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5532029
（一）斯大林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历史巨人，他将苏联建成了世界上*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是随着他地位的提高，他的权力欲膨胀，大搞个人崇拜，铲除异己，给苏联党和国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客观、一分为二地看待斯大林，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本书很好地做到了客观、一分为二地展示斯大林充满争议一生，是一部关于斯大林和早期苏联历史的优秀作品。
（二）权威专家的著述。作者戴隆斌现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长期从事苏联史、斯大林模式、当代俄罗斯问题的研究。他笔下的斯大林，个性鲜明，栩栩如生。
（三）了解斯大林生平的通俗读本。本书是普及性的读本，以通俗易懂、有亲和力的语言，客观描述斯大林的一生，给读者展示了一个血肉丰满、生动形象的历史巨人形象。
（四）作者的创作严谨而执着，对文本的追求精益求精。本书不是短时间写就的，从初稿到定稿，前后花费了近20年，几经增删、修改。作者还搜集了大量*手资料，力求展现出一个*完整、*真实的斯大林。
（五）图文并茂。书中精选了数百幅不同时期与斯大林有关的历史图片，并附注了详细、准确的图片解说文字，图文并茂地讲述了斯大林的伟大一生，使作品具有很好的史料性、资料性和可读性。
（六）阅读本书，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读懂斯大林，我们可以从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特点，以及他观察、分析、处理问题的方法中，获得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有益的启示。结合当下我们的国内国际形势，可以更加客观地看清历史和现实，帮助我们观察，指导我们思考，促成我们进步。
本书是一部既严谨又通俗的斯大林传记，全方位描述了斯大林这位苏联早期领导人一生的重要活动。
斯大林是20世纪上半叶的风云人物，他对苏联的建设，对很多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乃至整个世界历史，都有巨大影响。
斯大林从小失去父爱，具有鲜明的较为叛逆的性格，以及敢于冒险、勇于斗争的个性，这是他此后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继承人的重要条件。他的个性，使他在苏联治国、治党、治军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历史功绩，留下过辉煌，但也带来了苦难。他是一个不乏魅力而又极富争议的历史巨人。
本书作者为中央编译局资深专家，长期研究苏联史、斯大林模式、当代俄罗斯问题，力求用*的材料和观点，客观公正地展现斯大林的一生，还历史及历史人物以本来的面目。书中所选大量的历史图片，丰富了作品的内容，具有很强的史料性、资料性和可读性。
第一章 风雨飘摇
库拉河畔话沧桑
神父之梦
初出茅庐
短暂的甜蜜
离别故土
崭露头角
极地的雪寒
第二章 在震撼世界的年代
对动荡的感悟
言过其实
历史的机遇
弹雨时节
第三章 变革与分歧
危机后的选择
总书记之路
树欲静而风不止
故乡的抗争
最后的遗愿
不幸而言中
第四章 拾级而上
暂时的沉寂
多数派的围攻
二重唱
无原则的联合
后遗症从这里开始
第五章 自上而下的革命
集体化：一个神话
繁荣的背后
和阿利卢耶娃在一起的日子
斯大林的危机
基洛夫死亡之谜
震惊世界的大审判
盲目的崇拜
第六章 纵横捭阖
烟幕下的交易
传统的扩张
暴风雨来临前
被逼到台角的拳击手
来自盟国的援助
渡过难关
历史的宠儿
挺进欧洲
从雅尔塔到波茨坦
第七章 斯大林晚年
恢复与重建
“日丹诺夫消毒水”
列宁格勒案件
从“蜜月”到对峙
“一边倒”的前前后后
晚年的“发现”
斯大林逝世
附录一 斯大林年谱
附录二 文献举要
后 记
序
李宗禹
这是一部既严谨又通俗的传记，全方位地描述了斯大林在各个时期的革命活动。但这部传记与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写成的《斯大林传略》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著作不同，也与那些全盘否定斯大林历史功绩的著述不同，作者力求用最新的材料和观点，剔除那些有意夸大斯大林功绩甚至歪曲历史事实的内容，客观公正地展现斯大林的一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这项工作是不容易的，也是很有益的。实事求是地介绍斯大林的生平及其活动，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研究斯大林及其所开创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从“二战”后苏南冲突算起，至今已争论了半个世纪。1956 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进行了一次重大冲击和批判，但是由于这次批判浪潮大多只涉及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破坏法制的问题，并未深入触及斯大林模式的一些根本问题，因而谈不上突破斯大林模式。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在苏联实行“全面改革”，似乎是要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而代之以别的什么社会主义模式，但改革却导致了庞大的苏东社会主义体系的彻底解体。
