵国之事，外臣尽其所知，倾心相告。”
伊藤的回答也很直接，没有丝毫的推诿之词，一口应承了下来。光绪和维新派这么急迫地要重用伊藤，并且这一切行动都是在慈禧眼皮底下进行的，慈禧不可能束手待毙。
于是，9月21日，慈禧太后决定离开颐和园回到紫禁城皇宫，光绪皇帝慌忙出迎，慈禧不理，径直走向光绪寝宫，将所有奏章都拿走。慈禧怒斥光绪帝“我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手？”光绪“战栗不发—语。”良久嗫嚅道：“我无此意。”慈禧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慈禧迫使光绪下了一道谕旨:
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机。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着各该衙门敬谨预备。钦此。
宣布太后训政，从此，光绪即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处在慈禧的严密监视之下。慈禧重掌政权后，下令捕杀维新派，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六人被押赴宣武门外菜市口行刑，后人称他们为“戊戌六君子”。参与或支持变法运动的人大都被拘下狱，或永远禁闭，或流放边疆。除设京师大学堂这一条以外，一切改革封建弊政的措施都被视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而取消了。随后，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戊戌变法运动，历时103天，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之下宣告失败。
而关于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的争议和告密的骂名，就是在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请袁出兵“杀禄围园”以勤王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9日这一天，到底有没有向慈禧或荣禄告密。以往史学界盛行的观点是袁世凯告密引发了戊戌政变，导致戊戌变法的失败，其说法有两种：一是袁世凯在18日夜送走谭嗣同之后19日就告密；二是荣禄20日接到袁世凯的告密后连夜报京，慈禧于21日发动政变。当然这两种说法都没有确凿的证据。经过史家考证，如果袁世凯19日告密，慈禧太后绝不会拖到两天后再发动政变。而20日荣禄接到袁世凯密报后连夜报京时间上不允许。
那么事实的真实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中去。9月20日回天津后，此时袁世凯尚未告密。9月21日，杨崇伊来到天津，向荣禄回报了太后训政的消息，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泄露，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此事在袁世凯的亲信张一麐的《心太平室集》和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都有记载。
张一麐的《心太平室集》卷八载：
戊戌政变，言人人殊。余据北洋幕府所闻，谭嗣同因西后干政，谋围颐和园，说德宗赏袁世凯侍郎衔，欲令入卫。哀本强学会中人，可为己助。奉旨后入京谢恩，寓海淀旅店。嗣同夜访之。出一德宗墨谕曰:“今日之事如不诺，则以手枪击公，后我亦自尽”。袁云:“皇上所命，无不遵者。但向例皇帝必用朱谕，墨笔尽人可为，不能奉诏”。谭曰:“然则明晚即以朱谕来，不可爽约”。次日召见，德宗示以所命。袁极言母慈子孝为立国之本。退朝有某侍卫大臣拍其背曰:“好小子”。盖西后遣人詷之，而以为立言得体也。袁遂不敢返馆，即赴津至督辕，则见荣禄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而自西后处来之杨莘伯崇伊已在座。袁乃跪求荣为作主。荣曰:“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属君”。送至车中，袁曰“今日之事，皇上处于危地，如皇上有他，世凯以死继之”，荣曰“皇上决无他，其余臣子则不能保”。此数语皆袁所亲告人者。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载：袁世凯被光绪帝提升为侍郎，在京预备召见。
入见后，传闻有旨以文忠（即荣禄）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入京围颐和园。哀谓天津尚有芦台聂士成一军，曾经百战，兵数倍于新建陆军，围园之事，万不敢办。至传旨将直督正法亦恐办不到，或侯九月两宫赴京阅操，相机进行。八月初三，袁探知朝局将变，惘惘回津，文忠佯作不知，迨其来揭，但言他事，绝不询及朝政。袁请屏退左右，跪而言曰:“今日奉命而来，有一事万不敢办，亦不忍办，惟有自请死。”文忠笑谓究系何事，何匆籧之甚?袁袖出一纸呈阅，并观文忠气色行事。文忠阅竣，正色告曰:“大臣事君，雨露雷霆，无非恩泽。但承旨责在枢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愿自首入京，束身司败，岂能凭尔袖中片纸，便可钦此钦遵”。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文忠曰:“君休矣，明日再谈”。
两人所记袁世凯告密的情况基本相同接近，即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是在9月20日晚听到杨祟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的消息后，怕受到牵连故而告密。
事情的经过是，袁世凯9月20日返回天津。一天后，即21日，杨祟伊至天津，向荣禄报告了太后训政的消息。袁世凯拜谒荣禄时，杨祟伊已在荣禄处。荣禄已从杨祟伊处得知太后训政消息，但“佯作不知”，袁世凯刚从北京返回天津，并受到光绪皇帝封为候补侍郎，荣禄心存疑虑。故而见袁世凯时“令卫兵央道罗列”。袁世凯“见卫兵夹道罗列”，又从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而“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袁世凯害怕康有为供出谭嗣同夜访其于法华寺之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维新派“杀禄围园”、劫持太后的兵变密谋和盘托出。