导致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训也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认为，当前研究工作的着眼点应当是找出一些带根本性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总结出国际共产主义的经验和教训，才能总结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遭到失败的原因。现在我国的许多研究工作者已经得出了一个共识：要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必须用科学态度研究斯大林时期创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就是说，必须研究和探讨对苏联、东欧以至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理论和实践，找出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征及其症结之所在。
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写过不少文章和论著，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了探讨。综观以前的研究，我认为斯大林模式至少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1）在所有制方面，推行全盘国有化和集体化。国有化和集体化是斯大林模式的经济基础。国有化实质上是一种国家垄断制，即在工业、银行业、运输业、商业等一切领域，不分企业大小，不分经济命脉和非经济命脉，统统由国家实行垄断，收归国有；在农业方面，急风暴雨般地强制推行集体化，消灭了个体农民。正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说的，到1936 年，苏联已完全消灭了私人工业，社会主义体系已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获得了胜利，建立了集体农民和国营农场，全部商品流转已集中到国家和合作社手中。总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确立起来了。这是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主要根据；而且按照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不能长期存在两种所有制形式，应该进一步将集体所有制变为国营农场，使全社会变成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样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了。
（2）在经济体制方面，实行高度集权的决策机制、经济管理机制和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完全排斥市场经济机制。国家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直接组织生产和分配。一切大小经济决策，均由国家统一决定。资金由国家统一划拨，物质由国家统一调拨。物价、服务收费、工资均由国家统一规定，甚至家庭和个人的消费实质上也纳入国家统一计划之内。中央的计划具有强制性、命令性，“计划就是法律”。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和各企业，都必须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计划无所不包，资金来源、物质供应、生产数量和品种、销售等等，均由国家统一编制和规定指标，按部门或地区逐级下达。各经营单位的任务就是完成国家规定的指标，各生产单位只对上级下达的任务负责，至于产品是否符合市场需要，
则与它们无关。
（3）国家强制、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是保证全社会各种经济机构、生产和管理部门能够切实运转的主要方法。这种方法是适应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而产生的，是这种体制合乎逻辑的结果。从苏联20 世纪30 年代强制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4）采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式。从20 世纪20 年代末起，
斯大林中断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回到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路线，并且向前发展了这条路线。“直接过渡”的方针要求优先发展重工业，急速实现超工业化的计划，并把农村变成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和积累的源泉。因此，实行暴力剥夺农民的政策，绝对的集权制也应运而生。
（5）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的高度集中是与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相适应的。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领导机构，而党的领导机构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党的领袖集团，领袖集团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斯大林个人手中。这是斯大林政治体制的最大特点。在这种体制下，以党代政，党直接插手管理国家事务，苏维埃和国家机关失去了相对独立性，权力机关的权力流于形式，党的最高领导层不仅成了全党的最高决策机关，而且实际上成了国家的最高决策机关。党内缺乏民主，导致社会缺乏民主，特别是党内和社会对党政领导人物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党的领导人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凌驾于党之上，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个人集权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实行严格的集中的控制，往往把学术问题、学派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乱贴政治标签，开展政治大批判，结果造成“万马齐喑”、舆论高度一律的局面。
斯大林模式的这些特点，无疑是与斯大林的理论构想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理论构想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速成论”。在斯大林看来，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多数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可以加速建成。他认为，只要建立几种“制度”，社会主义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在经济制度方面，没收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使之变成国有财产，确立国家所有制，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在政治制度方面，推翻了资本家政权，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把它交给苏维埃，社会主义高度民主也就实现了。在政权建设方面，只要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之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社会主义就将成为不可战胜的了。在分配制度方面，只要宣布“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也就基本上实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斯大林看来，只要实现了上述标准，社会主义也就建成了。斯大林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到1936 年，他就宣布苏联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1939 年又认为党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1952 年宣布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已经完成”，已处在“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
第二，“空地上创造经济形式论”。斯大林说：“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在较为现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已经具备时开始发生的，这种形式在公开革命以前就已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并成熟了；无产阶级革命却是在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没有具备或几乎没有具备时开始发生的。”