袁世凯告密的内容又由杨崇伊带回北京，慈禧太后才得知维新派围圆兵变的密谋。八月初九日（9月24日）遂有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由于袁世凯告密，清廷大肆搜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谭嗣同拒绝出逃，他向友人表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八月十三日（9月28日），清廷不经审讯即处决“六君子”。
事变之后袁世凯给其兄袁世勋的一封家信，这里详细地谈及了他接受戊戌密旨以及出卖六君子的情形：
弟迭遭慈亲大故，以致销假抵京，困难丛聚一身。盖缘皇上急欲变法图强，擢用康有为、梁启超等一班维新之士佐治改革。康、梁遂立保皇党以资号召，知余统练新军，诱引入党，密奏皇上将余破格超升为候补侍郎。余思保皇本为臣下之天职，慨允入党。其党纲以革除腐败老臣，施行维新新政为宗旨。不料太后在颐和园得此消息，立召荣相并满汉大臣商议，欲废皇上为庶人，另立端王子溥儁以承大统。事机不密，为康、梁所探悉，急奏皇上，降密旨命余提兵围颐和园，将太后软禁，荣禄一帮奸党一律逮捕监禁。弟接旨后颇觉进退两难，不奉诏是欺君逆旨；若提兵软禁太后，是助君为不孝；逮捕荣相，是以怨报德。自问天良，弟无荣相特保，安有今日之势位？若派他人杀之囚之，弟可不问；由我督兵捕之，天理人情均嫌不合。此中委曲，后世明眼人自能谅之。弟彷徨终夜，此种重大机密又不能与幕友磋商，直至天明，决意提兵入京，见机而行。及抵京师，屯兵城外，孑身入宫，面见皇上，授予密诏，捕拿太后羽党，荣相列首名。余只得唯唯而退。行近宫门，正遇荣相入宫，拦路问余带兵来此何事，弟被迫辞穷，只得以实情详告。荣相立带弟入颐和园面奏太后。此非弟卖君求荣，实缘荣禄是余恩师，遂使忠君之心，而被天良所战胜，断送维新六君子之命，弟之过也。皇上遂遭幽居。荣相入京掌理朝政，保弟护理直督兼北洋大臣。但弟资格太浅，断无真除之理。如此反复图功，必受后世之唾骂。若然拘囚太后，后世又将责弟助君为不孝也。
康有为将一切希望寄托于袁世凯一人身上，但结果却大失所望，“至子刻内城开，吾亦入城，至金顶庙候消息，知袁不能举兵扶上，清君侧，无如何，乃决行。”
梁启超有一段话说的非常好，他在《戊戌政变记》中道：“今自谓爱国矣，又多爱身焉，又复爱名焉，及至三者不可得兼，则舍国而爱身名。至二者不可得兼，又将舍名而爱身。吾见世之，所谓温和者，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这段话用来解释百日维新期间的袁世凯是十分恰当的。
关于戊戌告密问题，百年来争论纷纭。袁世凯曾多次否认自己告过密，1913年他对张国淦说：“当时宫廷和天津督署，天天有私人往还，所有秘密，他们知道比我多，比我快，何待我告密?”
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以解决这一问题，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姑且不论告密一事的真伪，而袁世凯没有依照维新派的指示采取军事行动是事实。所以，不管袁世凯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告密，或他对新政变法是否支持，重要的是他在变法关键的时刻没有支持新党，这是慈禧太后和荣禄满意的。9月25日，荣禄奉命进京，袁世凯取得了暂时护理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事务的资格，虽然时间只是短短的10天，但太后对袁世凯的赏识却由此可见了。数天以后．朝廷命荣禄为军机大臣，管理兵部事务。以裕禄代替直隶总督兼署北洋大臣，帮办北洋军务，袁世凯重回小站操理练兵事宜，新建陆军得了赏银4000两。他本人也在三个月以后得到了奉旨入京加赏西苑门内骑马的荣耀。同时，以其勤明果毅，办事认真，练兵三年卓有成效，同年六月，被升为工部右侍郎。
在今天看来，如果我们能够抛却固有的成见，不带感情色彩去进行冷静反思，则会发现，袁世凯的改革方案要比康有为的更为切实可行，更加符合国情，更有利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对于这一问题，下面的两段引文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马士说，戊戌变法失败的理由是明显的。运动是康有为和皇帝两个人的创作，一个是空中楼阁的幻想家，一个是毫无经验的懦弱者，他们只获得在北京和在本省的广东人的积极支持，这一派革命党人的支持在所有其他各省都引起人们对运动的怀疑。在有地位的政治家之中，他们只得到了一个广东人张荫桓的积极支持，张之洞给予一种精神上的赞许，刘坤一却保持冷淡的中立态度。维新的金字塔是倒置的。帝国所有的力量，对于这个运动都消极地或积极地严阵以待。农民要求别管他们的事，商人害怕混乱，士绅阶层对既成习俗的修改十分不满。官吏们对于薪俸与特权的消减惊惶失措，绿营不肯被消灭，满洲旗丁不满于被迫工作的威胁，西太后看到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所有这一切一切的反对，任何维新运动，不论宗旨怎样美好，原则怎样崇高，是一定要归于失败的。
法国史学家高第说，维新派的错误就是在太短的一个时期内使中国全然改观，要同时把所有的政权机构都抓在手里，要一举而肃清所有的弊端。在中国的外国报纸是同情维新党的——维新党的计划太轻率了，太危险了，袁世凯的迟疑陷他们于失败和死亡的深渊，皇帝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等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9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这样它就暂时被扼杀了
一个拥有数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度要过渡到民主阶段，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到位的，而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方能完成。将外国的民主模式强加给中国，而缺乏对政治民主化阶段性的深刻认识，其结果只能是在社会需要时，一切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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