“由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
而且他把创造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说成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来行事的。在斯大林看来，只要在“空地上”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创造出了社会主义形式，变革了生产关系，实现了所有制方面的全盘公有化，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实现，也会使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至于创造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是不是符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那是不需要加以考虑的。
第三，“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论”。这是斯大林从20 世纪20 年代末就逐渐形成的一种理论。斯大林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将会愈来愈尖锐化，或者说，社会主义愈是取得成就，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采取愈加尖锐的形式。根据这种理论，斯大林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说成是敌我矛盾，
到处抓“人民的敌人”，发动大规模的“大清洗”运动，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在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甚至自然科学等领域，接连不断地搞“大批判”运动，无端上纲上线，戴政治帽子，进行粗暴打击。凡此等等，至今仍然给人们留下难以忘却的印记，给社会主义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第四，“行政手段万能论”。在斯大林看来，依靠行政手段可以解决国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问题。因此，他把党政军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依靠自己手中的无限权力指挥一切，决定一切。
总之，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有其鲜明的特征，它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列宁晚年的设计和初步实践的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是一种独具特色的高度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也可以说是由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理论模式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模式，是一个互相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经济模式是涵盖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整体。政治模式是涵盖党的领导制度、政治结构和政权运行机制的整体。理论模式是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的理论反映和指导思想。
斯大林模式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形成的。不可否认，这一模式对苏联实现工业化、备战和发展科学技术等方面有过巨大的历史功绩。但是，从它运作了半个多世纪的整个历史来看，这一模式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是不成功的，因为它的整个运行机制和体制缺乏活力，缺乏生机，不能进行自我调节，制约了人民群众积极性的不断提高，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因而它的失败也绝不是偶然的。
戴隆斌同志的《斯大林传》，文字流畅，结构严谨，观点明确。书中所引材料经过反复甄别，真实可靠。虽然是一部通俗性的传记，但文中贯穿着对斯大林模式形成、发展的阐述，字里行间浸透着作者对这一模式的理性思考。实际上，
这也是作者多年来对这一问题积累材料、思考的成果。当然，为了便于一般读者阅读，作者不可能花很多笔墨从理论上对斯大林模式作详尽的描述。但是，读者从作者对斯大林一生的革命活动、斯大林的家庭及其性格描写中，会对斯大林个人、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比较正确、客观的认识和评价。我想，这本书的目的也就在于此。
库拉河畔话沧桑
距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76公里，有一座古老的小城，叫哥里。它位于库拉河一处的河谷之中，环绕一座小山，平平的山顶上立着一座堡垒，山脚下是一个小村庄。这里有远近闻名的葡萄园、果园和麦田。银光闪闪的库拉河，水很浅，
静静地流着。这地方以美妙的葡萄酒和一座古教堂著称。它的酒是金黄色的，那座教堂是格鲁吉亚的古典建筑，里面有11 世纪的壁画。哥里是古希腊人所说的科尔吉斯州的一部分。据希腊神话传说，忒萨利亚王子伊阿宋曾率领亚尔古的英雄们来这里寻找金羊毛。1879年12月9日（俄历，公历21日），斯大林就出生在这个风景秀丽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古城。
斯大林的父亲维萨里昂•伊万诺维奇•朱加施维里出身于第比利斯附近的迪迪- 里洛村的一个农奴家庭。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废除农奴制后，
维萨里昂一家才于3 年后（格鲁吉亚农奴制的废除要比俄罗斯本土晚3 年）获得自由。维萨里昂起初在阿德尔汉诺夫皮鞋厂当学徒，不久来到哥里，进了一家皮鞋作坊做工。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位前农奴的女儿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格拉泽并同她结了婚。他们在哥里大教堂附近的一所破旧房子里安了家。他们的全部家当是一张小桌子、四条凳子、一个小碗橱、一面镜子、一只存放衣物的箱子和一张铺着草垫子的木板床。房子共有两个房间，主室大约15平方英尺，
只有一个窗户，地板是用砖铺成的。另有一个用作厨房的凹形小间。
在这所房子里，叶卡捷琳娜生了四个孩子，但前三个孩子不幸夭亡，只有第四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孩子活了下来。父母给他起名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但他的母亲总是疼爱地称他为“索索”。后来，索索自己改姓氏为斯大林。
格鲁吉亚有一句俗话：“每个皮鞋匠都是酒鬼。”斯大林的父亲也不例外。他嗜酒如命，常常喝得酒醉醺醺，他那做皮鞋匠得来的微薄收入，大都用去喝酒了。喝醉酒的父亲性情变得更加暴烈，蛮不讲理，索索和母亲常常遭到毒打。索索也因此学会了使用心计，避免和喝醉酒的父亲照面。平白无故地挨打使索索变得越来越倔强，并也学会以暴力来保护自己和母亲。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一次与父亲谈起他的童年时，父亲告诉她，在一个一家之主嗜酒成癖、半文盲的贫穷家庭里，打架、相骂是常事，为了保护母亲，他“有一天还将一把刀子朝老子身上扔了过去。老子于是大喊大叫去赶儿子，邻居把儿子藏了起来”。
1885年，斯大林5岁时，父亲又回到了阿德尔汉诺夫皮鞋厂做工，虽然与家庭未断联系，但经济上对斯大林母子二人已无所接济。叶卡捷琳娜只得夜以继日地拼命干活，勉强养家糊口。她为富人家洗衣服、烤面包、彻夜加工服装，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儿子免受饥寒。也就在这时，斯大林得了很重的天花，好不容易才活了下来，但脸上永远留下了明显的麻子，所以宪兵队后来在斯大林“特征”一栏里每次都写着：“麻脸，有瘢痕。”
家庭的不和，父亲那种残暴、毫无温暖可言的行为，给斯大林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神父之梦
斯大林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但没有什么文化，仅能“马马虎虎写自己的名字”。她是个很有原则的女人，很固执，也很严厉，有时也揍自己的儿子，
但与她的丈夫那种平白无故的揍不同，她的揍是出于母爱，她想让自己的儿子长大后出人头地。叶卡捷琳娜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让儿子将来能成为一名神父。在当时，做神父无疑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职业选择，因为按规定，传教士可以结婚，掌管某个教区，进而可以步步高升，在替上帝效力的同时，可以享受到梦寐以求的安逸生活。
1888年，叶卡捷琳娜把儿子送进了哥里教会小学。除了学校当局每月发给贫困学生的三卢布助学金外，为了维持儿子的学业，她还设法在学校为教师们洗洗衣服、做清洁工，每月可挣得10卢布。但斯大林的父亲对此并不以为然。维萨里昂想让儿子继续走自己的路，将来也成为一名鞋匠。有一次竟然对妻子大嚷大叫：“你想让我的儿子当上大主教吗？痴心妄想！我是个鞋匠，我的儿子也只能当个鞋匠，他不会比当鞋匠有更大的出息了！”维萨里昂真的去了学校，把儿子强行带走，并送进了阿德尔汉诺夫鞋厂当童工。叶卡捷琳娜不顾一切，到鞋厂把儿子领了出来，又送回了学校。1890年，维萨里昂在一次酗酒后的打架中被人用刀子捅死了。父亲的去世，对斯大林一家并未带来什么影响。据斯大林小学时的同窗好友约瑟夫•伊雷马什维里回忆说：“父亲英年早逝，对儿子是完全无所谓的事。被他称作父亲的这个人的死，没有使他失掉任何东西。”也就在10岁或11岁时，斯大林被马车撞倒，左臂肘关节受了重伤，伤口发炎溃烂，差点死掉。“我不知道当时是谁救了我。”斯大林后来说，“也许是由于我健康的体格或是那个乡下医生的膏药，总之我好了。”这就是斯大林告诉他妻子的姐姐安娜•阿利卢耶娃有关肘部不易弯曲和左臂较短的原因。安娜在1946年于莫斯科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了此事。由于这点小小的残疾，斯大林在1917年初被宣布免服兵役。
从1888年9月至1894年7月，斯大林在哥里小学读了6年书。他通常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之一，记忆力非凡，上课听讲时聚精会神，从不漏听一字一句，
学习功课几乎不费什么劲，作业完成得干净利索。他在完成神学功课的同时，也读了不少其他方面的书，如格鲁吉亚作家达•乔恩卡泽的中篇小说《苏玛尔城堡》，还有恰夫恰瓦泽、阿•策烈铁里等格鲁吉亚作家的长诗和小说，但最使他感兴趣的是亚历山大•卡兹别吉写的一篇充满浪漫色彩的短篇小说《弑父》，它取材于1845年格鲁吉亚山民反对沙皇压迫的真实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勇敢、机智、善于战胜任何困难的英雄柯巴，他拯救了一对年轻的恋人，为反对沙皇在高加索的总督沃龙佐夫伯爵的军队而进行战斗，最后杀死了叛徒吉尔戈拉……斯大林特别崇拜柯巴，“柯巴成了索索的偶像和理想的化身……对于索索来说，柯巴就是神，就是生命的全部真谛。他决心要成为第二个柯巴，成为像柯巴那样的斗士、英雄和著名人物。索索认为柯巴将在他身上复活。此后，索索就开始称自己为‘柯巴’，
并要求同学们也这样称呼他”。
斯大林虽然体格瘦小，但很结实，强壮有力，是学校最优秀的摔跤手。他的老师和同学回忆说，斯大林天生机敏而任性，有着强烈的报仇心理。当一个最不受同学们欢迎的教师走过去之后，他就带头起哄，在这位老师背后吹口哨，说些讽刺挖苦的话。他有时候挑动同学们打架，当事情发展到要受处分时，他却几乎总是不被发觉。他总是能使那些听话的同学围着自己转，使他们按照他的指示去抱打不平。有一次学校的一位学监带领高年级学生去郊游，路上有一条较宽的溪流，斯大林第一个跳了过去，而学监因害怕落水，让一个学生把他背过去。斯大林对那个学生说：“你是驴子吗？就是上帝我也不会让他骑我，更别说小小的学监了。”斯大林的这种“胆大妄为”和“足智多谋”自然赢得了同学的敬重，他也开始在同学们中间树立其“领袖”形象。
尽管如此，1894年6月，斯大林还是获取了全优文凭，轻松地考取了第比利斯正教中学，并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
第比利斯正教中学是一所奇怪的学校，看起来像座兵营，由严厉的教士严格地管理着。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日夜待在学校里，一律早7时起床，然后是晨祷、吃早点，上课到下午2时，下午3时进午餐，5时点名、晚祷，8时进晚餐，
上自习，10时就寝。连节假日都要做三四个小时的祷告活动。学生只有得到特殊允许才可以外出一两个小时，但必须在下午5时校门关闭前返校。学生哪怕只是犯了小过失，也要在地下室的一间小黑屋子里关禁闭。学校不允许学生到非教会的图书馆去借书，只有经过修道士认可的作品才可阅读。修道士们经常侦查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搜查他们的行李，偷听他们的谈话，稍有怀疑，就向校长告发。而且学校也鼓励互相告密。对于穷困学生来说，学校生活尤其艰苦，因为二三十个人挤在一间宿舍里。
伊雷马什维里回忆说：“学校生活既悲惨又单调，昼夜锁在兵营式的屋子里，
我们感觉自己好像是囚犯，没有犯任何罪行，却必须在那儿待许多年。我们大家都很沮丧和忧郁……当青年人的气质偶尔表现出来时，就立刻受到教士和班长的压制。沙皇政府……禁止我们阅读格鲁吉亚文学和报纸……他们害怕我们受到我国自由独立的思想的鼓舞，担心我们年轻的灵魂会受到新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感染。
斯大林入学以后，最初一两年留给老师的印象显然是一个用功听话的学生。第一年，他在全班名列第八名；第二年，名列第五名。他曾对新旧约全书产生过真正的兴趣，力求领会只有上帝才是无所不爱、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知的思想。学校也开设数学、希腊语、拉丁语、俄罗斯文学和历史等课程，但这些并未使他的求知欲得到满足。入学后不久，斯大林就加入了一个秘密的自学小组，小组负责人由高年级同学捷甫达里阿尼担任。尽管学校有严厉的规章制度，但他们还是偷偷地把禁书带到学校里，在课外甚至在课堂上秘密阅读。当时，第比利斯有一个流动图书馆，斯大林就从这个图书馆里借书。他读的作品不仅有格鲁吉亚的诗歌，也有俄罗斯和西方的经典著作，如达尔文的《人类的起源及性的选择》、雨果的《海上劳工》和《九三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果戈理的《死魂灵》、勒图努的《民族文学发展史》等。
这时的斯大林似乎变了一个人，他性格内向，举止谨慎。他的同学瓦诺•克茨霍韦利回忆道：“这时索索同学的性格完全变了，童年的活泼好动成了过去的事。他少言寡语，似乎非常内向。他放弃了那些童年的幼稚活动，总是手不释卷地躲在角落里一人读书。”
他讨厌同学们跟他开玩笑，动不动因此就大发雷霆。当年与斯大林一起在格鲁吉亚从事革命活动的战友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有一次与斯大林的中学同学谈起斯大林的中学生活，这位中学同学对奥尔忠尼启则说：“对柯巴简直开不得玩笑。这是一个古怪的格鲁吉亚人：他不懂得什么是玩笑，对那种并无恶意的话他竟然常常用拳头来回答。”
在同学中就某一问题进行辩论时，斯大林是佼佼者，他比许多同学知道的东西多一些，能够顽强而巧妙地提出自己的论点，而且他渴望压人一头，绝不轻易地忍受别人超过自己。这一点也在别的方面表现了出来。他不甘只作为一名自学小组的成员。在参加以捷甫达里阿尼为首的自学小组后不久，他就自己另行组织了几个小组并自任领导人。
大约在1895—1896年期间，这时斯大林也就十六七岁，正是天真烂漫并富有想象力的年龄。他把自己的憧憬写成几首诗，发表在第比利斯文学杂志《伊维利亚》（格鲁吉亚的古称）上。其中的《致明月》，是一首热情奔放的抒情诗，歌颂为反抗外国压迫者而牺牲的格鲁吉亚烈士们。诗中写道：
你不知劳累一如既往，
巡行在乌云笼罩的大地上，
用你那银色的清辉，
把浓浓的黑雾驱散。
你的微笑是那么柔美，
你俯瞰的大地还在沉睡，
卡兹别克的冰峰直插天外，
你的催眠曲叫它陶醉。
但是你要永远牢记，
有人虽然遭受压迫和毁灭，
却有着一腔强烈的希冀，
要与姆塔茨明达一争高低。
你照亮黑沉沉的苍穹，
迸射出淡淡的光辉，
像以往那样优柔和婉，
映照故土的山山水水。
我向你敞开心扉，
我向你举起双臂，
我看到明月皎洁，
思潮重又起伏澎湃。
他早年的几首诗带有儿时的纯朴，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他在一首名为《早晨》的诗里写道：
玫瑰花蕾绽开了，
在紫罗兰旁依偎，
微风惊醒了铃兰，
花朵向青草低垂。
云雀飞得高过白云，
歌声在蓝天里飘荡，
树丛里夜莺啼声呖呖，
给孩子们把歌儿轻唱：
“我的格鲁吉亚，愿你兴旺！
愿和平降临祖国大地上！
朋友们啊，要好好学习，
为我们的祖国增添荣光！”
根据学校的记载，教士们只是在斯大林入学后的第三年才发觉，这位刻苦学习经文的好学生也在违反校规。1896年11月，学校助理学监穆拉霍夫斯基在学生品行登记簿上写道：
看来朱加施维里有一张廉价出租书刊的图书馆的借书证。今天，我没收了维克多•雨果写的《海上劳工》，在书里发现了那张图书馆的借书证。
校长格尔莫格尼斯在这个报告上批道：“罚他长期禁闭。上次我已经为雨果的《九三年》一书警告过他一次了。”
1897年3月，穆拉霍夫斯基又在品行登记簿上写了如下一段话：
上午11 时，我从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手里没收了勒图努写的《民族文学发展史》，这本书是他从廉价图书馆借的……当时朱加施维里正在礼拜堂楼梯处看这本书。这已是第十三次发现该学生阅读从廉价图书馆借来的书了。
这一次犯规离第一次仅仅4个月，这一次校长仍命令说：“罚他长期禁闭，并给予严重警告。”
在这一时期，斯大林虽然已失去了对东正教的信仰，但对于自己未来将走什么路，心里还是不很清楚。在当时，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展很快，在全国各地涌现出了许多革命家，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要求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进行社会革命。外高加索虽然处于俄国的南部边陲，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也还是在那里有所展开。1892年，“麦撒墨达西”社成立，它是第比利斯首批社会民主党小组之一，主要创始人是诺伊•饶尔丹尼亚、谢•齐赫泽、格•策列铁里和西尔维斯特尔•吉布拉泽。它所以取名为“麦撒墨达西”
社（第三小组），是为了区别于“麦奥里达西”（第二小组，这是19世纪80年代曾领导格鲁吉亚知识界的一个进步的自由派组织）和“皮尔维里达西”（第一小组，曾受到格鲁吉亚贵族中开明人士的支持，19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主张废除农奴制）。1903年，“麦撒墨达西”社成员集体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呢？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据《斯大林全集》第1 卷后面所附年表说：“1895年，斯大林和当时被沙皇政府流放到南高加索一带的俄罗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秘密小组建立了联系。”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在回答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问题时说：
“我不能说我从6岁起就已经倾向社会主义了，甚至也不是从10岁或者12岁。我参加革命运动是从15岁开始的，那时候我和当时居住在南高加索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秘密小组发生了联系。这些小组对我有很大影响，使我对秘密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发生了兴趣。”
但据一些学者考证，此说在时间方面不可全信。所说“流放到高加索一带的”或“居住在外高加索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指的是斯大林的同学瓦诺•克茨霍韦利的哥哥拉多•克茨霍韦利。拉多曾于1893年12月与第比利斯正教中学的同学举行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罢课，此次罢课导致87 名学生被学校开除，拉多是其中之一。在被开除出后不久（1893年底或1894年春），拉多被驱逐出格鲁吉亚，到了基辅，在那里同一些社会主义者的秘密小组有了接触， 1897年才潜回第比利斯，过着隐蔽的职业革命家生活，印刷、散发非法小册子和传单，并参加了“麦撒墨达西”社。通过瓦诺，斯大林才结识了拉多，并在拉多那里阅读过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而斯大林是在拉多被驱逐出格鲁吉亚后几个月才考入正教中学的，考入中学时就快15岁的斯大林不可能接触马克思主义革命家。
但不管怎么说，斯大林后来同激进的职业革命家有所接触，并受到他们的影响。这些革命家中，除拉多外，还有西尔维斯特尔•吉布拉泽和萨沙•祖鲁启则等人。吉布拉泽是“麦撒墨达西”社的领导人之一，1885年由于袭击了曾说过格鲁吉亚语是“狗语”的第比利斯正教中学校长丘杰斯基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从此走向了革命道路。祖鲁启则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投身了革命斗争，是“麦撒墨达西”社中一个颇有名望的文人，经常为格鲁吉亚两家大型报刊《犁沟报》和《伊比利亚》撰搞，大力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写过一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通俗著作，但他于1905年6月患肺病去世。斯大林对他怀有感激之情，并在1927年时，要求把祖鲁启则的论文编辑成册出版，作为对他的纪念。
这些革命家的思想和活动，激发了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使他也逐步走向革命道路。1898年8月，斯大林加入了“麦撒墨达西”社。他参加该社时，
正值带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温和派（多数派）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左翼少数派激烈论战的阶段，斯大林加入了左翼少数派，不久便负责一个工人学习小组。他的任务是给一些烟草工人、泥瓦匠、鞋匠、织工、印刷工和马拉有轨车售票员讲授社会主义。每次集会都聚集在拥挤的窝棚里，房间里充满着刺鼻的马合烟气味和汗臭味。门外一个人放哨，以免遭到警察的袭击。给工人讲课，对这个年仅19岁的革命者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因此他十分兴奋。但每次这样的集会后，他必须匆匆赶回学校，向教士进行解释，为自己长时间不在学校找借口，
然后装成虔诚的样子，到教堂去同其他人一起进行祈祷。
既是一位革命者，又是中学学生，这种双重意义上的生活使斯大林处境很难堪。他决心摆脱这种处境。1899年5月29日，斯大林从第比利斯正教中学不辞而别，六七月间，学校以“无故不参加考试”且“原因不明”为由作出了将他开除的决定。但斯大林本人后来坚持说，他被开除是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全集》《斯大林传略》等出版物也都坚持此说。而斯大林的母亲1930年与美国记者H.R. 尼克博克谈话时争辩说：“索索一直是个好孩子……他没有被开除。由于他身体不好，我才把他接回家的。他进中学时15岁，可身体像小伙子那么棒。可是，由于过分用功，他19 岁时身体垮了。医生对我说他可能患了肺病，
于是我把他从学校领走了。他不想离开学校，是我把他拖走的。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呀……”
这段充满感情的诉说包含了一颗破碎心灵的自我安慰。曾几何时，叶卡捷琳娜梦想让儿子成为一名神父，可儿子中学没毕业就离开了学校，她的梦想永远地破灭了。除了对儿子的这一点点企盼，她一生没有太多的奢望，也没有什么嗜好，生活简朴。后来斯大林当上了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事业成功了，他曾力劝母亲搬到莫斯科去住，她也曾在克里姆林宫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但她“蔑视他的成就，看不起热闹场中的喧嚣和世俗的荣华富贵”，还是回到了她那熟悉的格鲁吉亚老家，过着那安静、没有排场的生活，当一个简朴、虔诚的老太婆。她晚年很孤独，她溺爱的儿子实际上已离开了她的生活。自从斯大林15岁离开家到第比利斯去上中学后，他每次回家看她的时间都很短。斯大林走上革命道路、功成名就以后，他虽然经常给母亲写信，但很少回家看母亲。在母亲临终前不久，斯大林回过一次家。她对儿子没能当上神父还耿耿于怀，她婉惜地对儿子说：“你没能当上神父，真可惜！” 1936年，叶卡捷琳娜带着这个遗憾在格鲁吉亚去世，
终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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